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迪顿：抨击美式资本主义 呼吁解决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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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迪顿：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是一位微观经济学家。他是普林斯顿大学世界级微观经济大牛(计量经济学双塔之一)，美国经济协会(AEA)前主席，着作等身，获奖无数。2015年10月12日，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

目录：

一、抨击美式世袭资本主义 

二、迪顿：不平等所造成的不幸就不应存在

三、迪顿：国家能力的缺失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

四、患寡更患不均：不平等将导致更严重的发展问题

 五、经济学是关心GDP，还是所得分配?

六、关键是解决所得分配、贫富分化等问题

七、美国民主走向财阀政治

八、迪顿也是一位政治研究学者 

一、抨击美式世袭资本主义

迪顿在《不平等，在所难免》一文中认同皮克迪的研究，抨击美式世袭资本主义，警告财富分配无法反映赚钱者对社会的贡献，这种美式不平等是“绝不应该出现的”，他称：

【在美国，高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而非利息、红利或资本收益。高收入者主要是金融家或CEO，也包含一些医生、律师、运动员以及娱乐界明星等。这些收入是否反映赚钱者对社会做出的贡献，经济学家们对此各有分歧。如果真是如此，收入差距可以被认为是仁义动力的表现，推动人们为他们自己也为社会竭尽全力。如果不是，正如我之所见，有才华的年轻人会受到干扰，而削弱更有价值的追求，由此破坏了国家的繁荣。极端的收入差距也可能与运作良好的民主水火不相容。有钱人依着他们的利益书写规则，他们或许违背公共卫生健康和教育的供给，因为他们为此支付了大笔税收却少有个人获得。

财富的分配比收入的分配更不平等，而特高收入会最终转化成最大财富，导致世袭相传的闲置财富。皮克迪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世袭资本主义”，如果财富回归的比例仍然高于经济增长的比例，这一现象就会出现。历史已经对此有所证明，也提出了极端不平等是否不可避免的问题。当然，这是绝不应该出现的。】

二、迪顿：不平等所造成的不幸就不应存在

【不平等也在影响发明创造的进程。这种影响有时候是正面的，有时候则相反。不幸人群所遭受的痛苦，会推动人们去寻找新的可以填补贫富差距这条鸿沟的方法。这是因为，既然有的人可以免于不幸，那么不幸本身就不应存在。口服补液疗法的发现就是一个佳例。20 世纪70 年代，口服补液疗法在孟加拉的难民营中被发现。因为这种廉价而又易制的方法，数百万遭受痢疾折磨的儿童得以避免脱水以及可能引发的死亡。

不平等也会阻碍发明创造。新发明和创新的生产方式会对既得利益者造成严重冲击。经济学家认为，创新的时代会掀起创造性破坏的浪潮，新的生产方法会横扫旧的方法，从而毁灭那些依靠旧秩序生存的人和他们的生活。今日的全球化已经出现了此种情势。从国外进口更便宜的商品如同一种新的制造商品的方式，而那些在国内生产这些商品的人则大难临头。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拥有强势的政治地位，会因为利益受损或者因担心利益受损，而从法律上禁止新事物或者至少延缓它们的出现。中国的皇帝因为担心商人会威胁到他的权力，而于1430 年禁止了海上航行。结果，郑和下西洋就变成了一次绝唱，而未能成为崭新的开始。无独有偶，奥地利的皇帝弗朗西斯一世禁止铁路修建，其理由只是担忧铁路会输入革命，威胁王权。

为何要重视不平等?

不平等会促进发展，亦可能阻碍发展。但是不平等本身是否也值得重视?哲学家兼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即便是那些相信社会应存在某种形式的平等的人，也会对应实现何种平等而各怀己见。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他的观点。部分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就争论称，收入的不平等是不合理的，除非是为了实现某些更重要的目标。比如，若是政府让所有公民的收入都变得一样，那么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大幅降低，这样的结果是，最穷的一部分人可能会变得比那些存在收入不平等地区的穷人还穷。与对收入平等的重视不同，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机会平等。但实际上关于何为机会平等，依旧众说纷纭。还有人强调比例公平：每个人得到的，应该和他的付出成正比。按照这种观点，则通过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来实现的收入平等，就不合理。】

——摘自《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

三、迪顿：国家能力的缺失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

【与许多富裕国家的公民一样，美国人认为法律和监督制度、公立学校、针对老年人的卫生和社会保障、道路、国防和外交、以及国家队研究(特别是医学方面)的重金投入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并非所有这些服务都能尽如人意，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平等对待;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照章纳税，如果花钱的方式令一些人感到不爽，就会引起激烈的公共争论，而定期的选举也使人们得以改变轻重缓急。

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对有着高效政府的富裕国家居民来说是如此。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没有这么幸运。

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国家欠缺收税或提供服务的能力。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在穷国通常根本不存在——在富国也不完美。纽约警察只是有些不礼貌(至少还在忙于提供服务);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警察骑在他们应该保护的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从人民身上讹钱，或是代表权力机关把人民抓起来。

即使在印度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公立学校和公立医院也频频出现旷工(并且不会受到惩罚)。私人医生给人们(认为自己)想要的--注射、打点滴和抗生素--但国家并不监管他们，许多从业者根本没有资质。

放眼发展中世界，儿童因为投胎到了错误的国家而死去——不是因为不可治愈的疑难杂症，而是我们在一百年前就知道如何处理的常见儿童疾病。只要国家无法提供常规母婴医疗，这些儿童就会继续死去。类似地，如果政府无能，监管和强制执行就不能有效运行，企业也就难以经营。没有运转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证创新企业家能从他们的新思想中得到奖赏。

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

不幸的是，目前富国在把事情弄得更糟。外国援助——富国对穷国的转移支付——值得称道，特别是在医疗领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外国援助也破坏了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

此点特别明显的是政府直接收到援助并且援助流相对财政支出较大(通常相当于一大半)的国家(大部分是非洲国家)。这些政府不需要与公民达成契约，不需要议会，也不需要征税系统。如果说它们需要对谁负责，那就是赞助国;但即使这一点在实际中也不可行，因为赞助国受到本国公民的压力(他们帮助穷人的愿望无可指摘)，穷国政府需要多少，它们就得拿出多少，甚至还会多拿出些。

绕过政府、直接把援助给穷人怎么样?显然，直接结果会好一点，特别是对政府间援助很少能到达穷人手中的国家来说。而只要极少的钱——富裕国家每个成年人每天拿出15美分即可——就能让所有人都告别每天1美元的极端贫困线。

但这并不是解决办法。穷人需要政府带给他们更好的生活;绕过政府短期可能改善现状，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穷国不可能永远指望健康服务来自外国。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共进创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的政府。

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那就是鼓励我们自身的政府不要再做让穷国更难战胜贫困的事情。减少援助就是其中之一，其他还包括遏制军火贸易、改善富国贸易和补贴政策、提供与援助无关的技术顾问、开发不影响富人的疾病的更好的药物等。我们无法通过让已经很弱的政府变得更弱帮到穷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卢现祥认为：

“政府能力的缺乏——包括在分配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等能力上的缺乏——是导致贫困的根源之一。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卢现祥说，“过去我们讲扶贫效果，总是着重于对贫困本身的研究，但在政府管理能力方面、治理能力方面的反思比较少。事实上，诸如收入差距过大等一些不平等现象，都与政府管理有关。如果政府治理能力再强一点，贫困或许会减少很多。我国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安格斯·迪顿提出应加强政府管理能力，以治理和解决贫困，对我国是有借鉴意义的。”

四、患寡更患不均：不平等将导致更严重的发展问题

网友孙斌读完《逃离不平等》之后，称：

【安格斯•迪顿的不朽之作《逃离不平等》给我们的启示是“患寡更患不均”。经济的运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一一不可或缺，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的经济都是不可持续，并存在结构性矛盾。如果说一个国家前期的经济发展主要是把蛋糕做大的话，那么把蛋糕分好则直接决定以后还能不能有蛋糕产出的关键所在。只有让全民平等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经济才有可能继续向前发展。

这个世界与300年前相比是变得平等还是不平等了呢?安格斯•迪顿的答案是：变得更加不平等。虽然自2000年以来，疟疾死亡率在全球降低47%以上，非洲区域降低了54%。但2013年约有1.98亿疟疾病例和58.4万死亡病例，90%疟疾死亡发生在非洲，其中绝大多数为五岁以下儿童，超过43万人，相当于每一分钟就有一名非洲儿童死于疟疾。而同时期的美国州县几乎没有因疟疾死亡的病例。而另一方面，美国国内2013年的基尼系数已达0.47，超过了0.4属于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行列，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已经从50%下降到30%，全球的贫富差距水平都在拉大。生与死的不平等不仅表现在贫富国家人民生死的不平等，更表现在同一国家穷人富人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上。富国不是没有救助穷国，富人不是没有接济穷人，但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救助没使得这些国家摆脱人民困厄而死的悲惨遭遇，欧洲的慈善机构的救助也不能阻止叙利亚人民逃离战火的脚步，事实证明一切的基于不平等的援助和施舍都是徒劳的。“迪顿处理的是一些大的话题：全球健康改善与幸福感的提高，令人担忧的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以及通过外国援助解决贫困问题所面临的挑战。”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在评价本书时如是说。安格斯•迪顿正是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来回答了为什么不同国别和同一国家之内的人有着种种的生与死的不平等，并阐释了这些不平等导致的更严重的发展问题。

自近代以来，每次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发展都是一次全球大分化的时代。每有一个富国，就有更多的穷国;每产生一个富人，就有更多的穷人产生。人们总是认为，只要经济向好，每个人的机会总是增多的。但是事实是当生活改善时，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因此受益，生活的改进往往会扩大人们之间的差距，造成不平等。经济持续增长，相对贫困人口却在增加。人们每天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富裕城市的主人，其实那只是幻觉，越是富裕的城市贫富差距就越大，当一项资产的价格过高时，就意味着不管你怎样努力工作，可能最后都会被通胀稀释。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占得先机得人总会因为利益受损或者因担心利益受损，而从法律上禁止平等或者至少延缓平等的出现。清代的皇帝因为担心自身政权不稳、漕运不畅固而“闭关锁国”;无独有偶，南北战争前的种植园主因为担心罪恶的“三角贸易”无法持续而宁可挑起战争也不愿意废除奴隶制。但哪里有不平等，哪里就有反抗，这些不合时宜的政策终究不能抵抗人民追求平等的意志。《经济学人》在评价本书的时候说道：“世界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公平、富裕的地方吗?极少有经济学家能够比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有更多的储备或资历来回答这个问题。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评估衡量国际福利状况，不害怕为此追溯历史。不同于常规的研究视角，在这本书里，迪顿超越了简单的经济叙事，关注到那些经常被忽视的领域的进步，如人类的健康改善等主题，需要有大的格局和大胆的构想规划，安格斯•迪顿同时具备了这两点。”作为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在本书中经常跳出经济学的圈子从整体上把握经济大分化的脉络和不平等的根源，力求从另一个角度给人们展现出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家都忽视的关系人类最终福祉的问题。】

五、经济学是关心GDP，还是所得分配?

台湾政大社科院院长庄奕琦表示，按照迪顿的想法，经济学不是只追求国内生产毛额(GDP)成长，而是要更强调所得分配、提高底层人民福利，因此特别重视开发中国家的经济议题。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长吴中书表示，迪顿是研究消费、贫穷、社会福利的个体经济学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研究消费行为时发现，高所得族群的所得增加，对消费的影响很少，但低所得族群的所得增加，对消费的影响相当明显。迪顿的研究让政府了解不同族群的消费影响力，可作为政策制定时的重要参考依据，且在贫穷上的衡量方法，可看出所得不均、差异化而造成的贫穷。

六、关键是解决所得分配、贫富分化等问题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认为，迪顿研究的问题，恰恰是当今世界经济最需要关注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不能用货币政策来解决，关键要解决收入分配、贫困、医疗等问题。

迪顿所研究的是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均十分关注的问题。“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在寻求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解决有效需求问题，而实际上方向可能错了，应当从根本上解决收入不平等，才能更好地刺激消费，形成更多有效需求。迪顿的理论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迪顿认为，带动消费不能光靠增加工人工资，而是要解决制约消费的结构性问题，如贫富差距问题、教育问题、医疗健康问题、获得公共资源机会不平等问题。潜在的消费不能释放，就会导致实体经济疲软。

孙立坚称，“迪顿属于新凯恩斯学派，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用严谨的实验经济学方法解决了现实问题。他认为，对于经济转型国家和贫穷国家来说，收入不平等是一个显着的发展障碍。如果经济发展增添的财富只惠及一小部分人群，即便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人类发展指标仍然会停滞不前。”

政府要干预市场，但干预的方式，不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实实在在地去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而不是用撒钱的方式，仅仅降低资金成本。

七、美国民主走向财阀政治

有媒体报道，迪顿警告称，不平等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大于英国，因为金钱在美国政坛扮演重要角色，且有说客文化。他引述同事研究指出，美国国会议员的投票行为与富有选民的偏好紧密相关，与贫穷选民的偏好则无甚关系，这显示民主政治正走向财阀政治，令人忧虑。

八、迪顿也是一位政治研究学者

孙立坚表示，迪顿本身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研究学者，他了解现在的问题是和现实问题密切结合的，摆脱了整个美国学术界就经济发展研究越来越数学化的方向，他的研究让人们再次看到了经济学是对现实有帮助的，是在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制约的问题。

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马茨·佩尔森则表示，“迪顿在发展经济学上的研究‘十分实用’，他告诉了我们如何衡量贫穷，如何对贫穷国家的生活水平进行数据统计，贫困有没有增加或减少，如果增加或者减少，如何进行海外援助，进行多少援助。迪顿对需求结构的研究也清楚地阐明了政策手段如何在经济上对家庭产生影响。例如政府决定改变食品增值税，你可以通过他的研究了解到政府的决定如何对消费产生影响，对粮食以及其他商品又会产生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