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颜色革命冲击下转型国家青年政治组织的治理

【摘要：苏联解体以来，颜色革命逐渐成为冲击转型国家既有政治格局的主要因素，而青年政治组织成为这一波政治冲击中的主要挑战型力量。颜色革命式的政治冲击并非在每一个国家都能成功挑战现政权，这是因为当事国家针对青年政治组织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因此，国家对于青年政治组织的治理成为遏制颜色革命局势恶化的关键因素。本文应用案例比较和过程分析的方法，选取三个典型国家作为比较案例(格鲁吉亚、俄罗斯和乌克兰)，发现国家对于青年政治组织的治理主要基于扩大参与或抑制动员两种逻辑。不同的治理逻辑导致国家遏制颜色革命冲击的结果大为不同。同时，随着转型国家自身政治环境的变化，国家既有的有效治理逻辑也遭遇挑战。】

苏联解体以来，颜色革命一度成为转型国家面临的主要政治挑战。在70年代以来亨廷顿所称的第三波民主浪潮逐渐蔓延的背景下，原苏东集团地域上形成了一系列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在独立伊始便放弃了既有的苏式体制并确立了向西方政治经济体制靠扰的转型国家发展道路。民主转型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拉美、东南亚和非洲的很多国家出现了转型不成功、民主体制反而崩溃的案例。具体到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挫折现象就是颜色革命。原苏东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政府在转型进程中政策应用失当又累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导致转型进程中国家主导的认可度逐渐降低，社会大众因此对国家当局失去信心，民间期望与政府实践之间的鸿沟逐渐加大，民众进而期望能够通过政府更迭加快实现国家的发展。同时，西方国家与这些转型国家在转型速度和方向等方面分歧逐渐加深，它们之间的双边关系也因国家利益不同而屡起摩擦，转而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期望通过政府更迭来“纠正”这些国家偏离西方期望的发展道路。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转型国家内部的反对派集合普通民众的民主诉求，屡屡采取非暴力手段向执政当局发起挑战，并最终实现了政权更迭，反对派得以上台执政。上述发生在原苏东地区的政治动荡过程普遍被认为是颜色革命的典型进程。

学术界在梳理颜色革命生成机制的过程当中，逐渐发现青年政治组织是颜色革命的重要推手。有学者在2000年塞尔维亚发生的颜色革命运动中，发现当地的青年政治组织“反击”在一定的时间节点上成为这场革命最积极的推动力量。而具有一线处置经验的政府官员也承认治理青少年和民间组织是削弱颜色革命式政治冲击的关键所在。围绕青年政治组织和颜色革命的关系，学者形成了几类不同的观点：

第一类学者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青年群体本身具有的认知特性和高参与度决定了青年政治组织在颜色革命进程中起更为决定性的作用。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青年群体比其他大众群体更加依赖网络社会维度开展政治活动，青年组织天然的反传统性使得传统政治组织很容易成为其攻击的目标。

第二类学者从青年认知与国家转型关系角度出发，发现社会的剧烈变化和国家转型的不完善，造成了青年群体的认同危机，青年群体与国家价值观的背离构成了青年政治组织广泛参与颜色革命活动的动力。

第三类学者则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出发，发现推动俄罗斯颜色革命浪潮的过程当中，中产阶级的崛起和青年政治活动的加强具有相关性，这主要源于俄罗斯中产阶级产生的特殊性，其核心阶层相比西方其他民主国家更为年轻，且内部的年轻群体因为难以稳定保持中产阶级地位而更加焦虑。因此它作为一个混合了职业背景、却对于现实社会颇多不满的“杂乱空间”，充分利用其掌握的先进通讯技术手段，发挥其独特的创新优势开始“构建”颜色革命。

第四类学者从国际社会规制的角度出发，发现原苏东地区的颜色革命冲击背后，是各个相邻国家的青年政治组织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当事国家对于青年政治组织需求的漠视，增强了青年政治组织国际化的影响力。还有一类学者把青年政治组织得以在颜色革命的背景下发展壮大归结为外部势力的扶持和培育，认为颜色革命是国际权力政治博弈的一种具象，而青年政治组织是这种博弈格局中的工具。

上述观点均对青年政治组织和颜色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解释，但是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这一地区的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即使在青年群体的社会分层较为相似、政治转型均不完善的前提下，颜色革命的冲击并非在每个国家均取得成功;对遭遇数次颜色革命冲击的同一国家进行纵向比较，还可以发现，青年政治组织的活跃程度并非与国际政治干涉和邻国青年政治组织援助成明显的相关关系。可见，前面的分析均在无意中忽略了转型国家自身的作用。作为国际政治领域传统的行为体，相比群体意识认知和社会阶层变化等被动性因素，国家具有面临挑战时的主动性，而且国家对内掌握内政治理工具，对外掌握外交政策工具，与外部势力相比显然是影响本国政治环境更重要的行为体。因此，本文认为，国家自身针对青年政治组织采取何种治理逻辑，是影响其抵御颜色革命政治冲击的重要变量。

治理的目标和前提：青年政治组织缘起和颜色革命触发机制

从1996年至2003年间，党内附庸性质的青年政治组织没有任何“组织”的架构，甚至其名义运行时段也仅限于选战期间，它更像是单纯的政党拉票工具。在2000～2001年之间，随着南联盟的政局动荡，西方的外部援助开始涉足原苏东地区;而随着民主派政党的不断失利和执政党的腐败加剧，该地区青年人的自主政治诉求也开始觉醒，青年政治组织在2004年前后才真正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组织开始走上舞台。

在2000年的南斯拉夫联盟总统选举中，爆发了一场具备颜色革命雏形性质的政治冲击：反对派领导人不承认总统选举结果的合法性，在屡次冲击政权机关和占领政府大楼后，时任当选总统米洛舍维奇被迫辞职，反对派得以执政。自那以后每一场颜色革命中，青年政治组织均是最为活跃的政治行为体，并在一定的时间节点上成为颜色革命的中坚推动力量。学者们发现，两者在短时间内就达成如此紧密的联系，这主要与颜色革命四个主要的触发步骤有关：

1.建立降低政府可信度和排斥其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共识。主要受众对象就是青年群体，因为在转型国家当中，缺乏资源和经验的青年人本身最易成为社会转型的受害者，青年群体本身具有的对传统威权的叛逆心理与其受害地位的结合，很容易产生反对执政当局的共识。

2.在选举节点采取抗议行动。仅从原苏联地区来看，截至目前爆发的颜色革命均与国家政权选举活动高度相关(见表1，只有最近的乌克兰“迈丹广场革命”是例外，它是因为乌克兰与欧盟一体化协定问题引起的)。颜色革命与选举活动高度相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转型国家本身选举存在诸多不规范甚至反民主的地方，极易成为反对派指责的议题;其次，2000年以后转型国家社会各界对于经济与改革政策等重大问题基本达成共识，反对派很难提出超越执政当局的长期施政纲领吸引选民，所以只能抓住选举程序和结果这个议题;最后，选举时期也是当地民众政治关注度最高的时期，反对派在这一时期作政治动员成本最低。

3.推出政治口号并实施瘫痪当局执政能力的行动。只有占领执政当局的机关或交通要道，才能降低其管理效率和可信度，让更多的民众相信反对派对当局的指责的正确性。因此，“占领”是颜色革命开始阶段升级局势最有效的实际行动，是其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见表1)。为了实现“占领”的战术目标，反对派必须动员更多具备行动能力的年轻人加入到行动中，这是青年与其他群体相比最重要的优势。梳理反对派的政治口号或组织名称即可发现，大部分口号也是迎合了青年人反抗权威、不愿接受束缚的心理。

4.议会内外的反对派实现合流并控制权力机构。这是颜色革命成功，即政权更迭的关键所在。颜色革命获得西方支持的前提是其非暴力特性和维护民主体制的合法性，无论反对派在街头抗议中如何占优势，都无法采取暴力夺取政权的形式确立自己的胜利。因此，街头反对派需要通过某种途径与议会内部的反对派实现合流，最终控制转型国家的议会，实现颜色革命成果的合法化。实际上，所有最终成功实现政权更迭的颜色革命都是最终在这一步骤上取得了成功。主要实现途径是街头反对派占领议会大楼，驱赶支持政府的议会党团。

非正常控制是指反对派并非通过选举合法席位途径实现控制议会的目标，或者在争取议会席位的过程中采取了非法手段。因此，青年政治组织是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而且主要是应用在颜色革命冲击背景下：只有在颜色革命冲击下，青年政治组织才会以一种现实政治组织的形态出现，与触发颜色革命的机制相结合，给予该国政治稳定重大挑战。那么国家采取的治理方式是否一样?哪一种治理方式可以有效地规制青年政治组织?

两种治理方式——抑制动员和扩大参与

对于转型国家执政当局来说，治理国内青年政治组织，使其不成为助推颜色革命恶化蔓延的关键力量，主要存在两种治理方式：抑制动员和扩大参与。

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是两个恰好相反的政治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主要的行为体是政治组织和群众，政治动员主要指政治组织凝聚动员群众参与到其政治活动中的过程，政治参与则主要指群众主动参与到政治组织，通过其影响国家政治进程以寻求实现自身诉求和保障自己利益的过程。青年政治组织与传统政党相比，在这两个过程中都具有明显优势。

青年政治组织的政治动员能力远强于传统政党。首先，青年政治组织的组织结构更适合当代年轻人追求不受权威束缚的集体活动偏好。大部分青年政治组织的管理结构都接近网络化或扁平化，很少保持一个长期固定的领导核心。其次，青年政治组织的动员方式也远比传统政党丰富多彩，俄乌等国青年组织的机关官网均很粗糙或没有官网，也没有自己控制的媒体，但是几乎所有的青年组织都把社交网络平台作为其发布活动信息和扩大影响力的主要阵地，在各个主流社交网络平台上青年政治组织的官方账号总是最活跃的。这些青年组织除了组织传统的游行示威请愿活动外，还举办环保、关爱老幼弱势群体、艺术展览、娱乐晚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充分满足了年轻人追求时尚新奇的心理。

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青年政治组织比传统政党具备更多的灵活性优势。首先，无论本质上属于亲政府还是反政府立场，青年政治组织一般不会像传统政党那样明确将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确立为政纲，而是将保障维护青少年权益、扩大青少年参政议政途径和为国家社会培养合格优秀的青年人才作为其纲领的主要目标。这种中性化的纲领更易吸引各个阶层的青年参与。其次，与很多传统政党附属的青年组织相比，独立的青年组织刻意淡化其与主流政党的关系，免去了青年参与其活动可能会被传统政党绑定的后顾之忧。

显然，转型国家如何控制青年政治组织上述两个能力，就成为治理青年政治组织的关键。针对现有青年组织，任何一个执政当局都希望能够尽量增强亲政府青年组织的动员能力，并削弱反政府一方的政治动员能力;同时，执政当局也会寻求扩大一定的政治参与，让青年对参与反政府的活动失去兴趣，或者扩大更多青年以外的阶层进入到政治参与当中，削弱青年政治组织的整体影响力。将上述治理路径进行归纳，本文认为转型国家存在两种治理方式：抑制动员和扩大参与，下面通过案例分析检验转型国家治理青年政治组织的两种治理逻辑的效果和使用条件。

案 例

(一)“玫瑰革命”前夕的格鲁吉亚(2000～2003)：缺乏抑制动员和扩展参与的意愿

2000年谢瓦尔德纳泽成功赢得第二个总统任期的选举，仅仅4年后，在其总统任期尚余一年的背景下，格鲁吉亚因议会选举舞弊事件爆发了激烈的反政府示威活动，最终导致谢氏在2003年11月下台。在这场被称为“玫瑰革命”的颜色革命风暴中，克马拉青年政治组织起到了非常显着的作用，在谢氏政权倒台的当夜，首都第比利斯爆发了10万人的庆祝游行，绝大部分为该组织所动员。而在长达一年的抗议活动中，该组织是唯一自始至终坚持的反对派，并在占领议会大厦的最终行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青年政治组织得以推动“玫瑰革命”成功，与这一阶段的格鲁吉亚当局缺乏治理青年政治组织的明确意愿有直接关系。谢氏政权极其缺乏抑制青年政治组织动员的意愿。首先，当时的格鲁吉亚政府没有主管青年事务的部门，更缺乏发展青年事业的政治纲领，因此很难对青年政治组织产生关注。其次，谢瓦尔德纳泽本人虽然曾经长期担任格鲁吉亚安全部门首脑，但是其主要倚靠的助手、时任格安全部部长的努克扎尔·萨扎亚突然自杀，导致格安全系统与谢本人之间产生隔阂，自此之后谢“便失去了对国内态势的感知能力”。最后，当时的谢氏政权自认为是独联体地区构建民主社会最规范的国家，格美关系和格欧关系发展态势也不错，格还成功推动了“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合作协议的签署，因此当局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会支持自己，主动放弃了对所有反对派的抑制策略，任由反对派主导媒体对谢氏政权展开长达一年的抨击。

同时，格政府也缺乏扩展政治参与的意愿。谢氏政权在2000年上台时属于多党派联合执政性质，但是短短两年间，因为多个政治经济议题的分歧以及腐败问题的严重，执政联盟中的多个党派纷纷退出执政联盟(例如日瓦尼领导的影响最大的“国民运动”)，甚至谢自己的基本支持盘——“为了新的格鲁吉亚”也近乎分崩离析，只剩阿扎尔自治区的阿巴希泽和首都的一些官僚还支持他。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谢氏政权依然拒绝与任何反对派进行对话、开展谈判或者开放政府职务以赢得反对派支持。在不听取任何青年诉求的前提下，格政府对克马拉等反政府青年组织强行打压，引起舆论强烈不满。

恰在这一时期，缺乏格政府关注的青年政治组织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原本立场中立的首都大学生组织获得了美国的援助，开展了非暴力抗议活动的培训，迅速转向反政府立场。而“克马拉”则得到索罗斯的巨额资金援助，从原本名不见经传迅速转变为格影响力最大的青年政治组织。显然，在格鲁吉亚案例中，政府对青年政治组织治理的缺位是导致颜色革命局势迅速恶化的主要因素。

(二)橙色革命前夕的乌克兰(2003～2005)：抑制动员未成功，扩展参与缺乏意愿

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在颜色革命成功后向乌克兰派出了很多街头抗议专家，在这些专家的指导下，乌克兰也建立了反政府青年组织——“博拉”，它在“橙色革命”风暴中宣称自己是一个非政治性的临时组织。实际上该组织的架构一点都不“临时”，其主要领导成员共同工作的经历可以追溯到1990年迫使时任总理维塔利·马索尔下台的抗议活动。而骨干成员来自2000～2002年间“无库奇马的乌克兰”青年抗议运动，可见其抗议执政当局的历史传统和斗争经验均非常丰富。该组织成立于2004年3月，即橙色革命的酝酿阶段，而在反对派基本掌控大局的2005年12月又低调地自行解散，因为它发现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的青年政治组织在颜色革命成功后极易陷入政治纷争，削弱其骨干成员的政治影响力。“博拉”组织成立伊始就以监督选举为主要的政治动员诉求，2004年年初先是针对一场市长选举展开抗议活动，然后就迅速在媒体的协助下开始全国范围的反政府运动。

政府虽然有抑制青年政治组织政治动员的行动，但是基本没有成功。这是因为当时的乌国安全系统不愿意把自己的行政资源完全押到冲突对立的任何一方去，而是选择了行政中立。整个“橙色革命”期间，负责控制街头抗议的主力警察部队来自亚努科维奇自己的票仓——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金雕”特种部队。更重要的是，政府只选择采取简单镇压的方式，而“博拉”组织政治动员的核心诉求是质疑选举制度，政府并没有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设计任何解决方案。与抑制动员相比，当时的乌克兰政府连采取扩展政治参与的意愿都没有。这是因为，当时库奇马政府的主要政治任务是遏制以共产党为主的左翼反对派。左翼反对派当时掌握大部分合法注册的青年政治组织，是可以与亲西方反政府青年政治组织抗衡的有生力量，乌克兰当局却出于意识形态的担忧不愿意给予这些组织成长发展的空间，所以在“橙色革命”风暴中没有一个亲政府青年政治组织可以挤压反政府青年组织的政治空间。

(三)颜色革命威胁下的俄罗斯(2004～2008)：抑制动员和扩展参与均取得成功

几乎在乌克兰遭受“橙色革命”冲击的同时，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的青年政治组织也开始给予俄罗斯反对派以技术支持。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不同，俄罗斯国内青年政治组织较为强大，在俄罗斯独立后基本可以分为亲西方的右翼青年组织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青年组织，而颜色革命在俄罗斯周边国家的相继成功迅速重构了俄罗斯国内的反政府组织。2005年年初，一个新的反政府青年政治组织“防御”诞生了。它整合了极右翼、亲西方自由派和民主派等政治主张的青年政治骨干，并获得了俄罗斯右翼政党的支持。同时，为跳出俄罗斯当时日渐衰弱的左右对峙格局，该组织刻意淡化自身的亲西方和右翼色彩，例如特地给该组织赋予一个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名称——“防御”，以适应当时俄国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增强的趋势。同时，它的组织架构又是充分适应颜色革命运动特色的：实施网络化管理，在联邦层面不设领导机关，各个地区分部保持绝对的自主性，进行具体组织活动由各地区的协调委员会或协调专员负责，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地方力量。并对突发政治事件进行快速反应。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动员能力，该组织同乌克兰“博拉”一样，将政治诉求目标限定于反对政府管制(独裁)、反对腐败、保护公民权益和环境四大中性议题上，将其组织的政治活动与这些当时俄国社会高度关注的社会议题予以有效结合。

该组织成立后很快就成为推动颜色革命冲击的主要力量。成立伊始，它就组织了规模浩大的“受够了普京”的抗议活动，此后又多次组织街头抗议和其他政治活动。2006～2007年该组织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这两年中该组织几乎每个月都组织抗议活动，抗议的目标除了俄罗斯执政当局和议会选举外，还延伸到白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和俄对格鲁吉亚的制裁等领域。2007年3月它与跨党派的反对派运动“另一个俄罗斯”合作，组织了震撼全俄的“异议行军”抗议运动。

俄罗斯政府也注意到青年政治组织在推动颜色革命局势恶化方面的特殊作用，它吸取了乌克兰的教训，在青年政治组织治理方面取得了成功。在抑制反政府青年组织政治动员方面，除了动用法律手段和强力部门予以限制和取缔等传统手段外，俄政府还把资金控制作为治理的重点。俄罗斯税务部门多次对“防御”等组织的资金来往情况进行检查，并限制其接受国外资助。对于部分无法厘清恶意与否的资助款项，俄政府还采取控制其落地账户的形式予以监控。俄政府也注重积极通过扩展其他青年政治组织的政治参与来挤压反对派生存的空间。在乌克兰遭受“橙色革命”冲击的2004年11月，俄政府迅速着手整合已有的左翼和民族主义青年政治组织，构建全新的反颜色革命组织——“纳什”。该组织是在俄总统办公厅的主导下，通过改造既有的青年组织“共同前进”而来。该组织更像是对反政府青年组织的“逆向仿制”：它的组织架构也不采取传统青年政治组织的科层制，而采取一个集群化的体系，即内部按功能不同分为不同的项目独立实施，如以街头抗议为主的“钢铁”，以青年交流为主的“谢里格尔”论坛，以培训和职业发展为主的“新教育”等。虽然该组织的全国层面的5人联合领导小组中有2人来自亲政府的政党和机构，但是组织本身的政党派系色彩却被刻意淡化了，主要突出的是年轻化的吸引力，组织的主要领导骨干都是70后和80后。“纳什”组织设定其主要使命是建立爱国主义的新秩序，因此也把民族主义视为其政治号召力的源泉。这一时期俄罗斯政府的治理基本取得了成功，2007年以后，以“纳什”组织为首的亲政府青年政治组织影响力不断扩大。它的首次重大政治行动是2007年12月俄罗斯议会选举，正是“纳什”组织的大规模造势活动，才保障了“统一俄罗斯”党从反政府派手中赢得了青年阶层的选票，巩固了政权党的地位。在选举期间其组织的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也压倒了反政府的抗议示威，使得反对派复制颜色革命模式的企图遭到了挫折。2008年以后，俄罗斯的反政府青年运动组织很难有力量再单独开展抗议活动，逐步回归到传统反对派政党的控制之下。

通过上述案例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国家治理青年政治组织可以从两种方式着手——抑制反政府青年组织的政治动员和扩大支持自己的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

1.从政策设计角度看，抑制动员又可以分为以执法机构为核心的传统型政策和以金融财政核查为核心的非传统政策。显然，非传统政策能够更好地帮助政府抑制反政府力量短时间内的扩张。

2.扩大参与则可以在两个政策层面进行：构建亲政府青年政治组织和扩大青年对政治的参与度。构建亲政府青年政治组织可以解决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诸多难题：亲政府的青年政治组织可以组织对抗性的街头行动抑制反政府组织擅长的街头运动，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壮大发展使得反政府青年政治组织因缺乏吸引力而难以为继。但是，构建亲政府青年组织毕竟需要政权夯实一个范围较大的青年支持群体，这需要一个较长时间。在短时间内，如果政府围绕青年关心的问题认真与青年展开沟通，制定有说服力的政纲，同时在青年群体中间扩大宣传，则也能削弱反对派对青年的影响力。

上述案例说明，转型国家综合采取上述两种方式，并以坚强的实施意志作为政策设计的保障，则可以遏制颜色革命类型的政治冲击。

而通过上述案例的过程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两个结论：

虽然国家可以通过上述两种方式遏制反对派的政治冲击，但是国家一直坚持这种逻辑并不能高枕无忧。2011年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均明显地出现了独立青年政治组织衰落消失的现象，随之这两个国家培养亲政府青年组织的政策基本失效。这个问题的深层原因还是和它们的转型国家性质有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以西方民主制度为蓝本设计了本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但是实际执行中却陷入了漫长的转型过程。正是由于转型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政党政治生态先天发育不良，才给予其他政治实体更多的运动空间，青年政治组织便是其中之一。由于这些国家独立后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威权政治的道路，民众空守完整的西方式政体，却无法像西方民众那样享有多元化的诉求渠道，于是善于组织街头运动、能够向政府有效施加压力的青年政治组织便得到了各种利益集团的青睐，成为改变这些国家政治走向的核心力量。

1.转型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纵使缓慢但不会停止。这些国家经过20多年的独立政治实践，逐渐培育出了较为成熟严密的政党体系，相比既缺乏完整政治纲领，受众面又限于单一的青年政治组织，传统型政党经过多年的历练完善了自己的动员能力，重新回到了政治生活的舞台中心，这也是为何大部分有影响力的青年政治组织在2011年以后纷纷重新回到传统政党内部，成为其青年党务的一部分。在这种政治生态变迁的前提下，国家治理青年政治组织的方式如果依然保持不变，则必然遭受失败。

2.青年政治组织发展的另外一个趋势，则是更加向非传统领域靠近，发挥自己掌握信息技术的优势，演化为虚拟政治力量。2011年以后的俄罗斯反对派重构已经显示出这一趋势，而国家如何化解这种虚拟政治力量的挑战，尚需重构新的治理思路。

青年政治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忽视的问题，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也面临着青年政治组织治理的课题。本文的研究说明，一个国家在制定治理政策时，既要根据现存政治生态选择合适的治理方式，也要关注执行治理方式的政治背景变化，保持动态调整的主动性，才能实现国家政治生态的稳定发展。

(宋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

【察网www.cwzg.cn摘自《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