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政治瘟疫蔓延，恐怖主义离中国有多远？

早在“9.11”恐怖袭击之后，恐怖主义即已成为广受各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问题。然而，过去十多年来，从2004年的马德里到2005年的伦敦，从2015年的巴黎到2016年的布鲁塞尔和奥兰多，一系列恐怖袭击表明，恐怖主义威胁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更为严重的是，恐怖袭击并不仅限于欧美发达国家，从非洲到中东，恐怖组织的行动模式正由零敲碎打式的“游击战”升级为攻城略地式的“阵地战”，企图通过占领大片领土颠覆既有的合法政权，从而以“国家”的名义实现极端政权统治。

面对国际社会如此严峻的反恐形势，关注中国改革发展前途的人们难免会想到这样的问题：恐怖主义离中国究竟有多远？

与地理空间上的距离不同，恐怖主义与中国的距离无法直接进行量化测算。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将中国与早已饱受恐怖主义之害的欧美发达国家和非洲中东欠发达国家略加比较。

1欧美：大量移民带来隐患

20世纪50到6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期”，社会福利体系趋于完善，生活水平迅速提升。随之而来的是，与二战前由宗主国到殖民地的人口总体流向相反，二战后的人口总体流向呈现由欠发达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态势。

尽管相关国家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并未公布具有移民背景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官方数据，也未按照来源地区或宗教种族将移民分门别类，但非本地白人出身者在不少欧洲国家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庞大人群，从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欧洲杯足球赛即可管窥一斑。

在东道主法国队中，移民面孔占据了上场阵容的绝大多数。倘若仅根据容貌肤色进行判断，很难让人相信这支球队代表的是一个白人居于主导地位的欧洲国家。除法国队外，在英格兰队、葡萄牙队、比利时队甚至德国队中，非本地白人出身的球员亦非鲜见。

尽管不能将移民群体简单等同于恐怖主义势力，但在欧美发达国家，恐怖主义威胁与移民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2015年11月法国巴黎恐怖袭击的几名主要嫌犯均非欧洲本地白人出身。

2016年3月18日，比利时警方逮捕巴黎恐怖袭击案嫌犯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随即引发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区居民骚乱，而该区9万居民中的80%为穆斯林，被称为欧洲吉哈德（伊斯兰圣战者）天堂。紧随其后的3月22日，布鲁塞尔机场和欧盟总部附近地铁站发生自杀式恐怖袭击。

与欧洲相比，美国也不太平。

2016年6月12日，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发生三十年来最惨烈的大规模枪击案，至少造成50人死亡，嫌犯是来自阿富汗的二代移民。

过去几十年来，大量移民由非洲中东等地进入欧美发达国家，虽为深受人口老龄化问题困扰的发达国家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资源，但移民群体一直较难融入白人主导的当地社会。一旦出现经济不景气，移民群体的就业机会往往最容易受到冲击。外来移民与当地白人不同宗教和种族背景下的文化鸿沟也难以逾越。

有观点认为，当前欧洲杯足球赛中非本地白人出身的球员大量涌现，其实反映出移民群体在欧洲社会的上升通道非常狭窄，大多数人并不能如齐达内那样在体育行业有所建树，只能混迹于社会底层。在这种背景下，移民群体中的部分人，特别是对现状不满的青少年，很容易受到宗教和种族极端思想的蛊惑，成为恐怖袭击的策划者和实施者。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近年来中东局势动荡，加之地理距离上相对接近，大批难民由中东涌向欧洲，这又为恐怖主义势力向欧洲渗透提供了一条捷径。

眼下英国“脱欧”已成定局，此前英国《每日邮报》盘点的“脱欧”20大理由中，对抗恐怖主义就赫然上榜，因为欧盟的自由出入境政策令欧洲成为恐怖分子温床，目前多达5000名“伊斯兰国”分子在欧洲自由行动。

不仅如此，倘若欧洲各国对难民问题处置不当，难民的生存和发展得不到有效保障，很可能直接制造新的恐怖主义隐患。

2非洲中东：政府治理能力低下

恐怖主义是没有饶恕的战斗，没有什么是被排除在外的，并且在大多数恐怖分子看来，任何目标都是活该被打击的对象。人们把恐怖主义称为21世纪的政治瘟疫，一场地下世界大战。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似，在非洲和中东的很多欠发达国家，社会失业率高企是恐怖主义势力泛滥成灾的重要原因。然而，相比欧美发达国家，非洲和中东欠发达国家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时问题更为严重。

很多国家的法治化进程缓慢，政府治理效率和执政能力低下，贪腐现象十分严重。不仅如此，在一些国家，部族林立、各自为政，民众对部族的认同远远超出对国家的认同，这也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的治理能力。

以今年频频发生恐怖袭击的马里为例，这个人口1450万的国家拥有23个大大小小的部族，12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有着大片政府治理缺失的真空地带。因经济增长乏力而大批失业的年轻人、被贪腐现象和部族政治削弱的政府治理能力，这些都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泛滥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此外，非洲中东欠发达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能投入安保的资金有限，技术水平也不高。由于资金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欠发达国家军警队伍人员规模较小，军事素养相对较差，应对恐怖袭击的军事能力也较弱。

还是以马里为例，包括陆军、空军、宪兵、警察、共和国卫队和民兵在内的政府全部武装力量只有约1.5万人，年度军费仅1亿多美元。对比之下，法国于2013年1月出兵马里与极端武装组织作战，仅两个月内即消耗军费1亿多欧元。

无论是人员规模，还是资金条件和装备水平，许多欠发达国家的军警队伍都捉襟见肘。一些国家的政府正规军警力量和恐怖组织武装进行正面对抗都颇感吃力，对防不胜防的恐怖袭击更是难以有效应对，这就给恐怖主义的肆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中国：恐怖主义威胁更为复杂

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非洲中东欠发达国家，倘若将中国与之比较，不难看出后者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时具备的独到优势。

一方面，中国在地理上距离恐怖主义势力泛滥的中东地区相对较远，出入境管控也较为严密，境外恐怖主义势力直接渗透的难度相对较大。另一方面，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基本形成一套较为完善有效的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相应的安保资金技术保障也较为充足，对国内的恐怖主义势力能予以比较有效的遏制。

近年来从新疆到云南甚至首都北京虽然也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但是策划者和实施者的组织能力和技术手段均较为低下，造成的社会危害相比国外诸多恐怖袭击也较为有限。

尽管如此，倘若就此下结论认为恐怖主义威胁离中国尚远，难免太过乐观。与近年来欧美及非洲中东诸国遭遇的恐怖袭击不同，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大多源于新疆地区具有民族宗教背景的分裂主义诉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的地区分裂主义势力虽一度消减，但改革开放后在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又重新抬头，此后暴力恐怖袭击在新疆频发。2013年10月北京天安门和2014年3月昆明火车站的两起暴力恐怖袭击表明，地区分裂主义势力进行恐怖袭击的目标已扩散至新疆以外范围。

尽管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有其内在的历史文化根源，但外部势力的支持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与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跨国化相对应，国内暴力恐怖势力一直在努力寻求外来支持，境外恐怖势力也从未放弃对中国的渗透。

一些国家出于政治目的以“非暴力”为由提供或明或暗的支持。就在“9·11”恐怖袭击后不久，2001年10月19日，欧洲议会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允许来自中国的地区分裂主义势力在议会大厦内举行研讨会，公然为其提供活动场所。

直至今日，新疆的地区分裂主义势力在境外仍不乏所谓“同情者”，甚至从一些国家政府获得直接支持。“世维会”总部即设在德国，其中一些重要人物长期在欧美日诸国以合法身份公开活动。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华民族历来提倡居安思危，面对恐怖主义威胁，更需要全社会居危思危。在对暴力恐怖势力予以严厉打击的同时，只有从源头上铲除恐怖主义隐患，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

一方面，鉴于新疆的地区分裂主义是恐怖主义在国内滋生的土壤，政治上应注重培育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将对本民族的热爱与对国家的热爱结合起来，经济上应发挥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优势，密切各省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而消除地区分裂主义赖以发展的政治经济根基。

另一方面，应就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加强国际合作，斩断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对国内地区分裂主义的支持，并推动其他国家认清新疆地区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的联系，从而获得更多的国际理解与支持。

对比欧美及非洲中东诸国的反恐怖形势，只有内外兼修，才可能让中国远离恐怖主义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