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全球化的另一面

按照年初就制定好的计划，我在“9·11”之后去参观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纪念馆，第一次看到了1945年8月在长崎发生的惨剧的历史记录。震惊之余，我和同行的人不断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日本的普通民众后来没有走上以暴易暴的路?

一位65岁的当地志愿者用她平实的话告诉我，日本的老年女性并不轻易对别人说内心话，但是一说到战争，都有情不自禁的言语和感情，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再也不能有战争了!

“9·11”改变世界

几年前柏林墙倒塌，我们迎来了“冷战结束”、“历史终结”，一个大家都竞相去拥抱和接轨的全球化时代。据说，这是科技信息、知识经济的时代，是自由贸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因为，这是“终于没有了敌人”的时代。

时间走到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似乎一切都变了。人们震惊、痛心、愤怒、迷惑、茫然。不仅是几千无辜生命和曾经是界最高的建筑一起化为灰烬，而且，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从来没有在本土上遭到过如此惨重的打击，现有的国防、安全体系，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挑战。

“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美国新政府执政以来，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多的国际声援和国内拥戴。一夜之间，虽然联合国还在发懵，北约也还没有来得及开会，全世界的大小政府们似乎都已经联合起来了。美国国内更是显示出从未有过的两党协调、上下一致，“打回去”的呼声之高，压倒了其他言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都大义凛然地登场，种族主义的幽灵，也在台前台后晃来晃去。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谁是杀手、杀手在哪里，而在于冷战结束以来更显强大与合理的基本世界体系，受到了不知来自何方的强烈挑战。

“现代性”的内在紧张

仔细想来，自从西方的现代性成为世界的主要潮流以来，其内部就一直包含着自身的紧张：一方面，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依据，是“自由主义哲学”的理念，它们倡导个人的自由、隐私、平等，政治上的民主，制度上的法治;另一方面，现代性实际上是以民族国家为根本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再生产，都是依靠暴力保护，并且，暴力、战争、武器本身，也都前所未有地被技术化、规模化、制度化和合法化了。现代民族国家本身，既是暴力的产物，也是暴力的象征。即使原来不是民族国家的广大被殖民地，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也无一不以模仿殖民主义宗主国建立民族国家而告终。于是，我们才有了今天的世界的基本格局。

这个格局，实际上也就是20世纪才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成形的，而在人类的历史上这么短暂的一刹那，却充满了血腥、屠杀、暴力和战争。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20世纪。以民族的名义、国家的名义、文明的名义、正义的名义，对其他的民族、国家发动战争，是20世纪最具有号召力和合法性的整合力量，甚至也是挽救经济于危机之中的有效办法，是企业家集团和金融家集团发大财、赚暴利的最佳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在50多年时间里没有大面积地陷入战火。战后出生的人，被老人看成是很幸运的一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免于大战的幸运竟然得益于两个阵营之间的“冷战”，特别是以核武器、核战争为威胁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这种“平衡”，是以多少局部战争、政变和屠杀为代价的啊!细心的人不妨算一算，在大战期间有多少市民、村民死于轰炸和屠杀?在大战以后又有多少无辜平民死于各种形式的战乱?

“冷战结束”，我们终于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我们看到听到的是：科技—信息，资源—产品，资本—货币，以及与成天与它们打交道的经理、总裁、银行顾问、高科技人才和各种代理人的跨国自由流动。

全球化，是强者的游戏、“非公莫入”?还是公平竞争、人人受益?众说纷纾不过，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有的人会失败，会成为弱者。提出“文明冲突”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就“9·11”事件接受《读卖新闻》(英文版)采访时说：“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亨廷顿当然不是在支持任何一种“恐怖主义”，但他强调“我们(美国)必须和各个政府——不只是西方政府，还包括俄、中、日和穆斯林政府——联合行动”。(2001年9月30日《读卖新闻》)

“我们”向谁挑战?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联合以后针对谁去开战?

按照“要么和我们(US)站在一边、要么和恐怖主义者站在一边”的逻辑，不和“我们”站在一边的都是恐怖分子，都是开战对象。虽然“9·11”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敌人是谁、究竟在哪里并不清楚，现在也没有明确的证据公之于众，但人们似乎都接受了“此乃拉登一伙所为”的推断。布什发出的拉登通缉令是：“不论死活，捉拿归案”。但包括亨廷顿在内的人也都意识到，即使抓住了一个拉登，消灭了一个塔利班，怎么能确保其他极端主义者不继续从事恐怖活动?即使没有了来自“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袭击，怎么能保证就没有其他组织和个人也搞恐怖活动?在据说是“冷战结束了，后冷战也结束了”的情境下，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的轰炸究竟能否有效打击塔利班，不是在轰炸中“能否避免伤及平民”，而是为什么会有极端主义者、恐怖主义者?怎样保证“反恐之战”不会演变为反穆斯林之战、反阿拉伯之战?不会演变为另一场新的世纪之战、文明冲突之战?

现在，对阿富汗的轰炸和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已经进行了近两周，“9·11”以来基本上一边倒的报纸电台开始有了对这场战争提出质疑的微弱声音。正是在这个期间，炭疽菌又出现了，它居然使整个国会再度关门，美国上下再次陷入紧张与惶恐之中。

“谁干的?”又是拉登?或者是萨达姆·侯赛因?云里雾里之中，人们来不及去想，如果全球化是科技—信息、资源—产品、资本—货币的跨国流动，“我们”又怎么能把数以亿万计的“移民”、“难民”都挡住?据说，全球化打破了原来的穷国与富国的界限，现在是第三世界里有富人，发达国家里有穷人，那么，我们怎么能保证，这些穷人、弱者，不无处不去?他们中的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不铤而走险?“9·11”以后，许多美国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那么恨我们?”不论答案有多少分歧，有一点很清楚，“他们”不需要把自己组织成什么民族国家，甚至也不需要什么“宗教”;他们不一定是阿拉伯人，更不必都信伊斯兰教。

现在，中东、中亚和南亚又成了新闻—政治—军事的焦点，从阿富汗到印巴次大陆、从巴勒斯坦到以色列、从俄国到其他中亚国家，还有两伊和科威特，印尼和马来西亚，等等，都卷进来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游行，为和平作狮子吼，反对以暴易暴。

更大的挑战在于……

更大的挑战还在于，我们最向往的现代性本身，它张扬个性自由，却又创造了民族国家这个最大的官僚和暴力机器，而这个机器至今并没有对付“恐怖分子”的有效机制;它一直强调大社会小国家、大市场小政府，却在最发达的市场社会创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府和军队;它不断追求财富增长，却迎来了高度的不安全感，而今，为了保证“安全”，人们又可能牺牲个人自由;它能走到今天，与它产生了并得益于民族国家体系的制度框架密切相关，而现在，它又要超出民族国家给它的束缚而走向全球了。全球化，既给了富人和想成为富人者以机会和想象，也给了穷人和绝望者以新的反抗手段。

全球化，是流动的时代、风险的时代。当年，是“契尔诺贝利无处不在”，现在，是“恐怖分子无处不在”。这，不仅给所有的当政者和精英以前所未有的考验，也给整个民族国家体系以从未有的挑战。能否经受这样的考验，渡过这样的挑战，是它们能否幸存下来的关键。

否则，那就只好是大江东去、望江兴叹了。

也许，它反倒真能给我们一个机会，从此走出以暴易暴的时代!

原载于：《梦里家国：社会发展、全球化与中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