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家的人生：与私企勾结 更为自私

2015年初，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Fourcade等人的《经济学家的傲慢》一文，从分析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统治地位入手，用大量的数据描述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研究的相对偏狭性和封闭性。文章认为，经济学家的主观权威感或天赋权利感，与其客观上的霸权地位融为一体，激发了他们对实践活动的参与，从而对经济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使他们更易于卷入各种利益冲突、政治批判甚至嘲弄等是非之中。

经济学家的“优越感”与偏狭

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等级次序中，人们似乎心照不宣地认为，经济学处于金字塔的顶端。萨缪尔森在其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称经济学为“社会科学的皇后”。经济学也是社会科学中唯一拥有诺贝尔奖的学科。傲人的经济收入，加之对数学推理的崇尚，使得经济学家们对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那些被他们认为非规范的社会科学不屑一顾。

战后绝大多数时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运用数学和统计学，将经济学理论思辨的复杂论证剥离成形式严谨的数学公式，试图将经济学推入“纯科学”的轨道。同时，经济学家们开始思索传统上与其他社会科学密切相连的一些课题。但是，美国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之间基本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跨学科的引用率呈现鲜明的不对称性。

西方经济学研究偏狭性的顽固存在，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不同的认识论文化和权力的不平等。从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甚至心理学家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家侵占了他们的领地，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傲慢自诩，更强化了这一印象。经济学家倾向于把权力、不平等合理化为“正义”，认为权力、不平等是他们的价值、努力或天赋的产物。

经济学领域内森严的等级结构

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不同，经济学家总是设法保持自己更为一元化的学科核心地位。这既可以理解为经济学家比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点更为一致，也可以理解为经济学领域内的控制程度更强。

西方经济学家对本领域牢固的控制和管理，首先表现在全国大学的一流经济系对学术就业市场施加的强烈影响。一流经济系相互交换学生的比率，远远超过任何其他领域。经济学内部等级结构的鲜明横向一体化倾向，还表现为招聘过程中遵循严格的相互规范及其形成的凝聚力，在院系等级层次等方面维持着高度的稳定性。

西方经济学出版市场的集中程度也比其他社会科学高，引用率最高的期刊，文章大多数来自精英经济系的教授或毕业生。与其他学科倾向于采用多重标准来衡量学术成就和价值相比，经济学家痴迷于把制度化的等级结构视为衡量学术价值的真实尺度。

西方经济学组织的等级结构和政治权力分布，与其他社会科学显着不同。美国经济学会的组织结构极为简单，但学会的组织程序和决策方式高度集中，与美国社会学会和美国政治学会分散式决策的草根性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经济学家的人生

西方经济学家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见解、信念和品位。他们更率直地追逐利己主义，又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气质或专业训练使他们更为自私。

西方经济学家们之间的观点越一致，离普通民众的观念就越远。经济学家们时常向政府提供建议，却无法使民众信服。

与普通大众对政府的抗拒心理相比，经济学家也像其他学科的大学教授那样，更相信政府一些，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政治观点与其他社会科学和商学院的教授之间还是有差距。

过去20年里，经济学家的收入增长很快，特别是那些明星经济学家的收入已经超过了顶级工程学家的收入，而其他领域的学者，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中位数收入几乎没有增加。

经济学家总是与私人企业和国际组织勾连在一起，这些机构不仅为经济学家提供资源及资料，还培养了经济学家干预世界的“习惯”或气质。经济学家对其理论的自信和经济学的社会地位，促使他们总是要跃跃欲试地解决问题。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把自己描述为“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社会学家则更喜欢被称为“社会批评家”或“科学家”。而政治学家大都把自己看作“知识分子”，但似乎不太愿意被贴上“科学家”的标签。

西方经济学家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他们不仅描述现实，还致力于“履行”或变革现实，力图使他们的经济理论成为现实。

西方现代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的能力可以在政府和其他机构得到运用和展示。不幸的是，社会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霸道持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在各种力量盘根错节、险象丛生下提供专家式的决断，所需的勇气和自信或许是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最大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它的致命弱点。

经济学家被高估了吗?

尽管经济分析和预测对政策决策及其争论至关重要，但是经济学家的计划和预测记录却令人失望。2015年2月9日，《纽约时报》以《经济学家被高估了吗?》为题，邀请六位从事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研究的学者，对经济学家的地位和作用展开分析、批判或辩护。这对于我们比较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优劣，防止经济学研究误入歧途，促进经济学和跨学科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Diane Coyle首先为经济学家辩护。她认为，政府决策要平衡成本和收益，需要经济学家清晰地评估得失，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因而经济学家对政府来说，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有用。尽管有些决策不完善、不受欢迎，但这样做是经济学家的职责。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Orlando Patterson和他的研究生Ethan Fosse，对经济学家的批判措辞激烈。他们认为，经济学家与普通大众的观点差距往往大得离谱。经济学家每年在给自己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学究气十足的授奖仪式，掩盖不了他们的理论和政策在实践中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纽约大学商学院院长Peter Blair Henry认为，经济学家未能预测金融危机，恰恰说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经济学。经济学的成功在于运用历史和资料作为争论的工具，而不是做不切实际的预期。

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Philip N. Cohen指出，现实社会中，人们的信息是不完善、不准确的，并不能那么理性地简单使经济利益最大化。意识形态偏见和各种利益冲突，使得现实中的“例外”淹没了经济学家炮制的规则，从而使人们对经济学模型是否有用产生怀疑。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Fourcade指出，经济学知识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实际上是含糊不清的。许多经济学研究深奥晦涩，充满内在的矛盾。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家更多关注的是其模型的精确性，而不是这些模型准确捕捉现实世界的能力。这一学术领域被少数精英控制，与其他社会科学隔离，容纳不下多元的观点和批判。经济学家还与政治游戏维持着复杂的关系，他们按意识形态分歧表述不同观点的倾向，使他们易于被不同党派、利益集团的政客利用。同时，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分歧，也使他们的观点难以得到清晰的表述，更难以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Charles R. Plott认为，虽然经济模型遭遇了许多失败，但其普遍的成就说明，它在基本科学方面是健康的。Plott还列举了经济学在环境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宏观货币政策领域的贡献和应用，认为没有任何其他学科在这些领域作出过如此重大的贡献。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力图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区分开。在日益流行的实验研究方法支持下，经济学正在运用各种统计技术检验和发展理论，力图解开许多异常复杂的经济现象之谜。经济学的应用及其结果，涉及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的确与众不同。但Patterson和Fosse指出，美国公众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远低于医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甚至低于社会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学家使用统计模型，而在于他们对定性方法以及其他领域和观点的排斥。

关于“经济学家的傲慢与偏狭”是真或假命题的争论还将在西方继续，要等到西方社会经济真正爬出长期停滞的泥淖，人们才可能依据它如何使经济恢复常态的实际过程，对西方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做出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美国圣地亚哥美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