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福利社会”的困局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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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历着迅速变革的中国来说，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除了经济增长以外，社会福利的建设也是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环节。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福利不等于“福利社会”。西方国家曾经试图营建的“福利社会”普遍面临着困局。此类前车之鉴，意味着中国注定要开辟一条与众不同的新道路。

因“福利社会”陷入困局的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美国虽未彻底陷入困局，但也出现了一些危险的倾向，例如加州等地严重的财政赤字。“福利社会”困局的特点是：政府债务不堪重负，经济增长趋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与此同时，增加或减少福利的动议均遭到社会力量的强烈抵制，使得福利政策处于进退两难的僵局。

“福利社会”的历史并不长，它的建设始于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才大致形成现在的格局。西方国家之所以营造“福利社会”，有两方面原因：

外部原因是苏联和东欧阵营带来的压力。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果，苏联和东欧国家均高度重视劳动者福利的建设。西方国家意识到，如果不相应地建设本国的社会福利体系，本国民众就会自发产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确实出现过这种倾向。西方国家纷纷构建福利体系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可以说是出于冷战的需要。哪怕是保守主义政党(如英国保守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法国保卫共和联盟等)，在执政时期也多少参与过福利体系的建设。

内部原因则是西方国家在二战之后普遍推行票决制的直接民主。政党为了得到和巩固执政地位，需要获取尽可能多的选票。对诸多政党而言，向选民许诺更多福利就是走向当选的“终南捷径”：于是，你许诺增加住房补贴，我就许诺增加带薪假期。“终南捷径”连续走上几十年，就积累出了今日所见的高福利，称之为“民粹式福利”亦不为过。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的带薪假期分别为40天、36天和37天。这意味着合并双休日之后，这些国家的人每年有一个半月不用上班。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些国家的企业和政府机关，每年七八月份常处于停摆的状态，因为管事的人大都去海边度假了。

从个人视角上看，这种“福利社会”当然很舒服。但从宏观视角上看，“福利社会”的可怕之处恰恰在于它的不可持续性。“福利社会”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是收支不平衡，我们来看一些数据，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

数据来源：法国统计局，中国财政部，新浪财经，中国钢铁联合网

跟中国的数据比一下，就知道已建成“福利社会”的国家有多惨了：经济发展趋停滞，赤字预算债高筑。如果财政不能实现盈余，债务大坑就永远填不上，而只会越挖越深。到最后，国家财政支出极高的比例都被迫用于发放福利，也甭搞建设了。可是，这些国家在GDP裹足不前的形势下如何增加财政收入?靠税收吗?那肯定没戏。

“福利社会”带来的深刻教训就是——千万不能高估二次分配在调整收入分配中起到的作用。二次分配依赖于税收基础上的国家财政，所以“福利社会”的“高福利”普遍以“高税收”为前提。但是缴纳所得税的主体力量，其实是以工薪为主要收入的群体，而非高收入群体。因为工薪族的所得税往往由企业代扣，基本逃不掉。而制订社会规则的高收入群体则有很多合法避税的方法，例如将个人开销列入企业成本、成立信托基金、向海外转移资产等等，而这些方式是工薪族根本无法采用的。更有甚者，在法国奥朗德政府2013年宣布增加所得税之后，着名影星热拉尔·德帕迪约等一票名人纷纷加入别国国籍，让法国政府征税无门。

因为对高收入群体征税困难、且征税成本很高，工薪族反而“李代桃僵”成为纳税主力军。于是，“福利社会”实际上形成了尴尬的格局：政府从收入稍高的工薪族身上抽税，用来补贴低收入工薪族、以及一部分社会底层的流氓无产者。在这种格局下，如果为提高福利水平进一步增税，必然导致收入稍高的工薪族的生活水准立刻下降。而且因为相当一部分福利用于补贴不劳动的流氓无产者，使得辛勤劳动的工薪族极为不满。西方国家的右派政客往往借助这种不满情绪，主张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甚至鼓吹将劳动人民本应享有的那部分社会福利也一起砍掉。美国共和党就很喜欢煽动这种论调，真是名副其实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所以，“高福利”在目前的水准上，难以再前进哪怕一步。

“高福利”不能再前进了，那么能后退吗?恐怕也很困难。任何减少福利的动议，都会带来无休止的抗议游行和罢工。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一开始计划将法国最低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2岁，数年间遭遇多起大罢工;后来萨科齐做了合理让步，仅将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0岁4个月，结果仍导致他在2012年大选中败给了资质平庸的奥朗德。在西方国家票决制的政治格局中，触动“高福利”的奶酪极有可能导致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在选举中倒台，所以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也不愿意去冒这个险。于是，“福利社会”形成的巨大亏空如同一个大炸弹，在击鼓传花的游戏中不断转手。

“高福利”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局，寅吃卯粮的亏空越滚越大。可是国内有些人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仍然盲目地认为“福利社会”一如既往地“高大上”，甚至兴高采烈地试图移民到欧洲国家去吃福利。这简直就像在刘邦项羽起兵之后，迫不及待地去投奔秦王的节奏……很可能还没等他们吃上“高福利”，“福利社会”就已经崩盘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目睹了西方国家“福利社会”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福利体系呢?坚定不移地发展普遍惠及人民群众的社会福利，意味着让人民群众合理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这直接决定了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和人心向背，所以绝不能不发展社会福利。但是发展社会福利的具体思路，必须避开西方国家陷入的泥潭。真正适合中国的，应当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社会福利制度。劳动创造价值，价值的一部分形成社会福利，所以社会福利必须围绕着劳动而展开。

首先，既然社会福利是劳动的产物，那么社会福利的水准应该与劳动生产率保持一致。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如果科技和生产关系的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社会福利的水准就应该相应增加，这才意味着劳动者真正享受到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倘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执政集团的民意基础就会动摇。另一方面，社会福利水准的提高，不应该远远超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否则，劳动创造的价值并未明显增加，而社会福利的消耗却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不是坐吃山空吗?希腊自从制造业衰退之后，劳动生产率多年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切实际地推高福利，不是明摆着找死吗?

第二，既然社会福利是劳动的产物，那么享受社会福利的应该是劳动者(包括曾经劳动过的退休人员)，以及确实不具备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儿童、残疾人等)。“尊重劳动”应当具体落实为尊重劳动者的合理权益。“福利社会”带有强烈的民粹色彩，资产阶级左派把福利与抽象的“人权”挂钩，却将福利与具体的劳动割裂开来，这就造成了许多荒唐状况：在美国，因为生孩子就有补贴，所以还真有人生一大堆孩子，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度日。英国也曾产生接近30万常年在家泡病号的“英国病人”，令卡梅伦首相忍无可忍。不以劳动为前提的福利，客观上使得流氓无产者不劳而获、随意享用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这恰恰是对劳动者权益的蔑视和践踏。所以，中国的福利建设要特别强调劳动光荣，劳动越多享受的福利越多。有能力劳动、而不愿意去劳动的流氓无产者，应该得到的不是社会福利，而是行为矫治。

第三，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强调初次分配的重要性。“福利社会”的教训已经证明，二次分配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是有限的，因为税收和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总有上限。要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更应从初次分配入手，努力提高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在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就是工资所占的比例，其他的部分都被企业拿走了。正如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资本的积累远远快于劳动者收入的增长。如果劳动者领到的工资本来就很少，那么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的空间就非常小，中国当前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而中国的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较低。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2012/13年全球工资报告》，2008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仅为48%左右。同时期美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在65%左右。

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在公有制经济中相对容易实现，而且国企的平均工资本来就高于私企。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可能要通过加强工会力量、推动薪酬集体谈判来实现。无论怎样，中国不再需要任何“血汗工厂”。那些鼓吹中国企业应该以低工资维持“竞争优势”的人，应该先问问自己：你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血汗工厂”工作吗?那别人的孩子凭什么就得去?

第四，合理延伸社会福利的概念，摒弃某些西方国家以“直接发钱”作为手段的狭隘福利观。现金补助、医疗报销和食品券是西方国家常用的发放福利的手段。这些手段并非不合理，但有极大局限性：仅能使弱势群体短期内免于饥馑，却不能改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使他们陷入长期接受救济的循环。在现代社会，受教育程度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优质教育资源被少数群体垄断，就会出现阶层固化和贫困的代际传承，这一点在美国和英国都体现得非常明显。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将教育定义为人民群众的核心福利，坚持教育资源的公益性，并确保优质教育资源以公平的方式向群众开放。只有让弱势群体获得劳动技能和就业机会，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使他们不再依靠福利维持生存。

第五，社会福利的设计，应以提高全社会的劳动参与率为目的。劳动参与率是指劳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显然，这个比例越高，意味着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人越多。例如，医疗保险让劳动者保持健康的体魄、更好地工作，对提高劳动参与率当然有帮助。再如，可以设置弹性化的退休年龄，允许身体较好、经验丰富的脑力劳动者自愿多工作几年;这样既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和退休金，又为社会创造了更多价值。劳动生产率不断增加，加上劳动参与率维持较高的水平，才有可能保证社会福利体系不依赖“人口红利”而维持下去。

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社会福利制度，能够真正为劳动者服务、切实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并且避免出现福利泛滥“养懒汉”的状况。这样的福利制度才能获得广大劳动人民的真心拥护，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可以持续的。中国的福利制度建设，一定要走出一条利国利民、符合国情的道路。

（徐实 生物制药专家 投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