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峙：童工很悲惨，但还不是最悲惨的

未成年的孩子，本应该读书的年纪，在现代化的流水生产线上做着千篇一律的重复动作，经常挨打，一年到头还未必能拿到工资……

听到这样的事，稍有正义感的人都会感到愤怒。所以，常熟童工事件一曝光，立刻就在微博、微信等各种社交媒体上刷了屏。大家都在愤怒的声讨当地企业和贩卖童工的中介没有人性，政府相关部门没有尽到监管义务。

首先应该为社会公众的这种愤怒点个赞。因为，这种愤怒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还没有道德沦亡，大家都还有基本的正义感和道德底线，还有基本的善恶是非观念。这是值得庆幸的。

使用童工是不是违法？肯定违法，这没有问题。但是，对这些未成年就出来打工的孩子来说，做童工是不是真的就如我们认为的那么悲惨？未必。

欧美经常指责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主自由法治，那里的人们过得太悲惨了。但他们不知道，比这更悲惨的是长期持续的饥饿、贫困、战乱、疫病、灾害……跟基本生存比起来，民主自由法治的需求还没有那么迫切。不信，可以看看现如今的利比亚、伊拉克，确实是民主自由法治了，但是伊拉克来了ISIS，利比亚现在是军阀割据混战，每个人都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很大，区域发展水平很不均衡，历史上如此，现实也如此。当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人们已经开始嘲笑欧美的基础设施陈旧、落后，感慨欧美的奢侈品如今这么便宜的时候，中西部的大山里还有很多人才刚艰难地越过温饱线。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东南到西北，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梯次分布，从发达国家水平到发展中国家、再到欠发达国家水平。

那些被中介机构“贩卖”到常熟打工的孩子，如果没有被“贩卖”出来，还留在老家，生活会更好吗？

再重申一次，使用童工违法，这没有问题。但把他们解救出来，送回原籍，是不是更好？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童工事件曝光之后，相关媒体的调查显示，这些孩子的原籍所在地存在大量的适龄儿童辍学。先别着急指责政府不作为，现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已经全包了，不仅学杂费全免，而且还有免费的早餐，需要家长承担的负担很少。但他们依然选择了辍学，这是为什么？

目前的媒体调查对这些孩子的背景还没有很清楚的交代。但可以参考两个相关的事情。

2015年6月，贵州毕节的四名留守儿童疑似农药中毒，不治身亡。事件曝光后，留守儿童引发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媒体的大量采访并未显示出当地政府有什么责任，也不存在其它违法问题，导致悲剧出现的结果很简单，父母常年外出打工，孩子单独在家生活，无依无靠。随后，一些公益机构宣布，在贵州采取措施，关爱当地的留守儿童，贵州约7万名留守儿童有望受益。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10月，中国目前有902万父母皆外出务工的16周岁以下留守儿童。全国妇联2013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测算，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人数达6100多万。

这其中，就包括贵州毕节留守儿童事件中的情况，父母外出打工，孩子在家，大的带小的，无人监护，七八岁的哥哥姐姐带着两三岁的弟弟妹妹生活。有些孩子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但是老人身体不好，长期卧床，他们除了上学和做家务劳动之外，还得照顾爷爷奶奶。相比之下，还有爷爷奶奶可以依靠的孩子，虽然见不到父母，已经算是很幸福了。

江西省民政厅最近发布的消息称，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无人监护的留守儿童数量已经从3.2万人下降到了2500人。要知道，江西周边的浙江、福建和广东可都是发达地区，江西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也在中游。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情况只会比这更糟糕。

父母的爱护和陪伴是任何人和机构的关爱都无法替代的。虽然政府和公益机构近两年来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帮助留守儿童，但对他们来说，在这种关爱之下的成长，每一天都是煎熬。通过高等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离他们的现实生活太远，相当于一个其貌不扬的小姑娘幻想着自己能嫁给王思聪，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些孩子中，也许有些人也有梦想，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得面对现实。

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对这些孩子来说不算什么，起码要比在老家做家务、照顾老人、照顾弟弟妹妹好多了。工厂里的生活在城市中产阶级看来暗无天日，但对他们来说，已经比在老家的生活好得太多了。反正在家也要从事大量的体力劳动，还没有人给钱，在工厂打工虽然约束多，还可能挨打，但起码劳动了有人给钱。

当然，反过来说，这些孩子虽然生理年龄还是未成年人，但是心理年龄和独立生活的能力不仅远远超过大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而且可能要超过很多已经年满18岁的孩子。所以，当我们认为他们是童工的时候，他们可能并不觉得自己是童工，只不过是像自己的父母一样，长大了，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甚至还可以给家里一些经济上的帮助。

除了留守儿童，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情况是少数民族的情况。

按照中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人们的看法，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读书当然是好事。但在别的民族那里，就未必这么看了。

新疆曾经把一个维吾尔族姑娘当作先进典型宣传了很长时间。她的事迹在我们看来其实平淡无奇，无非就是带了一些老家的维吾尔族姑娘一起到浙江打工，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在新疆，尤其是在南疆维吾尔族集中的农村地区，近些年来宗教极端思想泛滥，许多人对把女儿送出去打工视为伤风败俗。至于读书，更是完全没有必要。反正早晚都要嫁人，读那么多书干嘛？而且，对很多人来说，读宗教经典比在学校接受教育重要多了。

这种观念是不是很落后？确实很落后，至少在我们今天看来确实很落后。但是别忘了，我们告别这种观念也没多久。

所以，对南疆农村来说，原意让女儿到东南沿海打工，无论年龄是否超过14岁，都是社会和观念的进步。再不济，辍学打工也比辍学读经强吧。

对我们来说，通过教育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但对西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少数民族来说，并不是这样。在他们看来，读书不也是为了工作挣钱吗？既然都一样是挣钱，能早点出去挣钱，为什么要等到读完书再去？早去一天，早挣一天的钱，难道不是更好吗？

因此，有人说，把这些孩子解救出来，送回老家，其实是砸了他们的饭碗，可能会过得比在农村当童工更悲惨。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既违法、也违背情理的事情，我们却似乎只能在两个都糟糕的选择之间选择一个相对不那么糟糕的？能不能有更好的选择？

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农村放弃了集体化道路，走了分田单干的道路，村集体已经名存实亡，基层组织体系已经完全瓦解了。如果村集体还在，还掌握一些资源，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孤寡老人，也许都可以解决得更好。

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土改是真正意义上的跨越式发展，许多民族在解放的时候实际上处于奴隶社会状态，土改让他们越过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通过集体化道路，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大幅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相对来说，要比汉族地区晚一些，集体化也更晚一些，但在分田单干的时候，少数民族地区却跟少数民族地区完全同步。分田单干对汉族地区来说，是从社会主义倒退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对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地区来说，就不只是倒退到新民主主义，而是倒退得更多。

所以，根本的问题在于分田单干之后，基层组织体系的崩溃，在少数民族地区，则可能还要加上社会发展水平倒退。

【岳峙，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