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服贸与台湾社运中的“中国因素”

文章来源:《人间思想》7、8期（2014年11月）反服贸专题系列

摘要:直面「反中情结」当中，内在于台湾的「中国因素」，并非为了他人，而是为了台湾人自己：要做台湾人，就必须承担自己主体之匮乏、分裂，承担自己所欲打造的「认同政治」，必将充满各种投射到他者(中国)身上的仇恨、猜忌与敌意。对这项承担的准备，也将势必是一个情感事业。在分断体制中，每一个敌对冲突骤升的当下，所谓的「社运介入」，是否能积极尝试「把两岸人民的现在与过去共同点转化成善意的基础或机会」，而非惯性地采取政治正确的回避态度?

这一系列关于「反服贸」议题的文章，有它的背景。2012年底，台湾岛内青年运动蜂起，以「反旺中」(反媒体垄断)为滥觞，「中国因素」被端上台面。2013年，两岸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架构下，开启第一轮的服务业贸易谈判。对于许多反对者而言，由国共两党推进的两岸经贸谈判，坐实了「泛蓝+两岸资本家+中共=中国因素」等式，「中国因素」成了2013年反对运动的潜台词，一路延烧至今年(2014年)3月的「反服贸」占领立院。塬本仅作为两岸经贸谈判一环的服贸协议，被推上「反国民党─反中」的浪头，而长达近一个月的占领立院行动，更卷动各种支援网络，台湾的政党政治、学生社团、社运与工运的板块，在一个月间挪移与重整。但观其论述，不难发现一个吊诡：反服贸，并非针对服贸所开放的项目与尺度，而是攻击由国民党所主导的对中谈判平台、服贸审议不够透明的程序问题，进而要求程序民主。

这种对于程序问题发难，以及藉由「反对」得以更加彰显的「中国因素」，却令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人感到困惑，这也是我们几位朋友自2012年底以来聚集在一起的动力：包含了此系列文章的作者卢其宏、陈柏谦、陈书涵、林柏仪、王颢中、胡清雅在内，聚会的参与者，多是自2000年代初、中期参与各种议题性社会运动、工会运动、劳工运动的朋友。对于曾经历政党轮替的我们而言，深刻认知到当前的国民两党，皆为贯彻新自由主义政策与美式发展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而在初入运动的启蒙阶段，前辈们所留下的教训，又是「统独意识形态」几乎分裂了台湾所有组织与团体;因此，当时的我们大多认为「不蓝不绿、不统不独」的路线具有正当性;也有部分朋友是从标榜「左独」的社运、学运社群当中走出来的，并在日后逐渐把台独意识化态相对化。

这样的「社运氛围」并不能被过度普遍化，但它的确具有一定程度的时代色彩。我们读大学的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期，当时的主流思潮与理论，是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结构瓦解的时代，是社会主义过渡与其实践，被轻易当作失败者的历史而结案的时代，更是反帝、反资的人民运动被彻底遗忘，而左翼批判理论与组织方式被视为「不合时宜」的后学时代。在去历史、反历史的整体气氛下，亚洲与两岸人民曾经共享的反帝、反封建民众运动历史，并不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严重限缩了我们对于统独的理解。

历史走入了200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先发国家，陆续卷入了资本主义危机，塬本作为核心的美国经济霸权逐渐衰弱。近十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从冷战经济体制的下游处境，正逐渐整合成为区域经济体，进而跻身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影响了既定的霸权结构。过去作为冷战前缘的东亚岛链，成了意识形态战场：在台湾，「中国因素」作为冷战结构下「反中、反共」情结的燃料，「反服贸」成了新的火种，而长期未决的薪资停滞、青年失业与贫困化问题又成为助燃剂，年轻学子之间烧起了仇中之火。

从叁种立场反思「反服贸」

面对当前的反中、反共局势，这系列文章尝试对于「两岸服务贸易」提出具体分析，厘清「反服贸」究竟为何而反，抑或它就是为反而反?2013年8月至9月间，「两岸服贸协议系列评论」出刊于苦劳网，[1]并于同年11月15日举行一场小型论坛。[2]这系列文章的共同基础是，我们并不同意台面上所充斥的「中国威胁」、「敌国入侵」等论述，并共同认为服贸的确是中国大陆的对台「让利」。在这样的共识之下，包含本篇导言的五篇文章，对于「让利」一事，以及「服贸是否能被等同于自由贸易、加以批判」一事，有不同看法，进而延伸出叁种立场。

卢其宏的〈为何反服贸?〉讨论台湾自2000年代以来的薪资停滞问题，论证了台湾服务业劳动力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因此劳动条件低落。在这个认识下，卢其宏认为，由于服务业「非贸易财」的特性，服贸的意义并不在于财货或劳动力的流动，而是资本的输出。大陆的服务业资本若入台，将造成两个问题：第一，使本已「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台湾服务业，因竞争加剧而削价竞争、劳动条件与薪资不见得能够提高;第二，由于此次服贸所开放的非金融项目包括医疗，具有公共化服务性质，若开放将促使其「商品化」。亦即，服贸的得利者为两岸服务业资本，但蒙受其害者却是台湾的受薪阶层。站在本地劳工的立场，他认为两岸资本的流动、陆资入台、台资外流，台湾劳工将更深地陷入劳动条件持续恶化的泥淖。因而他反对两岸经贸交流。在这个逻辑下，由于任何外资都可能造成上述的削价竞争问题，而公共服务项目商品化，更牵涉到政府的自由化政策，因此，从「反服贸」延伸至「反新自由主义」，进而反对任何一种「自由贸易」，这是第一种立场，也是在3月以来加入反服贸行列的社运、工运团体所持的立场。

陈柏谦的〈从对台资「登陆」史的重访透视服贸协议〉考察二十年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台资、台商所扮演的角色，并认为，包含台资、港资在内的外资，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雇佣关系、管理模式带入中国大陆，引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以雇佣劳动为核心的生产关系。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而与中国大陆地方政府、党官僚层接合，联手剥削、压迫中国大陆工人。林柏仪的〈从两岸工人阶级视角看「让利」政策下的服贸协议〉则从「让利」的角度切入，论证中国政府对港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确维持一贯的让利措施。林柏仪认为，虽然服贸实际上并不会对台湾受薪阶层造成直接损害，但「让利」的得利主体，显然是得以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台湾金融资本与大型服务业资本，而两岸资本自由流动的效应，实际上在于台资登陆，而非陆资来台，而这或许将促进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化，因此必须将大陆的广大民众的生活权，与劳工的劳动条件纳入考量。林柏仪认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究竟是有限度利用资本主义，或是逐步走向资本主义化、私有化，仍须观察;然而，乘着自由贸易之浪，陆方的「统一」策略若是以拉拢港台资产阶级、维护中共官僚层利益、牺牲两岸工人阶级利益的「亲资促统让利」，这是站在两岸工人阶级立场所不能接受的──这是陈柏谦、林柏仪的文章所呈现出的第二种立场。

陈书涵的〈服贸的问题，是自由贸易吗?〉则将「自由贸易」问题化。陈书涵认为，过去社运批判「自由贸易」，是从第叁世界后发国家的视角，反对被先进霸权国家所垄断、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例如美国透过自由贸易，强逼台湾开放美牛。但是两岸经贸谈判，正因为存在着「让利」，使它不同于过往这种具有剥削性质的、由强国主导所进行的自贸谈判，更何况台湾相较于大陆，在发展位阶上反而是先进方。陈书涵进一步认为，所谓「反自贸」应在于反对「不平等」的自贸，而非反对贸易本身，否则将无可避免地陷入保护主义。将「服贸」区隔于过往所认识的「自贸」，意义在于不能将对于美国这类帝国主义霸权国家的批判，直接挪用于批判中国大陆，否则仅会扩大「仇中」情绪，难以反思台资对于大陆劳工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陈书涵文章所表现的，亦是站在两岸工人阶级角度看待服贸的第二种立场，然而此文特别区隔出服贸与自贸的性质差异，并强调两岸间经济往来的特殊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对卢其宏文章的第一种立场作出回应，并打开进一步讨论空间。藉此，我们试着延伸出第叁种立场，跳脱两岸框架，将看待服贸的视野，拉到区域经济整合问题，以及冷战结构遗留问题。这部分在「两岸服贸协议系列评论」的第四篇〈超克冷战经济体制：重新商榷反服贸话语〉已有所论及，[3]不再赘述，然而因为「反服贸、更要反自贸」的第一种立场，在3月之后成为一些社运团体参与反服贸的主要论述，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此厘清「服贸」、「自由贸易」与「新自由主义」这些被混杂使用的不同概念，以深化关于区域经贸与冷战遗留问题的讨论。

歧异的「自由贸易」

首先是关于「自由贸易」问题。进一步言，究竟先进霸权国所强势推行的「不」自由贸易，例如由美国所主导的各种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贸易协定)或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会造成什么具体问题?过去以美国为核心的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体系，是服务美帝霸权的单边主义，而TPP则是美国透过与各地展开自贸协议，发展出以各国对美关系作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协定。也就是说，它仍旧以美国为中心，功能在于纾解其债务危机，而非发展区域之间的生产力。例如澳洲加入TPP后，美方于2012年开出诸多剥削性条款，要求澳洲取消对于本地劳权、医药、公共教育、社区、环保等政府补助，甚至越过澳洲国内法律，直接由世界银行与联合国作为仲裁者，其他如强制性的私有化条款等，皆引起澳洲人们的抗议。以台湾经验来说，2012年才掀起美牛食安危机，接着又面对美猪闯关，在在显示了作为后发地区的台湾，对美国几乎没有议价空间。这是所谓带有剥削性质、被先发国家垄断的自由贸易，而在这样的贸易关系底下，后进国的生产力是被凝滞的。

TPP作为美国「重返亚洲」计画下的经济战略，除了围堵「崛起的中国」，实际目标在于阻挡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目前的主要平台，是由东盟所推动、与亚洲各国进行谈判的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东协为主的RCEP不同于过往的WTO或当前的TPP，是因为参与RCEP的国家的后进性质，相当程度决定了它并非以单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以服务该霸权为主的单边主义。一种主流说法，是把「东协+6」视为由中国主导，进而将RCEP与TPP视为中美竞合两方的对立体，这同样混淆了以单一霸权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区域间自由贸易」的差异，更忽视了后进区域间的资本流通，可能促进生产力的提升。东协各国的制造业垂直分工网络，以及依赖外部市场的体质(在美国操控的全球体制下，悖论地给予了亚洲区域经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条件，进而脱离美国的全球蓝图)，成为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条件，而2008年的金融海啸，则提供了亚洲区域发展内部市场的契机──RCEP推动与否，除了东协等国制造业网络的垂直整合，还关系到究竟大陆能否摆脱世界工厂角色，从外销转为内需，进而为亚洲创造内部市场。这大概是所谓「中国崛起论」者的真正隐忧，也是引发近年东亚各地骚动的外部因素：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预言着美国经济霸权的削弱，而美国正在升级中的军事霸权则是反证。

两岸经贸往来，除了具有突破冷战政经隔绝的历史意义，更是被架构于这样一个区域经济整合的动力之中。而服贸作为一个尚未施行、又具有特殊性质的自贸协定，「在经济上对台湾整体经济、个别产业的利弊，取决于实施后动态的竞争过程」[4]，反对服贸的理由，不应直接挪用过往对于WTO等自由贸易的批判。也因此，对于服贸具体开放项目与程度的影响评估，不能仅以「两岸」作为衡量尺度，毕竟在当前的情势下，亚洲各国与主要干预亚洲事务的美国，均利用各种政治、军事的杠杆关系进行对各自有利的经济安排。而首蒙其利者，是各地资本家与其代言政党。

关于「新自由主义」批判的再批判

南韩、日本、台湾等东亚岛链前缘区域，目前皆由右翼亲资政党执政，一方面强化与美国的军事依赖与同盟，另一方面则于境内施行更为彻底、赤裸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物价与薪资不成比例、房地产飙涨、劳动弹性化、青年失业、贫富两极分化等，几乎成为亚洲新兴经济体近二十年所面对的共同问题。这关系前二种立场皆提到的「台湾薪资停滞」，也关系着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陈柏谦、林柏仪的文章都谈到1980年代台商登陆的历史。对于大陆民众而言，外资登陆开启了「富士康工人」劳动模式，对台湾民众来说，则是劳力密集产业外移、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出、服务业部门扩大。从历史过程来看，1980年代末台湾兴起了党外的民主化运动，过去国民党透过白色恐怖所压抑的劳动叁权逐渐解禁，工人起而争取劳动条件和薪资提升，这对于台湾资本而言却是生产成本提高，适逢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台资开始西进，这是台湾资本外移的背景，它巧妙地配合了美国对中国大陆「由封锁改为拉拢」的经济策略。如果说国民党于台湾的「历史任务」是以反共为名进行专制独裁，以达后进区域的工业化、现代化，那么取而代之的民进党，则是在台湾达到基本城市化、形成特定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群体的条件下，以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为名，继续贯彻亲美反共、新自由主义的同一条发展主义道路。换句话说，在冷战经济体制的规定下，所谓「台湾对美依赖」的真正内涵是：被架构在东亚冷战分工体制下的台湾，关键技术、发展的产业都必须由美国决定，最后甚至连资本流向，也为美国所规定。

所以台湾当前的薪资停滞问题，究竟是资本全球化下的直接结果，抑或冷战结构安排下的资本外移、新自由主义政党亲资政策的恶果?新自由主义下，小政府、国家职能丧失，放任资本任意扫荡，政府未能针对外移资本有效课税，对劳苦大众而言，是劳动弹性化与非典化、物价上涨、就业人口下滑、薪资停滞，总体而言，中产阶级的确正在无产阶级化当中，消费能力不足，平均利润率降低，企业限制生产、资本不投产。无产阶级扩大、消费市场萎缩，是新自由主义的后果之一，它展现在「资本过剩」而非生产过剩，当资本不能促进生产力，于是流向房地产，炒高各地房价，这也是WTO自贸体系所面临的危机──WTO自贸体系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并没有发达生产力，而是限制生产。

陈界仁《加工厂》(纪录片作者邀请于1996年因t台湾资方在未付煺休金和资遣费下恶性关厂，而失业的台湾桃园联福制衣厂女工，重回已经荒废七年，但仍属于资方 资产的工厂内)

也因此，「反新自由主义」的部分诉求，正是求要国家恢复职能，将资本流动所得利润，透过国家体制更为合理地还给劳动者。它所要求的，是更进一步的「国家正常化」，亦即通过工人运动、通过民众生活当中的各种进步运动，逐渐形成与资本家抗衡的工人阶级与其政治力量，从内部要求国家恢复职能，并促进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更均衡的发展。

换句话说，「反对不公平的FTA、反对TPP」意味着批判先进国家帝国主义单边霸权下的经济秩序，而非本质、本能性地逢自贸必反;而「反对新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一境之内的工人与民众运动要求国家更为平等、合理地分配经济果实，向透过自贸而获利的资本家讨回劳动成果，从台湾内部逐渐转化为资产阶级与其代言政党所垄断的的政治体质──在国际工人运动低迷的此刻，反帝、反资的中介运动如何成为工人运动、民众运动的选项，是最为重要的。

这几篇文章呈现的观点，大致描绘出3月以来，社运/工运反或不反服贸之间的不同立场。具体而言，3月学运造成的现实效果，一方面是新一代台独势力的崛起，民众之间对于中国崛起的恐慌，有了出口、得以造型，被「反中、台独」所具体化，进而重构、再巩固了两党政治;另一个侧面，则是意外造成了左翼光谱的重新盘整，[5]而「社运左翼」虽然嘶声力竭高喊「我们不反中，我们反服贸、更要反自贸」，却几乎被自动消音于中央决策机制，也淹没于反中台独的洪流。事后看来，它仅仅成就了多元主义下反服贸「公民运动」的其中一元。

可怕的是，无论反服贸运动是「学生力量」，是自律的「文明公民运动」，或是社运团体企图以「贱民解放」质变群众，[6]也无论诉求究竟为「反黑箱」还是「反自贸」，在四个月后的今日看来，这场「反服贸运动」，之于阶级运动的进程，之于青年学生对于历史与政经结构的认识，以及促进民众成为反思殖民、冷战、分断、帝国主义历史的主体等等，成效都是可疑的;更直接的效果，反而促使过往隐晦的「恐中、反中」情感得以造型，进而登上舞台。

作为内部因素的「中国因素」

那么，这个被端上台面的「中国因素」，究竟多少程度对民众起了一定作用?抑或，「恐中、反共」情结的造型，是否经过一定的社会过程，而得以内化于民众之间?我们认为，这个「中国因素」并非由「外部」的对岸中国所造成的，它恰恰是台湾现代化过程的历史畸变，是一个彻底的内在因素。因此，要面对「中国因素」，就不可能跃过对于台湾自身现代性的反思。

如今，距离「中国因素元年」[7]已届两年，在2014年开出的这朵的太阳花，使「3月学运」这个词汇出现了歧义，它一方面唿应二十多年前1990年代的野百合学运，另一方面，却催化了各种反中言论的公开化，例如近日歌手陈昇在媒体访谈中的一句「等你们(意指大陆人)上厕所会关门的时候，我再跟你谈统一」[8]被广为传诵，这句话有它的真实性，却同时也暗藏着欺罔：话的前半句透露着真实对中国大陆的鄙夷，但后半句能够成立的条件，却必须是「前件不可能为真」。因此，与其将「文明」(表现为「上厕所是否关门」)看作「谈统一」的条件，更贴近事实的读法是：为了满足台湾人「不谈统一」，大陆必须「恒常」地构不上台湾的文明标准。

这种浮滥的文明论，以(中国)他者之低劣反证(台湾)自身的优越，对于以「民主、自由」为文明标竿的现代台湾，或许并不陌生。冷战时期，在两岸分断历史中的两蒋政权身上，不难看见类似论调，例如小学国语文课本中「万恶共匪」的诸种形象，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人都吃香蕉皮、啃树根、生活水深火热，即是滥觞。

然而，冷战反共威权统治下的「剿匪」语言，竟在民主化后成为台湾「公民」的朗朗口号，甚至变本加厉──过去的鄙夷、敌对，所指向的是中共政权，强调中华民国儿女身负重任，要以「民主灯塔」解救大陆同胞;如今，却扩大指向上厕所不关门、捷运上吃喝、小孩路上拉撒等等「非(反)文明」的大陆人集体。这是否暗示着，人民(群众)并非被动地向上服从统治者(国民党政府)单向灌输的反共宣传，正因为「反共」是那个从冷战到新冷战结构的不变因素，透过所谓的「专制─民主」、民众「公民化」的民主化历程，群众主动将反共意识向内吸收，成为主体自身的构成，类似人们常说「人人心中都有个警总」，只是现在「警总」二字，已被各种「进步」价值所取代。

对于内化了政治宣传的主体而言，这个最初被强制服膺于国民党统治的心理，在今日却为人们带来了自得、自信、自满。在此，所谓「服从」，已不只是向上服从那个外在于主体的集权统治者，而是服从由自己所内在化、并能为主体带来「自我感觉良好」的那些价值体系。而「反共」，乃至于贬低、歧视大陆人等歧视性言词的信息指令，反而成为了主体的自我规约，此时，反共政权(统治者)只需作那个触发指令的代理人，而无需追究它的性质到底是「专制」抑或「民主」。无论是在两蒋时期的「自由中国」或者如今的「民主台湾」，台湾人民随时都能够藉由想像一个吃香蕉皮啃树根之水深火热大陆人，并从中感到自得与自信。

而除了社会成员个体吸收、内化「反中(共)情结」，我们还必须更进一步追问，究竟一个「社会─集体」意义下的「反中」，如何成为一个(强制)规范性的要求，甚至具备道德意涵，[9]使人们不断将对「敌国」(中国)的仇恨，反射回内部、揪出「敌人的代理」──陆配、陆生、(疑似)亲中分子?更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厕所关门论」乃至于太阳花学运中的「支那贱畜、外来种滚」[10]等法西斯话语，竟能与「争民主」、「要自由」等标语相融洽共存?若法西斯必须找到他们的犹太人，「中国」是否就是台湾的「犹太」?

文明的高位，现代化的序位

这里触及了台湾「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冷战分断下，两蒋时期将国民党的偏安政权，视为(也自我期许为)中华文化正统的继承者，提倡文化复兴运动、尊儒纪孔、颂扬传统美德等等，这种自我的打造，一方面「纯净化」(却也在同时窄化)了那个曾经更为丰富的「中国人」的内涵，另一方面，则成为两岸分断的内在支撑物，以对比于同一时期大陆文革的「反传统」。作为美国的忠实代理人，国民党战后的反共文化策略，是美国文化冷战的内部构造，而所谓「民主化」之后，民进党则延续了国民党的「反共亲美」结构，以资产阶级民主观、自由论，置换了国民党所代表的封建、集权。台湾的民主化，正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内化于社会之中的过程，它高举着现代、进步、文明，去「革」威权国民党的封建父权;而内在于台湾人之中的「中国性」，则被视为敌对的、必须革除的对象。「进步」的现代语境下，「老百姓」被「公民」取而代之、儒学必将只能生产「顺民」因此必需竭力反对、「击鼓鸣冤」得替换成「公民不服从」。公民运动更必须经历各种「民主深化」检验与革新：内部行规如「审议民主」、援引如《两公约》等经典，在这个语义场当中，「中国=(旧)东方=封建=共产集权专制vs.台湾=(新)西方=民主=自由」，两端的各组等号，真能如此简单地划一吗?只是，可疑归可疑，一旦启动了排除前者、追求后者、建立新人(New Man)的集体激情，这份可疑就不如相忘了吧。

吊诡的是，倘若一个社会必须不断激化集体情感来「打造新人」，这似乎同时意味着，这个造人计画至今仍未成功──曾经作为「中国人」的内涵，远远大于国民党的反共中华文化观，更远远大于我们对于「封建」的批判──如赵刚所言，「绝大多数的台湾老百姓是认同错乱下的事实中国人。虽然台独要他们自恨，但他们依旧以中国的传统道德进煺取予，行事做人，赏善罚恶」[11]。

更吊诡之处在于，把握住台湾这个「去中国化」大业的不完全，反而较能解释当前的「反中」动力。打造新人过程中被要求的「自恨」，迸发的契机，正是两岸在隔绝数十年之后的重逢。中国大陆经济崛起，大陆(人)以庞大经济体与超强消费力的形象现身，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语义超载的实体──它既是那个排挤台湾/中华民国而被全球国际秩序所承认的「中国」，同时又是台湾人主体自身理直气壮之「中国性」的历史文化来源与(部分)继承者。假使不持续「鄙夷」中国大陆、竭力打造民主神话的历史、狼吞各种进步文明指标、更用力的拥抱美日的殖民现代性，台湾人则难以再生产自身的优越性，与大陆人的重新遭逢，正在逐渐瓦解、侵蚀了台湾人的内在同一性。

这个意义下，欲考察台湾的「反中」，至少应该细究两股动力：一是「去中国化」的动力，也就是通过冷战体制所延续与发展的全球资本主义，「反共意识」无缝接轨地过渡为「文明进步价值」，在这个条件下，台湾人必须打造出作为「新人」的民族观与历史叙事──这是反历史的历史化;再者，则是「去中国化」的不完全(失败)，为了维护自身同一性，台湾人必须鄙夷、歧视中国大陆，而使自已登上文明高位的资源，则是殖民者日本与新殖民者美国所带来的「现代」。

换句话说，无论统独立场，甚至，无论自我认同是(去中国的)台湾人或者中国人，「中国」都是台湾人爱恨交织的「他我」(alter ego)，它既是台湾人主体构成的一个重要(主要)片段，也是难分难舍的爱恨对象──无论是爱或恨，台湾人的情感，都需要中国作为被对象化的他者才得以操作。

正是在这样多重的历史过程里，依循不同需要，「中国」被投射了各种自相矛盾、甚至极度反差的定位，挪用鲍曼(Zygmunt Bauman)引述怀恩莱希对(反犹意义下)「概念中的犹太人」的描述：可以把他们看做是所有被愤恨、被恐惧或者被蔑视的事物的化身。他们充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又代表着西方民主自由精神之腐朽;既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者，也是社会主义者;他是好逸恶劳的和平主义者，却又被指认为是永不止歇战争的煽动者。[12]

或许这正是当前台湾「概念中的中国」──既是封建传统之旧东方共产纸老虎、又是比西方更极致堕落的(父权)资本主义──此间矛盾意象的最佳注解。

结语

直面「反中情结」当中，内在于台湾的「中国因素」，并非为了他人，而是为了台湾人自己：要做台湾人，就必须承担自己主体之匮乏、分裂，承担自己所欲打造的「认同政治」，必将充满各种投射到他者(中国)身上的仇恨、猜忌与敌意。对这项承担的准备，也将势必是一个情感事业。在分断体制中，每一个敌对冲突骤升的当下，所谓的「社运介入」，是否能积极尝试「把两岸人民的现在与过去共同点转化成善意的基础或机会」[13]，而非惯性地采取政治正确的回避态度?在野草莓时谈集游恶法、反旺中时谈公共传媒、反服贸时谈反自贸，过去号称关切阶级、底边、弱势而非统独的社运派，在这些由「反中」所打造的议题浪头上，举足无措、目光迷离，见人多就认定「群众」现身、急着「介入」，却终究无法分析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与分断下的统独矛盾)，只能眼睁睁看着敌意情感在一波波周期冲突中稳定增长，甚至自己也无意识地成为构成的一分子。

我们仍旧绕不过冷战、内战的分断历史，必须面对殖民、冷战、分断过程中，那个曾经作为台湾民众主体一部分的、反抗殖民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反帝民众运动的历史──何以过去的台湾人所欲革除、对抗的殖民者，竟成为当代许多「新台湾人」引为「现代」的来源?支撑分断体制的敌对情感，只可能浇灌出政治上的「极权主义主体」(totalitarian subject)，主体无意识短路地服膺于「反中」超我的道德规范支配，于是也丧失了自我。

眼下，许多自翊「进步」也者，提出种种论述时，往往却是最敷衍地对待历史，例如各种试图打造「本土」而「不排外(不反中)」的想像，尽管动机良善，仍然忽略了制约集体情感的历史动力与规律。香港「反陈云─不反双非」之类的本土左翼(或曰开放派本土)，最终还是(也可能最初就是)美国重返亚太、围堵中国的「激进侧翼」;「今日香港，明日台湾」[14]，这两个「现代化」手足，在冷战与内战的延续结构中，「去殖民」的历史条件与空间，都被无限期地悬置与延宕，不约而同地以殖民者作为现代性的能指，正当化「反中」的情感政治。

这或许给了两岸叁地的左翼(特别是台湾自诩为左翼者)一计当头棒喝──作为批判知识分子，除了「拆台」的批判工作以外，是否勇于承担「建屋」的责任?当我们批判那个构成现代台湾人的优越感与文明论，这是否意味着，另一条或多条现代化路径、另一种或多种构成现代性优劣序位的可能，从未进入人们的视野?我们是否有责提出这样的可能?「再中国化」，亦即从民众主体出发(而非单纯的国家形式统一)的克服分断，能否成为新旧殖民地民众的去殖民路径?直至今日，美帝未曾离去、日帝正在复苏，港台的殖民地经验，能否为曾经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参照?在世界政经结构变化的今日，一个更广义的「中国」该如何在历史上、区域上，克服冷战体制与分断问题，进而与东亚、亚洲各地，逐渐形成不同于资本主义霸权关系的进步连带?台湾能否担负起作为中国人的历史与现实责任，成为形成进步连带的渠道?现实而言，身处于军事对立日益紧张的亚洲，台湾又如何反思自己作为东亚岛链一环，进而提出内在于中国的周边视角，为所谓「中国崛起」注入东亚和平的进步因素?这是我们迟早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

[1] 「两岸服贸协议系列评论」的文章，请见网址：http://www.coolloud.org.tw/tag/【两岸服贸协议】系列评论。此系列文章同时收录由赵平复、郑文元、周已叁位朋友所撰写的文章：〈在国际工人运动低谷和资本主义危机之际的回顾与展望：回应苦劳网【两岸服贸协议】系列评论(上)、(下)〉(转载自2014年3月香港的《跨时》杂志)。

[2] 论坛讯息，请见网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6213。

[3] 王颢中、胡清雅(2013)〈超克冷战经济体制：重新商榷反服贸话语〉一文，请见网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5212。

[4] 见杜继平(2014)〈评反服贸运动之一：反服贸运动、全球化与阶级问题〉(2014年4月2日刊载于《批判与再造》，网址：https://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dpress.com/2014/04/02/评反服贸运动之一：反服贸运动、全球化与阶级问/)

[5] 加入反对服贸的社运、工运的声明，请见〈工会及工运团体支持「反服贸、反自由贸易」共同声明〉(网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8159)，以及在反服贸占领立院行动之后，由劳动人权协会与相关工会团体所发起的支持服贸的声明，请见〈工会团体唿吁「尽快结束立院失序、早日落实服贸协议」十点声明〉(网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7915)。今年(2014年)5月1日的五一劳动节游行，也因为对于「反服贸与否」不同立场而产生斗争，过去共同合作的劳权会，煺出五一游行。相关过程可见全国关厂工人连线的〈关于「建议劳权会煺出五一平台」的备忘录〉(网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8123)，以及许育嘉的〈「反服贸、反自由贸易」?别再混淆不清!〉(网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8158)。简单来看，这样的工运合作的分裂，可以视为「统左」(劳动党、劳动人权协会)被以「不统不独、阶级优先」路线的工会团体(全关连等)斗出五一平台的过程，而劳权会等统一左翼工运组织的「支持服贸」立场，被简单指认为「统」派立场。

[6] 由全关连的组织者为主要策划者，在占领立院的场外拉起「贱民解放区」的旗帜，透过质疑运动中央决策机制，进而提出反对代议民主、尝试操作「直接民主」，并设置主题，宣传「反服贸、反自由贸易」，相关报导请见：陈宁的〈济南路「贱民解放区」在谈什么?〉(2014年4月15日，网址：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87/article/1216);王立柔的〈运动中的运动「贱民解放区」非为夺权〉(2014年4月3日，网址：http://www.stormmediagroup.com/opencm ... 10-11e3-a617-ef2804cba5a1)

[7] 中研院社会所副研究员、《第叁种中国想像》的作者吴介民称2012年为「中国因素元年」。

[8] 参见〈陈昇　台湾不只有拚经济〉一文，刊载于2014年5月11日的《自由时报》。

[9] 可参见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员吴叡人在〈贱民宣言──或者，台湾悲剧的道德意义〉一文的描述：台湾之「贱民处境」是面临「中国崛起」下东北亚「不稳定多极体系」的地缘政治，最终指向了「为自由蓄势，或者为有尊严的死亡蓄势」。赵刚对此文的回应中写道，「〔吴文〕真正的所指是又回到那现实的、无可逃避的美国及其『大美利坚秩序』」。吴叡人的〈贱民宣言〉一文，收录于徐斯俭、曾国祥编(2012)《文明的唿唤：寻找两岸和平之路》，新北市：左岸文化，页165-180。赵刚的回应请参见〈「新右派」出现在台湾地平线上了──评吴叡人的〈贱民宣言〉〉，《台湾立报》，2013年5月2日。

[10] 参见陈逸婷、陈韦纶的〈持续占议场　两万群众驰援　各自表述〉(2014年3月20日，苦劳网网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7815)。

[11] 参见赵刚(2014)〈风雨台湾的未来：对太阳花运动的观察与反思〉，《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95期，页282。

[12] 参见齐格蒙‧鲍曼(2002)《现代性与大屠杀》，南京：凤林，页54。

[13] 参见甯应斌(2009)〈中国人如何再做中国人〉，《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74期，页224。

[14] 这句话是挪用台湾自由派藉香港经验回头逼催台湾人危机意识与情感的通俗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