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誉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跟风、不媚俗，坚持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展开深刻批判。他被称为“教书育人的好老师”。在2018年度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颁奖仪式上，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他，宣布捐出全部奖金和身后部分房产设立贫困生奖学金。87岁的吴易风，有人评价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三通学者”。他却回应：做学问，通一门都不容易，哪有一蹴而就的事。

主流经济学家肤浅地只讲美国对金融业松于监管，是对劳动人民的欺骗。主流经济学家的这种讲述，将“美国当局过分宽松的监管”归于一种政府经济部门的超阶级的管理业务问题，或业务管理水平问题。但他们首先隐瞒了这是阶级利益问题，即隐瞒了美国政府自由放任资本追逐利益，是满足资本利益要求的阶级问题。即隐瞒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阶级本质。

刘国光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他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研究立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抓住国计民生的关键问题，着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刘国光曾多次参与党和国家重要决策。他的文章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和嘉奖。刘国光的经济思想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衡量经济学是不是科学、是不是正确，标准应该是为经济发展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为强国富民提供了哪些实际帮助。当下的中国，正需要一批既有实学又有社会责任感的理论工作者，来开创和构建新时代的、为人民服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东北振兴需要的是务实，需要的是有用的经济学工具，需要发挥已有产业基础的比较优势，让三分之一干部停薪留职下海创业，就像当年江浙发生的那样！干部不动，市场也不会动，东北就缺一个字：干
！如果说缺两个字：干劲！

现代主流经济学者往往以逻辑化的市场和现实中的政府进行比较，并由此强调对市场经济的扞卫。其实，市场本身不是不变的先验之物，而是随社会而演变的创设之物;相应地，市场类型本来就是多样的，不仅存在优劣之分，而且存在与具体社会环境的适应性问题。因此，我们在扞卫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之时，不应该简单地将现实市场的逻辑等同于逻辑化的市场而夸大它的积极作用，而是要对现实市场的内在缺陷进行深入挖掘，从而积极寻求市场机制的改进并发挥它的积极功能。

与某些玩世不恭、一心只想从中国赚钱的西方经济学家不同，当中国的经济政策受到西方政府和经济学家不公正批评时，斯蒂格利茨总会站出来仗义执言;他也并不回避对中国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总之，斯蒂格利茨不但是一位杰出的世界经济学家，更是一位中国的诤友。

曾几何时，经济学者似乎无所不能。然而当金融体系轰然崩溃，经济体系陷入危机，经济增长急剧放缓和衰退，失业人口迅速飙升，社会矛盾不断恶化时，经济学者却突然变得束手无策，黔驴技穷。这看起来如此荒诞和怪异的一幅景象，绝非是危言耸听。

照理说，经济学家职业应该是比较体面的，收入也还算挺丰厚，如果能够有机会参与象《华为基本法》这种项目，银子更是哗啦啦地往口袋里流——这个世界上，大把穷死的作家，但是穷困撂倒的经济学家却不多。这帮人靠本事就能够活得不错，何苦混入“公知”队伍呢?正所谓，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美国经济学家并不是一直逃避阶级与不平等这样的社会问题，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阶级“从经济学科中消失了”，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学家重点关注市场，一直都是市场。在美国的经济学专业中，经济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已经局限为一种对市场的研究，就好像市场等同于经济一样。也许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被冷战期间对资本主义的赞赏所鼓励。此外，社会氛围对脑力劳动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管子是人类经济学的创立者，早于亚当斯密2400年建立起完整的财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学体系。他最早从物质生活来研究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管子》里有经济学，《管子》里有金融学，并且学术现代，如果说《管子》里有马克思，有社会主义，就是更不可思议，更离谱了。然而，梁启超就是从《管子》里读出了社会主义。

2008年的金融危机，实质是美国房地产泡沫崩裂后，金融市场通过自己的非理性调整，开始挤出部分泡沫。但这一切并不是危机的结束而是开始，因为美联储在美国政界和金融界的压力下，采用的挤出泡沫的做法是持续的“量化宽松”，这导致更大规模的资本量被释放出来。

开放课程大纲项目是一个旨在整合所有高校课程大纲数据的平台，拥有超过一百万份课程大纲。在所有课程大纲所列的书籍中，《共产党宣言》名列第三，出现在超过3000个大学的课程中，是美国最常使用的三本教材之一。

印度的发展水平还很低，各方面的社会发展特别是教育、医疗发展都大幅落后于中国，一些方面甚至比穷国孟拉加国更糟糕;印度电力、城市供水、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都相当滞后;部分地区贫困现象蔓延……

经济学家总是与私人企业和国际组织勾连在一起，这些机构不仅为经济学家提供资源及资料，还培养了经济学家干预世界的“习惯”或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