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中国外交转向“有所作为”？

自哥本哈根和坎昆等多次气候峰会失败以来，巴黎COP21被“国际社会”寄予厚望，大有破釜沉舟、拯救人类于“危难”之势。法国总统奥朗德亦似乎将此作为其外交政绩的大手笔，倾注了大量时间、精力和外交力量;外交界甚至将法国眼下的外交冠之以“气候外交”的名目。在峰会召开不到一个月时，法国总统还特意专访中国，试图从中国获得巴黎峰会成功的“钥匙”：中国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五年核查原则，以便推动其他国家朝着同一方向迈进。据法国媒体的报道，中国似乎已经接受这一原则。但相应于法国媒体，中国方面并没有类似的说法。情况究竟如何，尚有待巴黎峰会来揭晓谜底。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气候峰会暗藏的玄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已经无法简单明了地通过阐述和分析会议正常议程来理解这场“气候战争”的最终结果。应该指明的是，“气候战争”这个词并非我的发明，而是法国电视二台前气候节目主播兼主管菲利浦·维尔蒂埃(Philippe Verdier)在他的新书《气候调查》(Climat Investigation)中所用的词。维尔蒂埃在他十月份刚刚出版的书中提出要对气候变暖的成因与后果进行更深入的科学探索和讨论，比如气候变暖的后果是否真的就是那么可怕、似乎全球气温高了两度人间就会坠入地狱?如何才能不让这一科学论证不被政治需要所绑架?等等。他还披露在此问题上有一种不正常的政治高压在作祟，使得气候问题变成了一种“宗教”，一个不能有异议的话题。维尔蒂埃提出这些问题时一再说明，他并非“气候变暖怀疑派”(即他承认气候正在变暖，而且成因源于人类工业活动)，而且他本人声明不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是“同性恋”，因此他与“阴谋论”八竿子打不着。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位仅仅在一本书中说出自己想法的记者居然被其服务的国家电视台“法兰西电视二台”以“严重职业过失”的籍口开除公职。看来在巴黎COP21召开前夕，说出与官方主流气候变暖话题相反的言辞是不可饶恕的。维尔蒂埃的个人命运恰恰证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确实存在着某种高压和专制。

气候是否在变暖、气候变暖是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还是福音、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人类工业活动的结果，还是大自然自身必然的规律(太阳黑子活动变化、厄尔尼诺现象、火山喷发、海洋水汽蒸发……)等疑问是否已经得到科学的解答、科学论证是否那么确定、全球科学家们是否真的已经达成共识……这些问题目前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创建于1988年的联合国“跨政府气候研究专家小组”(GIEC)(或译“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英语简称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号称集合了全球最重要的气候问题专家，对全球各国气候变化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并得出结论。GIEC先后于1990、1995、2001、2007和今年2015年共发表了五份报告，提出对全球气候的分析、气候变化的后果和对策建议。

然而围绕着这些报告，全球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度却虽然正在上升，但却并非因为这些报告的说服力提高了，而是在气候研究领域出现了两大非正常倾向。一是“气候变暖怀疑派”日益被边缘化，被强制禁声;“国际舆论”对“反对气候变暖说”的打压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维尔蒂埃的遭遇是一个新的例子。二是今天一个公认的事实，是致力于研究气候变暖的原因与后果的科学家可以很轻易地从官方和私人机构中找到各种资助、赞助和拨款;而一个朝着官方说法相反方向进行探索的科学家则很难找到资金支持。这也导致了反对气候变暖派声音的变弱、且日益罕见。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权威”发言者，当然首数联合国GIEC。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GIEC都是一个政治性强于专业性的组织。最近刚刚改选的该小组主席、韩国人李会晟毕业于韩国首尔大学，虽目前任职于韩国高丽大学能源和环境研究生院气候变化、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经济性领域的教授，但他的专业领域更主要是在经济与能源方面。事实上，GIEC并非一个真正的专家云集的机构，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机构，而是与其他联合国机构一样，是在各国候选人之间平衡出来的一个政治决策咨询中心。很多曾在这一机构中任职的专家都曾挑战过该机构的报告及报告中的一系列“科学”结论。几乎每一项定论都有专家提出异议。只要核查一下各国从该机构辞职人员的发言、文章或报告即知。

从另一个角度看，主张气候变暖另有原因的科学家往往陷入种种指责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马来西亚裔太阳物理学家威利·苏恩(Willie Soon)。苏恩认为地球变暖与太阳变化密切相关，因而对“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论断提出质疑。很快，苏恩被扣上“气候变暖怀疑派”的帽子，并今年2月被国际主流媒体揭露“接受来自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高达120万美元的资助”，因而他的论文被认为是在进行“游说”。然而根据维基自由百科全书，尽管由激进气候组织披露的这一“丑闻”被全球主要媒体所转载，但指责者并没有提出相关证据。这令我们这些“局外人”实在难以了解真相何在。

应该指出的是，从一开始，围绕着气候变化问题就存在着某种异乎寻常的现象。一方面，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气候变暖这一学说以来，尽管在科学领域争论非常激烈，但对于公众而言，围绕着气候变暖问题却出现了大量各种形式的“宣传”，甚至可以说类似某种“洗脑”式的宣传。我在法国时就对电视新闻中的自然灾害报道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乎所有全球有关自然灾害的报道都被朝着“气候变暖”的方向引导。甚至连出现极寒天气也是“气候变暖”的后果。我认识的很多法国人现在都“谈气候变色”，似乎灾难就在眼前。其中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影响巨大。这部影片在全球放映后，通过两个关键的要点说服了很多民众：一是气候正在变暖，将会引起巨大的灾难;二是气候变暖的主因是人类的工业活动。尽管我们知道这两点实际上在科学界迄今为止一直是激烈争议的话题，但戈尔的影片却是将其作为一种定论推出来的。影片不仅获得了奥斯卡奖，而且戈尔和联合国GIEC还因此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将和平奖授予一个科学论证尚不充分的电影，显示出对倾向于气候变暖说的奖励可以说达到了极致。问题是这部纪录片中不符合科学的地方并非罕见。法国着名地球化学专家、曾获得过地质科学领域最高奖“瓦拉斯顿奖(médaille Wollaston)”的前教育部长克洛德·阿莱格(Claude Allègre)就曾批评这部纪录片“不够严肃”。阿莱格指出，戈尔在电影中称“两极冰川融化将会使海平面升高6米，导致曼哈顿被淹没”;这一说法形象、具体、耸人听闻，听者莫不倍感震撼(最近甚至出现一种新的说法，称上海也将会因气候变暖、海水上升而被淹没)……然而阿莱格认为这种说法根本就是在骗人。就好像将冰块放入一杯威士忌一样，冰会化但酒面却不会升高，因为水和冰块两者的密度是一样的。两者究竟谁更接近事实真相，对于公众而言，还真是很难辨别。

不仅是纪录片，好莱坞故事片中有关自然灾害、特别是暗示气候变暖所导致灾难性后果的电影也越来越多，影响巨大;我们随手即可举出无数例子：《2012》、《后天》……此外，各种各样的政治和行政手段也都在竭力向公众推销“气候变暖”说。据法国媒体透露，早在巴黎COP21峰会500天前，法国外长就将法国各大电视、电台等媒体的气象节目主持人邀请到外交部共进早餐，试图影响气象节目中有关气候变暖的报道。媒体上蓄意操纵气候问题的报道更是频繁出现。不久前全球媒体都曾发表一张北极熊的照片，照片上一头骨瘦如柴的北极熊在一块孤零零的冰块上蹒跚而行，说明写着“气候变暖使得冰山溶化，北极熊处于生存危机之中”。照片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然而这却可能是一张欺骗人的照片。据披露，这头熊面临生存危机是真的，但却并非缘于气候变暖，而是它的后腿受了伤。在残酷的自然竞争环境下，北极熊受伤后抓不到猎物，自然会被饿死。同一 时间与这头北极熊处于同一环境下的其他北极熊在另外一些同一地点、同一记者拍摄的照片中则完全处于正常状态。难怪阿莱格指责一种“学术舆论独裁”笼罩着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使得任何反对意见都被打压下去。

与此同时的另一方面，则是几乎所有质疑的声音都被冠上一顶比一顶大的吓死人的大帽子。其中最可怕的就是将“阴谋论”的帽子扣到“气候变暖怀疑派”的头上。甚至对于像维尔蒂埃这样并不怀疑“气候变暖”是“缘于人类工业活动”、而仅仅是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看法的人，也进行残酷打击，令人不得不感到气候问题非同小可。气候问题似乎比人类面临的其他任何问题——从饥荒、疾病、水资源枯竭、战争……一直到失业、公共债务、经济衰退等——都要“严重”得多，重要得多。这实在是令人深感奇怪的现象。对于任何一个法国公民或中国公民来说，气候变暖2度、甚至3至5度，与他们面临的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相比，孰轻孰重，本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今天恰恰在这种本来属于常识性的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法国总统府而言，成功地召开COP21比成功地解决失业率上升问题更为紧迫。

迄今为止，对于中国来说，气候变暖或变化问题并非一个已经在我国科学界达成共识的真正的科学认知。中国是一个历史气象纪录最为完整的国家。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专门的气候官来纪录天气变化。研究证明，在我国的许多古文献中，就记载着有关台风、洪水、旱灾、冰冻等一系列气候异常的记载，甚至包括对太阳黑子、极光和彗星等现象的官方记录。中国对于气象、气候问题的研究可谓由来已久。中国着名气候学家竺可桢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就读时开始记气象日记，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目前仅保留了1936年至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约800万字。通过这些纪录，竺可桢对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了如指掌。与此同时，竺可桢了对中国历史气象文献也进行了大量研究。早在1961年和1972年他就分别发表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的文章，是世界最早提出气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的文献。特别是在后一篇文章中竺可桢明确指出，每当中国气候变暖之际，中国就会变得富裕、安定，如汉唐盛世就是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气温最高的时代。而气候一旦变寒，中国往往就会遭到北方因寒冷而南下入侵的外族，从而引发战乱和饥荒。

当然，现代气候科学毕竟是一个最具争议的新的科学领域，而气候变化也是一个以世纪为单位的过程，因此中国在这个领域也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着新的探索。中国政府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同时也根据国际主流社会的现有理论依据，积极参与解决地球变暖可能带来的后果。事实上，全球气温如果真的在本世纪末上升2度甚至更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正如竺可桢的论及的古代中国一样)可能并非一件绝对的坏事。2014年是本世纪以来全球气温最高的三年中的一年(其他两年是2003年和2011年)，这一年中国1月份气温比往年高很多，广大北方地区的取温需求也因此而大幅下降。这使中国碳排放量自然减少……

但中国几十年来的外交主旨就是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既然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已经对此问题做出了一定的决策，因此中国便积极地在此框架内行事。事实上中国在短短几年内从一无所有到今天成为世界上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和水电等)的主要应用国和生产国就是一个证据。甚至连法国媒体也承认，中国“仅仅几年内就无可争议地成为绿色发展的冠军”。中国刚刚通过的十三五计划也将“绿色文明”的宏大目标列入其中。中国政府还主动承诺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30年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到达峰值，之后开始逐步减少。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支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主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据不同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共同来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中法之间在法国总统奥朗德来访期间公布了关于气候问题的共同声明，为巴黎COP21的成功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但目前的问题并不在于此。如果说哥本哈根峰会失败是南方国家集体对北方发达国家试图将其秘密制定的减排计划强加给他们的做法的一种抵制的话，那么今天围绕着气候问题已经出现了新的因素。气候问题之争过去在哥本哈根峰会时主要包括气候到底是在“变化”还是在“变暖”、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人类工业活动的结果还是大自然的自然规律以及气候变化对人类到底会带来灾难还是福音等三个方面。但目前更为关键的核心已经转向下一步。就我看来，今天的问题在于：一是谁来进行排放量测定，二是谁来对签约国进行进行超越主权的、具有法律约束性的五年一度的核查。

正如法国总统奥朗德所言，COP21不仅仅是一个气候问题，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涉及如何平衡世界目前存在的不公平状态的问题，是一个建立世界新型发展模式的问题。这当然就涉及到气候以外的诸多问题。

首先就是一个谁来进行CO2排放量测定的问题。这显然是一个技术问题。但这个问题却与第二个问题即具有法律约束性的五年一度的核查问题密切相关。到目前为止，如果奥朗德总统访华期间确实得到了中国方面在这个原则问题上的承诺的话，那么巴黎峰会能否达成最终协议的最大障碍将来自于美国。美国到目前为止一直拒绝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五年核查模式。美国之所以拒绝，就是因为核查需要签约国接受部分主权出让，由外部对本国进行核查，而且核查结果具有法律约束力。人们看到，在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TPP谈判、大西洋TIPP谈判中，美国不仅接受其中特殊也是核心的制度设置“投资方—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而且还将其竭力推广到其他签约国。根据这一制度，当投资方在一个国家投资、却与接受投资国家的法律法规出现冲突的时候，投资方可能直接向国际仲裁机构向投资东道国提出起诉。国际仲裁机构所做出的裁决将是最终裁决，投资东道国必须按照这一裁决修改本国与投资方相冲突的法律法规，以使投资方能够自由地进行投资。美国之所以接受这一明显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是因为仲裁机构基本上都设置在美国领土上(纽约、华盛顿等地);美国过去几年里曾十几次成为被告，但美国国家都打赢了官司。而其他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几乎都是官司一打即输。最明显的例子就烟草公司状告澳大利亚为政府一事(澳大利亚政府为减不公众吸烟危害健康而通过法律，规定烟草包装必须去除商标并注明吸烟有害健康字样，被美国烟草公司告上法庭)。但在气候问题上，美国尽管也占尽了优势(比如世界两大最重要的气候交易所分别设在芝加哥和伦敦金融城)，却并不能全部控制整个气候核查过程。因此美国国会将很有可能拒绝接受这种安排。

其次，就是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五年一度的核查将部分超越一国主权的问题。近两百年来受尽主权被侵蚀之苦的中国应该如何做才能既符合未来将签署的国际公约、同时又能保护本国主权不至于被蓄意侵害，这还真是一个棘手之极的问题。在WTO谈判时中国曾经做过类似的“让步”，但国家主权(贸易权和制定国内法律的权力)并没有失去。所有贸易安排都必须符合中国现有法律。但TPP谈判就完全不是 一性质的谈判。所以中国没有参加TPP的谈判。气候问题最终能否为中国所接受，我认为也将与此密切相关。本文发表时，巴黎气候峰会将推出最终结果。我们既希望这一峰会能够得到成功，但同时也希望，中国提出的“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得到尊重以及中国必须保留的国家主权没有受到侵害。

进入21世纪以来，还没有哪个话题像“气候变暖”这样引发如此大的争议。随着巴黎COP21气候峰会临近，相关话题所引起的争论亦再度趋于激烈。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时爆发的争议(如何分配责任与贡献等，突显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今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有了进展(发达国家承诺要拿出更多的钱，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承诺加快减排。不过发达国家的钱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都依然只是口头许诺而没有到帐);但今天要解决的除了上述两个焦点以外，还有四大主题：减排的目标、如何更为公正公平地分配责任与义务、具体行动方案以及2020年后的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资金投入。说句实话，这些讨论只是细节而已。我认为关键是在于上文所提及的谁来进行核查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主权。如果是通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主权国家联合来进行核查，则成功的希望是存在的。如果这一核查完全是由西方单方面主导的，我则认为将希望渺茫，我实在看不出中国这么做的理由。

如果气候问题如果确实如目前GIEC所描述的那样是对人类未来前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的话，那确实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是一个必须由全球各国共同进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法国学者如雅克·阿塔利、如Hervé Kempf……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因为面临全球性问题，只有世界级别的政府才有可能提出最终解决方案。但问题是，在今天世界各国差异那么大、经济发展水平那么不均衡、各国利益冲突如此激烈……如何才能组建一个“世界政府”来取代目前的联合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到底是气候问题需要一个世界政府，还是因为需要一个世界政府而提出了气候变暖问题?我们有必要问一个为什么。因为这一议题在我看来并非已经进行充足的科学论证，远非如此。我们要提出的疑问还有一大串。当这一大串疑问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时，我们难道不应该谨慎决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