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怎样取得科技的真正进步

导读：西方的创新理论根本忽视了中国的创新经验。中国的创新经验与西方具有本质性的差异。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和挑战看，在科技进步上采取西方模式不是优化的方法。科学技术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必须与社会生产、人民意识相结合。只要采取国家集中力量的方法，一定就能通过科学的组织取得重大产品生产上的突破。

西方的创新理论很多，[ 比如参见唐·E.沃德曼、伊丽莎白·J.詹森：《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4章。]但都是基于西方的创新的经验。特别是，它们都是基于西方私有制企业获取利润这一目的是否达到来加以衡量的。比如，个人电脑的生产被视为一种重大创新。而实际上，与巨型计算机相比，个人电脑算不上技术上的多大的进步。计算机的发明与中国制造出原子弹也不能相提并论。创新的等级不同，所依赖的规律也应该不同。如果中国能生产出高射炮，是否能够生产出打死蚊子的机器，答案不言而喻。还是让我们把目标定得高些吧!

一、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

(一)科学能否救国

近代中国有“科学救国”的主张。然而，考察近代中国倡导科学的人物，除李善兰这样的较为纯粹的学者外，如魏源、张之洞等人，都学富五车、洞察时事，不大会提出“科学救国”这种简单化口号。比如，魏源虽然提出带有“科学救国”蕴味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但也提出带有矛盾论思维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观点。就是如李善兰这样的较为纯粹的学者，也很难说是主张“科学救国”。比如，李善兰所谓“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展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数明也。……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慑，奉朝贡……”只是说，中国人学好数学，就会帮助制器进步，国家富强，而并非主张“科学救国”。把“科学救国”的主张放在这些人身上，贬低了这些人在认识中国上所取得的成就。

在国家落后挨打的情况下，如果按照流行指标认为唯有科学才能救国救民，因西方科学最发达，中国就缺乏对抗、战胜西方的手段了，汪精卫投靠日本之类的事件就不难发生了，西方国家就难以战胜了。在中国极端落后的情况下，科学救国的口号会诱导人们把救国的责任单纯地寄托在少数精英身上。而这有四大问题：它低估了一个国家落后的程度;它也低估了一个国家实现进步的难度;它还为精英阶层勾结外国预留了空间;即使精英阶层看似挽救了国家，国家也会陷入到精英专制统治之下。产生这四大问题的主观根源在于，科学救国口号的提出者错误地理解了科学这个概念。

科学问题并不是只存在于象牙塔学者之中，而是也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观念、行为之中，并在一定条件下主要存在于后者之中。正是这个基本事实给了一个落后国家击败看似先进、一流国家而重新崛起的机会。把科学等同于精英事业，把西方物理、航天、化学、医学、经济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达看作是西方代表科学，是以偏概全、几俊遮百丑的方法论的典型表现。如果这种方法论成立，中国共产党就根本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了。事实却是，尽管三座大山极难撼动，但只要发动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人无分男女老幼贫富，地不分南北，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国家和民族就一定能被挽救。他们不仅能挽救国家和民族，而且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中，整个国家、民族的素质普遍提升，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可以创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吗?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也说明，科学普遍地存在于社会的发展建设之中。列宁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 《伟大的创举》，载《列宁全集》第37卷，第2版，第18-19页。]列宁所说的劳动生产率是人均产出。难道不是每个企业、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均产出吗?这个概念看似简单，却十分科学，因为它允许我们思考劳动者怎样(以怎样的所有制形式、以怎样的企业管理方式、以怎样的利益分配模式等)创造性地使用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于劳动对象，创造出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科技进步如果不与广大劳动者相结合，不与众多劳动对象相结合，不与众多劳动资料相结合，就不可能发展中国。任何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都包含科技因素，但如果他(它)们所包含的科技因素并没有因科技进步而得到改进，或者虽然改进，但还留下极大的改进余地，这种科技进步就是固步自封、画地为牢。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由于每个企业只关心自己的利润，当它获得一项技术创新之后，唯恐别人采用这种技术创新，因而，要么对这项技术加以专利保护，要么把这种技术秘而不宣。这样，不仅阻碍了社会生产的进步，而且阻碍了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这样看来，我们不能说，科技救国、富国，但可以说，在适当的条件下，科技帮助救国、富国，重大的科学技术是帮助救国、富国不可缺少的条件，别国有，我国也必须尽快有。

(二)中国科技进步的策略选择

1、发展前沿科技的成本上升

科学技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人做出来。有一种说法认为，近代伊始的重大发明大都是来自生产一线的人做出的。但这种说法容易引起误解。并不是任何处于生产一线的人，都能对生产做出重大的贡献。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其崎岖之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它光辉的顶点。詹姆斯·瓦特在20岁时才完成学徒生涯，28岁时才修理纽科门蒸汽机模型，33岁才取得改进蒸汽使用效率方法的专利，45岁时才用所发明的行星式齿轮将蒸汽机的往复运动变为旋转运动，54岁，即在1790年时，才解决蒸汽效率、机器结构、自动控制装置等问题，才使得蒸汽机获得广泛应用而得到巨额财富。与蒸汽机类似，汽车的发展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而且对科学技术的要求更高。尽管投入巨大，但早期的重大的技术创新还像裸露在地表易于采掘的优质煤矿，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困难重重，所需要的投入更大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西方只有垄断企业才能支付这种研究成本。

2、“造不如租，租不如买”不是普适命题

在科技创新成本上升而中国经济还较为落后的情况下，似乎有这样一种命题，即在技术创新的道路上，造不如租，租不如买。真的是这样的吗?一个对李先念主席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分析这一命题的一个典型案例资料。中国从1950年到1964年自造远洋船舶7艘，其中载重万吨的2艘，载重5000吨以下的5艘。而中国对外贸易每年需租船130万至140万吨，为此每年付给外国人的租金达7000万到8000万美元。李先念作为分管经济的副总理，经与有关部门商量后决定利用新旧船舶因1962年资本主义航运市场危机大幅降价机会，使用香港中国银行的贷款，购买外国货船18艘，新货船4艘(到1965年)，以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办法迅速扩大中国的远洋运输船队。[ 高远戎、刘学礼：《李先念：共和国二十六年的副总理》，《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从这个资料可以看出，中国1950年到1965年，并没有放弃造船。而是基于当时的造船能力和需求差额，在比较了租船和买船之间的成本之后做出的一个权宜之计的决策。买是可以的，但一定是考虑买什么、买多少，并不是什么都买，并不是买得越多越好。比如，在实施自主创新的过程中，一部分原料、零部件可以买。在自己有余力时可以买。也就是说，“造不如租，租不如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命题。而从整个国家经济体系来看，1949-1976时期的中国即便是较多地依赖苏联援助而进行一五计划，也并不是依靠购买，也不是在执行“造不如租，租不如买”的政策，而是依靠自主创新。否则，就不可能在中苏交恶多年后到1976年就建立起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

其实，如果“造不如租，租不如买”命题普遍成立，西方国家的企业就不会积极进行自主创新了。西方私有制下不同所有者的同行企业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这与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与欧美日的关系是有类似之处的。对新中国，西方送上的不是鲜花，而是封锁，就连苏联也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选择自主创新。在西方企业的主营产品决策中，生产还是购买(make or buy)是企业决策的关键，而企业通常选择生产(即一体化)而不是购买，除非该公司宣布破产或者该公司发现了更好的产业领域。可想而知，一个公司把主营产品生产拱手让人，就是放弃市场份额。而为了保住乃至增加市场份额，在垄断的基础上，在不排除借助外力的情况下，它们普遍求助于内部研发。今天，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可以任由其它国家产品占领其市场，而不像企业采取那样采取自主创新战略吗?中国人口、资源与西方的差异决定了其产品需求、成本结构都不可能与西方一样，即使能够买来西方技术，不经过消化吸收，它们能够适应中国家庭和企业的需求吗?这样看来，“造不如租，租不如买”命题如果曾经被人提出过，那最多也只是20世纪60年代一时一事上的权益之计了。这大概是当时相关政策制定者在考虑了所有关系后，向中央提出的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政策主张。就好像证券投资理论家们用“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来概括他们所推演出的投资理论一样。由此可见，当时提出“造不如租，租不如买”的人可能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或她不仅具有文字的功底，而且真正贯彻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他或她应该绝不否定自主创新(当时称为自力更生)。

3、产品创新是实施自主创新的切入点

上面所提到的造船就必然涉及到自主创新，而且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产品的自主创新，因为不同吨位、不同用途的船舶必然要求不同的技术，更不用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同一吨位、同一用途的船业可以考虑不同的技术参数了。围绕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产品的自主创新，中国不需要进行总体的理论论证(如不需要论证造多少吨级的船是否可能)，因而不仅节约时间，而且因不需要冒总体失败的风险，从而使成本降低，[ 参见卡洛塔·佩雷斯、吕克·苏蒂：《技术上的追赶：进入壁垒和机会窗口》，载G·多西等(1992年，第566-592页)。]还可以避免那种限于局部化技术(即对其它技术改进难以产生溢出效应)进步而导致的固步自封，还可以解决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不仅造船如此，在其它方面也是一样。半导体、汽车和飞机的发动机、原子弹也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产品。比如，嵌入在半导体中的超级集成电路涉及化学、材料学、光学、机械学以及软件学、数学，因而在半导体产品设计和生产上集中力量攻关，可以带动各个相关学科、相关产业的发展。而相关学科、相关产业的发展又带动它们自身相关学科、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发展经济学家把这种带动关系称为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

自主创新不能四面出击，不能像烹调时撒胡椒面一样，把人力、物力、财力分散到不同的方向上去。不应相信私人的力量。相对解决关及国计民生重大产品的创新，私人的力量是很小的，而且带有太大的不确定性。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应该聚焦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产品上，成本极低而收益极高。首先，它可以避免把宝贵的研发资金浪费在次要方向上。方向错误，就会在投资决策上出现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结果，资金的具体使用的效率效益就没有意义，相关的制度也会形态虚设。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不确定发展原子弹，原子弹就不可能造出来。今天中国的资源条件已经远远好于当年，但如果不首先确定任务，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创新，创新投资的效率效益也无法谈起。其次，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为了实施自主创新，采取了多种举措，包括诸如基金个人申请模式、综合大学模式，却没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汽车、飞机、计算机芯片、软件等战略领域，突破西方的垄断地位。原因就在于，这些战略性产品的设计和生产需要大量基础知识、技术、生产企业、人员的协同，不通过一个强大的组织，任何个人都没有这种权威调配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实施这种协同，更何况，在分散决策的情况下，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也无法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研发投资再多、增长再快，创新能力也不可能迅速提高。

即使在中国GDP已经非昔日可比的今天，上述理念依然具有价值。比如，在确定要突破某件产品以后，还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怎样花费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难道不是今天的创新者依然要思考的问题吗?

二、重大产品创新要发挥国家领导、组织作用

在普遍的社会生产中所存在的科学技术问题是重大问题，而在一个全新领域也可能存在重大科学技术问题。解决这些全新领域的问题需要依靠科学家，但仅仅依靠科学家还是不够的。从中国原子弹研制的经验看，代表着人民群众利益和愿望的国家和组织的作用是首要的。原子弹虽然是个个案，但由于其技术之复杂，所需投资之庞大，所需人力之众多，其成功研制的经验足以证明，有了国家和组织的强大领导和实施，就没有什么攻克不了的科学技术难关。

(一)国家和组织责无旁贷

中国原子弹的研制证实了政府在重大产品创新中的核心地位。

根据地质部组织的地质调查，1955年1月15日由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的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参加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郑重决策中国发展核工业。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发表讲话，指出发展核工业的必要性，并亲自部署在高级干部中进行讲座、编写通俗小册子、宣传普及原子知识、集中一批学生转到物理系学习、把现有的原子物理专家从行政工作中抽出来从事研究和教学等工作。为了发展核工业，在周恩来直接关心下，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成立原子能小组，薄一波、刘杰分任三办主任、副主任，具体管理和规划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并要宋任穷在原子能事业管理机构设置之前先行到职视事。1956年11月，全国人大决议成立由宋任穷任首任部长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成二机部)，作为国务院对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归口管理单位，并具体负责生产计划和基建费，而由高教部负责专业教育培养人才、公安部负责保卫保密任务、建工部负责核工厂设计和建筑安装、冶金部负责找矿冶炼和核燃料元件厂的建设管理、卫生部负责辐射防护和医疗卫生、军队负责核武器试验靶场建设和管理。[ 资料来自中国核工业公司党组：《周恩来与中国核工业》，《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而在中国发展核工业的核心部门，除了制造工厂之外，有一个强大的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单位，还有一个做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这几个部门应该有一个统一领导的机构，做全面规划及安排的工作。[ 不仅核工业如此，航天工业也是如此。参见曹应旺：《中国导弹航天科技发展中的周恩来和钱学森》，《党史纵览》，2008年第1期。]就这样，中国发展核工业的组织框架初步搭建起来。1961年8月12日，周恩来在听取国防工委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提出在国务院设立国防工业口，由罗瑞卿负责。

1962年10月10日，在原子弹研发的理论设计、试验、计算等基础上，二机部提出了两年爆炸原子弹的规划。为了抢时间，赶速度，实现既定目标，为了得到全国范围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援，1962年11月17日，周恩来即主持成立以他为主任成员包括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等7个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7个部长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加强对核武器研发工作的领导。1962年11月29日，在中央专委会第二次会议上，针对核工业的薄弱环节，周恩来决定：加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科技力量以及党和行政的领导力量，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于12月底以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出类拔萃人才500名，并调配1100多台仪器设备;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一些必需的技术设备;同时，他明确提出“先抓原子弹”，把原子弹作为战略重点，[ 《周恩来传》编写组：《周恩来与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党史博览》，1998年第1期。]这保证了“工序”的正确。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央专委会前后召开9次会议，研究了其它重大相关问题，确保了爆炸原子弹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的及时和足额供给。

今天，中国有一种说法把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中国原子弹研制的经验却与之不同，在其中，企业并不是主要力量，而只是执行相关生产的职能。如果说科学家是工程师，企业则是工兵。那么，在今天，当中国企业的主体是多种所有制并存中的私人企业后，什么企业能够担当创新的主体责任呢?中国原子弹研制从1955年算起也花费不到十年时间。从原子弹研制成功到氢弹研制成功不过数年时间。中国那种把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说法已经存在了多少年了呢?在这些年里，中国的创新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呢?按照这种模式，中国能出大师吗?一个为了私人企业的股东，特别是大股东赚取巨额利润的人能够称得上是大师呢?

(二)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国家和组织的效能的实现离不开参与原子弹研制的所有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为了研发原子弹，国家把许多研究所都分散建在深山里、沙漠里。一些在西方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的人，毅然决然地放弃在国内可能的优厚待遇，也放弃在国内与妻子儿女在一起的家庭融融之乐，钻进大山和沙漠，一呆就是二三十年，有的甚至甘冒吸有毒气体、被辐射的危险。有的将军则不顾明令禁止，亲自坐飞机飞上8000余米的高空，以确认原子弹爆炸后可以在高空采样。而至于在机器设备落后条件下，利用人力、脑力替代物力的例子就更多了。他们为了弄明白所需要知道的客观世界中的一个事物，所付出的何止是大量时间而已。这种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西方以自利为基本假设的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比如，1950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物理冶金博士学位的陈能宽在原子弹研发中主要领导组织核装置爆轰物理、炸药和装药物理化学、特殊材料及冶金、实验核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组织并参加核装置球面同步起爆的方案制定及研究。其中，他带领的爆轰实验室的任务，就是通过试验来配制所需的炸药和设计炸药的装配方式。融化炸药混合剂需要高温条件。而这只能在一口普通的锅和几只旧军用桶中进行。在一次又一次改变配料的高温融化中，为了使炸药配料尽可能均匀，没有机器搅拌的情况下，包括科学家在内的人都使出全身力气搅拌各种配料及其进行化学反应后散发出的难闻甚至有毒的气体。[ 刘志光：《陈能宽院士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现代物理知识》，2014年第4期。]

在合成炸药的同时，还要研制原子弹和爆炸原子弹所需要的各种部件。为此，由不得不用各种炸药与各种部件做爆炸试验。这无疑是具有智力挑战性、生命危险性的工作。而在爆炸后所产生的各种数据又需要进行分析。对于大量的数据，几部简单、甚至简陋的手摇计算机、计算尺和对数表越来越难以应付了。为此，陈能宽等人就采取理论方法，先从概念入手，设计最优方法，进行理论可靠性高的试验，用相对简单、安全的实验代替复杂的、危险的实验，尽量从而节省复杂计算所花费的资源和时间。就这样，还经过1年的上千次试验，1962年9月，原子弹的起爆元件研制成功，“内爆法”的可行性获得验证。

在陈能宽等人进行炸药和元件、材料研究的同时，彭桓武、周光召、邓稼先等主持完成了核反应堆过程的总体计算和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钱三强领导解决了原子弹所要求的中子源装料;郭永怀、龙文光等主持解决了原子弹装置结构设计;朱光亚、程开甲等提出了原子弹装置先进行塔爆再进行空爆的试验方案。[ 张晖：《中国的原子弹工程》(下)，《党史文汇》，2006年第7期。]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可能是互相补充的。比如，邓稼先曾明确地对陈能宽说：“我现有的认识、参数和计算工具都无法单靠理论来解决至为关键的爆轰设计。你来了就好了，请你从实验途径来解决吧。”[ 刘志光：《陈能宽院士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现代物理知识》，2014年第4期。]在西方，研究人员由于个人的性格、经验、价值观、岗位而过滤和扭曲所接触到的信息和刺激是普遍现象，因此，对信息的解释性的、启发性的、减少多义性的、评释性的利用是自主创新成功的要素之一。中国的原子弹研发可以说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做了最有效的发挥。

基于以上对于国家、组织、个人作用的描述，就不难理解，中国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2月27日“两弹”结合试验取得成功、1966年12月26日中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70年1月30日中远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了。这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所取得的系列的成功表明，只要政府想作为、能作为、尽力而为、组织好、协调好，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政府就一定不会失灵。——当然，这个结论是基于社会主义国家而做出的。

三、西方自由创新理论不足为凭

西方经济理论强调市场机制，强调自由，仿佛其创新主体完全由个人以及个人所有的企业完成似的。其实不然。比如，计算机的革命性发展是与美国军方的需求相联系的。早期的蒸汽机也不能说与政府需要完全没有关系。而有学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五角大楼曾与其它国家安全机构，如原子能委员会和美国航天局，密切合作。其结果是，政府拨款和建设相应基础设施在计算机、喷气式飞机、民用核能、激光及生物技术等技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1978年到2008年，在大西洋两岸，政府在确保和鼓励新技术创新方面，都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弗雷德·布洛克：《被隐形的美国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重大作用》(上)、(下)，《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6、7期。]一些人认为西方的产品创新主要由个人和个人所有的企业完成，大概既是受到西方的理论和宣传的迷惑，又是对西方创新实际情况理解不足所导致的。

西方经济理论还有一种政府失灵理论，仿佛政府完全不可能指望似的。遥想中国当年发展核工业，那么困难，人员缺乏、技术缺乏、资金缺乏，又有外部干涉和压力，但它成功了。这样看来，政府失灵恐怕是政府不作为、不想作为、无法作为、不尽力而为的必然结果。其实，即使西方国家的政府在创新中不具有重要性，也不能得出中国企业作为中国创新主体的结论。首先，西方社会已经经历了多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也经历了多次管理思想革命，这些西方革命大都被中国错过了。缺少了支持产品创新的这些革命，中国又想在产品创新上取得长足进展，怎么能够离开政府呢?还有什么组织能够比政府在组织创新上更具有人力动员优势、资金优势、资本优势、资产优势、信息优势等优势呢?其次，中国如果不由政府选定战略产品，即使某个企业实现了某种产品突破，也无法提高整个社会的自主创新水平。[ 当然，选错了战略性产品，其结果与不选择战略性产品也相差不大。]如果所有企业只是通过R&D投资实现了各自的产品突破，这些产品突破加起来能否抵得上当年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技术突破呢?因为原子弹代表了国家力量，而企业所关注的产品突破能够代表国家力量吗?第三，当中国想要在战略性产品设计与生产上取得突破时，西方国家是否会采取一切方法来加以阻止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私人企业具有阻止这种破坏行动的能力吗?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是与它们与美国的利益一致分不开的。所以，中国是否能够确保自主创新投资的效率效益，首先取决于政府是否能够在重大产品创新采取有效的行动。

而特别是，一个国家如果把这么重大的责任放在某类企业主体上，就必须对这一类企业主体有绝对的信任。可是，如果今天的创新的成本大大增加，创新的风险大大增加，中国又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政策，以利润为最主要目的的私人企业有哪个想要在这种领域投资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系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1.比如参见唐·E.沃德曼、伊丽莎白·J.詹森：《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4章。

2.《伟大的创举》，载《列宁全集》第37卷，第2版，第18-19页。

3.高远戎、刘学礼：《李先念：共和国二十六年的副总理》，《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

4.参见卡洛塔·佩雷斯、吕克·苏蒂：《技术上的追赶：进入壁垒和机会窗口》，载G·多西等(1992年，第566-592页)。

5.资料来自中国核工业公司党组：《周恩来与中国核工业》，《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6.不仅核工业如此，航天工业也是如此。参见曹应旺：《中国导弹航天科技发展中的周恩来和钱学森》，《党史纵览》，2008年第1期。

7.《周恩来传》编写组：《周恩来与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党史博览》，1998年第1期。

8.刘志光：《陈能宽院士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现代物理知识》，2014年第4期。

9.张晖：《中国的原子弹工程》(下)，《党史文汇》，2006年第7期。

10.刘志光：《陈能宽院士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现代物理知识》，2014年第4期。

11.弗雷德·布洛克：《被隐形的美国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重大作用》(上)、(下)，《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6、7期。

12.当然，选错了战略性产品，其结果与不选择战略性产品也相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