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不起简单推敲--评西方学者美化鸦片战争的着作

原标题：现代文明视野下的鸦片贸易与战争

文章原载于：《晶报》2015年11月01日

(英)蓝诗玲 着 刘悦斌 译 新星出版社 2015年7月版 《鸦片战争》

《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美)魏斐德 着 王小荷 译 新星出版社 2014年7月版

 《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 (加)卜正民 若林正 编 黄山书社 2009年9月版

鸦片战争改写了中国历史，将中国带进了以不平等条约和炮舰政策为特征的现代国际体系之中。战争的炮火不仅给西方殖民列强提供了丰厚的资本回报，使他们能够继续构建更为广大的殖民帝国;又使自晚清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无不以摆脱“东亚病夫”为目标，为寻找一条现代道路而奋斗。

鸦片贸易与战争这一话题，同样也引发了众多海外研究者的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着作如蓝诗玲的《鸦片战争》、卜正民等人的《鸦片政权》和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等，他们对鸦片贸易及其后果进行了探讨，得出了三个典型的观点：鸦片是一种纯粹的商品，鸦片贸易改良了中国政治，鸦片战争是两个文明的冲突。

蓝诗玲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认为鸦片仅仅是一种商品，尽管英国强行将此商品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向中国销售，却不能抹杀鸦片本身的商品属性。英国政府通过鸦片贸易获得了大量的利益，她列举了一组数据加以论证：“1752年到1800年之间，有1.05亿万银元(大约合2625万英镑)流入中国，而1808年到1856年之间，则有3.84亿银元反向流动，贸易的天平显然由于繁荣的鸦片输入而倾斜了。”

在蓝诗玲看来，正是这样的贸易逆差带来的“银荒”，导致了中国的银价上涨，引起“流民、暴动和骚乱”，让中国政府决定将鸦片当做“替罪羊”，加上“一帮雄心勃勃的士人也在寻找一个能为他们自己赢得皇帝垂青的事由”，中国政府决定禁止鸦片销售，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她进而认为，如果不是鸦片，战争还可能是为了白糖、大米或者是棉花的贸易摩擦。

第二种观点，认为鸦片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固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还不断改变着政治运作的方式，原来朝贡式的天下图景，被现代国际关系所取代，中国政府处理国际关系的部门也从原来的理藩院转变成总理衙门。从此之后，晚清以降的中国政治改革和革命，无不以构建现代性政府为目标。

与以传统农业和土地财政为基础的中国政府相比，英国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现代行政效率令人震惊。同样，由英国政府主导的鸦片贸易，也显示出现代政府的高效率。战争失败的中国政府被迫接受英国主导的鸦片贸易，并尝试通过机构改革来配合。对此，王国斌教授认为：“在现代中国，要是英国人没有引入大规模鸦片进口的话，国家政权建设的挑战就会大幅简化。无论我们可以想象的另一种场景是什么样子，鸦片与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之间的历史联系仍被经验证明是非常重要的。”(王国斌，《鸦片政权》)

概括来说，这种观点主要是：中国晚清以来的政府，正是在配合鸦片贸易的过程中，完成了现代性政府的改革——中国政府为了配合鸦片销售和管理，逐渐建立起现代管理体制;又在接受西方条约的过程中，不断融入现代国际体系之中。在现代殖民体系之中，西方殖民帝国通过制定国际政治和贸易规则，从而可以致力于引导、调整或者制止政府权力。而被殖民帝国所控制的殖民地政权，像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府，则被视作此类“鸦片政权”。(卜正民，《鸦片政权》)

关于第三种观点，即鸦片战争及其鸦片贸易被视作是大英帝国与中华帝国之间的新旧文明冲突，这是费正清及其学派的基本观点。他们认为，大英帝国所代表的现代殖民帝国在与传统的中华帝国的交涉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纠纷和冲突。曾就读于哈佛大学的魏斐德，自然深受费正清“哈佛学派”的影响。作为其早期的代表作，《大门口的陌生人》充分展示了这样一种观点。

“西方向亚洲的进攻打破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陈旧想象。旧的循环进程突然变成了直线式的发展。清王朝虽已清楚地显现出王朝衰败时种种常见的特征，但是，这种传统性衰微的意义，比起儒家王朝观念(而不是皇族)的衰败，就相形见绌了。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历史中，这是它以前从未经历过的。”

“这样，两个进程(内部的和世界的)汇合，使中国的状况变得更为混乱了。在历史进程的变化中，熟悉的旧事物被赋予了新的、未被认识的意义，传统衰落的一个征象可以预示整体的变化。”(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

这样，大英帝国所代表的是现代的、贸易的、开放的现代文明，而清帝国则是闭关锁国的、封闭的、农业传统的旧式帝国。因此，中国反而因为“鸦片战争”的冲击，逐渐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从而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上述西方学者对于鸦片战争和鸦片贸易的三种看法，虽然立论各有不同，但殊途同归，都认为鸦片贸易是现代商业行为，通过鸦片战争和贸易，中国逐渐建立起现代政治，也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化。

然而，如果从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来理解鸦片战争，这个现代化其实充满了许多矛盾之处，经不起哪怕是简单的推敲。

从经济角度来看，假如鸦片贸易是纯粹的商品交换，那么，鸦片这种商品应该在全世界通行。但考察历史就会发现，英国不仅在国内禁止鸦片销售，而且连带着在殖民地也禁止鸦片销售，中国是其唯一的鸦片销售市场。日本一经得知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局面，立刻在国内禁止了鸦片贸易;当他们看到英国在中国的鸦片贸易中大获其利，也开始尝试对中国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活动。如果鸦片是一种正常的商品，它不应该被这些国家拒绝。所以，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毒品交易和贸易，只是这个贸易能够对西方殖民者带来巨大的利益。

从政治角度来看，确实，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一步一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鸦片贸易过程中，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鸦片买办商人，甚至晚清和民国政府都参与到鸦片贸易之中，并从中获利。这样的政府并不具有现代治理的功能和作用。我们并不能把一个通过损害国民利益而获得利润的政府视作现代型的政府。只有维护国民权益、维护国家主权的政府才可以被视作是一个正常国家的现代政府。

从文明角度来看鸦片战争，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如鸦片贸易这样的活动也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现代性的商业行为和活动，或者说，不顾他国人民福利的获利手段，不能看作一种现代性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所谓现代性的意义，抛开了道德意义，仅仅是从国际贸易的商业角度来看的。所谓新旧文明之间的冲突不过是一个维护国家主权、维护国民健康的政府，与一个出卖毒品、损害他国国民健康的政府之间的冲突，而不能视为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