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升：香港走入歧途的“民主”

【本文为作者王升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从今夏香港发生暴乱到今天，过去了四个多月，香港的问题，笔者也关注了四个多月，眼见得夏去秋来、由热转寒，香港的明天，也如这个天气一样，渐渐变冷，在疯狂的民粹浪潮中，香港的未来犹如风中的蜡烛，谁也不知会走向何方。

回首这次香港暴乱，笔者感触最深的，就是香港闹事者天天喊“民主”，可是他们却忘了香港搞起“民主”，最初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者说，香港忘却了自己“民主”的“目标”是什么，只追求流于形式化的“民主”，于是乎，那群人最终变成了“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反对派，希望反对处于永不停歇的状态”。

正是如此，香港人现在只知道反对，却不知道反对的意义何在，最终，反对变成了一种常态，而这种“常态”也成了香港毁灭的序曲，作为一个旁观者，笔者感到非常悲哀，悲哀之余，笔者突然想谈谈香港那走入歧途的“民主”。

1.民主的历史和民主的初心

既然要说民主“走入歧途”，那首先要说“民主”是个啥。

关于民主，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各种解释甚至有南辕北辙的情况，这显然是个争议很大的话题。

既然争议很大，我们索性就以一种能为所有人接受的方式来讲述“民主”。

“民主”的英文写法，是Democracy，是demo（意为“大众、默认、样板”）cracy（意为“统治、政体”）组合而成，意思可以理解为“大众统治”或者“公众政体”。

古典民主起源于古希腊时代，以雅典为首的许多城邦以投票等方式决定一些涉及全民性的决策，而西方现代民主的起源，一般认为来自于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的观点，以及受其影响的独立后的美国政体。

西方大规模民主运动则开始于1848年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在那之后，选举制开始在很多国家渐渐确立，到19世纪后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兴起，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才渐渐具有今天的样子。

既然民主是这么发展的，那么为什么会这么发展呢？或者说，推动的民主内在目的是什么呢？

笔者看来，这主要是社会发展带来的。

这句话似乎有点“万金油”，但是却也是最合乎逻辑的解释。

古希腊民主，在古希腊被罗马吞并后，变成了罗马的主体制度，古希腊民主的“法统”被罗马继承。而随着罗马帝国的覆灭，古希腊民主也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整个欧洲陷入蛮族和教会的专制统治中，欧洲进入“中世纪”时代，又称“黑暗时代”。

而古希腊民主，只剩下少数内容被流传到现在。

可以说，也许今日西方民主的确受到古希腊民主影响，但古希腊民主正统血脉（或者说“法统”）已经断绝了上千年却也是无疑的，今日西方民主不能算古希腊民主的直系后代，后来的西方近代民主，实际上是假托了“古希腊民主”来进行的民主化改革，其实说白了就是典型的“托古改革”。

而之所以西方会出现近代民主，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在近代逐渐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行政权力“保驾护航”，可是行政权力仍旧被封建贵族、教会垄断，伴随着行政权力，土地所有权、社会资源等大部分也被封建贵族、教会垄断，这就让资本主义发展举步维艰，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的逐渐开化，贵族和教会对思想文化的禁锢也渐渐开始遭到质疑，这种经济上和思想文化上的两种变革压力最终合流，就形成了资本主义追求“自由”的“初心”。

其实这两股力量背后所体现的，都是社会发展后对于已经不再适合实际的“旧制度”的质疑和反抗。

为了追求经济和思想上的“自由”，变革力量开始寻求一种替代封建贵族政治、神权政治的政治制度，于是托古而来的“民主”和“投票”成了变革力量想到的方式，这就成了“民主”的肇始。

既然是为了对抗封建贵族政治和神权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在一开始就打上了“发展”和“变革”的烙印。

一开始就在经济层面夺取主导，会直接触动封建贵族和教会的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抵制，因此改革者们采取“思想变革”的方式，在尽量不触及封建贵族和教会的利益情况下逐渐挖掉他们的统治根基，于是有了“文艺复兴”，目的是在思想上先瓦解封建贵族和教会对社会权力的垄断。

接下来，思想解放后，封建贵族和教会对国家的统治就不那么牢固了，改革派又以“文艺复兴”中逐渐出现的“复兴古希腊文化”的要求为手段，开始复兴（他们所宣称的）“古希腊民主”，这时候，封建贵族和教会可能已经意识到新崛起的资产阶级改革派有挖他们墙角的想法，但是他们还没团结一心。

到后来，随着资产阶级改革派实力越来越强，他们已经不甘心自己在政治上的从属地位，最终有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在这两地首先出现，美国是因为北美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比欧洲封建国家更发达，而封建势力比欧洲封建国家更弱；法国则是因为其文化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启蒙运动”从法国开始，在旧封建国家中，法国的思想变革压力最大。

这时候，西方封建贵族和教会发现资产阶级企图颠覆他们的统治，于是联合起来绞杀资产阶级革命，于是有了“反法同盟”和拿破仑的十多年战争，虽然最后拿破仑落败，但是西方封建贵族和教会也遭到重创，实力更加衰弱。

也就是说，现代民主运动其实是资产阶级为了对抗封建贵族和教会的一种政治道路选择，“民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民主”的“初心”其实是为了资产阶级实现变革。

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到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资产阶级的壮大和封建贵族以及教会权力的持续衰败，一些封建贵族以及教会权力严重萎缩的国家（如法国）完全抛弃封建君主制度，走向资产阶级共和制，而一些封建贵族以及教会仍有较大权力的国家政权则选择与本国资产阶级妥协，实行“君主立宪制”，在承认资产阶级权力的同时，保障封建贵族和教会的最后剩余权力，这时候“民主”的目标仍旧是资产阶级实现变革。

再后来，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巩固，阶级矛盾出现，而社会主义思想也崛起，资产阶级这时惊恐地发现自己压迫下壮大起来的无产阶级也有了变革的意识，而一战后期开始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德国基尔水兵起义、1919年匈牙利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建立，以及20-30年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更是加重了资产阶级的这种担忧。

共产主义者在革命中也经常使用资产阶级当年对抗封建贵族与教会的革命口号“民主”，因为无产阶级也希望通过“民主”来参政，以改变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利处境，一如当年资产阶级一样，于是无产阶级的对抗中喊出的“民主”，成了“无产阶级民主”，说白了，“无产阶级民主”其实承担着无产阶级主导社会经济政治的愿望。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刚发现无产阶级也开始喊“民主”时，其实是非常慌乱的，他们对抗无产阶级“民主”的方式，是禁止谈“民主”（背后其实是禁止谈变革），强调资产阶级的地位，同时以“自由”作为自己的宣传口号，抹黑苏俄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自由”。

再后来，资产阶级发现还是要在思想哲学上抢夺话语权，于是他们再次捡起“民主”，将自己之前用来对抗封建贵族和教会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哲学、思想体系完善，并将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普选等理论内容杂糅到其中，直接在理论阵地上与无产阶级争夺话语权。

这就是今天美国和欧洲天天宣传的“民主”的由来，这种民主本质上还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权而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基础上发展出的一套理论，可以称为“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在目标上，前者希望取得政治主导权，而后者则致力于维护已取得的政治主导权。

说白了，现代西方民主实际上有两支源流，一支是无产阶级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民主”，另一支是资产阶级为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而发展出来、用来和无产阶级抢夺理论阵地的“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区别于对抗封建贵族和教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

我们今天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个人认为，可以视为现代西方“无产阶级民主”思想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特有环境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民主理论；

而今天中国台湾、香港因为特殊历史原因，没有受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持续影响，他们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基于这种政治格局，在思想上，他们主要也是受到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影响，包括普选、自由，都是里面的内容。所以今天中国台湾、香港所喊的“民主”，实际上指的是“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和内地说的“民主”不是一个东西。

2.香港的“民主”是怎么来的

上面说了，今天香港的民主，实际上是基于资产阶级专政的“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这套“民主”理论，最早是英国人统治香港期间引入的。

在英国人统治时代早期，华人完全处于“二等公民”地位，根本不存在什么“民主”可言，因为对英国人来说，过去那些香港的华人，和印度人、非洲人一样，都是殖民地的原住民，这些原住民是被统治者，是不配参政议政的。

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二战后，1946年5月，复任香港总督的杨慕琦爵士（Sir Mark Aitchison Young，1886年6月30日—1974年5月12日），推出了自己大胆的政治改革方案——“杨慕琦计划”，准备赋予香港人更多的自治权，用杨慕琦的话说，就是“香港市民有更多责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务”例如成立香港市议会（Municipal Council），三分之二议员民选，其余三分之一委任；另外，在民选议员部份中，一半由华人直选，而另一半则由洋人直选（也就是说，华人直选议员在议会中占比为三分之一，洋人直选议员三分之一，委任议员三分之一，加上华人直选议员多为本地的“香蕉人”，白人实际上在香港议会中占绝对优势）。构想中的市议会最初可负责管理消防、康乐场地和市政局，到日后情况许可时，更可管理教育、社会福利和公共建设，乃至公共事业。

即便是如此温和的改革，最终也得不到英国政府的支持，“杨慕琦计划”最终胎死腹中。

这一点上足可以看出，英国人根本就不关心香港“民主”与否。

后来，由于中国对香港问题越来越强硬，而英国国力越来越衰败，英国最终选择放弃香港的统治权，但是英国人不甘心，他们在香港开始使坏，于是在英国人统治香港后期，特别是彭定康时代（此人是个极其阴险的政客），香港开始猛烈地推行各项“民主改革”，好像英国人“不民主”了150多年，今天要一口气把所有的“民主课”给“补齐”。

彭定康一方面大量培养香港本地的亲西方力量，另一方面打压香港亲内地力量，在他的主持下，香港大批香蕉人合流，如李柱铭的“香港民主党”就是彭定康支持起家的。

另一方面，彭定康胡乱挥霍香港政府的资金，把香港政府搞得债台高筑，同时制造各种政治隐患，目的就是一个——给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政府添堵。

也就是说，香港的“民主”其实根本就是英国人强塞给香港的，而且是个有问题的民主。

3.香港民主如何走向歧途

英国人塞给香港的民主，当然不可能是“无产阶级民主”，他们塞给香港的，是“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加上“一国两制”的制度下保留的香港一部分买办存在，保留他们的同时，也就保留了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内部社会矛盾和危机。

英国人塞给香港的“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如前文提及的，杂糅了“普选”和“自由”，因此极具迷惑性，很容易让普通香港人放松对资产阶级的警惕：普通人认为靠着“普选”和“自由”就可以对抗资产阶级的压榨，但是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杂糅了“普选”和“自由”的“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的用来转移无产阶级仇恨的，他们完全可以操纵自己的喉舌来控制公众舆论，同时利用自己的财力左右选举，只要愿意他们有无数种方式改变政治走向，至于“普选”之类的东西，对他们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香港人在与英美勾结的富豪财团压榨下，生活非常困苦，而这些买办们却仍旧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这就引起底层香港人的严重不满，这是香港的大趋势，是不可能逆转的。

所以，香港那些勾结英美的大财团、大富豪为了更好地剥削压榨香港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一方面需要操纵社会舆论和政治理论解释权，极力抹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极力丑化和和妖魔化内地社会与内地政府，把自己造成的香港所有问题，一股脑打包推给中国、社会主义，目的就是一个：维护自己的统治权。

香港在过去因为英国人统治时代后期，走的是资本家专政的“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同时极力抵制“无产阶级民主”；回归后资本家为了维护利益，更是大力强调“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抹黑“无产阶级民主”，香港人多数又是目光短浅、缺乏政治觉悟和成型政治理念、只知人云亦云的人，那么普通香港人被大资本家忽悠得和资本家一个鼻孔出气，实在是当然的情节。

香港人企图用“民主”寻求自己的出路，但是这个“民主”也是资产阶级告诉他们的，他们连反抗都是按照资产阶级预定的剧本，怎么能成功，怎么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4.香港人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民主”

其实，香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民主也很容易，难就难在如何让香港人接受。

现在香港人所面临的危机，包括高房价、生活成本巨大、工资过低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买办性质的大富豪、大财团不受限制、疯狂扩张造成的，他们和香港普通人之间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只要那些勾结英美的富豪财团还垄断香港政治和经济，广大香港人民就得不到救赎。

其实，香港这种杂糅了“普选”和“自由”的民主，归根结底还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民主，是资产阶级用来专政和与无产阶级争夺理论主导权的政治思想，要对抗它们，其实最好的办法，仍旧是抓起“无产阶级民主”，用“无产阶级民主”和“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武器，来对抗香港的买办富豪财团。

第一步，是强化内部领导和管理，将香港最广大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团结起来。 

第二步，是争夺舆论主导权，今天香港无产阶级缺乏为自己发声的空间，香港的舆论长期被《明报》这种“公知媒体”或者《壹周刊》这种“汉奸媒体”把持，敢于和资产阶级进行舆论对抗的，只有《大公报》和《文汇报》等少数媒体，而且长期边缘化，对抗方式也过于温和，香港有必要成立更加敢于为无产阶级发声的媒体，要敢于在舆论上“亮剑”。

第三步，是通过经济改革挤压买办富豪财团的空间。买办们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根本原因还是他们的经济根基太过牢固，如果能把他们的经济根基挖掉、砍断，它们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改革中渐渐边缘化直至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