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会出现“精日”这种怪物？

“精日”(精神日本人的统称)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存在本身对于中国人的忍耐力提出了严峻考验。“精日”分子不仅挑战中国人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在国家立场层面上，“精日”更是赤裸裸地替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洗地”，罔顾历史事实，践踏中国人民的尊严，挑战国家法律;“精日”存在一天，与“精日”的斗争就会存在一天。作为中国人，我们有理由探析“精日”形成原因，“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以便大家更好地找到病根，对症下药。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万事万物无不处于相互联系之中”。任何事物不会凭空偶然发生，都有一系列促成其形成的相应条件。“精日”何以形成，发展、壮大成目前这种状况，我们认为，有多个方面的原因。

1.中日国家力量对比，被片面放大的日本优点

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总量超越日本，超过了100多年以来长期在亚洲领先的日本，这一发展成就，在很长时间以来，对中国人来说难以想象。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走在亚洲前端，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二战”后，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为三足鼎立的一方，人均GDP一度保持世界第一。

相对于近代日本的发展成就，反观同期的中国，则是另一种场景。中国在近代积贫积弱，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战”后，中国共产党拾起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在百废待兴的局面下建立了新中国。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新中国，老百姓牺牲自我，勒紧裤腰带，在降低全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为国家工业体系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中国才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就生活水平进行同期比较，许多国人很难相信中国有朝一日能超越日本，仿佛那是相当遥远的事情。2000年，当时中国GDP总额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当时日本人口仅仅是中国的十分之一，“日本经济比中国领先太多”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在大众舆论中，日本是先进的代表。

2002年，《环球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其副标题：“在未来20-30年，不管中国经济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日本仍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句话为一个日本经济界人士所说，而这只是当时日本人对于中国优越感的一角。而中国“主流”社会对此并无异议。

2005年，天涯出现了雪亮军刀发布的帖子，“2030年GDP超过日本”，预测中国2030年GDP超越日本，结果这个帖子被狂喷。后有被称为天涯国际观察第一名帖“驳雪亮军刀中国2030年GDP超过日本”，众多网友嘲讽、挖苦、批评雪亮军刀的言论。

可以看出，中国在这个阶段，绝大多数的国人心态相当弱势。中国社会在历史虚无思潮的泛滥中，无限膜拜日本，无限夸大日本的先进性，将日本国家力量的强大上升到整个民族精神层面，将别人捧得高高的，将自己看的低低的，甚至不能客观看待自己，连客观看待自己都被认为是不正确。

“精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孕育发芽，在某种程度上，“精日”只是比一般民众走的极端。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逐步的挽回了绝大多数国人的自信心，而“精日”走的过于极端，到现在还没有缓过神，依旧沉浸在日本搭建的精神笼子里走不出来。

客观地说，每个民族都有引以为傲的优点。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自然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优秀的民族品格。中国人能够欣赏并学习日本优点的人不在少数。在清末民初，很多人东渡日本留学，比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张闻天、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一代总理周恩来曾经也前往日本留学。应当说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涌现出的一批风云人物，有不少从日本留学归来。中国发展新时期，先后有成批的中国学生前往日本深造、学习。这么多人前去日本取经，日本自然展现出了其优势。

现代化的城市景观与农村景观、干净整洁的道路、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发达的文娱产业、时尚的服饰装扮、人性化的服务、日本人展现出的敬业精神、团结协作、彬彬有礼、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等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这是日本的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被机械化的放大。

表面化、物质化的表象让一些中国人失去了方向，迷失了自我，缺少辩证看待当时之日本的能力与勇气。“精日”将日本的优点拿着放大镜看，将他们的缺点无限度的忽略，极尽膜拜跪舔之能事，而将自己国家的优点无限度的贬损。以至于自己民族的优点，被“精日”虚无。

唯物辩证法认为，“联系是指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的联系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是孤立的存在，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

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相互联系，日本社会的另一面是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高自杀率、全民性的执拗等。日本作为一个好全民狂热，对于基本的侵略历史都不能正确面对的民族，其很多的社会阴暗面没有被“精日”所认识、了解，更缺少全面客观看待日本的勇气。

2.日本对华意识形态渗透

日本发达的文化产业在“精日”的成长道路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其动漫产业为代表，在对华意识形态输出中占据关键位置，而且其目标群体主要为世界观未完全形成的儿童与青少年等国家的未来。

文化产业作为软实力成为左右一个国家影响力的重要窗口。与武力输出相比，文化输出对人的影响方式较为隐蔽，潜移默化，细水长流，不易察觉，一旦发觉已中毒不浅，就像温水煮青蛙，越陷越深，日本将此称为“日本魅力”。

1956年，东映动画公司成立，日本动漫走上了产业化道路。80年代至90年代，随着科技的发展，日本动漫产业迅速成长，并同新兴的游戏业结合。21世纪初，在政府的支持下，日本动漫产业由内容产业转化为文化立国之本。日本将承载日本价值观的文化打造成文化产业进行对外输出，并被当作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予以特殊支持，并通过了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和推进这一战略的实施。日本文化产业的对外输出在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的双重动机下使然。

日本在1995年确立了“文化立国”的发展战略，日本历届政府对此付出了实践，在政策上扶持，在法律上保障，在财政上支撑。日本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不仅可以改善日本国民的生活质量、促进日本国内经济的发展，还可以以此来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加日本的世界影响力”。1996年7月，日本文化厅正式提出《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1998年3月，文化政策促进会提交了《文化振兴基本设想——为了实现文化立国》的报告，报告提出了振兴文化的六大课题。在立法上，2001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振兴文化艺术基本法》。

2002年2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在其施政演说中指出，“要将研究、创作活动的成果作为知识产业加以战略性的保护和应用，加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将它作为国家目标，通过召开知识财产战略会议予以确定”。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日本明确将音乐、电影、动漫等文化产业与技术、工艺、名牌产品等并列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2015年8月，据日本共同社称，日本外务省向自民党递交总额达7568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05亿元)的2016年度预算申请。“考虑到围绕领土及历史认识问题与中韩两国僵持不下的局面，此次预算申请把重点放在向国际社会展示日本‘正确姿态’的外宣工作项目上”。再加上日本情报机构的秘密经费，日本用于对华意识形态渗透的经费是一笔巨大资金。

据报道，此次申请额比2015年度初始预算多出10.4%。预算申请继续提出外宣战略，列出在海外扩充日语教育项目、推进青少年交流等具体措施，用以在各国培养配合海外的“知日派”。这一则被报道出来的信息仅仅只是日本外宣战略的冰山一角。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文化产业强国，也是亚洲文化产业发展最快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电视剧、电影、音乐、动画、漫画、游戏等文化产品活跃在中国银幕上。应当说，日本文化产品的渗透、扩张，深刻的影响和促成了“精日”的形成。

在日本强势文化产品的进攻下，中国文化产品处于守势。中国的“80后”、“90后”、“00后”们，从小接触的是日本的文化产品，尤其以日本动画、动漫及游戏为代表。这些携带日本价值观的文化产品，将日本人的礼貌、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日本式英雄的正面印象深深嵌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优点被不断放大，像一副望远镜般覆盖一个人的眼界，最后在精神层次构筑出一副由日本文化符号组成的基准世界，进而实现精神控制。

经常听年轻朋友们聊他们看过的日本ACG(动画、动漫、游戏)，几乎人人都能说上几句。正如一位网友所讲，“我们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反对日本右翼对待历史的态度，但是这些伴随我们成长的日本动漫该如何反对，它们已经成为我们成长的一部分。”从这个网友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文化产品的渗透之深。

与日本文化产品的表现相比，中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市场上充斥着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注重量不重视质，这严重影响了中国人民对于中国文化产品的自信心，为随之涌入中国的大量日本文化产品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3.资本逻辑的渗透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失守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由它本身所固有的内部原因所引起，又同一定的外部条件密切联系。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日本文化产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扩散，一方面是一个时期以来日本工业发达、强势文化产品的输入使然，这是外因，事情的根源在于内因。我们认为，滋生“精日”产生的土壤，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内部，简单来讲，一段时间内，在某些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知识分子的教唆、推动下，资本逻辑在相当广泛的领域支配了社会行为和人的思想意识。

一方面，唯利益论的实用主义哲学开始流行，国民精神被时代的大潮裹挟向前，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痴迷状态;另一方面，“拜金主义”、“拜物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不正之风蔓延，社会道德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恶化。

经济增长刺激了人们的物质需求，而收入差距、阶级差别又限制了需求的满足，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人心浮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等被严重边缘化。毛主席说：“要做个道德的人，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而在市场化的环境下，这样的理想信念被一些人唾弃，一些社会精英甚至公开鼓吹“告别崇高”。“钱是万能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是经济人”、“没有什么事是钱摆不平的”等思想观念进入千千万万家，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许多中国人深受资本逻辑的中伤，一边信奉资本逻辑，想着一夜暴富，赚大钱，一边不得不为了生存服从资本家的剥削与奴役。

就这样，一些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过早地接触到了是非颠倒、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念熏染，受人蛊惑、拿人钱财而去宣扬一些颠倒黑白、丑化本国人民的东西，就不难理解。

国际舆论层面，近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被动局面，经常失语，自己行为的解释权不在中国人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日本在意识形态领域紧抱西方大腿，利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形成的攻势乘机而为，大力开展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输出。因此，中国经常被说，被解读，被抹黑，经常“挨骂”。由于一些人对外部信息的盲目信奉，特别是对西方人、发达国家的媒体舆论盲目认从，而对国内的主流宣传一味地抵制，那么来自国外的歪曲、抹黑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说法，就容易被一些人接受。

在国外思潮的渗透下，国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四处占领舆论阵地，在网络平台尤其如此。而中国的主流媒体却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一一驳斥，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帮助人们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反而默认或是放纵这一思潮的传播，甚至帮助刊登、散播一些错误不实信息、错误观点。舆论思想界一度呈现出一片混乱局面，以至于爱国主义都被污名化，自发的爱国群众被污蔑为“爱国贼”“五毛”，在线上被辱骂，在线下被殴打。

历史虚无主义在社会中的大肆泛滥，严重恶化了中国社会话语生态。一些人肆意抹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史，将其歪曲成了阴谋史、罪史、病史。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被攻击、谩骂、造谣、诽谤，中国人民心中的精神顶梁柱开始出现裂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样板人物如雷锋、刘胡兰、赖宁等，被造谣攻击虚无。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严重影响了中国年轻一代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使得中国人在整体上处于心里弱势。

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下，“精日”认为，与日本相比，中国历史漆黑一片。“精日”对自己的国家没有基本的共识，也没有认同，对于中国的未来，更是站在日本国家利益视角进行评说，丝毫没有作为中国人该有的民族观。

“精日”不仅在国家层面仇视中国，更是在民族根源层次上挖祖宗的坟。“精日”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奴性十足。”历史虚无主义企图从文化根源上找毛病，将中国一切的不如意归罪于中华文化，妄图解构中华文化的一切传统基因。在国内“公知”的有意推波助澜下，将日本描述成一个精明能干有智慧的民族，中国人则是一团糟。

可以说，历史虚无主义在不少媒体平台的泛滥，是推动“精日”形成的“东风”。

4.教育领域的失误：精英学生唐立培是如何从正常人沦为“精日”的 

在中国，有个很突出的社会现象，总有一些极端亲日、反华的学者成为中国市场化媒体极力推崇的人物，研究日本的学者基本上是“精日”。除了这些学者之外，日本文化产品将手伸向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将其培养成崇拜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法西斯分子。一个人是如何从正常人坠入“精日”?唐立培的个人事迹是个典型。 

唐立培，2012年四川省泸州高考文科状元，从这里来看，显然是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就是这样一个好学生，极度崇拜美国、日本，传播港独观点，替台独辩护，斥责中国“你国”，斥责中国同胞“豚”、“粉豚”、“活该豚”，把颠覆分子奉为“女神”，把分裂分子视作“顶天立地”，却质疑立国之战抗美援朝“非正义”，替日杂洗地，在南海仲裁案中站到菲律宾和美国立场上，这些极端错误的思想，竟然都集中在这个好学生身上。  在中学阶段，中国学生具备基本的是非观、国家观、民族观、大局观。相对于被各种势力收买的人来讲，学生的成长环境较为单纯，对各种错误思潮缺乏辨别能力。在一些“亲日派”公知和媒体的渗透影响，而主流媒体默认或盲从的情况下，“精日”的精神世界在一开始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污染，开始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及其领导人。 高中阶段的唐立培显然已经受“公知”的影响，开始向日本一方倾斜，这个阶段的唐立培还没有做出出格的事，发表公开的“精日”言论，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情绪已经建立。在这种认知下，唐立培在高考后选择到香港中文大学读书。在香港，唐立培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国内公知与香港公知的合力下，将唐立培培养成了“精日”。

在各种错误思潮的狂混乱炸下，一方面，“精日”对于中国社会这几十年以来的现实发展状况表现出厌恶，比如中国在西方的话语攻势下表现出不自信、贪污腐化现象、官商勾结、社会浮躁之风、中国廉价货标签、频发的社会事故等;另一方面，是“精日”对自己现实处境的不满，“精日”一般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只能将精神寄托在它处。

“精日”认为，中国与日本相比落后太多，一团漆黑，各个方面不如日本，日本的表现才叫优秀，而中国的表现则差太多。在日本情报机构的渗透策划影响下，国内“公知”的推波助澜下，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裹挟在各种崇洋媚日的思想中开始扩散传播。日本成为“精日”向往的国家，成为“精日”的精神图腾。

中国国民教育对日本的认知重点着墨在“二战”时期，对于“二战”后的日本较少着墨，当中国年轻一代通过其它渠道了解到日本先进的方方面面，这与教科书中的日本形象产生强烈的反差。“原来教科书里面的内容并不符合客观真实”，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是少数。

中国的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艰苦、动荡的战争岁月，战争对“精日”来讲相当于讲故事，缺少历历在目的切肤之痛。正是在这种反差情绪的指引下，他们对于日本的好奇与憧憬更加强烈，日本成了他们精神领域中的“圣地”。在这种情绪的催促下，日本利用这一点，对他们进行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洗脑式的宣传，最后受此影响的人成了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精日”，专门做有辱民族尊严的事，为日本法西斯“洗地”。

应该说我们的国民教育中缺少对“爱国主义”的教育，只告诉学生日本很坏，而没有客观全面的告诉学生日本发展水平如此高，致使学生对学校教育产生了偏移。

理性看待“精日”的形成，努力学习，正本清源，才能找到对症下药的点。

5.“精日”个人层面的特点

(1)低龄化

“精日”的形成不是短时期，而是长时期孕育发芽的结果。中国很多年轻一代从少年时期喜欢并着迷日本文化产品，尤其是动漫，从这里逐步开始接触日本社会其它方面。这样的人很多，但是最终发展成“精日”，完全站在日本立场上仇视中华民族的人是少数。但是，这是“精日”形成的最初土壤。

“精日”在少年成长期，沉迷于日本文化产品。一方面，日本文化产品具备的独特魅力，能够吸引众多受众，以少年儿童喜欢的审美观创作文化产品，“二次元”的流行符合低龄化人群的审美。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产品中打造了许多具备日本精神的主人公形象，在日本漫画中，《乱马1/2》、《七龙珠》中将红五星、绿军装等形象描述成了愚昧、荒诞与落后的代表;《乱马1/2》记述的“如果乱马不能成为男人中的男人，就按武士道精神和乱马一起切腹自尽”的誓言，这毫无疑问宣传了日本武士道精神及显露出了日本军国主义翻案的倾向。《海贼王》、《火影忍者》虽然标榜“追求和平”，但是已经流露出为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辩护的色彩等。

受众年纪小，缺少生活阅历，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没有形成，缺少对世界的判别能力，更不知道动漫中所暗含的更为深层次的含义，更多时候根据感性需要追随日本文化产品。在日本漫画等产品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已经不知不觉的被其驯化，改造，影响。可以说，日本文化产品丰富了“精日”在少年时期的生活，也让他们走向了“精日”道路。

(2)性格孤僻

性格孤僻是网民对“精日”群体较为普遍的观感。

一般情况下，“精日”在中学阶段因各种原因性格较为孤僻，不太容易与同学和谐友好相处，因此朋友较少。在缺少朋友，感情无法得到陪伴的情况下，寻找某种精神的寄托显得尤为重要。

日本文化产品正好填补了他们精神的空白，为性格孤僻的“精日”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

(3)知识获取渠道单一

根据我们针对“精日”的成长轨迹调查显示，“精日”分子获取知识的渠道较为单一，通过相同志趣爱好在网上聚集、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归属感。我们知道，一个人长期接受某种单一性价值观灌输的时候，会对某一事物形成刻板印象。很多“精日”长期观看日本文化产品，或是有机会到日本观光旅游，对日本留下了好印象。从而从内心深处喜欢日本，但是，“精日”没有能力辩证的看待日本表现出的好与不好，对日本的认识停留在表面，并被这种表象所迷惑。

小结

“精日”是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群体，在一段时间里组织了一些令国人感到愤怒的事件，其危险性不得不令人警觉。可以说，“精日”已成为中国一大社会公害，不正确处理这些流毒，祸害的将是整个中华民族。

令人欣喜的是，2018年两会期间，全国多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完善立法保护国格与民族尊严》的议案，呼吁从立法层面对严重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格或宣扬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行为纳入刑罚处罚的范畴。

而在立法惩治越线的“精日”分子的同时，也需要从本文所述意识形态领导权、学校教育、青少年成长环境等层面作出反思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