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学者：特朗普的“独裁计划”是美国风格的原生法西斯主义

威权主义正在美国窥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已经被好战分子包围，这增加在叙利亚和其他国家军事升级的威胁。我们能做什么呢?

美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享利·A. 吉鲁克斯分析了在美国正在出现的新发展，确定威权主义所隐藏的力量和为了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成功地介入抵抗和社会平等的改造进程可能采取的战略和战术。

吉鲁克斯是《美国与自己作战》一书的作者，被列入《50位当代教育思想家》(劳特利奇出版社2002)一书，该书搜集了在20世纪对教育的辩论贡献最多的50位思想家。2007年被加拿大《多伦多星报》评为“12个正在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的加拿大人”之一。

吉鲁克斯提出，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政策类型意味着一种对民主的悲剧和一次威权主义的胜利：利用操纵、歪曲和一种仇恨的思维正在推动为了破坏福利国家和使民主成为可能的机构而设计的政策。据吉鲁克斯的说法，特朗普政府的头几个月提供了一项独裁计划令人可怕的视角，这项计划将新自由主义的残酷和对历史记忆、关键的机构、教育、平等和真理本身的攻击结合在一起。尽管在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同于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对内的暴力更少)，这位加拿大教授认为，这个国家处在一个转折点，正在带来一种美国风格的急剧的威权主义。吉鲁克斯在接受通过电子邮件的采访时表示，我们生活在真正危险的时代，右翼的极端分子正在从边缘到政治生活的中心继续活动。

问：让我们开始讨论美国政治的现状。然后分析对于变革的选择。对特朗普总统的头100天您如何评估呢？

吉鲁克斯：特朗普总统的头100天完全体现了他深刻独裁的意识形态。他没有受到历史和总统权力的限制，正如某些人预测的那样，特朗普接受了一种深刻独裁的意识形态和政策而没有内心不安，他在一些行动中表明了这一点。

首先他在就职演说中描绘一个美国反乌托邦的形象时，响应过去法西斯主义的感情。这种恐怖的视角隐藏在利用恐惧强调有特点的独裁。一个强势人物要求解决国家的问题，破坏政府传统的机构，扩大军事支出，排外和种族主义。这是利用恐惧作为政府一个重要的工具。

第二，特朗普支持军国主义、白人民族主义、右翼的民粹主义和一种吸纳新自由主义的视角，这在他的内阁和任命中具体化，主要由将军、白人至上主义者、排斥伊斯兰的人、华尔街的亿万富翁、反对知识分子的人、没有能力的人、拒绝气候变化的人、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者组成。所有这些任命共享的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白人的意识形态，旨在破坏公共领域，如教育、批评和使民主运转的媒体，此外破坏作为一种独立的司法权力的民主政治机构。这些也与取消保护调控机构和提供一个基础要求权力责任的政策目标相联系。正在博弈的事情是一个独裁者的联合阵线正试图损害机构、价值、资源和社会关系，而这些都不是根据新自由主义理性的说法而组织的。

第三，特朗普颁布一系列行政命令，毫无疑问他准备更多地破坏环境，将移民的家庭分开，取消或削弱调控机构，扩大五角大楼的预算，破坏公共教育，遣返1100万非正规的移民，使军人和警察不受约束以便颁布他专断的民族主义议程，投资数十亿美元(在美墨边境)建设一道隔离墙，这将成为白人至上和种族仇恨的象征。美国存在一种残暴的文化，这可以在特朗普政府破坏任何可以向穷人、劳动者阶级和中产阶级、老人和青年提供帮助的计划的意愿中看到。另一方面，特朗普的政府充满好战分子，他们在对朝鲜和俄罗斯的核战争已经达到危险的水平的时刻掌握了权力。此外，存在着特朗普政府使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升级的威胁，存在着美国在军事上更激烈地卷入对叙利亚的威胁。

第四，特朗普一再表明对真相、权利和公民的自由完全缺乏尊重，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破坏了公民在公共思维中识别真相、试图猜想、估量证据、坚持实施伦理标准和严格的方法以便要求政府负责任的能力。但是，特朗普所做的事情多于埃里克·奥尔特曼所说的“反对真相的公共罪行”。在缺乏争论、质疑的文化、牢靠的论据和相信真相不仅存在，而且对民主来说也是心不可少的情况下，公众的信任已经垮塌。特朗普不断说谎，甚至指控前总统奥巴马进行电话监听，当他的造假遭到对证时，就以攻击回应批评者，指控他们传播虚假新闻。因为特朗普，词句消失在“可选择的事实”的巢穴中，破坏了政治对话、质疑文化和公民文化本身的能力。此外，他不仅拒绝在他的演说中使用“民主”的词汇，而且正在尽一切可能奠定一个公开独裁的社会基础。特朗普在他就职后最初的几个月已经表明这对正义、民主和世界是一场悲剧，对美国风格的原生法西斯主义是一次“胜利”。

问：您认证说当代社会处在一个转折点，正在招致一种新的威权主义的出现。特朗普只是这种变革的冰山一角吗？

吉鲁克斯：威权主义在美国已有很长的历史，它的成分可以在本地现象的遗产中看到，比如本土主义、白人至上、黑人(Jim Crow贬意词)、私刑处死、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右翼的民粹主义运动，如三K党(Ku Klux Klan)和民兵，已经具有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形式。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也是明显的，对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历史因为他们反对知识阶层和蔑视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已有的形式。还可以在大企业的历史上找到更多的证据，这些企业利用国家的权力通过镇压劳工运动和削弱民主的政治阶层而破坏民主。威权主义的阴影也可以从20年代美国因一批批朝圣者和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的持不同政见出现而产生的政治原教旨主义的类型中看到。70年代，我们在《鲍威尔备忘录》和三边委员会第一份题为《民主的危机》的重要报告中看到了这一点，报告将民主看成是一种“多余”和一种“威胁”。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反颠覆计划”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内容，该计划在激进的团体中透露出来，甚至杀害了一些积极分子。

尽管有这些令人伤心的遗产，特朗普的上升代表着某种新东西和更危险的事情。没有任何新任总统如此明显地蔑视人的生命，他取消了真相和虚构之间的区别，他的周围是如此公开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和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或是阐明了彼得·德雷尔所认定的“准备公开求助所有最坏的部族宗教的和种族的仇恨，以便带来我们的社会最受蔑视的因素，这导致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性侵犯、三K党和其他仇恨的团体本土主义的增加”。

保守的评论员查尔斯·赛克斯在论证“对特朗普来说在使独立的信息来源丧失威信的时候有两个优势：帮助在批评中孤立它和使其有条件创造自己的讲述、韵律和‘可选择的事实’”的时候，他是有道理的。这在所有的政府都有，但是我们在这里正在看到的是一种对可信度的攻击。这是特朗普准备让批评的媒体丧失信誉和消除不同政见一个可怕的信号，他已经认定批评的媒体是“人民的敌人”，同时他的战略负责人斯蒂芬·班农将这些媒体称之为“反对的政党”。特朗普已经攻击—在某些情况下是辞退—不同意他的政策的法官。同时他威胁要撤走大学的联邦资金，他认为大学已被自由分子和左派占据。他为了攻击他人采纳右派的阴谋理论，使自己远离理性和道德的合法化。

应当承认的是在70年代出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时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开始进行一场反对“社会契约”空前的战争。在那个时候，当选的官员们实施的紧缩计划削弱了民主的公共领域，带有侵犯性地攻击福利国家的支柱，对所有为了创造一种新的关键的培训文化机构进行袭击，而在这种文化中经济正义的事务、公民的扫盲自由和社会的想象都从政治吸取养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社会契约”随着权力受到地理的限制被打破了，全球的精英发展了，但没有尊重国家—民族的义务。随着国家—民族被削弱，调控的制度被缩减为为富人、大企业和金融精英的利益服务。办事的权力已经不在国家的手里;现在权力在全球精英的手里，由市场管理。由于新自由主义，出现了一场国家的危机和政治危机。将权力和政治分开的后果是新自由主义为财富、收入和权力大规模的不平等提供了地盘，推动金融精英的政府和1%富人的经济。国家没有能力提供社会保险，被迅速地导向它监禁的职能。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国家被架空，惩罚者的国家承担它越来越多的义务。

政治的承诺、对话和社会的投资向一种遏制、残暴、军国主义和暴力的文化迈出了步伐。“反对恐怖的战争”甚至将美国的社会军事化，为一种恐惧的文化和长期战争的文化创造了基础。战争的文化需要敌人，在一个由利益本身、私有化和商品化冷酷无情的概念统治的社会，越来越多的团体被妖魔化、排斥，被认为是可以抛弃的。这包括贫穷的黑人、拉丁裔人、穆斯林、没有得到批准的移民、跨性别的团体和青年，他们进行抗议反对美国社会日益增加的威权主义。特朗普求助于国家的伟大、民粹主义，支持对持不同政见者使用国家的暴力，轻视人类的团结，这是一种在美国有长期遗产的种族主义文化，当共和党被宗教的、经济的和教育的原教旨主义者征服的时候，这种文化加速了。经济越来越引导政治，制定政策时将市场的能力放在首要的地位以便解决所有的问题，不仅为了控制经济，而且为了控制整个社会的生活。

在新自由主义之下，在美国镇压变成经常的事情。学校和地方的警察越来越军事化。日常的行为举止包括一系列社会问题被定罪。此外，对一个以奥威尔方式控制的社会反乌托邦的拥抱在拥有17个情报机构的国家安全的大伞下得到加强。对理想、价值、机构和民主的社会关系的攻击通过辩护的媒体复杂性变得集中了，这些媒体更关注它们的受众，因为它们负有作为第四权力的责任。由于公民文化、历史的记忆、关键的教育和任何共享的公民的意义受到损害，对特朗普来说制造一种巨大的政治、经济、伦理和腐败的社会泥潭是容易的。他的胜利应当被看作是一场反对民主更加广泛的战争渗透出来的本质，民主是在迟到的现代性中由一种越来越多地利用它支配所有意识形态的机构和镇压机构的经济制度实施的，目的是巩固1%富人的手中的权力。特朗普同时是一个征兆，是这些力量的一个加速器，他已经推动一种不容忍、种族主义、贪婪和仇恨的文化，使这种文化从美国社会的边缘向中心移动。

问：关于过去的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形式有什么相似和区别？

吉鲁克斯：20和30年代古典的法西斯主义在特朗普所说和所做的大部分事情上都有反响。当特朗普利用一个不好的引导愤怒的海洋，作为一个可能挽救一个衰落中的国家的强势领导人出现的时候，法西斯主义的因素引起了反响。他在攻击移民和穆斯林时重复白人民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脚本。特朗普在他号召复苏极端民族主义时，也在与法西斯主义调情。他的种族主义仇恨的演说，他寻找另外的替罪羊，他稚气的狂怒和在推特上攻击任何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在他利用节目创造一种自我推销的文化，通过激动粗暴和提高对理性激情的意愿，将政治与戏剧混杂在一起，这是对和平的战争，对批评的暴力，对民主的军国主义。对大规模的自我致富的嗜好和不逞之徒的贪婪威胁使新水平的政治腐败正常化。

此外，特朗普利用害怕和恐怖将其他人妖魔化，向一种没有受到制约的军国主义致意。他的周围有一个右翼亲密的圈子，以便帮助他实施在医疗、环境、经济、国内政治、移民和公民自由领域危险的政策。

特朗普还将宣传的概念扩大到对民主更危险的事情上。作为经常说谎的人，他企图抹掉事实和虚构之间的区别，将论据放在证据和谎言的基础之上。他不仅加强非想象力的机器的事情合法性，而且在公众的广大阶层中制造一种对真相和推动批评的思想的机构不信任。结果他做到组织数百万人让他们相信忠诚比公民的自由和责任更重要。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架空了政治的语言和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政策前景，这有助于造成一种专制的文化、引起轰动效应的非政治化、即时性、害怕和焦虑不安。

特朗普使所有反对民主的力量感到振奋和鼓起勇气，最近40年来这些力量在全世界一直在适应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与30年代的独裁者不同，特朗普没有建立秘密警察和集中营，没有全部控制国家，也没有逮捕持不同政见者或发展单一政党的制度。但是，尽管特朗普的美国不是纳粹德国的一个翻版，但是以清楚的美国方式表现了威权主义的因素。这涉及汉娜·阿伦特的警告，这不是过去的某种东西，威权主义的因素可能将在本世纪的中期以新的形式具体化。可以肯定，正如比尔·狄克逊指出的，“威权主义过于变化多端的起源继续与我们在一起：作为社会生活正常记载的孤独，意识形态确信疯狂的合法性，贫穷和大规模缺乏住房，利用恐怖作为政治工具的常规，媒体越来越快速和规模日益增加，利用经济和战争作为工具”。

产生威权主义可怕的咒骂条件似乎在我们身上，这在特朗普否认公民的自由中可以看到，在居民中间普遍的恐惧中可以看到，在仇视法制、新闻自由和批评、对真相的蔑视中可以看到。这是通过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排外论者、排斥伊斯兰、超级富人和退伍军人的列队，企图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教育。

问：在新自由主义与新威权主义的出现之间有什么联系？

吉鲁克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项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致力于巩固财富和1%富人手中的权力的计划有进攻性地进行活动。它通过多个调节器起作用，如意识形态、统治的方式、制定政策的机器和公众教育有毒的形式等。作为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社会主要的组织原则，同时采取私有化、解除调控和商品化作为组织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重要的因素。作为统治的方式，它依靠没有节制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塑造人，同时将“鲨鱼”之间的竞争正常化，认为不平等显然是自然秩序一部分的视角是正常的，消费是公民唯一有价值的义务。作为政策的机器，允许金钱引领政治，蒙蔽国家的职能，削弱工会，由战争状态取代福利国家，寻求取消社会保险，同时通过将社会问题定罪化扩大“警察国家”的范围。作为公共教育学的形式面对着公共的价值、批评的思想和包括合作、社会责任和公共福利的概念所有团结的形式。

新自由主义创造了政治的、社会的和教育的“风景画”，有助于加快反民主的倾向，在美国为一种新的威权主义创造条件。特朗普已经建立了一个由恐惧统治的社会，将巨大的困难和不平等强加于人，通过紧缩政策为富人谋利，已经损害了公民文化和为了造就掌握关键信息的公民必要的培训，破坏了分享公民权的任何意义。同时，新自由主义加快消费、引起轰动效应、冲突和特别的暴力文化，不仅造成广泛的竞争、商品化和没有节制的粗俗的局面，而且建立一个机构被军事化、幼稚化和非政治化的社会。

对社会运动可能有帮助的新技术被广泛利用，比如提出“黑人的命也是命”，与在因特网上批评的媒体一起以便教育和推动一项激进的民主议程。同时新技术的场景和主要的社交网络在一个强大的新自由主义生态系统内运作，对自恋、孤立、焦虑和孤独的增多施加过分的影响。在将所有的问题个性化的时候，把个人的责任放在优先地位和理想化。新自由主义拆散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桥梁，使得几乎不可能将私人的问题变成更广泛的制度上的考虑。新自由主义创造条件将一种自由的民主变成一个法西斯国家，不仅为由金融精英统治机构的控制创造基础，而且取消了对平民、个人和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对个人提供的政策保护。

如果威权主义以它不同的方式旨在破坏自由的民主秩序，新自由主义则提供条件以便使这种破坏性的变革发生，建立一个来自极端暴力形势、不平等、残暴和轻视民主的社会。特朗普当选只是确认处在窥伺中的威权主义的可能性，已经向过时的资本主义更加极端和专制的形式迈出了步伐。

问：教育机构比如大学发挥了什么作用？

吉鲁克斯：理想的是教育机构比如高等教育机构应当被理解为公共的民主范围，成为教育帮助学生发展对经济正义有敏锐的意义的空间，深化道德和政治机构的意义，利用批评的分析技能，培养平民的基本素质使其学会尊重其他人的权利和前途。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应当在它们的政策和实践中表明不仅有追求真相的责任，这不取决于它能领导的地方，而且教育学生以便让当局和权力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负责任，同时推动一种民主的和培训的公共文化。

不幸的是理想与现实不一致，特别是从60年代起，当时一个学生争取将大学民主化和使大学更加包容的斗争浪潮受到制度攻击的回答，并与作为自由和激进思想的所谓中心的大学进行协调。保守派开始集中在如何改变大学的使命，以便让它符合自由市场的原则，同时限制接纳少数族群。一次如此协调攻击的证据可以在三边委员会《民主的危机》报告的断言中看到，报告抱怨“民主过多”，这后来在《鲍威尔备忘录》看到。备忘录认为自由市场的保卫者们应当利用他们的权力和金钱从激进的学生手里和过多的民主夺回高等教育。这两份报告以不同的方式清楚地表明60年代非民主化的倾向必须受到限制，保守派必须保卫企业家的团体，利用他们的财富和权力在“培训青年”负责任的机构里结束“民主过多”的现象，报告认为这对资本主义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对高等教育最大的威胁来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的高潮和80年代罗纳德·里根通过美国选举上台。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中，高等教育面对的问题可能与被掏空内容提供资金的模式有联系，与这些机构被市场机制统治有联系，与大学以赚钱的目的高潮有联系，与特许学校的出现有联系，与国家安全机构的闯入和各系自我管理的缓慢消失有联系，使作为民主公共领域的大学的意义和使命成了“琉璃苣水”。由于新自由主义紧缩措施的攻击，高等教育的使命从教育公民走向培养学生成为劳动力。

与此同时，企业的文化代替了民主治理的任何痕迹，由于各系缩小，劳动的实践被废黜，学生主要被看作顾客。过多的大学没有扩大学生的批评的道德和能力，现在被迫生产“对冲基金”可能的经理和非政治化的劳动者，创造推动一种“培训好的技术上顺从”的教育模式。由于金钱和日益明确的公司文化语言的阻碍，许多大学主要是由“劳工输出”军事的和经济的思考推动的，同时减少了建立在民主价值基础上的学术知识的生产。

作为一个思考的地方，高等教育的理想是为了推动对话，为了学习怎样要求权力提供账目，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模式来说这被看成是一种威胁。与此同时，教育被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传播者们看成是一个生产利润的空间，培育一种愚蠢和可怕的劳动力，将展示企业和金融的秩序所要求的服从。

问：您也写过组织抵抗力量和在特朗普期总统间变革的需要与可能性。特别是强调扩大不同的社会运动之间联系的重要性。您认为在美国哪些团体可能共同工作呢？

吉鲁克斯：仅是集中在一个问题上的运动为了在美国传播正义、公平和包容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是经常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行动。左派和进步分子在整体上应当团结起来，以便在保卫他们激进的民主时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运动，拒绝非民主的治理方式，拒绝资本主义和民主是同义词的概念。必须联合左派不同的成份以便确认一个独一无二的运动，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镇压发生多种规模的对抗时承认它们的局限性，特别注意到新自由主义的机构和理性现在为了统治整个社会生活行使职能。

重要的是承认既然新自由主义统治着美国的政治，新法西斯主义从边缘走到权力的中心，进步分子和左派的团结就成为必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写道，要努力“从下层建立一个反对资本主义强大的运动，它代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解决办法，走向一种时代的结构变革”。

问：原来的国际主义思想有什么呢？是努力在国家的政治中取得进展更好，或是试图在一个更长的进程中建设不同国家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力量之间的联盟呢？这两个焦点能够结合吗？

吉鲁克斯：已经没有在国外的政策。权力是全球的，它的后果触及所有的国家，而不取决于国家的边界和地方的斗争。核战争的威胁，环境的破坏，恐怖主义，难民危机，军国主义和世界的统治精英们破坏性的占有资源、利润和资本暗示政策应当在国际范围内实施，应当建立抵抗的运动，可以相互学习和支持。我们需要制定一项新型的政策来处理全球范围的权力和日益增加的大规模破坏和全球大规模抵抗的潜力。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地方的和国家的政策。相反，意味着让这些点相互联系，以便地方的和国家的政策之间的关系能够在更广泛的全球的力量和组成这些力量的利益的逻辑之内能够被理解。

问：另外一个正在推动的关键思想是变革的运动也应当接近那些对现存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失望的运动，但是缺乏一个关键的参考框架以便理解它们暴怒的条件。

吉鲁克斯：按照理论家们如保罗·弗莱雷、安东尼奥·格拉姆希、C.莱特·米尔斯、雷蒙德·威廉斯和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论文，关于民主的危机不应当只是经济的统治或直接的镇压，而且也来自教育的危机的思想。已去世的皮埃尔·布迪厄在“抵抗的活动”一文中肯定左派经常过多地“低估了斗争的象征性和教育的规模，并不总是锻造好适合于在这个阵线上斗争的武器”。他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他还肯定“左派的知识分子应当承认统治最重要的方式不仅是经济的，而且也是智力的和教育的，与信仰和说服相联系。重要的是承认知识分子对挑战这种统治的形式有重大的责任”。对这些重要的是教育的介入，涉及在广泛的意义上为关键的教育提供条件、典范和必要的实践，以便承担我们作为公民的责任，阐明人们的苦难和消灭产生这种苦难的条件。

教育试图改变科学，发展思维和代表的方式，在这里人们可能承认自己和他们的问题。这允许我们集中于对个人和集体有新的理解。关于责任的问题，社会行动和政治的介入不是根据社会的批评简单地实施，也通过自我反思、尖锐的批评和坦率承诺的方式进行。总之，任何激进的民主计划都应当包括需要知识分子和其他的集体强调批评的教育，不仅是作为受教育所希望的方式和作为一项起义的教育计划的关键因素，而且作为一种处理诠释可能性和作为在世界上介入方式的实践。

重要的是承认任何可行的强调一项民主地受到启发的政策都应当接受挑战，允许人们承认和在语言、代表性、意识形态、价值、被左派和其他进步分子利用的敏感性方面自我投资一些。这意味着承担做有意义的事情的任务，有批评和有变革地去做。同样重要的是需要向人们提供知识和技能，以便理解私人的和日常的问题如何与更广泛的结构有联系。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指出的：“我们不能只是分析隐藏的结构的逻辑。必须思考可能引起认同的事情。没有认同就没有政策;人们必须对自己有所投资，确认它作为自己的某种事情，按其条件说话，没有这个承认的时刻，没有这个认同的时刻，就不会有政治的运动”。

批评的教育不能缩小为一种方法，也不应当理解为在喝咖啡时与朋友自发的对话方式的非准则。作为公共的知识分子当局应当重塑自己，不是作为使好奇窒息和压制想象的方式，而是作为一个平台提供条件，让学生学习提高他们的能力的知识、技能、价值和社会关系，以便承受当局在他们学校内外的生活中关于力量所提供的方式。多年来我认为批评的教育学应当总是关注处理如何形成经验、知识和权力的民主潜力，既在教室里，也在更广阔的公共领域和文化机构扩大社交网络，从因特网到电影、文化、批评的媒体以及大多数人。在这个意义上批评的教育学和教育应当变成政治的中心因素，应当与恢复历史的记忆和消除现存的不安相联系。在这里博弈的事情是一种“有希望的民主的视角，结果是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会，为结束对所有人的压迫和痛苦而工作”。

问：我们可以结束采访，以非正规的乐观主义看待未来。您能解释战斗的希望的概念吗？

吉鲁克斯：在现在的历史时刻任何对抗都必须靠一种希望和可能和意义形成草图，以便让知识分子、艺术家、劳动者、教育者和青年能够想象与现存的东西相反的事情，然后以另一种方式采取行动。在许多国家变得更加专制和进行镇压的同时，存在着新自由主义以它不同的版本正在受到挑战的征兆，特别是受到青年的挑战，社会的想象活跃。新自由主义的病状越来越明显，少数人的政府与一种自由的民主的绝对必要之间的矛盾已经变得更加尖锐和明显。在美国普遍支持桑德斯(民主党初选预备候选人)，特别是在青年中间的支持，是一种希望的象征。许多美国人也支持进步的计划，比如由政府保障关注医疗、社会保险和向富人征更多的税。

为了让希望不要在厚颜无耻的浓雾中消失，现在这个时刻紧迫地要求承认一个处在憎恶正义、道德和真相的社会残暴和冷酷的现实应当不断地受到质疑，因为它为了退出政治生活或可能变化的信仰停滞提供一种没有道理的托辞。一种战斗的希望应当增进首先是愤怒的意义，需要很猛烈地组织起来。没有斗争就没有胜利。尽管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已经倾向于没有遮掩的威权主义的历史时期，这是既有希望也是危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紧迫性能够使人振奋，对集体的政治抵抗的价值和意义有新的理解。

我们不能忘记的事情是，任何社会都不缺少抵抗，希望永远不能缩小为一种纯粹的抽象。希望必须得到通报，必须具体化和可以行动。抽象的希望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种战斗的希望和实践的形式，包括在教育的政治领域反对威权主义的力量，以便变成我们可以称之为行动的希望的基础，也就是说，一种新的集体抵抗的力量和一个将愤怒变成集体斗争的工具;绝望的结果很少令人信服，这是一项原则，斗争是可能的。

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除非人们开始严肃地采纳文化的和在美国深深扎根于压迫的主观的基础，所需要的事情是使这些问题的结果不论对个人还是对集体都有意义，以便进行批评和改造它们。这是一种教育学和政治上的担心。正如查尔斯·德伯对我说的，要知道为了发展一个抵抗和变革可行的概念，“如何阐明可能性和以真正的说服方式传播它看来是重要的”。（魏文编译）

(作者琼·佩德罗-卡拉尼亚纳是马德里坎普斯圣路易斯大学通信学副教授，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欧洲通信、社会变革和发展博士)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环球视野》，原载2017年6月23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