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龙应台的“勇气”

文化名人龙应台女士又“火”了，“火”得让她出乎意料、措手不及、手足无措。如果不是她作为文化名人在承受力方面有特异功能，那她就该无地自容、无言以对了。

起因在于，前不久龙女士到香港大学“大学问”课堂演讲，在提问环节，她问听众，最早的启蒙歌曲是什么？坐在第一排中间的港大副校长周伟立教授回答，他的启蒙歌曲是《我的祖国》——就是革命经典故事片《上甘领》的插曲。

周教授的回答让龙女士很不爽。

在龙女士看来，怎么可以把红歌当作自己的启蒙歌曲？红歌根本就是邪恶的、卑贱的、丑陋的、落后的、愚昧的、不文明的、见不得人的。周教授居然“敢”在“一千个师生”的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自己的启蒙歌曲是《我的祖国》，那意味着周教授岂止是没有品味，简直就是没文化、不文明、落后、愚昧、无知甚至是卑贱、邪恶等等，与你港大副校长身份完全不相符。所以，龙女士灵机一动，说周教授在一千个师生面前“不避讳”说出这个启蒙歌曲，“需要勇气”，狠狠夸了周教授一顿。

在龙女士看来，即便周教授的启蒙歌曲就是《我的祖国》，那也不能在大厅广众之下说出来，因为你身为港大副校长，要知道起码的“避讳”。“避”什么“讳”呢？“避”谁的“讳”呢？当然是要“避”龙女士的“忌讳”；“避”龙女士的什么“忌讳”呢？避她的“那纯净自然、敞开倾听的片刻突然变成一个刀光剑影的东西”的“忌讳”。因为，在龙应台看来，这样的红歌是见不得人的，即便你喜欢，但身为港大副校长，你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喜欢，不能公开说出来。周教授居然在一千个师生面前说出把《我的祖国》当作启蒙歌曲，在龙女士看来，那简直是不知廉耻、大逆不道、罪不容诛。

不过，听众席上的全体师生马上就给了龙女士一记耳光，大家来了个齐唱《我的祖国》。

从香港大学师生的当场反应看，红歌也并不是那么邪恶的，喜欢红歌、传唱红歌、把红歌当作启蒙歌曲，伟大、光荣、正确，自由、进步、科学，公开、大众、民主，美妙、高尚、人多，不但没有什么见不得人，而且还极受欢迎、很得人心，不需要什么“避讳”，也不需要什么勇气不勇气。是吧，龙女士。现在，你懂了吗？

至于龙女士为何反其道而行之，非要把喜欢《我的祖国》作为一种“讳”，我却想不明白。

周伟立教授的回答，平和自然，恰如其分，很符合一个教育家的身份，所以，“高山流水遇知音”，满厅师生共颂之，亿万网友同和之，凤凰卫视总算做了件好事。

看来，龙女士所说的“对成长历程有特殊意义的歌，”“香港的朋友，一番沉吟之后，往往想到的是英文歌”，可能不是真的吧。

龙女士说这首“歌所带来的个人记忆当然不同”，我懂；说这首歌带来的记忆“可能是往日初恋，可能是家国情怀”，我也懂；但是，说这首歌带来的记忆是什么“某种不堪回首”，我就不懂了，就是一个抗美援朝战争、革命经典歌曲，和你龙应台有什么关系呢？会给谁带来“不堪回首”的记忆呢？给你吗？“可能什么（记忆）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吗？谁那么没心没肺，那么大的一场战争、那么美妙动听的歌曲，他居然什么记忆都没有？请列举一二，我也欣赏你的“诚实”。

如果事情到龙女士演讲完就结束，这场尴尬可能会短一些。龙女士毕竟是文化名人，台上尴尬台下掩，所以，还要写篇文章说道说道，要力挽狂澜、搬回一局，于是，就在《南方周末》上发了篇《大河就是大河》。殊不知，越描越黑、越黑越描，描来描去、自取其辱，局面没搬回来，却“搬砖头砸了自己的脚”，把当场的尴尬延续到今天，陈列在全国人民面前，这也是很需要“勇气”的。

不管怎么说，如果你的演讲里只有《绿岛小夜曲》《友谊之光》之类，没有《我的祖国》，你这次肯定不会如此“火”。

龙女士说她佩服周教授的“勇气”。我倒是很佩服龙女士的勇气，希望能保持自己的勇气，到处展示一下，以便让更多的人知道你那文明的“避讳”。

这样的展示，百看不厌，我觉得。

下一场还到哪里展示你的“文明”“优雅”呢？希望你继续“火”下去。

（本文原载于产业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