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键：“一带一路”大战略的由来

“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来的战略设想，但绝非突发奇想，也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有深厚的理念渊源的。其中的理念渊源远的历史不说，我们可以从上海五国和上合组织的发展中找到其历史脉络。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中国改革开放外交实践的最新发展。从理论上来看，它不仅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它直接就是中国当代外交实践的理论抽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中国外交思想的具体化。

与“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的渊源

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哈、吉、塔的边界问题的谈判非常艰难，但是从1992年3月开始，五国两方延续了1989年11月的中苏两国边境裁军谈判。到1995年12月，五国两方进行了22轮的谈判，最后就中国与上述四国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协定及其他有关文件的内容达成一致。因此，经五国的共同努力，1996年4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这就是“上海五国”的雏形。根据协定，五国两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相互通报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的重要军事活动情况;彼此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这个协定使中俄、中哈、中吉、中塔边界，在成为和平友好边界的道路上迈进了关键的一步。

1997年4月24-25日，五国两方又在莫斯科签署了《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由于五国会晤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五国领导人决定继续保持这一机制，由五国两方变为五国五方，讨论更广泛的合作问题。《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与《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一起，为后来中国与四国在双边基础上解决边界问题奠定了基础。

关于边界问题谈判的同时，军事上的互信机制也逐渐建立起来。当然，这种互信机制首先是在有关各国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俄罗斯独立后，中国作为其最大的邻国立即予以了承认，并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国家间关系标准，而是本着睦邻友好、平等和信任、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遵守国际法则的基本精神来指导两国间的新型关系。当然，这种政治上的互信也建立在两国友好的历史渊源之上。军事互信机制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培育起来的。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发展更是世界各国的时代主旋律。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在求合作、谋发展。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各国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都面临着内部经济发展的艰巨任务，本地区尽管存在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但没有理由不建立新的合作机制。

从那时开始，“上海五国”元首每年会晤一次，以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更重要的是五国加强打击日益泛滥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实力。

在这里不得不提哈萨克斯坦，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于1991年12月独立。就在刚获独立后不到1年的时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1992年10月的第47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关于建立一个全亚洲范围的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的倡议，旨在通过各国专家、学者和领导人之间“讨论亚洲或欧亚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促进亚洲各国间的对话和协商，对地区形势达成一致的认识，消弭相互间的误解、对立与冲突，保障地区的稳定与安宁，进而协商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推动在亚洲地区建立安全保障机制，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并建议将这个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定名为“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英文缩写为CICA)。1993年2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大西洋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再一次提出了这一构想，同时将推动这一构想实施的方案进一步细化。从1992年到1995年，亚洲各国专家、学者、外交官进行了广泛研讨会，就实现亚洲地区整体安全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进行充分酝酿，初步制定亚洲安全合作的阶段性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筹建“亚信”国际会议;从1995到1998年，召开了亚洲国家较高级别领导人参加的多边安全合作会议，讨论仿照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方式建立全亚洲安全合作机构的可能性。到1999年8月，纳扎尔巴耶夫的倡议得到了“上海五国”比什凯克元首会晤的认可，在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各方高度重视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支持……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倡议的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的进程……”。这是关于在亚洲建立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倡议。另外，1998年，当时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提出“丝路外交战略”，倡导把丝绸之路作为欧亚地区各国之间、各种文明之间的联系桥梁。他的倡议也在比什凯克的“上海五国”元首会议上获得认可，声明指出：“各方支持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阿卡耶夫关于在当代国际合作中复兴丝绸之路的‘丝路外交’构想，以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加强地区和平与稳定。”

虽然，“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倡议不可能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原因，但是，“上海五国”会晤机制所追求的和平与稳定的目标，以及纳扎尔巴耶夫和阿卡耶夫的倡议等，都是主张建立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在这一点上，这些主张与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况且，中国在“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中本就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其兼价值观念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体现。所以说，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上述观念有重要的渊源。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特地选择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用创新合作的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与上海合作组织的渊源

进入新世纪以后，“上海五国”升格为上海合作组织以后，成员国也在试图借用地区多边组织来重塑欧亚地区秩序。诚然，上述各种倡议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多年来对促进欧亚地区的合作与稳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欧亚地区仍然存在着各种障碍，如各种亚政治力量、相互不信任的认知导致的猜疑等，都严重阻碍着上述倡议和机构对欧亚地区秩序发挥重塑的功能，以至于欧亚地区秩序碎片化的趋势仍然存。

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于在上海正式成立并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原来的“上海五国”已顺利地实现了其功能转换，即从解决边界的功能转向反恐的功能。这一公约第一次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作了法律上的界定，为维护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联合打击这三股势力奠定了法律基础。

从五国会晤机制到上海合作组织的诞生，以反恐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经历了发展、成长，最后到机制化的过程，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国际反恐组织。作为一个新的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具有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特点。

首先，上海合作组织是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全球化对整个世界的效应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全球化在给世界带来利益的同时，也扩大了世界性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增加世界各国发展的脆弱性，以及引发一些国家内部的危机和动乱，促使了一些犯罪活动的国际化与恐怖主义的全球网络化等全球性问题。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治理，而地区组织也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层次，是地区治理的具体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以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为主要任务，兼及打击毒品买卖、武器走私和其他跨国犯罪活动，在治理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全球性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上海合作组织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精神，在组织内部没有一个或几个主导国，其中既有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也有其他四个小国，但在组织原则和机制中，内部不存在任何大小国家区别对待的不平等关系，而是成员国一律平等的多边协商合作机制。这与传统国际组织通行的“大国原则”完全不一样。从这些原则精神来看，上海合作组织可以说是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方面在本地区的一种尝试。

第三，上海合作组织主张一种摈弃“冷战思维”的新安全观。1997年4月中俄两国签署《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正式提出了这种新的安全观，后来，这种新安全观逐渐得到“上海五国”各成员国的认同，其精神最后被渗透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各项机制中，所以，以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综合安全等概念为基本架构与基础的安全理念，构成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宣言》、《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等文件的核心思想。正是这种安全理念使上海合作组织无论是处理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机制都得到了逐步完善[1]。

最后，上海合作组织逐渐淡化军事色彩而强化反恐力度，这表明该组织完全不同于传统国际政府组织的功能。结盟性的组织毫无疑问是针对第三方的，即使非结盟性的军事组织也往往给该组织外的某些国家产生忧虑，从而对该组织增加几分戒备之心。而上海合作组织不仅不会使组织外的国家产生戒备，相反，组织外的一些国家觉得在反恐等问题上与该组织有共同利益，所以，要么以非成员国的身份加强与该组织进行合作，要么加入该组织以更好地应对全球问题[2]。这表明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非对抗性的、非排他性的区域合作组织，它时刻准备同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密切配合以根除恐怖主义给全世界带来的威胁。

一带一路战略设想目的是通过经济的手段来促进欧亚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构建安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的“上海精神”所体现的心安全观、新型的国家间关系、新型的合作模式，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与十八大外交思想的渊源

十八大报告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这句话不仅揭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外交指针，而且更体现了当今世界事实上已经越来越突出的国际社会的共生现象。当今世界既不同于中世纪到近代历史的社会体系，也不同于冷战时代的国际体系，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从时间发生的先后来看大致包括：

第一，世界从两大阵营的冷战分裂转变为冷战后的大国合作。在冷战时期，两大超级大国挟持着各自的盟友进行争夺，使世界成为一个核桃的两瓣。冷战结束以后，虽然国家间的冲突可能比冷战时期的频次更多，但主要表现为地区性的冲突和小国之间的战争;而且，这些冲突基本上都伴随着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全球化的负面问题。大国之间的分歧基本上没有发展成为直接的武力冲突。即便大国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对抗，但都在理性和可控的范围内，在双方或多方的协调下，大国之间很快又走上合作的轨道。即便是科索沃战争、乌克兰危机，各大国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都能走上理性的谈判桌。因此，冷战结束以后，大国已经进入一个合作的长周期，至少冷战结束20多年来，大国之间没有发生战争。

第二，世界从冷战初期的形式上的合作到当今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在冷战结束初期，大国之间的合作基本上还是在形式上，缺少实质性的内容。主要是因为相互间的隔阂并没有立刻消除，而且继续双方主要的成员在欧亚大陆上保持着地缘博弈的态势，特别是要消化苏联解体后的诸多问题。因此，双方有合作但更多的仍然是竞争。然而，随着全球市场体系的不断发展和主权国家市场的不断开放，各主权国家的利益通过市场的方式越来越越捆绑在一起。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利益交织、叠加和一致，因此，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度就越来越高。

第三，世界从利益依存到命运攸关。随着传统安全问题的逐渐退潮，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利益的最大危害。例如，环境保护、气候问题、技术异化问题(黑客)、恐怖主义、重大灾难的应对问题(如地震、海啸、核危机、生化危机、流行性疾病)等。而这些问题最大的特点是跨国性、不可预测性。如果在某个国家发生，如果不及时治理就很快遍及其他国家乃至更大的范围。在这种情形之下，相互依存的利益各方就成为命运攸关方。全球问题要求全球进行跨国治理、合作治理和综合治理。

各方成为命运攸关方是因为各方都有着广泛的经济利益、共同的安全利益等，而这些利益在全球问题的威胁之下处于不安全状态。保护共同利益不受威胁的前提就是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何谓命运共同体意识呢?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人类共同体意识至少要包括：

第一，摒弃狭隘的国家利益观。毫无疑问，对于主权国家而言，国家利益始终要放在首位。但在当今世界，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构建全球治理机制的最大束缚。因为，狭隘的国家利益纵容民族主义情绪，而民族主义情绪一旦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那么它就促使国家背离人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而利益攸关方的利益格局将整体性地受到危害。贸易保护主义问题、领土争端问题、资源争夺问题等，都是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在作祟。因此，要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辩证关系。

第二，摒弃狭隘的国家安全观。从历史上来看，传统的国家安全观都是以牺牲他国的安全来追求本国的安全。这是受传统的国家利益观所影响的。传统的政治学是权力政治学，权力政治学就是追求绝对的安全，我之所以感到不安全，就是因为你的存在。因此，为了实现我的安全就必须消灭你。然而，在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下，根本就难以追求狭隘的国家安全。只有合作最求共同的安全，才能实现自己的安全。也就是说，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安全则是一种可以共享的公共品。

第三，摒弃文化、宗教、民族的原教旨主义倾向。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表现为对自己文化有一种强烈的自负感，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唯一文化。历史上的西方流行的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就是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也是继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所倡导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而在20世纪末所流行的另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虽然在国家的层面上不会存在，但宗教团体在当今世界中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行为体，宗教团体的主张优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国家决策，从而导致某种倾向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国家政策。民族原教旨主义则是指各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会假借爱国主义的旗号在国际社会排斥和打击异族。众所周知，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有其可取之处，各民族应该在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来谋求自身的发展。因此，要摒弃文化、宗教、民族原教旨主义倾向。

第四，要摒弃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就是以大欺小、以强欺弱，随意践踏国际法等行为。但是，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在国际会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世界的和平发展绝非由几个国家来决定的，必须靠国际社会一起来维护。同样，所谓树立人类共同体意识也是要所有国家行为体都要有这种意识，而不是单靠某个或几个国家就能够树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应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样世界才能实现和平发展。

第一，和平。和平是共生的前提。共生是一种互利关系。这种互利关系建立的前提必然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战争与冲突是你死我活，不可能建立共生关系。

第二，开放。共生系统一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世界的共生系统不是某两个行为体之间的共生，而是整个世界的共生系统。即便是某两个行为体建立的系统，那么整个世界将会有众多的共生系统。这些不同的共生系统又会在不同层面上建立新的更大的共生系统，从而构成整个世界的共生现象。如果仅仅是两者之间的共生系统，则是一个封闭的共生系统;那么，不同共生系统之间就会因封闭而产生不信任(没有实现能量交换)，因不信任而产生对立和冲突。因此，共生系统一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第三，合作。共生是一方的生存以另一方的生存为条件和前提。因此，相互之间的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一方选择不合作即拒绝为另一方提供生存条件时，那么另一方也同样不会为前者提供生存条件，结果将因不合作导致利益冲突。而冲突的结果，要么是以一方的失败告终，要么是两败俱伤，让旁观者获益。因此，在共生系统中，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双方的共生存。

第四，共赢。共赢就是在共生系统中相互从对方获得(营养)利益。假若只有一方获益的利益格局，那么这就不是共生系统，而是寄生系统。在寄生系统中，只有一方获益，甚至获益的一方是靠攫取另一方面而生存的，也就是以牺牲另一方面的利益为其生存的前提的。当牺牲利益的一方的膏脂被掏尽时，获益的一方最终也会因营养枯竭而死。因此，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的利益格局是难以维系的。只有在共赢的利益格局中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

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渊源

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体现在对于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可以说，义与利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大问题。儒家崇尚义，强调做事只须问合适不合适，而不必去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文化中“义利合一”的思想，就是主张个人在追求私利时，还要考虑一下他的行为是否有损社会公利和道德，即“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利”，“义，利之本也;利，义之和也”。

儒家强调的是“以义为上”。孔子就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以“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孔子培养人才的目标是做君子，君子如果“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即任凭个人利益指导行动，会招来很多怨恨，所以君子不能谋求个人私利。而由于“小人喻于利”，所以孔子要求君子把利益和恩惠给予老百姓。他提出君子美德之一“惠而不费”，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他指出“君子”行政的“大节”应该是“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左传·成公二年》，孔夫子说：礼法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安定人民)。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关键的时刻，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荀子虽然提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要求“义利兼顾”。但他又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由是观之，他和孔孟一样，也是主张先义后利，以义为上的。儒家到了汉代被董仲舒所继承和发扬。董仲舒认为“利以养其身，义以养其心”。《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的话说：“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代盐铁之议，以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等60余人为一方，以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公卿为另一方，在义、利问题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前者主张“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后者“以为此乃所以安边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后来桓宽着《盐铁论》，以为二者“或上仁义，或务权利”，是一次关于义利问题的大辩论。到了宋代理学更是尤其强调义。程颢说：“大凡出义则人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基本上承袭了《汉书·董仲舒传》的观点。

与儒家不同，墨家强调的是“国家百姓之大利”即为义。墨子说：“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墨子》卷六)。后来欧洲的功利主义思想榆次颇为相似。边沁就指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中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也说：“凡事物必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方有价值。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人民之‘富’与‘庶’。凡能人民富庶之事物，皆为有用，否则皆为无益或有害;一切价值，皆依次估定。”[3]

不过，后来清初的颜元明提出了义利统一的辩证观点。他说：“正论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这一观点无疑在今天具有重要的启示。第一，利是义的存在基础，义是利的价值导向。正义而谋利就是强调没有空洞的义。第二，义利关系是动态发展的。谋利，促使人们既谋生存之利，更谋发展之利，既谋个人之利，更谋天下公利。正义，推动人们谋利有道，取舍有至，利已利人，共谋发展。无义之利，就会危害个人发展，社会进步。无利之义，必然是空洞的悬谈，从正其义不谋其利到正其义当谋利的认识飞跃，证明了这一点。第三，正义而谋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一方面，人类一直以谋利为生存奠基，以治恶成为历史动力。另一方面，人类一直以正义战胜邪恶，使得谋利的效率的追求被正义的道德规则所规定，所推动。从传统到现代，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封闭社会到开放世界，谋利的个人财富积累与社会总财富增加总是处于正义追求的总目标之下的。现代化史就是正义而谋利的历史。

当代中国外交中的义利观，一方面秉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义利合一”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在新的形势下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也对中国传统的义利观进行了新的发展。特别是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在多次国际活动中的讲话都阐述了并践行互利共赢的“义利观”;而且，在不同的场合，习近平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达中国所坚持的“义利观”。例如，在非洲访问，用“真、实、亲、诚”来表达中非之间以义之上的传统友谊[4];在韩国的演讲，则强调要以义为先、先义后利的重思想观念来妥善处理国际关系，“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5];访问蒙古国时习近平指出：“中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将坚持正确义利观，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6];在塔吉克斯坦，习近平撰文指出：“绝不牺牲对方利益谋求一己私利，而是坚持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7]总之，习近平倡导的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外交的新指针，也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责任的基本外交伦理。

其一，坚持“义以生利”的原则。目光短浅往往会因小利而失去大利。但是，要获得大利就必须讲义，坚持义。何为义呢?“义者，宜也。”(《礼记·中庸》)。韩愈在《原道》中说：“行而宜之谓义。”即思想和行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当今，什么是我们要坚持的国际道德标准呢?这就是习近平所指出的：反映我们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的义。“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简而言之就是坚持和平发展的世界大义，坚持合作共赢的世界大利。

其二，坚持“和为贵”的营销理念。“和”即“协调”，就是处理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以实现组织目标;“和”又意味着“团结合作”，将个体优势合并成团体优势，提高效率与创造更大价值。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同时，“和”还包括“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而不同”意味着与网络中的相关成员进行合作、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因此，中国外交一直强调优势互补、服务世界。

其三，外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强调必须尊重人的价值。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气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大学》里所说的“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即是认为人力资本要远胜于物质资本。

总之，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在外交上，一是要正确协调相关国家间的关系，坚持“义以生利”。“夫义者，利之足也。”也就是要以利国利民为大义，为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做贡献，这既是中国的责任，也是中国的义务。二是要协调好自身的行为，坚持“因利思义”。求利是人们的共同心理，是不分君子和小人的。但是，“利”的获得必须符合道义。三是要有正确的道德标准，坚持“以义为上”，坚持现实利益与未来的长远利益有机统一;不能谋小利而失大利，不能为了眼前的现实利益，而失去长远利益。谋大利者，必先舍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