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市场化这只蜘蛛不除，看不起病的蛛网永远擦不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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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电影《我不是药神》引起人们的热议。电影背景放在2002年，实际上则是取材于2014年发生在江苏无锡的一桩真实案件。被告是一位慢粒白血病患者同时也是企业主的陆勇。电影一播出，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牵动了人们的感情和泪腺。

为了治病，需要坚持不断的服用一种叫格列卫的瑞士进口药，但这种药价格昂贵，一盒23500元。一次偶然的机会，陆勇发现了一种印度生产的仿制药，疗效一样，但价格却相当便宜，一盒只要4000元，他为了代购这个仿制药，以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抓。2015年元月27日，湖南省阮江市检察院向法院请求撤诉，陆勇最终免于起诉获释。

湖南省司法系统在处理陆勇案时，特别收集了白血病人的反映，邀请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代表，以及陆勇本人参加座谈，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在这个案件中，我们的司法部门、基层组织的处理是得民心的。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类似问题，但在运用法律手段中，体现了以人为本。从这个案件的处理上，人们看到，我们的法律条款是死的，执法者是活的，只要讲政治，完全可以避免南京彭宇案造成的恶法恶治影响。

清扫蜘蛛网，有个常识，光扫掉网还不行，必须捏死蜘蛛，否则新蜘蛛网不日还将“卷土重来”。陆勇案作为一个个案是结束了，但是问题并没有消失。在医疗体制的改革上，我们任务还很艰巨。《我不是药神》的主创者敏锐的从现实生活中挖掘到了民心题材，反映出了一个今天国人人人注目，人人关心的重要问题，即医疗保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问题。作品把牵涉生命的药价畸高和人民的生死健康，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了一系列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答案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印度人民可以享受到的低廉药价，而中国人就享受不到，只能冒着违法风险？其次，在药物专利保护上，为什么印度可以在专利危害到居民健康和国家安全时，国家有权不经过专利所有者的同意，许可本国生产厂家来强制仿制，中国就不可以？即使按知识产权创新保护，怎样区分新药研制当中的合理成本收益和畸高的暴利？怎样平衡保护新药研发者的权益与本国病人的生死？第三，我们的法律怎样保护人民大众的利益而不沦为垄断资本寡头利益的保护者？作品把生活现实中，那种因病致贫、在生死线上挣扎的社会各个阶层形象的摆在观众面前，使人们发觉，这些事并不遥远，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把我们现实社会的爱莫能助做了典型化的展示，因为真实，所以就有感招力。

一段时期以来，网络上，微信微博中，流传一些关于国人赴美发现美国医疗昂贵，庆幸我们生在中国这样的文章。作为海外观感，是正常反应，但潜在意识是，我们以美国为衡量标尺，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是改革开放以来，以美国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华盛顿共识”作为标准的一个几乎全社会精英的典型思维方式，长期存在，非常顽固，它结出了“莆田系”这个毒果。这种思维方式和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背道而驰。

我们为什么不能和自己的过去比一比？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用很快的时间，用很低的成本，通过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进行了连联合国都称赞的医疗制度改革，解决了人民群众初步的医疗保健问题，中国人寿命从建国初35岁上升到1976年的68岁（见表一），被英国学者称为中国人口寿命的“毛泽东跃升”。现在人们一说起这一点，就有人指责那是低水平，是故步自封。精英们喜欢在这里偷换概念，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就像小偷躲开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精心的避开核心是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表一）

毛泽东六十年代中期的626讲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把医疗重点放到最广大的弱势群体中去，否则卫生部是城市精英老爷卫生部，毛泽东岂能容忍对广大弱势群体的丝毫损害？如果我们“尊贵”的精英们反感，鄙视的话，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看古人的说法，唐朝时期医疗水平和今天相比是够落后的，但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孙思邈凛然出语：“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翻译过来就是“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要安定神志，无欲念，无希求，首先表现出慈悲同情之心，决心拯救人类的痛苦。如果有患病苦来求医生救治的，不管他的贵贱贫富，老幼美丑，是仇人还是亲近的人，是交往密切的还是一般的朋友，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愚笨的人还是聪明的人，一律同样看待，都存有对待最亲近的人一样的想法，也不能瞻前顾后，考虑自身的利弊得失，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像这样才能称作百姓的好医生。与此相反的话，就是人民的大害。”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之下的医疗产业化市场化改革后，我们的医务工作者饱受古训“大医精诚”、“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熬煎，在医疗市场化、产业化的压路机倾轧之下，在莆田系这样的恶性竞争之中，不知有多少可以守住本分的医院、医生能够生存下去，我们的一些医院院长、医生不知什么时候被迫变成了紧盯患者口袋的“含灵巨贼”。逼良为娼式的医院奸商化，制药资本和医院资本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价值链，利益共同体，他们的利益和病人的利益直接对立，形成了医院为刀俎，病人为鱼肉的关系。

美国“最遭痛恨的人”马丁-谢克雷利

2015年由原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马丁-谢克雷利创办的图灵制药公司，将制造成本仅1元的药物达拉匹林（主要针对弓形虫感染，也可用于艾滋和癌症治疗），从每片13.5美元，提高到750美元，暴涨55倍，马丁-谢克雷利的辩解依然是市场供需原则，是从美国到中国的一些人，视作神圣的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原则。虽然被美国社会称为“最遭痛恨的人”，受到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18位国会议员的激烈抨击，设法阻止其寻求暴利，但马丁-谢克雷利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终于被判了七年刑，却不是因为药价暴涨，而是因为违反了美国的证券法。真让人感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法律虚伪，和美国选举政治的玄妙——资本主义的核心，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华盛顿共识”是神圣不可摇撼的。

当然也有例外，如同印度的强制仿制专利，2016年底，英国反垄断机构宣布对辉瑞制药(Pfizer)罚款创纪录的8420万英镑(1.07亿美元)，以惩罚其将一种抗癫痫药价格提高26倍的行为。还有北欧的福利医疗。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现实，在印度可以强制仿制生产涉及民生的特效药，在中国生产销售就是贩制假药，而受法律制裁。在这个现实问题上，按一些人的思维定势，以美国为标杆，因为我们没有希拉里和国会议员的慷慨激昂，因此要政治改革，因为我们只有钟南山为代表的人大代表对改头换面涨价的“新药”质疑而已，虽然我们也枪毙了卫生部长郑筱宇。但人们奇怪，按照美国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标杆，在这个事关一部分人的生死贫穷的问题上，在一些局部，我们的改革收到了新自由主义医疗市场化大潮的影响。再不要和我们古人孙思邈的大医精诚相比，不要再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医疗公益化的初心相比，也不要和社会主义古巴、朝鲜相比。影片《我不是药神》通过典型手法，让观众思考到了这个深刻的问题。

生活中的原型，陆勇是幸运的。电影中的陈勇却并不幸运。作品的现实主义冷峻对比，尖锐的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说明了作品的深度，代表了人民的情绪，也代表了人民反思的理性。

作品也有瑕疵。关于印度仿制药厂停产的情节，是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向制药垄断资本的妥协，这个情节抹杀了印度强制生产仿制药品中以人为本的亮点，不合事实，也与全片格调不协调，很可能是某种迫不得已的妥协。但瑕不掩瑜。在影片编剧中，第一署名编剧韩家女是老红军的孙女，电影家的女儿，影片的锋芒让人看到后来者的思想脉络。马克思曾评价，“现代英国的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做的还多”，在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一部触及社会和人们精神痛点的作品同样也可以达到如此的效果。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从促进仿制药研发、提升仿制药质量疗效、完善支持政策三大方面提出了15条指导意见。

今年5月起，国家实行进口药品零关税；同时，财政部联合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发布了《关于抗癌药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对进口抗癌药品减按3%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抗癌药的价格谈判也为患者带来了很多实惠。2016年和2017年，经过两轮国家医保谈判，大幅降低了十几种抗癌靶点药的药价，并纳入医保目录，其中不乏曲妥珠单抗等需求量较大的抗癌药。

在本文结尾，摘录这些新闻，是想说明，在扫除药价畸高的“蜘蛛网”的时候，我们政府将会或者也许正在摁住制药垄断资本的“蜘蛛”。让我们关注并参与进来吧。

2018.7.11

【本文原标题：《“药神”与蜘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