美传统智库路在何方

近日，专长于军事研究的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面临尴尬境地，曾在此任职长达22年的主席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Andrew Krepinevich)和华盛顿地区最优秀的国防预算分析专家陶德·哈里森(Todd Harrison)相继离任。随着人才流失和固定经费日益减少，以该智库为代表的、依靠政府拨款生存的美国传统非营利组织，正面临新挑战。

智库面临时政考验

“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是美国最优秀的国防预算研究型智库。它所出具的报告是该领域政府官员、研究者和媒体的必读之选。但是，2011年，该智库所得经费是460万美元，2013年只有260万美元。随着政府经费日益减少，该智库不得不寻求他路。出路之一就是一再降低标准，为更多的企业开展相关领域的咨询工作，致使公司咨询费收入从2011年约25万美元上涨到2013年220万美元。

近日，美国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国际政治教授丹尼尔·W. 德莱茨纳(Daniel W. Drezner)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表示，智库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存在并发挥作用超过百年。然而，近15年来，两个重要的转折点让美国智库的蓝图发生改变。一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对外交政策领域研究成果需求量大增，外交政策型智库大举扩张规模，人员和经费都不断增加。二是2008年金融危机，让这一批过度扩张的智库陷入财政危机，迫使这些智库寻求非传统的经费筹集方式，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其不得不改变发展模式。

金钱扭曲研究成果

德莱茨纳在文章中强调，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怀念20世纪90年代的黄金时代，当时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能够听取传统基金会(Heritage)的建议，几家老牌智库在很多重大决策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话语权。然而，智库的改变早已开始。其中，好的改变是智库开始重视对年轻分析人员的培养，而不仅仅依赖半退休的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其对象也不仅仅是政策精英，开始有更广泛的关注群体。而坏的改变则有不少，例如，越来越跟从国家的政治两极化，金钱的影响力量日益强大，等等。

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首席执行官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ele Flournoy)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传统智库的经费来源日渐干涸，不可避免地转向其他经费来源，主要有外国政府、大型企业的资助。而这些资助不可避免地会让智库资金日益缺乏透明性，扭曲了智库的研究成果，甚至有些后果比单纯的腐败还要严重。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研究员丹尼尔·普莱卡(Danielle Pletka)表示，金钱是束缚和塑造智库行为的因素之一，资金赞助者对于研究成果限制很大，如果不满意结果就会撤资。弗卢努瓦还表示，越是大规模的智库，越是存在日益严重的创新问题。经费是一个限制原因，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研究人员对名利的追逐，他们甚至对提出好的但对其仕途无利的政策建议没有兴趣。

智库迎来多种竞争

德莱茨纳认为，智库最擅长的并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研究和政策建议，而是收集和整合资源的能力。智库能够组织各种会议、论坛和活动，其中充斥各行各业的人物，而政府出于各方面原因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他表示，智库最大的功能是“信息交换的场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学者齐妮亚·维科特(Xenia Wickett)表示，她在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时，从国外政府官员那里得到的信息与其后来作为智库人员所得到的信息完全不同，后者显然内容更加丰富，智库可以成为官员和非正式代表之间非常有效的沟通桥梁。

过去，只是智库间独立的相互竞争。而在如今的大环境下，智库需要与高校、法律顾问公司、咨询公司、慈善机构等展开竞争。但竞争有时也能够带来合作。例如，智库和大学的合作不算是新鲜事，但是近年来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智库可以将大学校园内产生的研究成果更好地传播和实践。

近日，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和塔夫茨大学佛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共同宣布，将展开包括人员交换、共同项目、举办研讨会以及多媒体领域在内的深层合作。该合作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首次。根据权威机构排名，大西洋理事会位列美国着名智库第16名，而佛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则在对外政策领域位列第5名，该合作基本属于强强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