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阶级、跨国国家机器与“资本内在否定性”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不仅在主流经济学阵营中掀起巨浪，而且让一些利益群体变得手忙脚乱。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皮凯蒂先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实，皮凯蒂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他的着作让马克思的《资本论》重新回到世人视野。人们发现，21世纪的资本与马克思100多年前所揭示的资本，在本质上并无二致，皮凯蒂不过是用300年的历史数据雄辩证实了《资本论》所揭示出的“资本内在否定性”原理：在资本家们额手称庆的聚宝盆底部，依然是黑暗的另一面——不断恶化的贫困、不平等和权利被剥夺。

资本内在否定性：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力学

“资本内在否定性”，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表达。《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就是通过分析“资本内在否定性”，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运行规律，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兴起—发展—衰落—消亡的全过程。然而，长久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习惯于直接套用《资本论》的研究结论，或是墨守原着对 “资本内在否定性”原理的具体描述，忽略了“资本内在否定性”的方法论意义。在我们看来，“资本内在否定性”实则是《资本论》的方法论原则，是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分析工具，是研究以“资本—劳动”的社会互动为轴心的社会生产与变革的原则性框架。

澳大利亚学者布瑞凯特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否定性”是一种“元辩证法”，它提供一种激进见解，帮助人们理解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社会变革;而且，正是由于资本的否定辩证运动的驱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才永远是“开放式结局”的。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所分析的平均利润率下降，既是“资本内在否定性”展开的结果，也是其在更高层面开展的开端。生产力的提高使得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与之相应，创造剩余价值的活劳动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减少，导致资本生产出的利润越来越少。一旦社会平均利润率降低为零，那么资本就不再是资本了，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也就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必要再组织这种“货殖”生产了，资本主义体系就此崩溃。在此意义上，“资本内在否定性”既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又提供着分析全球化时代资本—劳动之社会互动的方法论原则。

跨国阶级与跨国国家机器的形成

21世纪的资本，“任性”地创生出一个跨越国界的资本“帝国”。“资本—劳动”的社会互动，使得生产成为 “一切社会存在形成的物质性基础”。在此意义上，跨国生产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崭新篇章。

首先，是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和全球无产阶级的形成。一般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主要由“构成跨国资本内部循环的具有阶级意识的跨国精英，以及服务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跨国经理、跨国官僚、跨国技术人员和主流思想家及知识分子构成”。在这一阶级的对立面，一个全球无产阶级也在形成。根据奈格里和哈特的界定：“从大的范围而言，全球无产阶级包括那些其劳动直接或间接被剥削，并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则的那些人。”因而，跨国生产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又一次原始积累和阶级矛盾不断扩大的根源。

其次，是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绝对统治地位，“强资—弱劳”不平等格局加剧。客观地讲，跨国生产对资本家阶级发挥着整合作用，而对无产阶级却起着离散作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有利于跨国资本家组织起来，形成跨国的阶级联盟。例如，跨国公司的扩张、跨界并购、跨国联合董事会以及各种全球经济活动的安排等，将世界各地的资本家联合起来;而各种弹性生产的劳动形式，例如外包、转包、家庭劳动、血汗工厂和其他压迫性生产等，却使劳动支离破碎。这一新的资本—劳动关系建立在民族国家和跨国空间的裂隙之间，有利于资本家阶级摆脱民族国家和社会控制，将其新的权力结构制度化，从而在政治和社会环境上巩固了 “强资—弱劳”格局。

最后，跨国生产改变了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部分民族国家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随着国家内部生产结构的跨国融合，那些通过民族国家发展起来的 “跨国阶级”，正经历着与其他国家的 “国内阶级”进行超国家融合的过程。资本积累过程的去地域化，使得竞争越来越发生在跨国环境中的垄断集团之间。这也就决定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国家积累与全球积累、国家分支与跨国分支之间矛盾的体现。

全球治理：社会的反向运动还是资本的自我革命

资本遍布全球的跨国生产，使得跨国国家机器应运而生，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成为“全球治理”的历史任务。作为这个时代的“良心”，皮凯蒂掀起经济学领域“一场理解不平等发展的长期趋势的革命”，并提出全球资本累进税的激进政策。但遗憾的是，皮凯蒂没有意识到，剥夺资本的利润就是革了资本家的“命”，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伊肯伯里也没有意识到，“普遍的管理参与”的前提是消解阶级对立，“削弱国家主权”更意味着阶级和阶级关系的存在与否将变得不再重要。这些都大大超出了资本主义自我改良所能容纳的阈值。只有经历一场资本内在否定的革命，资本才必然扬弃“利润”，成为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主权国家才会必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全球治理，只有放置在“资本—劳动”的现实生产关系中，放置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发展坐标上，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否则，再善良的愿望、再美好的设计，都是镜花水月。于是，《21世纪资本论》所针对问题的正确思路应该是：在一个资本权力不再受民族国家调节和组织的时代，如何重建全球大众阶层的社会权力?

我们所需要的全球治理，是又一次的社会反向运动，还是一场“资本内在否定性”的革命?是手持资本“福音书”，继续沉耽于资本主义自我改良与进步的幻想中，还是最广泛地凝聚起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和全球无产阶级，彻底改造 “资本—劳动”的关系，重建大众阶层的社会权力，打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作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实际上已经在铺就一条通向人类文明新类型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布满荆棘，但我们对此应保持清醒的历史意识，并勇于担当重任。

(该文原题为《“资本内在否定性”方法论视域中的跨国资本和全球治理》，全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5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