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自由与民主的神话及其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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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民主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社会体制的核心，历史上自由与民主是同义词，自由即民主，民主即自由。但是，之后却分道扬镳，形成了两种几乎对立的模式，即：“自由模式”与“民主模式”。所谓“自由模式”也可以称之为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它强调机会均等。所谓“民主模式”也可以称之为福利资本主义模式，它强调结果均等。前者代表了少数富人与资本的利益，主张自由放任，减税，但是结果往往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与经济危机。后者代表了多数选民的利益，主张政府干预，增税，但是结果又往往导致经济发展的“滞胀”。而所谓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历史周期律就是指美国与西方社会体制在“自由模式”与“民主模式”之间的一种摇摆现象。

19世纪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是一个崇尚自由，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时代。但是，马克思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繁荣背后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与不平等。马克思认为整部人类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先是奴隶主剥削压迫奴隶，封建贵族剥削压迫农民，然后是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所谓自由只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剥削的自由，政府只是资产阶级的管理委员会。而且，由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走向崩溃，代之以社会主义社会。后来就连为了拯救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也说道：

【“说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定互相一致，这一点并无根据，上天并不是这样来统治世界的。说是两种利益实际上互相一致，这个说法也不正确，在下界并不是这样来管理社会的。”】

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制度出现了从以市场主导回归以社会主导的转型，标志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实际上就是从“自由模式”向“民主模式”的转型，有学者也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福利国家的萌芽出现于德国，接着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二战后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二战后出现的20年大发展与大繁荣，迄今令美国与西方人恋恋不舍，认为那是民主与繁荣的天堂。但是，好景不长，其原因在于美国与西方社会陷入了民主的陷阱。哈耶克认为所谓民主的陷阱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既然政府是当选的多数人的代表所控制，所以再对政府权力进行其它任何监督便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殊不知不受限制的民主与不受限制的专权相比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无论是米塞斯，哈耶克，还是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都认为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从19世纪下半期随着福利国家的产生，在西方就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这是西方文明的悲剧，西方文明的复兴显然有赖于自由主义市场竞争理念与体制的复活和重建。

上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美国与西方政治与经济的第三次转型和向市场主导体制的再次回归。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其要义无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以提升预期利润空间，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刺激个人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但是，结果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复古和倒退运动，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变种，主要的靶子就是针对大萧条与二战后繁荣时期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殊不知一旦工资，福利与税收涨上去了，就不可能再降下来，否则就会引发道德与政治的风险。所以，想再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时至今日，随着民粹主义在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兴起，表明潮流已经在转变。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应声而起。2008年7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

【“新自由主义不再讨人喜爱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但胜负已定，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没能赢得增长大奖。”】

他指出，

【“自由市场这套说辞一直在被有选择地运用--当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时就拥抱，不符合时就不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学说不过就是一套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

3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充满乐观主义情怀，将其《自由选择》一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信仰市场经济。但是，30多年后人们发现西方社会的潮流又要转变了，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它标志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一个时代的结束。可以说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对新自由主义的革命，对此就如同新自由主义曾经是对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一样。那么，民粹主义能够拯救美国与西方吗？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曾经说到：

【“在我看来，文明的钟摆总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从一个原则摆向另一个原则，而在强调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原则之后，回归到强调政府行动的必要性，总是意味着更大的进步。于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正确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原则，因为钟摆总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从一个原则摆向另一个原则。啊，比喻，如果我们只用比喻，你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

【鲍盛刚，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