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的战略学者而言，布热津斯基是中国战略学界的一面镜子，它警示中国的学术研究不要脱离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不要为了一味迎合所味“主流”——当年那些热拜热追热捧布氏理论的人就是这样———选择性地忘却中国的近代耻辱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以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为了一点个人虚荣而留下对不起祖国和人民，老了又让自己后悔甚至悔罪的“白纸黑字”。

经历苏东剧变的疾风暴雨之后，作为世界上既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越南、古巴、朝鲜、老挝一道巍然屹立于世界各国之林，这是国际政治和世界格局中十分靓丽的风景，她以特有的风姿昭示着人类的未来。

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我们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错觉，似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发展就能带动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其实财富是生产的结果，国家财富的占有水平相当程度上是国际分配规则及该国在这个规则中所占地位的结果，而分配规则的形成多是大国强力较量后的结果。大国间的博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不然我们就不能解释历史上那么多穷国打败富国的原因，也不能解释富裕的宋朝和明朝何以败亡于北方少数经济落后民族之手的原因，更不能解释苏联在“五大三粗”的时候竟轰然垮台的原因。

人类战略博弈每每都能创造奇观异景，伊朗同美国之间的战略搏斗也是这样，双方目前所采取的战略惊人地相似，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都采用了“拖”字诀，在美国方面来说，霸权要用“拖”的办法实现“以压促变”的目的，而伊朗方面则要用“拖”的办法争取时间，达到“以拖待变”的目的，也就是说，美伊两国都做好准备要一直苦熬干耗下去了。他们谁能支撑到最后呢？窃以为，笑到最后的恐怕不一定是美国，霸权很可能要有捏着鼻子哭泣的那一天。

中印两国关系虽然偶有不和之音，但从长远看，维护好两国关系，管控好两国分歧，从战略上推动两国合作，对中印双方都有好处。我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从武汉到金奈的会晤，两国关系必将摆脱困境，走向正轨，两国必将出现经贸爆发期，中印都从两国关系正常发展中获得战略机遇和国家利益，印度离美国的会印太战略越来越远，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会越来越近。

尽管有人说：“习惯吧，美国已不再是老大”，尽管有人说：“西方世界必将消失”。但这个过程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是短时期内就可以实现的。毛泽东告诫我们：“在人类的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上任第一天的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就对中国发出叫嚣，强调美国军方要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这种疯狂叫嚣，反映了美国资本统治集团因自身衰退而焦虑万分的阴暗心理、因看不得别国崛起而疯狂挣扎的反动本质。他的叫嚣提醒我们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是我们唯一正确选择。

毛泽东越是在孤独的时候斗志越是昂扬：“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虎豹”指的是美国，“熊罴”指的是苏联。毛泽东就是不信邪，因为他知道，历史规律不在对手那里。帝国主义要称霸，称霸必然要透支自己并自我毁灭。天要冷了，这是规律，美国和苏联在争霸中已被耗得筋疲力竭。梅花即人民当然高兴，“梅花欢喜漫天雪”，苍蝇是过不了冬的。

澶渊之役中，抗击辽军侵略的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北宋朝廷却被极度的悲观主义所左右，不能正确分析战场形势，不积极调集军队和各种资源进行坚决的军事斗争，而是忙于讨论“南幸”及“南幸”路线。除了极个别官员外，整个执政集团无战略定力、战略视野和战略决心，只想逃跑避战，妥协苟安。澶渊之盟的事实证明，寇准和杨延昭等坚持的积极抗战路线在强大的苟安主义路线面前显得势单力薄，能够争取赵恒和朝廷过河已经是主战派作用的极限，对于苟安主义尽快妥协投降的政治决定，他们无力回天。

一些中国人这等样子的辩护与辩解毫无意义，这种做法看似爱国，实则害国，譬如街头遭遇流氓殴打，痛哭流涕诉说打错了自己无辜，这没有用处，关键是如何打跑流氓，或者实现起码的自保。至于中美关系，残酷的事实已经表明，美国已经下定决心要拿中国过不去，中美战略互信不过是一场海市蜃楼，是人类社会二十一世纪战略领域最惊人的忽悠，今后必将如同肥皂泡泡一样破灭。

“9·11”事件后，美国将军事力量投向阿富汗，中国又守拙内敛；此后美国陷在伊拉克，锐气受挫，国内经济又长期低迷不振；美国已从“一鼓作气”进入“再而衰”阶段，此间我国如能在与美国维持关系的同时，积极做好以防不测的军事准备，特别是海军现代化的准备，中国关于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可落实处，中国崛起将不可阻挡。

应对挑战,通常有两种思路，两种办法。一是直接路线，一是间接路线。尽管美国霸权疲态日露,但必须承认,美国超级军事强权的地位远未丧失，中美战略力量对比“美强中弱”的基本态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聪明的拳师,面对直扑而来的对手，总是避其锋芒,先退让一步。中国历来有“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争取完全的主动”的优良战略指导传统。你战略东移,我也可以战略西出。世界之大，不是美国一只手就可以完全遮住的。在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结构中,欧亚大陆是美国战略上的核心地带，是美国战略中的“世界岛”。美国大举东移,必然造成西部的相对空虚。我们战略西出，重点就是向“世界岛”欧亚大陆的西部推进，向美国霸权的薄弱地带推进。

我和一些朋友感觉，在涉及中美关系的重大问题上，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居安思危，而是居危思危的时候了，就是因为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我们总会有媒体和专家学者表现出一种以美国的价值观为价值标准的倾向。这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美国舆论的成功，却是我们媒体的耻辱。抗日战争时，4亿人口的中国曾产生了400万汉奸。但是当年的汉奸想必远没有今天这样的舆论声势，没有这样大言不惭，冠冕堂皇。我们倒是应当庆幸美国今天的倒行逆施，帮我们擦亮了很多人的眼睛，使他们对美国的舆论产生了怀疑。但是，能否最终挫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阴谋，则要看我们自己的决心、毅力、智慧和行动。

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如果泛泛地谈什么“与国际接轨”，并且把它扩大化套用到所有领域而且绝对化，不是糊涂、片面性，就是别有用心。而“战略对接”则是一种双向互动，是不同的国际政治体之间互相适应，是发展方向、发展方式的相互衔接和相互支持。既吸取了“与国际接轨”内涵中的积极意义，也规避了单向输出的弊端。

历史上许多政治人物不败在战略逻辑的严密性，也不败在战略意志的坚定性，而是败在缺乏对本国国力底线和极限的经验性的认识和了解。21世纪初的美国小布什外交战略的失败，便是这一原理的最近说明。导致1905年俄国在东北亚失败的别佐布拉佐夫的经营远东的理论，以及导致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的凯南遏制理论等，其失误多不在战略逻辑是否合理——事实上它们在学理逻辑上非常完美，而在于这些战略理论提出者对当事国的国力底线和极限缺乏经验性的了解，他们以充足的理由推导出的却是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目标，其结果使他们的国家不是惨败就是为这个目标疲于奔命。这种战略研究就是那种于事无益、于国无补的研究。

美国注定将无法实现其战略目标，因为它既想搞垮俄罗斯，同时也想搞垮中国，这样的目标超出美国的战略能力，不管美国多么强大，也都无法做到。人类的历史经验证明，帝国的垮台往往源于追逐不可企及的目标，当年的罗马帝国是这样，后来拿破仑帝国是这样，大英帝国是这样，希特勒还是这样，今天的美国也一定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三国演义”中的失败者必将是美国，“演义”的结果就是美国霸权的终结，这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样的结果，应该说就比较合理与公正了。

从美国历届政府的疯狂行为中，就不难理解特朗普政府的疯狂举动绝非偶然。这就是说，“疯狂”已经融进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客的基因中、成为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客代代相传的所谓“优秀”传统。从美国的过去，可以看到美国的现在；从美国的过去和现在，也可以窥见到美国的未来。也就是说，只要美国社会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只要资本利益集团继续统治美国，不管谁在美国当政，都会一直疯狂下去。对此，我们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幻想，必须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疯狂行为，绝不是由政客们的好斗性格所决定的，是由它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反动本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