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历史规律永远胜过历史经验

既然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现实的,那问题的答案存在于哪里?问题的答案,只能存在于现实的问题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书本之中。问题中就包含回答问题的答案,否则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答案不是直观的,不是信手拈来,需要调查、需要研究、需要理论思考,而且需要实践检验。

【导读:既然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现实的,那问题的答案存在于哪里?问题的答案,只能存在于现实的问题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书本之中。问题中就包含回答问题的答案,否则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答案不是直观的,不是信手拈来,需要调查、需要研究、需要理论思考,而且需要实践检验。】

陈先达:历史规律永远胜过历史经验

陈先达:历史规律永远胜过历史经验

如果说要我总结自己的人生,也就两个字:平淡。因为我的经历很平淡,几乎一生都在学校里面读书、教书。作为一个人文学者,特别是一个哲学学者,没有实践经验、不了解社会、不了解国情、不了解民情,是做不好学问的。马克思早就说过,对于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最危险的。危险在哪里?就在于容易脱离生活,只能从概念到概念。我已经深刻感觉到自己的这个短板,所以我很注意读报,很注意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关心社会热点问题,以稍微弥补先天不足,但是很难,因为我始终缺少实践这一环。另外,就我现在的生活来说,也很平淡。我过去还站站讲坛教点书,80岁以后基本上不教书了,就是自己读书,敲敲电脑、写写文章,有时候也看看网络和微信,基本上一天的生活就是老三样。所以我有两个平淡:经历很平淡,生活方式很平淡。到了这个年龄,我很享受我现在的平淡,享受安静。

常常有人问我,八十多岁有什么体验?我有两个体会:做人要谦逊,做学问要执着。这里讲一点做人要谦逊的问题。我深刻体会到,我学的是哲学,其实哲学以外的广大人文社会科学我一无所知。哲学之内有八个二级学科,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美学、逻辑学等等,每个二级学科中还有许多分支,我都一无所知。这就是局限性的表现。我只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但这个领域也非常宽广。不仅有原理还有原着,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其他不少着名经典作家和经典着作,有各种不同的流派。不要说着作,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就丰富无比。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我了解多少?很少,因此不由得不谦虚。我深刻体会到,我的所知和我的无知相比,可以说是无知;读过的书和没有读过书相比,可以说不上读书。这不是假装出来的谦虚,而是一生经验体会出来的谦虚。即使在学生面前,我也是抱着一种谦逊的态度。我相信那句话,“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我的一些学生远远比我强。此外,从理论联系实际角度看,更应该谦虚。我问过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功能是思想方法,是解决理论和实际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我回答过什么样的实际的问题?提出过什么实际问题?不错,写过几篇文章,问题在于文章中是否提出过有意义的问题或回答过问题。发表文章并不值得骄傲,值得称道的是“文章不写一句空”。想到这点,能不谦虚吗?

我始终认为,我们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该重视学习历史。任何一个哲学概念抽去它的历史内容都是僵死的。重视历史学习,但更要重视正确的历史观。历史很重要的,但历史提供的是经验和教训,而不是现实问题的答案。历史是镜子,可供借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可以成为镜子,但不是尺子,不是衡量现实的标准。以古量今,往往会陷入以古非今、今不如昔的泥潭,成为九斤老太太式的人物。历史是进步的。虽然不是直线,包含曲折,但总的说,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是与文明的发展相伴随的。今之所是,昔之所非;昔之所是,今之所非。以历史为镜子,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以历史为尺子,我们会失掉很多东西。

我们要重视传统文化,包括儒家的学说。我也喜欢读点孔孟老庄唐诗宋词之类的东西,但读得不多。我的体会是,传统文化提供的是思想和智慧,不是为后人预备的现成的答案,我们不可能从《论语》中直接找到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答案。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也只是讲封建社会中如何为君、为臣、如何做人的道德标准。只有当代人才能解决当代人的问题。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当代的问题,而不是古代的问题,不是他们时代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必须直面这些问题。历史提供的只是镜子,而不是尺子,传统文化提供的是智慧和启发,而不是现实问题的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发展,非常重要。我希望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所有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应该明确这一点。不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拿来主义,恐怕会食古不化。

问题的导向很重要。问题的导向并不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是马克思提出来的。马克思在《莱茵报》第137号附刊论《集权问题》里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提出问题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提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我们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会发现,他们的全部着作没有不是为解决时代的大问题而作的。既然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现实的,那问题的答案存在于哪里?问题的答案,只能存在于现实的问题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书本之中。问题中就包含回答问题的答案,否则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答案不是直观的,不是信手拈来,需要调查、需要研究、需要理论思考,而且需要实践检验。提出问题需要研究,回答问题更需要研究。马克思不可能预计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会碰到什么问题,也不可能为我们解决问题留下锦囊妙计,但他提供我们捕捉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的理论和方法。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提供科学思维方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的是智慧和启发,历史提供的是经验和教训,这三者必须结合,但科学思维方法最为重要。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经验和教训难以总结;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难以分清。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很重要,但人类能不能从历史中真正得到经验和教训?列宁在《哲学笔记》专门摘录过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人类不可能接受历史教训的话。黑格尔说,经验和历史告诉我们的是这样,各个民族及政府都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也从来没有按照从历史中所能吸取的那些教训进行活动。列宁称赞“非常聪明”,要读者“注意”。为什么?因为能否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取决于哪个阶级,为了什么目的总结经验教训。比如历代新王朝都注意为前朝修史,探讨兴亡得失,探讨苛政和失去民心必然导致灭亡,提倡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历代封建皇帝都以此教导储君,可照样改朝换代,照样有末代皇帝,照样会以人民为牛马。“民贵君轻”是写在书本上的,不管哪个封建皇帝都很难真正以民为本,因为封建剥削制度的本质——统治和被统治关系决定了它们不可能真正施行仁政、行王道,不可能真正爱民如子。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是从取得政权时开始轻徭薄赋,到后来逐步苛捐杂税,敲骨吸髓。并不是皇帝都是坏皇帝,不是他们不懂前朝灭亡的教训,而是他们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利益决定他们不可能接受历史的教训,总以为自己是例外。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历史规律永远胜过历史经验和教训。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历史教训,历史规律都会照样起作用。马克思主义是把历史经验和教训上升到历史规律性的高度来认识,是用阶级分析观点来分析阶级社会的历史,是从历史周期率的高度来观察历史中王朝的兴亡得失。对我们来说,历史的重要性、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重要性正在于其中包含历史的规律。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重视历史发展规律。我们学习历史也是重视其中包含的历史规律。离开历史规律,学习历史就会变成看历史故事。

我有一个想法,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不仅要重视历史,还要重视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比丰富。但传统文化也是提供智慧和教导,而不能提供我们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拿历史来说,中国有作为的皇帝,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因为按照孔孟教导,行王道施仁政,以儒治国才把这些王朝建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声名显赫的王朝吗?不是。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儒家学说的意思,也没有贬低孔夫子伟大的意思。我只是说,儒家学说中有许多理想的东西,有许多好东西,儒学中的精华构成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可那些大都是理想,是教导,是智慧。它存在于我们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而不可能变为封建社会的实际政策。孔子到处游说,当政者没有人听,孟子游说,也是到处碰壁,没有人听;历代一些大儒家也都是思想家,而不是当政者,他们不可能推行他们的理想。当政者并非儒者,儒者也不一定能当政。“内圣外王”只不过是一种“圣君贤相”的中国式的“理想国”。老实说,如果真正出现一个大儒当皇帝,他实行的政策也不可能超出封建社会许可的范围,超不出他们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范围,而不可能是实现儒学中对理想社会的描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学者的抱负,是理想,是在封建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儒家经典中那些光辉的东西是教导,是提供智慧和道德修养的文本,而作为实际政策在封建社会中很少真正能得到实现,因为实际政策必然是那些最有利于巩固封建社会制度和稳定统治阶级利益的政策。作为道德和人格的培养,儒学培养了不少杰出人才,而作为实际政策,真正为百姓的东西,真正“富之、庶之、教之”的治国方针,却难以实行,一些有利于巩固皇权的东西倒容易实行,因为它符合统治者的需要,统治者也着力推行。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些学者至今仍在津津乐道封建社会农村的乡绅统治、乡规民约,以及族权、祠堂在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中的作用。恰好这些是把儒学中有利为君而非为民的一面,化为巩固基层统治的方式。

儒家中的好东西应该进行创造性转化。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都在说孝道。孝,作为一个抽象概念肯定是天下通义,无论中外,没有提倡子女可以对父母没有亲情,可以不尽子女必要的责任。可是,把孝作为一种实际处理父母子女关系的方式,肯定各不相同。不用说世界各国,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行孝方式在当代也很难实行。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家庭结构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当代中国人不可能按儒家要求行孝,必须按照新的社会关系、新的家庭关系,构建我们新的孝的方式和方法。孝,作为处理父母子女关系的道德范畴是永恒的,因为它是对亲情关系和血缘关系的一种合乎人的社会本性和自然本性的一种抽象,可实际内容是历史的,是变化的。在当代中国,如何建立孝道,如何恢复孝心,专靠引用古书是没有方法解决的。

诚信也是如此。说当代中国社会诚信缺失,这是为什么呢?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中,确实有不少关于诚信的经典名言,应该学习。可我们当代的诚信缺失问题,不能归结为不信孔夫子,不读古书。当代中国处于激剧变化时期,原来的规范破坏了,新规范没有建立。市场经济是以货币为中介的陌生人社会,如果市场不规范,缺乏监管,一个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基础上不可能成为一个人人讲诚信的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问题,既是道德问题,也是法律问题。怎么样建立新的诚信,要按照当代社会特点来考虑这个问题。教育是重要的,但靠大量引证古书,甚至以古人为榜样进行教育,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当代人的道德,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当代人的信仰,是属于当代人的问题,不是古人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思想观念问题,而是存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与矛盾之中。不认真治理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坚决反对腐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单纯就道德谈道德,其效甚微。光靠办国学班、经理班、读经班,我看不是根本解决问题之路。

有一个观点认为,物质富裕以后,精神必然开始衰退。我认为是错误的。物质生产是基础,物质生产不会必然带来精神堕落,只有物质生产发展以后,导致的社会不公、分配不公,富者日富,贫者更贫,才会导致这个问题。想想看,如果一个社会极少数人占有社会极大财富,而大多数人贫困,会出现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的现象。所以,问题不在于物质生产的丰富,激发了人们的贪婪和欲望,而在于富裕中存在大量的贫困,即只有一部分人占用财富,因此关键在于如何建立共同富裕的社会。社会主义当然要发展经济,要发展生产,生产更多的社会产品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使改革红利惠及全民。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坚持缩小社会贫富两极,才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发展成为可能。如果物质生产丰富,社会财富增加,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反而越来越下滑,问题肯定不在于生产力的进步,不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在于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我们的时代是21世纪,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培养人的道德素质、人文素质和思想境界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人文素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传统文化的教育,但决不能偏到另一方面。科学素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素质,二者同等重要。要搞好经济必须发展研究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搞好管理必须研究管理学,搞好政治制度建设必须研究政治学,等等。至于要上天,要出海,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要靠发展科学技术,要技术创新,一定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些都不是光读经能读出来的,光吟诗能吟出来的。因此,在国学热高涨的浪潮中,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要重视人文,重视人文素质的培养,但决不能陷入一个误区,让孩子从小只重视读经,读到不知道当代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的意见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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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