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100年前就科学解读了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与“持枪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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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来，拉斯维加斯的枪声又让一批人从美国民主的神话中惊醒。不少爱国网友发表了很多对于美国“持枪权”和犯罪的嘲讽。然而，仅仅把话语停留在“持枪与犯罪”的层面，其实恰恰再度落入了西方世界的话语陷阱：比如说，日本和韩国就是实行严格控枪的，是否证明了它们就是中国是应该学习的榜样呢？

 准确的说，是否允许持枪从来不是治安好坏的决定性因素。像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以民兵等形式民间持枪的现象要比当下多得多，但是社会治安反而要比当下好，几乎看不见恶性犯罪。这当然不是允许民间持枪的功劳，也不能说当时如果禁止民间持枪犯罪率就会进一步下降。而且，资本主义国家究竟应不应该具有持枪权？禁止和平居民持枪是否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之一？未来社会应该怎样根治犯罪问题？这恐怕都是我们不得不进行思考与解答的。

 不过，我们也不用太过较劲脑汁。因为，早在100年之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部力作当中就已经把这些问题以及相关问题说清楚了。接下来，笔者就谈一谈列宁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

 今天很多人表示，美国允许私人持枪导致警察开枪的门槛降低，每年都有大量被警察枪杀的人存在。但是问题在于，两者之间是否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今天美国禁止私人持枪，是否警察开枪的现象就会大幅度减少甚至消失了呢？显然，恐怕那些嘲笑美国私人持枪的爱国网友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早就指出，这种血腥的镇压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美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也就是警察和军队等国家机器实质上是少数资本家的奴才，所以就必然带有血腥性，无论是否允许持枪都不会改变：

 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而且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很明显，剥削者少数要能有系统地镇压被剥削者多数，就必须实行极凶狠极残酷的镇压，就必须造成大量的流血，而人类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同样，当前的中国之所以警察在开枪的问题上十分谨慎，说到底还是由于国家的性质与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决定的。并不是说由于中国不允许持枪所以导致警察开枪谨慎，而是由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决定了不允许警察草菅人命，随意开枪。像20世纪50年代时持枪比较容易，但是也并不代表当时的警察就可以像今天的美国警察一样随意开枪。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当中指出的：

 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镇压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特殊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相对来说，还是一件很容易、很简单和很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为美国允许私人持枪而欢呼，认为其为开展革命提供了某种便利呢？当然也不是这样，如果要是这样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那么也就沦落到和反共公知们一起欢呼“美国有推翻暴政的权利了”。且不说这本身就是一个谣言，即使真的有这种权利，那么首先不同的人就会对“暴政”有不同的解读。像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农民当家作主就是“暴政”，而对于工人农民来说，资本家当家作主就是“暴政”，很难有双方共同认可的“暴政”。在美国这样一个资本家控制舆论的环境里，所谓“暴政”指的只能是工人农民等广大劳动者当家作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便深刻的分析了美国式民主的实质：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那么无论在选举权的一些“微小的”（似乎是微小的）细节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表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建筑物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的办报原则上，等等，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用来对付穷人的这些限制、例外、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微小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起来是很微小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

 或者更深一个层面上来说，革命本身就是必然违反法律与制度的，如果要是把希望寄托于统治者恩赐的“持枪权”上面，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革命。就像中国人的那一句老话，只有“舍得一身剐”，才能“敢把皇帝拉下马”。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在分析完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之后立即强调在革命时期必须实行专政，并对于那些鼓吹合法斗争的自由民主斗士们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从这种必然是狭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并不象自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线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仅仅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

 这在那些“自由派教授们”眼中自然是不得了的“暴政”，然而在广大劳动者眼中却是最高层次的民主。人的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

 那么，今天的中国不允许私人持枪是否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呢？未来社会应该怎样从根本上禁止犯罪呢？列宁也同样对这些问题作出了阐释，在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仍然“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所以说到底是否允许私人持枪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无论是新中国前30年代的民兵普遍持枪还是当下的禁止私人持枪，只要国家的根本目的没有改变，其实质就是一致的。至于根本上消除犯罪的问题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解决。甚至可以说，不需要特殊的国家机器也足以制止犯罪：

 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没有人需要加以镇压了，——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采取极端行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行动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就象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强行拉开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们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极端行动的根本社会原因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极端行动就必然开始“消亡”。

 看看吧，今天我们很多人认为难以解答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革命导师的眼中就是这么简单。最后再概括一下，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为代表的“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极端行动”根本原因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并非在于美国有“持枪权”。美国警察敢于肆意开枪而中国警察开枪谨慎也并不是因为两国对于枪支管理的规定不同，而是两国的国家性质不同决定的。要消除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一类极端行动，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如果消灭了剥削制度最终实现了共产主义，那么极端行动就由普遍现象变成了极个别人，甚至用不着专门的国家机器由普通人就足以制止了。这，就是列宁100年前在《国家与革命》中对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与“持枪权”作出的回答。

 谨以此文纪念《国家与革命》发表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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