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经济园区成为化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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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外向型经济和国际化视野成为经济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时，产业园区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阵地，承载的已经远远不只是经济领域的利益分配，更有政治渗透、意识形态争夺的冲突，如何不变成“化外之地”和法律规章制约的空白之所，破解从最惠国待遇到治外法权的窘境，如何实现主权国家的全域治理，这是当前需要深入研判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问题剖析。

工业园区到产业新城的发展进程面临着经济总量、政治模态和社会构成的全方位变化，尤其是针对经济特区这样的实体单元，在带来重大发展历史契机的同时，也意味着有前所未知的挑战：

1、经济附属化。经济是一个国家存续的基础，失去了这个基本物质条件，赢得国际话语权那是痴人说梦。历史上落后文明以骁勇善战武力征服谦恭君子发达地区的变更轨迹看似行将就木，冷兵器时代已被核子武器抛在人类自我毁灭终极武器的九霄云外。经济繁荣的伴生总有政治地位的争取、军事实力的扩张，比如二战至今的德国和日本，一直就在谋求从地区大国成为世界强国乃至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缘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地方，除非已经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或者金融工具，很难会有从知识产权到资本投入属于自我掌控的大型或跨国企业，更多的都是依附于在“世界工厂”“地球村”旗帜下的国际制造加工的再分工，利益链条最低端是常态，一旦风吹草动受损最大的也是这些地区。眼下的广东“腾笼换鸟”虽有主动作为的想法，但更多还是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经济附属化的无可奈何。

2、政治低俗化。政治人物的面具被彻底撕下，历史上已有很多，不过一般发生是改朝换代之际，后任一方面尽量保持有尊重前朝遗孤基本生存条件的传统，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在道德和能力上极力诋毁前任，说的十分不堪以显示自己夺取权力的正当性和必然性。为政必有治，治家治国治天下。但在完全资本控制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人物已经不再处于社会权势榜单的最高位，反而成为各方不断羞辱调侃的对象;政治本身也不得不迎合市场、市侩，走向娱乐无底线的尴尬，把世俗化演变成低俗和庸俗，以当一个好戏子获得资本的赞助和所谓的选票。与此相对应的是，资本大鳄们反而将自己完美隐藏起来，当起了幕后操作的编剧、导演和监制。作为资本富集地，产业新城更多为资本的天堂、政治的剧院，政治矮化低俗化不可避免。

3、社会两极化。防范中国经济拉美化的核心关键就是不让富人区和贫民窟的绝对隔离现象出现，不过近些年来却有力不从心之感。按照目前市面流行的经济社会理论，中产阶级是社会最大的稳定器，所以需要在社会治理中加以扩大。从房地产市场发端开始，它所承载的就已经超越了住有所居的范畴，一般性安居住房与高档商住小区的泾渭分明，各不往来。在具体规划设计环节，安置性住房就定位于有积蓄购买能力的无需进入，高档商住一般位于城市中心或者景致绝佳之所。在园区初期的征地拆迁安置方案中，上述就是一个基本法则，延续这个思路进一步发展的产业新城无疑会在高大上方面下足功夫，将自己的档次提升为现代文明的示范试验区域，而那些所谓的落后无钱无权的会被集中在相对狭小的空间范围之内，从就学就医等社会公共服务和权益保障上分割开来，从而形成从居住到保障、从服务到生存的社会两极化。

4、治理无序化。近几年来的较大灾难之中，除了自然灾害的不可抗力以及采掘自然资源的特殊产业(矿山)外，几起可以称为完全人祸的灾难或生产性安全事故都发生在园区，特别是与外资外企密切相关的区域：昆山尘爆、滨海新区爆炸、深圳山体滑坡。在改革开放初期，基于尊重投资者最大权益的战略考量，在海外资金的入园条件和审批环节都尽量给予最大优惠，他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都换回最大的发展回报。如同先发展后治理的环境保护困境一样，资本聚集区域的社会治理也陷入了乱—治—乱的恶性循环。特别是当海外资本与国内新兴权贵资本纠结在一起的时候，社会治理陷入利益集团缠斗之中，上下其手，内外勾连，具体治理者就不再单单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必须选边站队。个别手握权力(无论大小)的人员甚至置国家法纪于不顾，委身于某些社会势力或自拉队伍建立山头，用国家公权之器，借行政管理之名，行权钱交易之实，与利益有关无问题制造问题，与好处无益有困难绕开困难，致使管理无序、治理失范。

二、防范对策

1、主权第一。现代意义的国家，主权完整是首选项，作为特殊让渡，有最惠待遇的个别情况，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是必要和必须的。当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上升综合国力增强之后，就必须考量逐渐适度恢复主权第一的基本原则，决不允许有“特殊公民”和“治外法权”，以确保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安全。在此进程中，首要和最大的质疑会是政治层面的，各方会疑问乃至诘难基本执政政策是否在变化，既有治国理政方略是否有调整，严重一点会扣上“左”的路线错误否定改革开放等意识形态大帽子。对于此类质问，其实在中华民族一血百年耻辱的时候就没有停顿过，只不过当时是国际贸易封锁、政治丑化和军事试探等桥段;当前的时期，也应当是外资在中国原始积累行将结束的前奏，近期最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制造大量外迁至东南亚和南亚，一方面反映我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带来的人工成本压力，另一方面暴露的是国内生产厂商与国际资本意欲摆脱绝对控制的话语权、规则权、定价权的核心冲突。民族资本与外来资本迟早会有这样一种平等的博弈，对于局势向何处发展，需要研判。此中不能因噎废食，搞一棍子打死，把外来的资金和团体都视为洪水猛兽，这是弱小者的表征，也是自信心不足缺少办法和措施的下下之策。

2、全域治理。监管的漏洞和空白在任何一个号称完美的社会制度构架下都是客观存在的，主要的差距在于通过立法和制度将负面影响减少到最小这个过程是如何低成本高效率实现的。政府全域治理本质上是在具体经济行为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基础上，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防范国家和公共安全的潜在风险。对于社会公民和在本地经商办企业的一切外来人士，要做到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安全生产等基本要求严格执行法律规定，该监管必须监管;重大本土融资行为需要彻底了解背景和底线，按章审查批准;涉及公民基本权益保障的，不能对于明知违反基本法律规定的行为放任不管;涉及国家秘密的，不能因为看起来投资大项目好久无底线无原则让步和允诺。全域治理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明了：依法保障企业利益、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够简单搞平衡术、加减法，粗暴劫富济贫和单纯维护资本快速壮大都是短视行为，需要依法办事共同促进。

3、责任担当。需要厘清企业解决就业创造价值与政府提供全民公共服务的界限，不能对于各自责任撂挑子卸担子。以富士康为例，最早的独立王国式管理一方面看似都由企业消化减小了当地政府的压力，但另一方面却也使得企业内部脱离了属地政府的基本管理，如果说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对于当地的经济拉动被大度降低还是属于劳务报酬跨区转移(大量农民工将所得大部分工资寄回老家)，那么对于所有员工的除却技术层面教育之外的社会认知、价值判断和信仰立场等就会极大扭曲。此类企业承担部分社会责任的同时也行使了社会管理者的权限，当地政府却错位以为只要提供外部政务服务并满足企业决策层提出的要求，就能够让地区出政绩有发展。如果社会公民只有在负面新闻中发现政府的影子，那么这是行政危机的先兆。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时代，政府需要充分运用新媒体传播等技术平台和手段，放下看似高不可攀的身子，采用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在公共信仰和基本价值等方面加以引导，提早防范可交换商业价值定格为社会公共价值带来的社会价值观坍塌风险。

4、创新驱动。从创造力培养来说，拿来主义是第一步，但不是最终目的。山寨可以贪图一时之快，缓解不时之需，但不能提高国际核心竞争力，更不能奢谈适应规则并改变规则。作为对外开放和创新驱动的窗口，如何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何取长补短扬弃有道，杜绝台资高地昆山尘爆的监管失范，不让滨海新区特大爆炸和深圳人为山体滑坡事件的惨痛教训重演，需要通过前期的资本、利益和资源的让渡，获得全新的感悟和体验，开发全新的技术和市场，从而开创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社会全新的发展局面。在宏观层面上，当前可以考虑制定国家自贸区的单行法律，一方面可与国际惯例正常有序接轨，另一方面也将以我为主互惠互利的规则指向灌输其中，而不是如同世贸谈判那样被动接受和执行。对于经济特区等独立行政实体单元，应当考虑采取政治指导、经济独立、文化包容的方针，以工业制造的创新技术引领国内制造提档升级，以优势资本的灵活投放带动世界市场拓展深化，以民族文化的兼收并蓄提振文明复兴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