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犁：转型唯一出路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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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在成都举行的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就各国税收政策、税制建设等方面展开讨论。

在提到税收包容性时，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称，更为有效的应该改革所得税制，改革房地产税制，这才能更好地解决包容性，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楼继伟说，只要是真正的收入再分配，就会受到真正的阻碍。这是一个难题。这也是我们认为我们义无反顾要做的事情。

在会上，IMF主席拉加德、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等人专门提到了负税率对于包容性税收的意义。

负税率（negative income tax）是指政府利用税收形式对所得额低于某一特定标准的家庭或个人予以补贴的比例。它是把所得税和社会福利补助制度结合的一种主张和试验。

尚达曼指出，政策性的制定者首先要考虑税收政策怎么把收入再分配，让更多的人参与劳动市场，尤其是弱势群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负税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这不仅仅达成了经济目标，还让这类人觉得他们是社会的一部分，避免出现处于社会边缘的分裂感。

研讨会结束后，界面新闻对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进行了专访。甘犁就时下热议的房地产税和负税率等问题做出回答。甘犁另一个身份是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他对收入分配等领域有着多年的关注和研究。

2010年，甘犁在学校支持下建立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抽样调查中国家庭的资产、负债、收支、社保、就业等数据，并发布了中国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尝试准确估计家庭金融资产的调查。

甘犁认为，征收房产税有两个前提：要建立一套信息系统，房子归谁要搞清楚；其次是要建立一整套有公信力的估值体系。

另外他认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大是一个自然、正常的现象，因为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但现在的问题在于，穷人收入太低。中国经济怎么办，很简单，就是大幅提高穷人收入，经济转型唯一的出路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均。以下为经过编辑后的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楼继伟部长在讲话中提到了改革房地产税制是义无反顾要做的事情。社会对此反响热烈。您怎么看我们国家的房产税改革？

甘犁：房产税我前两年关注过，当时我有个简单的观点，就是房产税现在的共识是要征，但是永远不是个好时候，包括怎么个征法。当时我们做了个小方案，我们认为如果只征家庭第二套以上的住房，这样获得支持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只征二套以上住房，我们主要看房地产税能不能代替土地财政。中国的土地财政有一个特点，每年收的钱大部分是用来平整土地的，相当于成本。它真正用在地方其它非房产消费的比例不高，应该只有20%。如果以20%的土地财政的规模来收房产税，经过计算我们认为对第二套房征收2%的税率就够了。

我们应该把每个城市的数据都算出来，一个城市要满足它的地方财政在土地财政上打平，只对二套房征税，税率应该是多少？这是可以算的出来的。

界面新闻：“营改增”之后，地方财政收入下滑明显，地方税体系亟待完善。同时，房产税作为直接税，它的征收符合我们国家以增加直接税为主的税改思路。您认为现在到了征收房地产税的关键时期了吗？

甘犁：我认为房产税实际上是可以征的，不用畏难如虎。房地产价格比较高的时候来征税要远远好过价格低的时期。像现在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城市试点房产税，为什么不可以呢？但问题是，一线城市同时也不是缺钱的城市，所以它也没有动力去惹这个麻烦。一些土地出让收入下滑严重的城市又不敢轻易推出，怕房价被压的更惨。

界面新闻：楼部长指出，房地产税的征收面临着信息收集、征管能力和利益调整等方面的阻碍。您怎么看这些阻碍？

甘犁：征收房产税有两个前提：要建立一套信息系统，房子归谁要搞清楚；其次是要建立一整套有公信力的估值体系。

从信息系统上来说，现在我们在信息上有很多欠缺。我估计现在我们对存量房的数据体系都是不完整的。即使很大的城市，它对小产权房的统计也不是特别完善。

第二是房子估值的问题。现在房子估值有一整套体系，主要是银行在用，涉及到银行贷款。如果你要用房子做抵押，房子到底值多少钱。如果真的以房产价格来征税了，这就是非常大的利益在背后。其中的利益博弈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在国外，对房子的估值有两个体系，一是一整套估值的体系，还有一整套上诉的体系。如果对估值不满意，可以提供证据上诉。它有一整套法律体系在背后支撑。我们要把这套东西要做起来，这是比信息收集更复杂的。

界面新闻：您2012年的研究指出中国收入分配不均问题突出。现在情况如何？

甘犁：现在情况类似，这几年基本上没有变化。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大是一个自然、正常的现象，因为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

我举一个例子，OECD国家在市场初次分配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在转移支付和税收之前，他们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我们国家基本上没有二次分配，我们只有三千万人收税，我们在没有市场二次分配的情况下，我们的基尼系数比发达国家高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我们的差异性比他们大太多了。而且之前有0.4警戒线的说法，这是完全没有任何数据支持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穷人收入太低。我们国家有高储蓄率，这并不是家家户户都在储蓄，而是富人在存钱。前5%的家庭它的储蓄率是70%，穷人是负的，或者是零。我们的经济转型转不过来，大家总是在投资，原因是刺激消费没用。我觉得道理是非常简单的。想通了这一点以后，中国经济怎么办，很简单，就是大幅提高穷人收入，他们把这笔钱花出去，我们的经济转型就完成了。

界面新闻：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专门提到负税率，他认为这是包容性税收政策的一部分。您能否就此介绍下其它国家在负税率方面的情况？

甘犁：负税率这个政策是，比如有一千块钱，对穷人来说，我不仅不收你税，还给你300块的补贴，这时候你挣钱的动力就足了。所以这个政策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特别好的转移支付政策。

国际上，美国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做负税率的实验，七十年代就开始实施了。从里根总统开始，每一届美国政府都是大规模扩大这个项目。美国最穷的30%的家庭，它的负税率是-30%。意思是最穷的30%的人不仅不交税，还从政府那里拿30%的钱。新加坡、加拿大等也都在学这个事情。

界面新闻：您和团队2014年开始在四川乐山进行负税率的实验，能否介绍下相关情况？

甘犁：我们是2014年的2、3月份开始做的。我们把贫穷的家庭随机分组，一部分做实验组，一部分做对照组。对实验组的人，我们告诉他们，这1000块钱我们给你50%的补贴，然后每个月把钱打到他们账户去，我们核实收入。对于对照组的人我们就不管。就这样我们每个月去跟，去核实、打钱，观察他们的收入变化、消费变化。长时间的观察下来，我们发现，实验组的人行为变化很好，他们增加了劳动，拿到钱之后还去消费。这个实验已经进行两年多了，效果很明显。

我们有一百多户实验组，平均每户从我们这儿一个月拿500块钱的样子，每个月五万，每年五六十万。随着对这个事情、项目、思路的了解，我觉得要不了多久，中国会大规模推开这件事情。这样中国政府就变成了一个现代的服务型政府了，而且中国的经济转型也完成了。

界面新闻：所以现在我们经济转型很大程度上是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

甘犁：现在就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均导致消费不足，所以解决收入分配不均也就变成了一个经济增长政策。收入不均和经济转型我认为是一回事儿，经济转型唯一的路子就是解决收入不均问题。

我认为中国要完成经济转型，只要把收入分配不均解决了，就没有问题了。这件事情做成不是特别难，观念也不是特别难接受。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形成共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