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峙：贫困不是原因，杨改兰惨剧的原因是什么？

从昨晚开始，蝼蚁一文就开始在微信上刷屏，朋友圈和各种群里都在流传，虽然被删了不少，但还是有人在通过不同的公众号、博客等其他方式不断的转发。

文章我也看了，初看下来，确实很能打动人。我刚好是深夜看的，看完辗转反侧，不能成寐，很感慨，但又总觉得这文章哪儿不对劲。可是这个事情毕竟太过惨烈，任何洗地或者质疑的念头都被自己第一时间扼杀，觉得这个事情如果还洗地，那就太无耻太不道德太没有底线了。早上起来再看，果然成了网络第一热点，转发的、洗地的已经扭打成了一团，杨改兰一家六口人的灭门惨剧，正在朝着网络闹剧的方向发展。

惨剧变成闹剧，这在极度分裂的网络舆论生态里是正常现象。但这次的问题在于，真正让这个惨剧突然火起来的就是那篇文章，盛世下的蝼蚁。作者用煽情的语气引用了大量网络段子，甚至连美国法庭50美分这样的低级谣言也不放过，从而拼凑成了一篇打脸“盛世”的文章。毫无疑问，这里所谓的盛世直接指向了刚过去的G20峰会上展示的中国形象。而且，这篇文章将杨改兰惨烈的行动的原因直接归结为贫困，并且直接指向了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乃至计划生育导致的孩子没有户口因而不能上学。

很显然，这是一个突破底线的蹭热点追求传播效果的文章，第一次发出该文的微信公众号“格隆理财”就是一个金融类的盈利性平台，而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也是格隆。因此，有人将这篇文章称为这个平台吃杨改兰一家六口的人血馒头，这是非常恰当也非常准确的。同时，因为这篇文章将导致杨改兰一家六口惨烈灭门的原因归结为体制问题，所以不少五毛立刻像被触发了扳机的枪一样跳了起来，赶紧为体制洗地，纷纷表示这不是体制问题。乃至有五毛干脆在微博上公然声称，杨改兰不但丝毫不值得同情，反而是罪大恶极的杀人犯——无论什么样的理由，她都无权夺走四个孩子幼小的生命。

一方蘸着杨改兰一家六口的灭门惨剧的血将社会不满情绪引向体制，这固然是无耻的，另一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千方百计洗地体制没问题，有问题的是杨改兰自己和她的家庭，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在目前缺乏有效证据证明杨改兰自己和她的家庭出问题导致她本身精神崩溃从而做出这个近乎疯狂的决定的情况下，洗地应该是有限度的，比如贫困不是原因，比如体制没有问题，这都可以，但就此将原因引向杨改兰个人和家庭，就超过了这个限度。

正如许多长期做农村基层社会研究的朋友所说的，无论是从定量还是定性研究的结论看，贫困都不是导致杨改兰做出这样的举动的机制性原因。道理很简单，贫困的不是杨改兰一家，也不是她一个人，而且，自古以来，贫困就是最底层的农民的常态，但他们都没有选择自己灭门，而是千方百计的活下去，就像《活着》里的福贵，家人因为各种原因已经死完了，他还是顽强的活着。

但是，要说杨改兰是杀人犯，这就属于装外宾了。在这里，要为杨改兰的决定洗个地。她杀死孩子，再自杀，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恶意的解释是觉得孩子给她带来了麻烦，所以她在了结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也要了结孩子的生命，一了百了；善意的解释是，她很爱孩子，舍不得，她自己要走了，离开这个世界，不能再保护孩子了，怕把他们留在世上受苦受穷受人欺负，所以她也要把孩子带走。

杀死孩子，再自杀，这种事情在今天的人看起来可能有点难理解，但是稍微想想以前的事情吧。远一点的，明朝灭亡的时候，举家自杀的不胜枚举，最着名的当属崇祯皇帝，在他前往景山自杀之前，就杀死了自己所有的孩子。被明朝消灭的元朝皇帝没有自杀，也没有杀死子女，但是元朝的王孙公主们下场都很悲惨，明朝大将蓝玉北伐时，就曾强奸过一个被俘的元朝公主。正所谓落汤的凤凰不如鸡。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董卓率兵进京后，按史书上的写法，“夜宿寝宫，逼辱妃主”。东晋灭亡时，晋惠帝皇后羊皇后就被后汉皇帝刘渊纳入后宫。另一个着名的事例是南唐亡国后，后主李昱举家被俘至东京汴梁，野史记载称，宋太宗赵光义喜欢李昱的妃子小周后，时常宣召小周后入宫，每次入宫都要强奸，还让人画下了名画《熙陵幸小周后图》。前朝女眷在曾经的对手的宫廷里的这种遭遇，史不绝书。知道了这些事，也许会更容易理解起崇祯皇帝的做法——明朝是历朝历代唯一没有签订过城下之盟的朝代，也从来没有向北方游牧民族屈服过，哪怕皇帝被俘，京城被围，也仍然选择了坚决抵抗到底，乃至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包围了北京的时候，满朝文武大臣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劝皇帝逃亡，逼得崇祯只能自杀。

近一点的则是90年代后期下岗冲击全国的时候，各地都有下岗工人活不下去全家自杀的事情发生。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孩子。毕竟，那些年贫富分化还不如今天这么大，穷人还没有适应没有尊严的活下去，而工人又曾经是这个社会最主要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个群体，往往是最要面子的人群。那时候，好死不如赖活着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对许多人来说，与其没有尊严的活着，不如用自杀来为自己保留最后的一点尊严。为自己做了选择，也代替孩子做了选择。因为她们不知道，自己走后，孩子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未来。

另一个被人指责比较多的地方是，既然家里已经穷成这样了，为什么还要生这么多孩子？就像城市小清新们的逻辑那样，既然给不了好的条件，好的教育，为什么还要把孩子带到世界上来？太不负责任了。但请大家注意，用大家比较熟悉的黄仁宇的话说，这种思维差不多可以算是“数目字管理”，也就是利益权衡之下的“算计”，而这种能力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尤其是农民。

对有些人来说，今天又一百块钱，下一百块钱要十天后才能拿到，那么我得计划着花这个钱，每天严格控制支出，每天只花十块，有些人甚至还要保持一点机动的余额；但对有些人来说，今天有一百块就过一百块的日子，后面的九天没钱了就按没钱过。而上过大学的人大概都有这个经历，每个月家里给的生活费，本来想好了是要计划着用到家里下一次再给，可是总是等不到下一次家里再给，这个月的就已经花完了。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制订计划、执行计划的能力不同。有的人会计划但没有能力执行，有的人连计划能力都没有，只能跟着感觉走，有的人则既会做计划也会执行计划。在农村，会做计划也能严格执行的人就已经是精英了，不会是穷人；有个大概的计划，但执行的并不严格，大概是中等家庭；穷人则根本没有计划的能力。家庭收支如此，生活的其它方面同样如此。能够量入为出，按照自己的负担能力决定自己的生育计划，不仅在农村，就是在讲究算计和计划的城市里，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其实都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人都是跟着感觉走。

这些年一直有个说法，“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对。按照搞社会学的朋友们的研究结论，当下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跟能够外出务工的劳动力的多少直接相关。因此，对普通农村家庭来说，如果冒着被罚款的风险连生三四个孩子，短期内的困难肯定是要经历的，但是只要咬牙熬过去了，孩子都大一点了，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出去打工，家里的经济状况都会迅速好转，全家迅速翻身成为村庄里相对富裕的家庭。

总而言之，从媒体现有的报道来看，杨改兰的家庭是确实贫困的，日子肯定不好过。贫困虽然不是导致杨改兰的这种近乎疯狂的举动的直接原因，但起码是间接原因，无论触发她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什么，贫困这个背景性的原因都是不应该忽视的。目前国家相关部门派出的调查组尚在调查中，还没有给出确切的结论，还没有什么证据直接指向体制的原因，但与《蝼蚁》一文直接将原因归为体制很固然荒谬，现在就直接断言杨改兰一家的惨剧与体制毫无关系同样很荒谬。那种将这个家庭的不幸直接归结为杨改兰个人的失败或纯粹当作个案处理，则多少都是冷血的。在如此惨烈的事件面前，需要反思和讨论的，并不只是体制要不要背锅这一个问题。

比如前文提到的计划的能力的问题，正是因为个人禀赋、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等原因，造成了每个农村家庭的能力并不相同，在只能依靠单家独户的个人打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杨改兰这样的家庭，在目前这个阶段，要摆脱贫困的生活现状，显然不大现实。也正是因此，曾经存在过的农村集体化生产生活方式，恰恰为防止杨改兰这样的悲剧的发生提供了条件。因为是集体生活，因此，有计划能力的人可以没能力计划的人做计划，并监督他们执行，从而避免了这种过快的因为个人和家庭的能力的差距而导致的贫富分化。

即使是在今天已经分田单干的今天，如果村集体还保留着较强的资源调配和动员能力，杨改兰的悲剧也许也是可以避免的。但我们今天的问题恰恰是，作为同村邻居，村集体对杨改兰家庭的帮助在媒体的报道里几乎看不到，反而是所谓的村民民主评议取消掉了杨改兰的低保。换言之，邻居们不仅坐视杨改兰的悲剧发生，而且是在落井下石，甚至事发之后，也没有其他同村邻居参与施救。集体解体之后，单家独户的农民家庭独立面对所有风险，这对脆弱的农村家庭来说，显然很不可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包产到户和村集体解体之后，杨改兰这样的农村家庭，才成为了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面前真正意义上的“蝼蚁”。这也许是比杨改兰的悲剧更值得重视的问题。

当然，这只是一个角度，类似值得反思的问题还有更多，本文只是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