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纳粹变装秀,同心圆史观才是错误的根源
新竹光复中学“纳粹”变装游行所引发的争议,最终在以色列驻台办事处与德国在台协会的关注下,以蔡英文当局公开谴责并删减对该校的200万私校补助款,以及该校校长引咎辞职落幕。但风波的停息并不表示问题的解决。整个事件暴露的不仅仅是台湾历史教育的失败,以及教育行政人员的失职,更值得深究的是充斥在当前台湾历史教科书中,导致青年学生产生价值混淆的历史相对主义,以及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危机。
整个事件导因于新竹光复中学在12月23日所举办的校庆活动,其中一个班级学生在负责历史教学的导师率领下,集体身着纳粹党卫军军装,高举纳粹卍字旗粉墨登场,并将照片发布在脸书上而引起热议。Cosplay(角色扮演,costume play之简称)是上个世纪八〇年代起源于日本的青少年次文化,扮演的对象除了动漫、影视人物和历史故事外,还包括偶像团体和职业角色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台湾早期的Cosplay可追溯至1990年左右,大部分是由同人志作家、社团所扮演,很少有专门进行的玩家,一直要到2002年在台大举办的“台湾漫画国度同人会”才受到媒体亲睐而蔚为风潮。平心而论,光复中学以“历史中的人物”为主题的校庆变装秀并非创举;而青少年误踩雷区模仿德军和日军,甚至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学会”宣传纳粹主义,遭到以色列驻台办事处关切的前例,也所在多有。许多人在网络上发文谴责学生的“无知”,但从该班同学和导师事后所发表的声明显示,上述的展演活动是通过集体讨论后的共同决定,导师也事先说明了可能引发的争议。因此,与其说是学生的“无知”,不如说是对历史事件的“无感”,而这种去脉络化的历史理解所导致的“无感”,比“无知”更值得深思。
首先,就形式上而言,法西斯政治美学的特徵就是空洞、高亢与不容分说的感情绑架,通过一种类宗教的仪式性活动将让群众不假思索的顷刻卷入,产生集体的归属感。这种美学在政治上的运用,是将人们对事物的理解,从意识性的解读转移到非意识性的“魅惑”,群众所关心的不再是形式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与社会脉络,而是形式本身所展现的闪闪发亮的特质。学生在整个展演过程中,虽然通过司仪的口白对纳粹主义进行戏嚯性的反讽,但从事后自我辩驳的声明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对形式物件的“魅惑”,而不是对历史的反省。声明中表示:“我们只是高中生,我们只是变装打扮人物……我干嘛要了解希特勒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们只是尽力把希特勒的造型,模仿到最像,把跟他有关的东西作出来,让整个画面能够更完整,这不就像在画一幅美丽的画吗?难道画希特勒的像也要被羞辱吗?”正是这种去脉络化的政治美学的最佳诠释。
希特勒曾经说过:“军服一定要帅,这样年轻人就会义无反顾地投军效劳。”纳粹党卫军的制服在德国知名时尚品牌Hugo Boss的创始人的操盘下,被公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军装。“比起平民化、缝工也较为粗陋的美军制服来说,党卫军(SS)的制服紧身、笔挺、风度翩翩 , 包括手套、皮靴等,处处体现和助长着把对方视为次等动物继而加以灭绝的优越感,甚至成为行使暴力的依据。”纳粹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就承认,正是青年冲锋队(SA)的制服在视觉上的美感吸引了他,才促使他加入了纳粹。
其次,导致青年学生对法西斯主义反人类暴行无感的因素,还有一个更为深刻思想的根源。过去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体现在历史教科书上对全球反法西斯斗争和对日抗战胜利的主流叙事,大多只围绕在中华民族如何经过八年的浴火抗战取得胜利,从而解救台湾同胞的层次。对于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反帝民族民主解放斗争的英勇事迹甚少提及,更遑论对法西斯主义(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批判和清理。这种将台湾视为历史事件中被动的客体,回避二战期间同盟国与轴心国两大阵营在思想与价值上对垒,同时为了维护美日同盟为代表的东亚冷战反共军事安全体制,而忽略对日本殖民统治清理的历史叙述,恰恰提供了杜正盛“同心圆史观”(以台湾作为历史叙事主体)进行价值混淆的历史前提。
这种以个人作为认识主体再不断向外延伸的“同心圆史观”,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多元论,带有一定程度历史相对主义色彩,最终必然导致道德虚无主义的后果。这种观点认为历史的解释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客观性,每个人作为历史认识的主体,都带有不可避免的倾向和偏见,不同的历史学家从同一材料中可能会得出显然不同的结论。因此,他们不但否定事实真理,甚至否定客观价值真理的存在,认为价值是认识主体对于客体的评价,是由客体和主体共同决定的。不同的客体对同一主体有不同的价值,同一客体对不同的主体也有不同的价值,所以价值具有相对性,任何脱离主体而单独客体的价值毫无意义。相对主义是一种诡辩论的哲学学说。它的主要特徵是片面地夸大绝对运动而否认相对静止,抹煞客观事物的规定性,取消事物之间的界限,从而在根本否定事物的客观存在。它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相对的、主观的、任意的,取消了真理和谬误的客观标准,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大开方便之门。
因此,当教科书中历史叙事的主体,从“中华民族”为中心转移到虚构的“台湾民族”时,到底战争时期的“台湾”是归属于战败的轴心国的阵营,还是战胜的同盟国的阵营就产生混淆;到底是该哀悼“终战”、还是欢庆“光复”,就出现错乱,其结果就是在战争责任的归属上,将侵略者与反侵略者、殖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道德界线模煳化。学生在声明指出:“抗日战争台湾死了那么多人,女人被送去当慰安妇,那总统未何没震怒,为何没修理日本,反而我们学生这种小小的学校变装活动,被你们修理被你们摊在电脑中霸凌。”恰恰是对同心圆史观的质疑,踩了蔡英文当局的痛脚。
长期以来,台湾当局不但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失语,甚至为日本殖民统治涂脂抹粉,却在国际的压力下对纳粹德国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不正是这种历史相对主义具体表现?而这种认为我们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根据自己的主观以及时代的需要重新诠释历史,不正是充斥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社会生活当中的主流论述?是由我们整个社会所提供?如果蔡英文当局在520就职大典的Cosplay展演中,可以任意地剪裁、拼贴、扭曲的诠释台湾发展史,那么我们有何颜面指责学生对历史的无知和无感?学生只不过是对成人世界的模仿而已!
【察网摘自《两岸犇报》,原标题:纳粹变装秀,同心圆史观才是错误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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