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浩然小说的“图解政治”与“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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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两本有关浩然小说研究的书：《浩然与当代农村叙事》，作者杨建兵;《论百年乡土文学视野下的浩然小说创作》，作者李钦彤。作者一是七零后，一是八零后，两位年轻人力图“客观”地、“学术”地评价浩然及其作品的政治性与文学性，这与“改开”前二十年报刊文章一窝蜂地对浩然的作品乃至人身进行的狂烈攻击相比，无疑是个不小的进步。

这两本书中都介绍了浩然在“改开”后所遭到的“惩罚与诅咒”。总的来说，这“惩罚与诅咒”既有政治上的，也有舆论上的。尤其是西元1994年《金光大道》全书再版出齐和西元1998年浩然在《环球时报》刊发的《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长篇访谈中坦言“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之后，招致以上海和北京“文艺界”为首的一片口诛笔伐。这些“笔伐”大都情绪亢奋激烈，有些更近于谩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焦国标，其在当年的《文学自由谈》发表的“杂文”《你应该写的是忏悔录》中对浩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奚落侮辱，文笔间尽显尖酸刻薄的本领，一副“正义凛然”横眉冷对的金刚怒目姿态。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北大“教授”在西元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曾写《致美国兵》的“诗”，极表对发动侵略战争杀害平民无数的美国的崇拜，乃至宣称：“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其妩媚温柔驯服的形象可掬。由这焦某人，即可基本了解那些攻击浩然的人与他们的“文学批评”文字是怎么个情况。

“改开”后对浩然小说的“文学批评”主要“论点”之一是说其作品“图解政治”，“缺乏人性”。的确，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小说是努力践行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以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反映当时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现实，其达到了思想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统一，如果说这是“图解政治”，则善之善也。实际上，完全脱离政治的文学作品是不存在的，比如“改开”后被大肆赞扬的余华、莫言、陈忠实的那些小说，都是在以“文学”形式表达“解构革命”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诉求，最近弄出来的方方的《软埋》更是被赋予颠覆土改历史的“重任”。至于“缺乏人性”，浩然小说中不乏健康向上的同志情、兄弟情、夫妻情、父子情等等人性，只是的确缺乏如张承志、莫言、陈忠实的那些小说中所津津乐道的卑鄙、情色、贪欲等阴暗下流的人性。人性有善恶之分，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扬善斥恶，浩然的小说大都如此。

一直以来，“主流”文学评论指责浩然的小说“宣扬阶级斗争”，“概念化，不真实”。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小说是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各种斗争为背景的，这些斗争既有与梦想“变天”的地主和暗藏的破坏分子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有党内的政治斗争，这些描写是不是“概念化，不真实”呢?实际上，“改开”后许多翻案的“回忆”文章、书籍不经意间已证实了这些斗争是真实存在的，而后来强制解散公社(许多地方的农民要求保留农村集体经济却不被允许)事实上印证了浩然所描写的斗争，而许多否定合作化和土改的“历史研究”和“文学作品”也隐隐然透露出“变天”的企图。如此看来，浩然小说的故事背景很真实。

说来说去，对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小说的“文学评论”首先出于政治立场。当年，毛泽东等中华伟人为使我国摆脱土地私有所造成的农村经济发展停滞、农民普遍贫困的状况，努力推动农民走有组织的共同富裕的农业合作化道路，浩然的小说反映了这种历史要求，因而得到了历史的推崇。而今，面对许多农村地方几近于复归无组织化的一盘散沙、贫富不均的现实，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小说正是一面最好的照妖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