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中国抗战，从我们自己做起

1938年，为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将大量军队、人员、物资撤退转移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有人将此次撤退比作“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前《大公报》记者称：“‘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这一说法传播很广，今天仍被广泛引用。

从语言表达的角度来看，这样似乎更有文采一些。但是，与西方类比，不自然地就把我们自己放低了，而当时这种现象还较为普遍。据陈再道将军说，为反日军“扫荡”，冀南人民开展大规模破路运动，即以日军大车为标准，把全部大路挖成道沟，深三尺，宽五尺。每隔数十丈挖一条四五丈之复道。冀南地区共挖道沟五万里，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当时的人称之为冀南平原的“马奇诺防线”。

宜昌的石牌保卫战，也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42年，孙立人将军率不足一团之众，在缅甸取得仁安羌大捷，营救出被困的英军7000余人，震惊了世界，被誉为“东方隆美尔”。凡此种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仰视西方，被忽视就理所当然了。

无疑，对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无论是当年的国民党政府及国人，还是今天的我们都有客观正确的认识。但由于西方的人为因素，一直以来中国都没能扭转被忽视的状况。寄希望于西方自己良心发现显然不现实，还是需要我们向世界反复客观地述说那些人们知道或不知道的史实。

深圳卫视《决胜制高点》节目主持人说过，“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艰苦卓绝，不论当时还是今天，都值得中国人引以为傲。但是，这段光荣的历史长期以来在西方被忽视、被歪曲甚至被遗忘。在必须维护二战战后秩序的今天，我们也必须发出这样的声音：中国拒绝被遗忘。而这种拒绝，首先要落实在我们如何尊重自己的历史上”。而尊重历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客观表述。

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吴景平指出，“中国的抗日斗争，不仅包括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军事斗争，还包括文学、艺术领域，以及沦陷区的工矿企业和补给线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所展现出的积极强大的抗击侵略者的精神”。而非总是围绕着西方转。简言之，就是不要动不动与西方类比。

一些中国人之所以在表述中爱往西方靠，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国力羸弱而自觉不自觉地把眼睛转向西方。同时，西方人也有类似的表述，如抗战时新38师师长李鸿被西方人称为“东方的蒙哥马利”，新22师师长廖耀湘被称为“东方巴顿”。而无论是中国人的无意识，还是西方人的别有用心，归根到底是源于一些人心中的“欧洲中心”观念。

要正确看待抗战地位，首先就要破除这种西方学界“欧洲中心”的传统史观，这样才能将中国的战争史置于坚实的国际框架之内，从而形成平等看待抗战地位的视角。

与其和西方类比，不如同我们自己的历史类比，回顾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战争史，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常德会战后，57师师长余程万派两名士兵给张恨水讲守卫常德的故事，请其以常德保卫战为题材写了《虎贲万岁》一书，轰动一时。张恨水认为，常德保卫战可以与唐朝安史之乱中的睢阳保卫战媲美，一定会名垂青史。

还有抗日战场五大主力之一的200师师长，能征善战的抗日名将戴安澜就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抗战中的狄青”。这不仅丝毫不影响需要表态的目的和效果，而且与历史典故挂钩反而使之增色不少。一个看似简单的比较对象，实质上也反映了一种话语体系。以我为主，按我们自己的方式说话，更有利于改变西方倾斜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