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格局中的“三国演义”：民粹与恐怖将把世界推向何方

一

分析天下大势时，“三”是一个神奇的数字。

当年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足不出户便三分天下，指出了当时中国军事、政治格局走向，这也成为指引刘备创业的战略规划方案。最终，时局也如诸葛亮所料，中国的确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刘备也如愿成了一名皇帝。

在对当今世界格局做分析时，也往往会出现“三”。

1920年代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分析中国未来形势时，着名儒家学者梁漱溟就提出一个“三系文明”说（《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认为，文明的核心是如何面对和处理人类的欲望，按对欲望的处理方式的不同，人类文明可分为三系：中国文明、欧美文明和印度文明。

欧美对待欲望，充分认可并努力满足。满足欲望需要向外进取，获得满足欲望的物质财富。所以欧美是向外的纵欲的文明；印度则相反，完全否定欲望的存在，而致力于向内进行各种心性修炼。所以印度是向内的禁欲的文明；而中国则处在两者之间，既不纵欲，也不禁欲，而是有所克制地承认和满足欲望。所以中国是一个理智文明。

基于这样的分析，梁漱溟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指出了方向，认为中国文明必然会战胜欧美文明，并最终一统世界。梁漱溟实际上也是历史终结论者，只是在终结点上与后来的福山不同，他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中国文明，福山的终结点是现代欧美文明。

1990年苏联崩溃后，主导世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结束了，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形势将会如何发展，就迅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在这个问题的分析上，出现了两个明星人物。非常戏剧的是，这两人尽管是师徒，但观点却截然相反。他们分别是福山和亨廷顿，其观点被概括为两个短语：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

苏联的崩溃，在欧美激起一股乐观主义思潮，其中以历史的终结论者福山为代表。福山认为苏联的崩溃代表共产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的胜利。以民主选举和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现代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最高发展阶段，地球上的所有地区，都必然会进入这个阶段。人类历史也会停止进化，而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终结。

福山的观点一经提出，在迅速走红的同时，也立马招致激烈的反对，而最着名的反对者不是别人，恰恰是其博士生论文导师亨廷顿。亨廷顿在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做出了区分，现代化主要是经济发展等技术性问题，而西方化则是包括民主选举、市场自由等在内的西方价值。亨廷顿认为，在非欧美地区，人们只是接受现代化，而越来越拒斥西方化。所以，那些认为西方文明会一统世界，人类历史会终结于西方文明的观点是肤浅的。

亨廷顿认为，真正左右世界格局的不是表面上气势汹汹的西方文明，而是各个地区所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梁漱溟不谋而合的是，亨廷顿也是把人类文明分成三大系，这个神奇的数字“三”再次出现。亨氏的三系文明分别是：欧美基督教文明、中东伊斯兰文明、东亚儒家文明。这三系文明之间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全球的未来就取决于这三系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人们如何应对文明的冲突。

二

在梁漱溟、福山、亨廷顿三人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将非常有意思，也会带来真知灼见。

就最终结果而言，梁漱溟、福山都是历史终结论者。对历史终结论中国人比较陌生，但对大一统论则比较熟悉，这两者在最终结果上是一致的，都主张人类文明会最终统一于某种文明形态。大一统论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而历史终结论则是西方古老的传统。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最终结果是一致，但是中国的大一统论和西方历史终结论还是有显着区别。

首先，中国的大一统论说的是横向空间上同化，而非纵向时间上的进化。而西方的历史终结论则相反，说的是纵向时间上的进化，而非横向空间上的同化。横向空间上的同化，就是中国同化蛮夷，最终天下将一统于中国文明。纵向时间上的进化，就是文明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指向一个理性的文明形态。

其次，中国“大一统论”的历史起源非常古老，而西方历史终结论，历史起源非常年轻，两者压根不是一个级别的。

中国的大一统论和中国文明一起产生，或者大一统就是中国文明的基本属性。中国文明的基础是心性，即人心、人性，而天下的人心人性都是相同相通之处，存在着共性，所以人类的文明形态也应只有一个。《易经》是中国文明的出现的标志，综合各种证据，《易经》的出现不会晚于10000年前，甚至不会晚于15000年前。

对大一统最大的误解是，把它看成国家的兼并统一。这样中国的大一统就只能从始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其实，在秦之前，不仅夏商周三代是大统一的，更早的三皇五帝时代也是大统一的。

西方历史终结论肇始于一神教的出现，并随一神教的发展而发展。最早的一神教是犹太教，形成于公元前15世纪。在摩西五经中，人类的历史完全受控于上帝的意志，但全能仁慈的上帝会给人类以应许。只要人类按上帝的要去做事，上帝的应许就会变成事实。所以，上帝的应许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历史的终结点。

公元5世纪基督教的着名教父奥古斯丁，提出上帝之城的概念，天上的上帝之城，是地上的人间之城最终发展方向。奥古斯丁对历史终结论做了更详尽的分析和范围更大的推广。

19世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则为历史终结论建立精致的形而上的哲学模型，并提供了详尽对历史事实的分析。

然后，就是福山，将历史终结论推广到全世界。

所以，无论中国的大一统论，还是西方历史终结论，都是拥有深厚的历史基础的。在梁漱溟、福山、亨廷顿这三人中，只有亨廷顿对此选择了无视，这是不可取的。文明的冲突状态是临时的，而非永恒的，亨廷顿错误地把临时当成了永恒。

但是，亨廷顿对现在西方文明所处局面的分析却是充满洞见的，他认为西方文明绝无可能真正地一统世界。从最终结论来看，这又和梁漱溟一致。而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文明的福山，就显得肤浅多了。

在这三人中，梁漱溟的优势就是了解中国文明，所以，他得出了中国文明会一统世界的结论，这是其伟大之处。但是，他把世界文明分成中国、西方、印度三系则显出其在全球文明史上知识的狭隘。毫无疑问，亨廷顿的三系更为合理，即把印度换成中东。

总结一下，梁漱溟的可取之处是，在全球文明的框架和视野下，用大统一的理念，对中国文明所展开的分析和论断。他把世界文明分成三系也有可取之处，只是具体那三系则有失偏颇。福山的可取之处在于，他对历史终结论的挖掘和坚持，但却把终结点选错了。亨廷顿的可取之处是，把世界文明进行三系划分：基督教欧美、伊斯兰中东、儒家中国。错误之处在于，把时刻变动的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看成静态实体，从而把临时存在的文明的冲突看成永恒的冲突。

正确的判断应该是这样：当今世界确实有相对独立的三系文明构成，分别是欧美基督教文明、中东伊斯兰文明、中国儒家文明，他们之间也的确存在冲突。但是，相对中国文明而言，基督教和伊斯兰文明不仅非常年轻，而且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全球文明的三系分化是临时的，而非永恒的，未来将一统于、终结于中国儒家文明。

三

人类文明将大一统于中国儒家文明，世界历史将终结于中国儒家文明的态势，现在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当前全球文明的总格局是中国传统化、欧美民粹化、中东恐怖化。这“三小化”的共同指向是“一大化”，即世界中国化。

中国传统化就是中国正在回归传统、复兴传统。

在全球文明史中的所有文明中，中国文明最为独特，不仅最为古老，而且最为自由，并且一直持续不断至今。

中国文明之所以是最自由的，因为她讲的是心性的自由，是心的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是真自由，且自文明的一开始就如此。现代欧美讲的自由是权利自由，是物的自由，是相对的、有条件，是假自由。

中国文明之所以拥有如此顽强的持续力，就在于她是最自由的，是心性自由的。中国的历史是心性自由的历史，中国的文化是心性自由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是心性自由的传统。

中国文明的持续过程不是直线的，而是循环的，不断地在偏离传统和回归传统之间循环。偏离传统就是偏离心性自由，回归传统就是回归心性自由。

中国当前之所以会回归传统，最主要的原因是，对来自欧美的理念和理论越来越不满。中国回归传统的趋势就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中国文明自身在增强，另一方面是对西方文明的反抗和否定，会让西方文明变弱。

现在非常流行的观点是，尤其是在西方，一个国家变的强大将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威胁。那么回归传统会让中国文明更强大，这会危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吗？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核心是心性自由，心性自由是重心轻物的，是以心性的修养为中心的，而非以利益争夺为核心。中国文明的强大就会完全和平的，而且会影响世界，把心性自由的理念和活法推广到全世界，让全世界变的更和平。

这就是中国传统所讲的“王道”、“霸道”之辩。中国文明史王道文明，中国文明的真正强大一定是王道的强大，而王道是讲心性自由的，是重义轻利的，重德行教化，而轻利益争夺。

四

自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以来，“民粹主义”在欧美逐渐成为一种潮流，成为左右欧美局势的主导力量。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异军突起，英国的脱欧公投，法国的游行骚乱……这些都是民粹主义兴盛的具体表现。

“民粹”是欧美精英对普通民众的一个蔑称。西方的社会传统是贵族主导、精英主导，民众永远是被动的服从者、跟随着。一旦，民众有自己的意愿表达，而且与权贵、精英向左，他们就会觉得这太不正常，于是就高傲地、蔑视地称之为“民粹”。

很对中国人也会拿“民粹”思维来分析中国，动辄说中国“民粹”化了云云。事实上，从历史传统来说，中国不可能出现“民粹”，因为中国的社会恰恰与西方相反，西方是自上而下的，社会由权贵和精英来主导，而中国则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是由老百姓来主导。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并非孟子所提出的一种理想化的主张，而是对中国历史的，尤其是“三代”历史的真实的总结。

即便秦以后，中央集权专制的大政府在中国出现，皇帝、政府有剥夺民权的天然冲动，但是强大的历史传统，依然让民为贵、民为本成为中国政治的基本理念。这就是后来出现的“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政府执政基础，合法性基础。

中国传统的“民心”，其实就是现代欧美人所说的“民粹”。欧美之所以将“民心”污蔑为“民粹”，就在于他们缺乏中国民为贵、民为本的历史文化传统。

现在“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愈演愈烈，说明欧美的普通民众在反抗，在造反。反抗欧美的精英们所构造、杜撰出了西方主流的价值和制度，要造权贵精英们的反。西方主流的价值和制度就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所以，西方的民众实际也是反抗现代西方文明，造西方文明的反，是“阶级斗争”的新的发展阶段。

这也说明欧美的民众出现了新一次的大觉醒，他们要追求真正的正义和自由。真正的正义和自由，一定是心性层面的，一定是心性的正义和心性的自由。所以可以断言，随着“民粹”化的深入，欧美的民众一定会拜倒于中国传统。

西方的民粹化，说明现代西方文明在西方内部已经失败。所谓的西方文明实际上只是上层的少数权威和精英们的文明，是维护这一小撮人的利益的，也是深得他们拥护和信仰的。而对广大的普通民众，即对社会的99%西方文明则是非正义。以前民众们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就习惯性地相信和跟随精英的解读和劝导，接受西方文明。但是实际情况是，他们的亲身经历是，自己身处其中的制度和文化是不正义的，这就突出地表现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精英们所获取和掌控的财富比例畸形地高，而且越来越高。

以前一提西方文明，中国人会想当然地把其看成全体西方人的文明，现在看来这是非常肤浅的。其实欧美社会存在巨大的鸿沟和断裂，一方是少数的权威精英，一方是普通的广大民众。所谓的西方文明这是少数的精英所杜撰出来，并自上而下地向普通民众宣贯。现在看来这个宣贯是失败的，老百姓不再相信了。

所以，西方文明的最大敌人并不在西方之外，而是在萧蔷之内，就是西方的普通民众，他们要反水了。西方民众的觉醒和起义，说明西方文明在西方内部正在失去存在的基础，它的崩溃指日可待。

五

2001年的“911”事件以来，“恐怖主义”逐渐成为全球性的重要问题，成为左右全球局势的重要因素。美国甚至以“反恐”为名发动的大规模的伊拉克战争。尽管，恐怖主义的制造者只是极少数是伊斯兰极端分子，但恐怖主义毕竟诞生在伊斯兰教的土壤，这严重影响了伊斯兰教在全球的公共形象，让其恐怖主义化了。

恐怖主义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宗教虔诚，极端的宗教虔诚，二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仇视。恐怖主义之所以产生在伊斯兰教地区，根源在于这里的人们拥有世界上最高程度的宗教虔诚。这里的宗教虔诚程度非常高，又是和伊斯兰教无关的，而是他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使然。这个历史传统比伊斯兰教古老的多的多。

从全球文明史的整体框架来看，宗教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的文明形态。宗教产生于极端恐惧的群体情绪，神是极端恐惧之下所出现的幻觉、臆想。群体性极端恐惧使得人们把这些幻觉、臆想当成真实。

那么极端恐惧的群体情绪又是如何产生？现在主流的解释，将其归因于原始社会时生产力的落后，工具的落后，而事实上这种解读是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几近胡说八道。

历史事实是，这种引发宗教幻觉的群体性极端恐惧情绪，产生于特殊的情况，特殊的地区。

人类文明是由定居生活所孕育的，人类要结束四处游荡，而定居下来，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可持续的稳定的食物供应。这种食物也的确存在，那就是谷物。当人们发现并学会食用谷物时，人们就开始过定居生活了。当一旦过上定居生活时，就是对这样的生活产生强烈的依赖，就会对失去这样的生活而极端恐惧。

人类早期的定居生活时依靠采集野生谷物来实现的，农业是后来的事。考古和文献材料证实，人类的定居生活最先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亚的中国华北地区，一个是西亚的黎凡特地区，主要包括现在的黎巴嫩、叙利亚等地。为什么出现在这两个地区，原因很简单，只有这两地存在规模性的野生谷物的分布。中国华北是野生小米，而西亚黎凡特则是野生小麦。

直接的考古证据证明黎凡特地区的定居文化出现在大约14000年前，被称之为纳吐夫文化。尽管中国目前所发掘的定居文化聚落遗址年代都没有纳吐夫文化古老，但中国的定居文化产生还是可能比西亚早很多。因为中国土的加工野生谷物的工具比西亚要早10000年以上，分别是石磨盘石磨棒和陶器。中国出土的最古老的石磨棒在25000年前，陶器则在20000年前。

中国的定居生活不仅比西亚出现的更早，更重要的是，也比西亚更稳定。小米的前身就是狗尾草，狗尾草就是野生的小米，几乎遍布整个华北地区。其面积规模比西亚的黎凡特地区大的太多，同时中国华北的生态稳定性也比西亚的包括黎凡特在内的肥沃新月地带高很多。目前黄淮平原依然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产地。而西亚的所谓的肥沃新月地带，很早就经历了荒漠化的痛苦。

考古学也证实，大约12000年左右，西亚出现了“新仙女木”事件，气温骤降，降雨骤减，使得原先存在的野生小麦大规模消失。所以，纳吐夫人定居生活的基础被摧毁了，他们不得不向北迁移，来到土耳其的东南部地区，但这里的生态系统同样是高度不稳定的。

品尝过定居生活甜头的西亚人对定居生活已经产生深深的依赖，但生态的不稳定往往会让野生小麦歉收甚至消失，这会让他们失维持定居生活的食物保障。西亚人的极端恐惧因此而产生，宗教幻觉也因此而产生，多神教因此出现。多神教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举行祭祀仪式，帮助神去履行自己生态循环的职能，从而保障生态稳定，最终保障食物供给。

多神教是人类宗教的早期形态，产生于肥沃新月地带的北部地区，即现在的土耳其东南部地区，是已经习惯于定居生活的西亚人所出现的群体性新极端恐惧情绪所引发，而这些极端恐惧情绪则是由生态的高度不稳定多引发。

因为生态是高度稳定的，所以，凭借采集食用野生小米而步入定居生活的中国并没有出现西亚式的恐惧情绪，也就没有产生宗教，而是出现了另外一种文明形态，即《易经》文明，心性文明。

尽管多神教起源在肥沃新月地带的北部，但是其繁荣却是在后来的古两河和古埃及地区。尽管凭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的灌溉，解决干旱的问题，发展出繁荣的农业。但由于，河水水位的高低，洪水的大小，又都是不稳定的。所以，古两河古埃及的灌溉农业，不仅没有消除他们对生态不稳的而高度恐惧，反而强化了。不当没有消除多神教，反而强化了。这培养了这两个文明高度的宗教虔诚。这是目前的中东地区、伊斯兰地区宗教虔诚的历史渊源。

宗教虔诚一种文明疾病，现代西方文明向用自己的普世价值，去消除中东地区的宗教虔诚。然而，西方文明本身不仅是非正义的，而且也是肤浅的，他们对人性的认知，对历史的认知都是肤浅的、扭曲的。他们自身也是病态的。所以，欧美人在中东地区强推西方文化就引发了强烈的不满和对抗。最终以极端的恐怖主义显示出来。

恐怖主义的出现，的确如亨廷顿所言，是“文明的冲突”，然而亨氏所不知的是，无论伊斯兰文明，还是现代西方文明，都是病态的。所以，恐怖主义的出现，不是一般的文明的冲突，而是两个病态文明的冲突。两个精神病人打架，做出任何极端行为都是可能的。

所以，要彻底消除恐怖主义，不仅要能治愈伊斯兰教的文明病，而且也要能治愈西方文明的疾病。而有能力充当这个医生的，唯有中国文明，这个倡导和维护心性自由的文明。

【蔡历，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