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龚伟亮:国家、乡村与“唱衰农村”知识症候的背后

国家、乡村与“唱衰农村”知识症候的背后

一、春节舆论场上的“三台戏”

龚伟亮(以下简称龚)：如前面所说[i]，2016年春节期间的一个重要文化/媒体现象，是唱衰农村的网文以前所罕见的规模和影响力引爆社交媒体，除了《走向死亡的农村》，还有诸如“上海姑娘因一顿饭逃离江西农村”、“霸气媳妇回农村掀翻桌子”、“东北农村礼崩乐坏”等热传朋友圈的事件，从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爆出，经商业化都市媒体放大，再返回社交媒体平台，产生大量针对农村的猎奇和审丑的话题，最终汇成“农村逃亡大合唱”。尽管上述三起事件没过多久就纷纷被网信办证实系假消息，但其中的舆论狂欢还是将城乡撕裂的社会痛点真实地暴露了出来。

赵月枝(以下简称赵)：是的，这种逃离农村的“大合唱”作为舆论事件的确意味深长。而且有意思的是，这样一来，围绕央视春晚、前面讲到的我们在浙江缙云官店村所看的乡村春晚及某些市场化媒体(包括社交媒体)的唱衰乡村，实际形成三种高度相关的表达和构成三个微妙的舆论场，组成“村晚”“春晚”与“网民狂欢”之间犬牙交错的三台舆情戏。或者，站在我们亲临其境的官店“村晚”的角度，这台“村晚”实际上同时对官方和非官方的、但都是城市中心主义的舆论场提出了挑战。

龚：首先，就“村晚”与“春晚”的关系而言，在文化与社会有机联系的意义上，也许“乡村春晚”比央视春晚要更能代表文化的本义和“春晚”本应扮演的角色。站在舆论场的角度，对春晚的批评也存在学者批评脱嵌社会、小资以微信和微博吐槽为主要方式的批评政治逆反的问题。或者说，在您所强调的文化在各个层面上都应当嵌入社区这个意义上，春晚与对春晚的批评实际上陷入了同一个泥潭。

赵：尽管存在鲜明对比，但也不能因此把“乡村春晚”与“央视春晚”对立，以及潜在地把乡村与国家对立，这里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不是“村晚”对“春晚”，而是从“春晚”到“村晚”。

一方面，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看的缙云官店“村晚”延续了六十多年，是个特例。从总体情况而言，很多“村晚”实际上是受了央视春晚影响，加上政府文化部门的有意扶持，才遍地开花的——或者起码在作为文化大省的浙江是这么一种情况。央视春晚作为一个被模仿的对象，在“综艺晚会”的形式上起到了示范作用;另一方面，我们看的这台官店村“乡土戏曲春晚”，它不仅是“乡村的春晚”，也是“国家的春晚”。从它使用的视觉符号看，开场视频中出现的是辉煌气派、让人马上联想到北京故宫的大红门，而不是农家的木门荆扉，你可以说它“变味”了，但从另外的角度正面理解，它为什么不可以代表国家?为什么不能用北京的大红门?难道只能像2015年春晚那样，由央视到我们缙云的河阳古民等乡村取景，拍一点河阳和其他地方的乡土建筑和民间过年场面，作为“乡愁”一曲的影像背景材料，而“村晚”就不能把北京的大红门拿来当文化符号吗?尽管中国文化网络电视台和政府文广部门的介入对“村晚”的形态和自我认知会有影响，但能否因此就批评“村晚内在化了城市视角”?当然，这种“村晚”在内容和主题上复制了城市中心主义的视角的现象也是有的，这反映了城市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的影响。记得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卜卫教授去年跟我一起在缙云作调研的时候，就与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不过，具体到我们这次看到的官店村晚，我从整场晚会上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在乡村与国家的关系上，如我在前面讲到官方引导和政府角色时已经涉及的，这已经是“层层国家”在场的乡村：有乡村最基层的文化干部的组织、有县文化馆的支持，官店村是缙云县“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扶持对象，是“丽水市文化名村”和“浙江省文化示范村”，这台晚会还有国家文化部的网络电视台转播……这是一个有强大的国家在场的乡村，从这个角度上，这台“村晚”当然也是国家行为，是这个国家文化建设的一部分。

此外，技术很重要，直播这个形式很关键。正如我们此前一直强调的，官店村这台戏曲春晚是通过文化部下辖的中国文化网络电视及丽水市“文化丽水”、“村晚部落”等媒介向“一带一路”上2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网络直播的。如果说央视春晚是从北京通过电视网络往乡村和世界发出，官店村的“村晚”就是从乡村往整个国家和世界发出的，虽然与央视春晚不在一个平台，却是一种基本平等和互动的关系，且同样代表“国家形象”。这是乡村在通过现代转播技术手段向国家喊话(the village talks back to the nation)，尽管双方有强势有弱势，但却不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单向传输，而是一个双向的“回望”和“回话”的关系。因而这是一台乡村的春晚，但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乡村，已经看不到《走向死亡的农村》里那种本质化的乡村——那种乡村反而不存在，存在的是已经全球化的、有国家重新介入的乡村。这是一种有意思的新型的乡村与国家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并不存在那种好像是与国家与乡村断裂的平面化的、本质化的乡村。不能把北京和乡村、城市和乡村、国家和乡村僵硬地对立，它们都是这个国家不同层面的部分。

龚：您刚才讲到各个层面的国家在场、讲到网络全球直播对其形态的影响，这其中是否也存在国家的介入对“村晚”的草根性的挑战并隐含一种被征用的危险?

赵：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这些变化还并不至于使它脱离乡土，但其中也的确隐含被国家挪用的挑战。对“村晚”自身，我们希望它不要因为变得“高大上”就脱离乡土文化的历史脉络;对政府文化部门来说，我们希望它们能小心善待，不要使“政治任务”压倒“村晚”的群众性和有机性，不要把它变成脱离群众的意识形态宣传。

龚：就央视春晚自身的脉络看，它也曾有朴素的形式和共享的价值，我们今天对“村晚”的欣赏目光，多少有“礼失求诸野”的意味。

赵：今年央视春晚在“政治正确”上的变化未必不能凝聚共识，但太自上而下和硬扭了。这里有文化精英因自己的立场和身份造成的创造力贫困的问题，有作为媒体体制一部分的春晚生产体制的问题，也有观众分化的问题。而且你前面讲到的对春晚和农村的微信圈吐槽本身也是最大问题：一边吐槽春晚，一边猎奇贫困，两者都展示了作为这一舆论主体的城市小资的政治背叛和道德优越。

龚：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有些分析。例如，为了迎合这种猎奇，那篇骇人听闻的《东北农村礼崩乐坏：村妇谋划组团“约炮”》[ii]的虚构之作，熟稔利用春节“返乡日记”的体裁和故乡衰败的题材，将一个局部的低俗化情节放大为标题，实际上与之前某些市场化媒体对“农村色情化”、“色情消费包围农村”之类泛滥成灾的传媒渲染——这种渲染手段无疑体现了中国媒体的城市精英主义的、中产阶级道德洁癖的，和对农民居高临下的议题设定方式——一脉相承并登峰造极，在传播上已属不堪、令人不屑;而这位《财经》记者带着“良心写作”的冠冕，却不顾任何冠冕堂皇的“专业主义”宣称，赤膊上阵，杜撰虚构，污蔑家乡，更是树立了恶劣典型。这种对农村贫困溃败和道德沦丧的猎奇，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而作为城乡对立的戏剧化呈现，同样被认定为假新闻以及同样突出女性身份以吸引眼球的《霸气媳妇回农村：光干活不让上桌掀翻了自己做的一桌子菜!》关联着作为“知识分子回乡笔记”分支的“城市媳妇回乡记”的叙事类型。在这一类型里，城里儿媳作为城乡差距的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人格化承载，被假定具有更客观的视角、更敏锐的感受、更细腻的笔触和制造更具戏剧张力情节的能力。媒体和网民对这类文章的热传热议，并不像名义上宣称的那样，是出于对“质朴表达”和“真实情感”的推崇，而显然是因为这符合了农村作为不毛之地、溃败之所和封建堡垒的猎奇想象。我这些天在缙云当地的微信平台读到过一篇印象很深的嫁到缙云的外来媳妇写壶镇闹元宵民俗的文章，细腻生动，质朴真实，但其中既没有见乡村每况愈下哀婉悲切的“一唱三叹”，也没有与乡村格格不入忍无可忍的“霸气侧漏”，她融入其中，如鱼在水，“叹为观止”，但这种表达和情感基调显然入不了城市商业媒体的“法眼”，也引爆不了城市小资的微信朋友圈。

与前两者相比甚至闹得更加沸沸扬扬的“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事件事后也被证明是阴差阳错、子虚乌有。这一系列推动舆情升温的假消息，标志着城乡分裂对于社会心理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无论是莫名其妙的乌龙，还是耸人听闻的造假，背后都揭示了一种深刻的真实。

赵：这里涉及“事实真实”和“本质真实”这一对中国新闻理论中曾经很纠结的命题。一方面，“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之类的假新闻显然真实地戳到了城乡撕裂、城乡鸿沟的痛处，触及到雷蒙·威廉斯所说的带有普遍性的“结构情感”，这是国民心理上的真实;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和微信网友对此的悲叹和唱衰，表现出一种手足无措的道德恐慌，背后又是一种以道德关怀为姿态的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这是小资心态上的真实。

由此我们看到，作为两个彼此拧巴但又分享着共同的城市中心主义价值偏见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政治倾向，央视春晚并没有多少真正触及城乡关系的内容，更谈不上在这个问题上的正面引导，抱守一种置城乡关系、城乡鸿沟这一国民心理痛处于不顾的漠视态度;以城市中产和小资人群为主的微信朋友圈的“民间舆论”，在一片道德恐慌和哀叹悲鸣中，又看不到或不愿看到任何有正面意义的农村生动现实和具体实践。而既不同于央视春晚的“不知所措”和“置之不理的回避”，又不同于“民间舆论”的“手足无措”和“耸人听闻的批判”，恰恰是官店“村晚”上《老鼠娶亲》的节目在这两者之间，在央视春晚有假大空意味的歌舞升平和“民间舆论”左右合流的负面关怀之间，以一种农村女把到了城市的打工仔“倒插门”“娶”回农村的情节设置，同时反转了城乡关系和传统婚姻关系，给我们带来既直面现实又富于建设性和进步意义的文艺启迪。进一步分析，实际上，从组织方式看，官店“村晚”也介于官方和民间之间，既有政府的组织引导，又有自发的民间成分。

我由此想象，如果央视春晚能有更多的积极向上的“三农”视角，在排除了赵本山所代表的农村内容后，把《老鼠娶亲》这样的节目搬上舞台，那在舆论引导上将产生怎样的积极影响啊。这一来，央视春晚说不定就能重受关注了，“上海女逃离江西”之类的假新闻说不定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市场了。带入了乡村社会视角的官店“村晚”因而对相反相成的两个舆论场——不管是官方的、城市中心主义的春晚，还是非官方的以城市知识分子和小资为主的逃亡农村的舆论狂欢——都提出了挑战。也只有从春节期间这三台引人侧目的“好戏”之间的对比中，我们才能看到国家与社会的张力，看到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之间哪个更有希望，看到所谓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在今天的局限性，而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重新提炼软实力在乡土中国和在更广义的民间的意义。

二、“软实力在民间”

龚：在山村里思考“软实力”对我来说还是很新鲜。因为通常讲“软实力”和“国家形象塑造”都是高大上的战略传播问题，好像一提到“向世界讲中国故事”，就得搬出章子怡、姚明，就要把广告打到纽约时代广场。这其中基本没有乡村的位置，正如您在一篇有关中国软实力问题的文章中曾经提到的那样，民间的、非商业性的文化也大都被边缘化，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软实力在乡土中国”或“软实力在民间”?

赵：一方面，我们谈文化软实力，往往从国家实力和国家力量的层面定义，但从文化是有机的、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角度，正如我去年重阳节后在缙云壶镇看完那里的赤岩山“迎案”庙会后，忍不住发的朋友圈所感叹的那样，“真正的文化软实力在乡土中国!”你知道，这是我这个传播技术使用上的后进者的第一个朋友圈发布，我当时是真的有所感悟，不吐不快。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在我的理解中，这个“耕读文明”既不是一幅陶渊明式的文人隐居图景，也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抽象理念，它在全部意义上就是追求一种物质与精神生活相平衡、脑力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理想生活方式。你还记得正月初八我们一起去宫前村看盛大的舞龙表演，同行的那位小时候在宫前村读过书的朋友是怎么说的吗?

龚：他说当年我在这个村里读书，只知道正月初八有这个活动，没想到就个就是文化。

赵：对，文化文化，已经“化”为不足为奇的理所应当。这也就是雷蒙·威廉斯所定义的：文化是日常生活。与上面我提到的赤岩山“迎案”或其它许多民间文化活动一样，宫前村龙灯会作为一种融入村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它是一个每年一度的民俗节庆，更是一个完全有机的社区活动：所有的村民都来参加，家家户户开门迎客，流水宴席大宴四方。在这里面，民众的参与、民众的主体性、他们的自豪感、他们对共同体的认同感，这些都是很难被书本上那种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刻板分开的概念所包容的。把文化和生活分开，把文化与大众和平民分开，这是带有精英主义做派的对文化的误解，也是商业媒体和商业逻辑劫持文化的结果。实际上，回到乡村这一年多以后我才真正意识到，我们平常在学术界所讲的“文化研究”是多么肤浅、多么脱离社会、尤其是脱离乡土社会，那充其量就是流行文化研究或者说是对商业媒体产生的文化的研究。文化研究应该另有一个天地，这个天地就是乡土文化的研究，而这个乡土文化我认为正是中国软实力的根基。

另一方面，我们说软实力在民间，这与我们讲“民族的”、“民俗的”就是“世界的”视角互补、相辅相成。但在这里不能把民俗固定化为传统的、本质主义的东西，像《老鼠娶亲》这样推陈出新的内容更是软实力的鲜活体现。更重要的是，正如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先生所指出，追求文化软实力关键不是如何走出去影响别人，而是我们有一个自己视为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文化伦理格局，广大人民身在其中，自得其乐。[iii]文化“软实力”的首要目的不是以“霸权”方式走出去追求自身“硬利益”——这种“东施效颦”的“软实力”观念只能显出我们自身社会科学想象力的匮乏，而是我们自己有一种怡然自得的生活。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来提炼软实力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在怡然自得的生活和格局会自然而然对其他文化产生感召力和吸引力的角度上，这种对文化软实力的追求才能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王者之道”和“修文德以服远人”衔接起来。

前面讲到唱衰农村的假新闻和舆论狂欢，可以想见，尽管我们这些玩微信朋友圈不亦乐乎的人富裕了、小康了，但由于城乡的撕裂，我们过年过得不怡然自得;所有转假新闻的人，都不怡然自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乡村同胞(或者说想象中的乡村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这不是一种怡然自得。在《老鼠娶亲》的戏剧里，我们也看到了新一代农民身上那种自豪感和自信感，他们说在城里没有尊严，像“过街老鼠”，他们说“我们要回到乡村”，在这里可以创造怡然自得的、也就是“桃花源的生活”。在此意义上，从“软实力在乡土中国”可以进一步引申出“软实力在民间”，这个“民间”就是城乡人民对怡然自得的生活的向往和创造这种生活的信心和理念。而且我们也说过，他们创造这种生活的信心的来源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劳动——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软实力。也就是说，中国的软实力不是要让我们重复美国的老路去搞权力外交和文化侵略那一套，是我们自己有一个怡然自得的生活，有一个知道大家都过得好的生活。你知道，去年夏天，我所带领的中外学术团队在缙云河阳村进行了题为“从全球到村庄：传播理论如何落地”暑期调研。[iv]我们项目的一个子课题是关于“什么是好生活”。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是，有村民回答说，大家都好就是好生活。

龚：针对这种农村衰亡的舆论合唱，我有一点也许是不恰当的联想。我想到正如对某些中国电影导演的批评是把中国的落后拍给外国人看，这种堂而皇之地对中国农村社会的丑陋化和污名化，是把乡村的落后写给城里人看。这种“定质”“定向”的文化传媒运作的背后是两种可称强势的集体唱衰：国外左右翼合流唱衰中国，国内左右翼合流唱衰农村。

赵：对，这并非你的“不恰当联想”，事实上这两种唱衰不仅联系在一起，而且分享同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就是维护现有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以及中国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的逻辑，西方主流舆论唱衰中国和国内某股舆论潮流唱衰农村是这个逻辑的一体两面。对西方主导精英来说，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崛起，不希望中国找到新的道路，所以唱衰中国是很自然的;但对中国许多城市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来说，他们倒不是不希望中国崛起，不是不希望消除城乡鸿沟，是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受了西方资本主义逻辑的影响，看不到另类的选择，也看不到农村的希望，同时也因为他们自身有脱离实际的问题，看不到农村复杂多面的现实。唱衰农村、放大城乡撕裂的结果有可能是预言成真，好像农村不可能有另类选择、城乡鸿沟不可能被填补，中国农村就只能为不可持续的全球资本主义和出口导向的发展贡献廉价劳动力。因而我们讲“软实力在民间”，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农村是有希望的，中国在促进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走城乡协调发展的道路是有可能的——或这应该是“向世界讲中国故事”的重要部分。

如果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也看不到农村的希望，看不到中国有可能超越以城乡撕裂为代价的发展主义逻辑，中国的崛起就成为不可能。实际上，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的崛起必须有农村的崛起，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唱衰中国和唱衰农村的一体两面的内在逻辑关系。

当然，指出两者在逻辑上的一贯性并不是要将两者的态度和动机混为一谈，事实上，两者的主观出发点未必一致。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论左翼右翼，在主观上都不是要唱衰农村，而是震惊于城乡的分裂、愠怒于政策的缺陷，而对政策中的新自由主义成分或国家权力运作做有时是矫枉过正的批判，这其中有他们自己认识上的问题，导致看不到正在发生的现实和农村的另类可能性，但逻辑结果和实际后果上却同样是唱衰;此外，也必须看到这两种唱衰之间有一种主导和从属的关系，也就是由于西方的主导，国内唱衰农村从属于国外唱衰中国的逻辑，有被动的层面，有知识分子自身意识形态被西方所左右的因素，“一体两面”并非处于“同一平面”。

不过，考虑到前面提到主导“唱衰农村”的以《财经》为代表的商业化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舆论导向与西方主流媒体话语最接近、或者前者最易受后者影响这一现状，这两个舆论场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一个平面上的。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化自主性建设任重道远，面对强势的媒体商业化逻辑和同样受商业逻辑驱使的新媒体语境，面对经济不景气条件下更加浮躁和不安的城市小资群体、尤其是汪晖所论及的“新穷人”群体[v]，要实现这一目标更是难上加难。然而，这也正是中国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性和当务之急所在。

(作者赵月枝为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浙江省“千人计划”专家、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龚伟亮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i] 见赵月枝、龚伟亮，“从‘春晚’到‘村晚’：兼谈农村的衰败叙事，”批判传播学微信公号2016年2月28日首发;破土网2016年3月11日以“赵月枝：农村衰败叙事的知识症候”重发(见http://groundbreaking.cn/yanyi/sannong/6630.html)。此对话为续篇。

[ii] 此文作者为《财经》记者，原题为《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丨返乡日记》。

[iii] 黄平、玛雅，“中国在21世纪上半期的国际环境与战略选择”，《天涯》，2008年7月号。

[iv] 本调研的英文成果将于2017年初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发表;中文成果也会后续出版。

[v] 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开放时代》，2014 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