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

这是一条贯穿年轮的红色血脉，为一代代官兵融汇共同的精神底色;这也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立体教科书，让我们读懂了人民军队因何从弱小走向强大，因何铸就中华民族的钢铁长城。90年的铁血征程证明，人民军队之所以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支军队，之所以战胜众多强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军在无数次生死考验和艰难挑战中孕育了独特的精神品格，铸就并传承了具有我军鲜明特色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习主席反复强调，“要弘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什么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我理解，它绝不是空泛的口号和生动的表态，而是90年来我军官兵用生命和鲜血积淀的精神本色，也是今天我们需要用生命和鲜血来护卫和传承的红色基因;它是一支军队精神生命的延续，也是一名革命军人义无反顾的无悔追求。它曾经支撑着人民军队从战火硝烟中一路走来，仍将支撑着人民军队走好今天、迈向明天。

强军必先强心，强心重在铸魂。人无魂，则惰;军无魂，则败。几乎所有军队军人的基本信条都是忠诚，但中国军人的忠诚具有特殊的内涵，就是忠于代表中国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切听党指挥，是中国军人人生坐标中永恒的定位。

“听党指挥”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抵抗国民党的血腥镇压而创立的，建军伊始，就打上了共产党的红色胎记，具有鲜明的党性、自卫性和正义性特征。经过三湾改编，这支军队确立了将 “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规定了官兵平等，官长不打士兵等制度。经过古田会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鲜明地提出了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原则，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明确了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特别是强调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领导。

在我军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非党化”的错误倾向，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第一次是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向党伸手要官要权，公然要求自己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有独断专行的大权。周恩来说，这是党的历史上，有人公开要权。更严重的是，张国焘不但不执行党的北上抗日决策，擅自带领部队南下，而且另立中央。张国焘分裂党，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极端错误的举动，给当时的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危险和困难。中共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张国焘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甚至以调动军队来威胁中央和改组中央，把军队看做是个人的工具，是极端错误的行为。1938年张国焘走上可耻的叛党道路以后，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发出成立联合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呼吁，但始终坚持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针对党内一些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毛泽东告诫全党全军，红军虽然改编了，但有一条不能改，就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共产党员不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原则性的动摇。朱德说，我们虽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而我们的心是红的。第三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1945年8月，在重庆谈判中，面临蒋介石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共同炮制“只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就给予政治承认和存在自由”的论调，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这些人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的的一支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就光了。”据理回拒了国民党要求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的主张。第四次是1971年，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林彪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失败后出逃苏联，落得个折戟沉沙的下场。历史事实证明，任何人都不得心怀叵测觊觎党的最高权利，分裂党的团结。

党的对军队的领导，更主要的是对集体信仰的引领和追求。这支军队所以溃而不散，败而不馁，百折不饶，百炼成钢，关键是这支军队是一群信仰的集合体。长征途中，红34师为掩护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革军委突围，血染湘江，几乎全师拼光。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竟用手绞断肠子，以身殉国，实现了自己“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抗战名将杨靖宇，在敌人的诱降面前，义正言辞地说：“我们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北伐名将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蒋介石曾亲自劝降叶挺，“如果你能绝对地服从我，你一定能够成功。否则，你就算完了。你好好想想再答复我”。没等蒋介石离开一个小时，就得到了叶挺的答复，“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在党的营救下，1946年整整被囚禁了5年的叶挺获得释放，出狱第二天，他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囚室中叶挺写过这样的诗句：“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司令方志敏被俘后在狱中写到，“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了党的事业的成功……我能舍弃一切，但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他大义凛然地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丝毫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生高贵。

现在一些人根本就不理解烈士们的追求和胸怀，居然拿方志敏烈士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来调侃;一些人试图把人民军队“国家化”，其实质就是为实现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造势，为政党轮替做舆论准备。“军队国家化”的实质是“非党化”，看似公允，使军队可以为任何执政党和个人服务，其实这是要割断人民军队与共产党的血脉联系。殷鉴不远，苏联解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脱离了党的领导，被“国家化”了。

曾有外国记者问我：“每当中国政局动荡，西方预言家都会预测中国将会发生军事政变。结果都预测失败，这是什么原因?”我回答：“你知道‘党指挥枪’的原则吗?这种‘指挥’在组织上表现为‘党支部建在连上’;在制度上表现为‘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就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强军必有血性，血性重在拼搏。毛泽东讲：“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连死都不怕的军队，还有什么可畏惧的?这支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顽强地战斗下去。红军长征时期，红五军团、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为了掩护主力红军突破湘江，几乎全军覆没，红军由开始长征时的八万人锐减为三万人，五万人血染湘江。这五万红军将士各个都是英雄好汉，他们当中没有一人临阵脱逃，没有一人贪生怕死。哪怕敌众我寡，哪怕血溅七尺，也敢于与敌人刺刀见红。长征途中，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二十二勇士抢占铁索桥，他们以血肉之躯为红军杀出了一条血路。抗日战争中，狼牙山五壮士，弹尽粮绝，誓死不降，跳崖殉国;抗日联军八位女战士也是在同样的危境中，跳江殉国。解放战争中，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壮烈牺牲。抗美援朝战争中，黄继光飞身堵枪眼，邱少云浴火潜敌阵……这些感人的英雄事迹，自幼就融入我军每一名指战员们的心灵。这些英雄都是那个时代的标杆，是我军的精神图腾。

由于我军长期在兵力对比敌强我弱，火力对比敌优我劣的情况下作战，战创成为我军勇敢精神的外化表现。我军可能是中外军队中，高级将领受伤最多的一支铁血之师。解放军十大元帅，七个受过重伤，累记战创约16个，平均每人一个以上。 受伤最多的是刘伯承，九次受伤，身上有十块弹片;十员大将，七个受过重伤，累记战创37个，平均每人3.7个。受伤最多的是徐海东，九次受伤，身上有二十块弹片。在我军1600多名开国将帅中，还有一批因战创而断臂断腿，终身残疾的将军。他们是贺炳炎、余秋里、彭绍辉、晏福生、左齐、苏鲁、陈波、彭云清、童炎生等9位断臂将军，还有钟赤兵、谢良两位独脚将军。他们就是以这种伤残之躯驰骋沙场，一瘸一跛也铁定心跟着党走。据说，在我军将领中受伤最多的是徐其孝将军，记者问他身上究竟有多少弹创，他说自己也说不清，把前襟一撩说：“你数数看，就这里，起码30多个。但是，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你，我都是在前面负伤的，如果在背后负伤，那我肯定是逃兵!”将军此言掷地，笑声朗朗，豪气冲天。梁兴初将军在红军时期6年的战斗中，从战士到团长，负了九次伤，升了九级，正好是一个伤疤一级军阶。伤疤就是我军指挥员们身先士卒的军功章，就是他们出生入死的光荣花。

辽沈战役中，打得最惨烈的当属塔山阻击战和黑山阻击战。这两场阻击战都是决定辽沈战役乃至整个解放战争成败的关键之战，这两场阻击战又都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生死搏杀，前者，我军以8个师阻敌11个师;后者，我军以5个师阻敌12个师。两场阻击战发生的时空不一样，但指战员们的誓言是一样的：“人在阵地在，只要不死就和你战斗”。两场战斗我军都伤亡过半，阵地炸成一片焦土，指挥员都冲杀到第一线与敌人反复肉搏，用血性燃起信念，用嘶吼震碎狂攻，用泪水清洗伤口，以血肉之躯构筑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钢铁屏障，阵地与将士同在，军旗与将士同在，胜利与将士同在。

抗美援朝战争更是打出了我军的国威军威。上甘岭战役敌军对我军控制的两个山头狂轰滥炸，共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把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的土石炸松1～2米。我军在诸兵种协同下，依托坚固的坑道工事，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决固守，寸土必争。经过43天空前激烈的战斗，打垮敌人大小冲击600余次，进行数十次反击，歼敌2.5万余人，守住了阵地。

一位战地记者在实地采访松骨峰战斗场景后写到：“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遗体，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掐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摁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迸裂，涂了一地。另一个战士，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些人的手指都掰断了……”这就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这就是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曾经任志愿军40军政委的袁升平将军动情地说：

【“我是1929年参加红军，历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无数次战役、战斗，打了一辈子仗，最值得自豪的是与世界头号强敌交锋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一次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它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是硬骨头!……一个民族的骨头不硬不行。骨头不硬，就受到列强欺辱;骨头不硬，在国际上就没有地位;骨头不硬，就难以振兴中华!抗美援朝战争打造出了我们民族的硬骨头!”】

现在有一些人恶意诋毁我们的英雄，就是要毁掉我军的精神支柱，就是要“刨根断魂”。连已经为国捐躯的烈士都要诋毁，可见他们的心灵有多么的肮脏，他们的用意有多么的险恶。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革命英雄已经在人民的心灵中化为一座座不朽的丰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已经深深地植入我军的血脉，当看到矗立在全国各地的英雄雕像时;当目睹在练兵场上，参演官兵拉出“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横幅标语时;当听到黄继光所在连队在晚点名呼唤“黄继光”的名字，和随之而来的震耳欲聋的“到”的回应时，你就会感到，撼山易，撼解放军难。铁血精神仍在我们这支军队中传承。

强军必须守纪，守纪重在自觉。这支军队创建伊始，就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建军的唯一宗旨。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出红军要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成为这支军队的行动自觉;长征时期，红军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刘伯承根据彝族的习俗，同彝族沽鸡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友修好，为我军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创造了条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这支军队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一些官兵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进入大城市以后，为了不扰民，我军指战员露宿街头，秋毫无犯，感动了许多民众，加深了对我军宗旨的了解;建国以后，在历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和抢险救灾的危急关头，我军指战员都冲锋在前，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爱民为民的壮丽凯歌，赢得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爱戴和拥护，认识到“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郭伯雄、徐才厚等军内贪官，所以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根本的原因，就是忘本。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子弟兵，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们的灵魂已经被金钱所锈蚀。我们这支部队来自人民，人民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军人只有热爱人民、服务人民的责任，而绝无贪得无厌地向人民群众索取的权利。我军建军初期就制定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触犯者，无论官阶高低，严惩不贷。这是我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典型特质。舍此，不能称之为人民子弟兵。感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严肃了党纪军纪，找回了我军的光荣传统。

战火的硝烟已经消散，但炽热的历史仍在燃烧。不仅仅是因为战争的阴霾尚未彻底散去，还因为变态的历史观仍在不断地挑战真实和正义，借“时尚解史”、“俗讲经典”，军史和战史被选择性诠释。同时，用假惺惺的人性论和玩世不恭的调侃侵扰着英雄们的悲壮与尊严……你可以狗苟蝇营去躲避高尚，但无权用自由的立场扭曲党和军队赖以立身的信仰和风骨。当理想、道德和血与火铸成的历史在消费市场上被变卖时，人们会陷入茫然，这种茫然不是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笑和为什么不再思考，这将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思考。

让我们去敬畏历史，崇尚英雄，再创辉煌吧!

【本文原载《解放军报》。原标题：九秩荣光赓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