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专家详解颜色革命：世界政治中的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

【摘要：自1991年开始至今，北约共进行了6次军事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北约发动战争的成本越来越高。为减少战争消耗，北约推出了“颜色革命”。自颜色革命推出之后，它已多次被使用。目前已有12个国家的合法政权被颜色革命推翻。颜色革命并不是混合战争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两种各不相同，可独立使用的手段。颜色革命在推翻对象国的合法政权后，可为外部入侵创造条件，即随后可发动混合战争。虽然西方利用颜色革命在11个国家推翻合法政权的企图遭到挫败，但谁也无法保证，美国和北约会不会再度尝试。】

[导读]

本文提出了现代政治中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的定义，混合战争可看作是武装冲突的一种新的形式，在这种新型战争中武装力量已不再是制胜的必备条件，“硬实力”在混合战争中应与其它手段配合使用，如信息战、心理战、智力战、经济战、外交战、封控战、隔离战等。在分析混合战争时采用系统分析法、结构功能法、政治比较法作为基本手段，具体方法包括分析、综合、归纳、演绎、观察等。颜色革命是“一种通过煽动民众，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从而颠覆国家合法政权的技术手段。”颜色革命并不是混合战争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两种各不相同，可独立使用的手段。颜色革命在推翻对象国的合法政权后，可为外部入侵创造条件，即随后可发动混合战争。本文同样也对“现代控制混乱的技术手段”给予了关注，它们在颜色革命中可发挥重要作用。文章编译如下：

一、关于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定义的相互关系

当今世界，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正被广泛使用，这并不是偶然的，世界文明发展到现阶段已与“组织新的政治现实”的全新方法迎头相撞，它们在单极世界所爆发的危机中尤其有效，但却对现代民族国家极其危险。为了解当今世界对于民族国家的危险，首先要理解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这两个概念，这是刚出现不久的事物，去掉引号的时间不长(比喻正式确定这个概念)，它们可动摇、甚至摧毁现代社会的基础，当前并未找到针对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的平衡方法、解决之道、遏制机制、国际法规。“混合战争”这一概念涵盖政治、军事领域的诸多行动，是一种使用军事、非军事组织，同时吸收普通民众参加的对敌手段。“颜色革命”则包括颠覆政权，瓦解政体的一整套方案，一般使用“公民运动”作为掩护。当今世界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对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的技术手段占有“垄断地位”，这两个概念也起源于美国，任何一个扞卫民族权利，执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混合战争或颜色革命的目标。

现在当提及“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这两个概念，人们不容易分清楚，且易将两者混为一谈。不仅如此，当“混合战争”这一概念在科学论述中广泛出现之后，出现了将武装斗争的所有形式、方法和技术都囊括到“混合战争”中的趋势，这使得它成为理论研究领域一个外延和内涵都很丰富的概念，远超过传统战争、信息战、网络战、心理战、网络中心战和颜色革命(还未出现“颜色战争”)。出现上述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在“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两个概念中，除了原则性的区别，确实还存在很多共同之处。首先，两者作为新生事物，均可从技术方面对它们进行分析(当成是影响政治的技术和手段);其次，对于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目前还未制定出专门用于描述它们，可以对其进行准确定位的术语;最后，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都具有综合性结构，它们以现有“战争”和“革命”两个概念为基础，然后对其中属于自身的意义进行细化。

混合战争在实质上更接近于“战争”的概念，而颜色革命则是一种以实际革命为掩护，颠覆国家政权的手段。同时，现存的事实让“混合战争”属于战争，“颜色革命”属于革命的正确性受到质疑，战争和革命这两个概念不需要明确。从严格意义上讲，混合战争并不完全是战争，虽然它与我们所熟悉的战争具有很多共同点，而颜色革命也不完全是革命，更准确的说，它根本就不是革命。即便如此，我们对“信息战”进行定义时也是如此处理的。我们不得不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将一些新事物与其它事物、事件、过程进行比较、分析，然后进行描述，以便弄清其中的含义。一个政治学领域新的定义出现，必然具有牢固的政治学公理基础，然后才能为学界所接受且不对它产生怀疑。这一方法，除了具有其它优点，还具有客观性的特点，当今世界变化速度很快，呈现“动态性”特点，每年都会出现一些新的事物，在历史上找不到完全相同的定义，但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描述和定义。总而言之，世界的发展比我们概念的更新速度要快。

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采用折衷主义且公开发表的“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描述的是客观的、现实存在的事物，它们在当今世界迅速泛滥，对政治进程、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化有着明显影响。“战争”和“革命”这两个字眼已充分表明了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的高度危险性，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对这两个概念的实质描述很准确。有些学者认为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两者之间并没有区别，他们认为混合战争在人类历史早已存在，任何一场战争实际上都是“混合”的。而我认为无论是混合战争，还是颜色革命都只是在不久之前才“完成进化”，时间大约在上世纪末期，或者还要更晚一些，它们与“战争”和“天鹅绒革命”(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爆发的民主化革命)比较相似。首先，任何一个全新的事物都不可能凭空出现，它是不断演变、进化的结果，需要以前期出现的，更为原始的事物为“母体”。“母体”会赋予新生事物自己的特点和解决之道，但正是因为新生事物的出现，所以才可以解决人类工艺的、军事战略的、文明发展的障碍，而它们是以前的事物所解决不了的。

从一个政治现象到另一个，从一个进化阶段到更高阶段，从早期的氨基酸聚集到蛋白质生命的出现都会有一个中间过程。上述规律也完全适用于混合战争，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比现代武装斗争的内涵和外延都要丰富，包括在传统、信息、经济和其它领域的表现形式及使用方法的总和。而颜色革命则是在“阿拉伯之春”事件，2013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香港的“雨伞革命”之后才正式得以确立。

二、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的“连接点”

为准确定义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弄清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之处。首先必须对“混合战争”进行准确定义，目前学界对此意见分歧较大，有的甚至完全对立。有关“混合战争”的一个准确的，单一无歧义的定义并不存在，这一概念是由一些美国研究机构提出的，如兰德公司、斯坦福大学等。混合战争被认为是综合使用现代战争的各种手段，如传统手段、信息手段、意识形态手段、经济手段，使它们拥有“军事杀伤力”，用于摧毁敌方有生力量和装备，夺取军事战略优势，以“胜利者姿态维和”等。基于以上分析，混合战争不仅可以传统形式出现(有明显的战线区分，即前线与后方，且还有常备军参加)，也可以在“网络中心战”中出现，此时原则上就不存在战线的划分。

在混合战争中，信息战是制胜关键因素，而武装力量的战斗行动则可承担 “保障任务”，信息战的组织者可使用“新闻材料”发动进攻，对敌方的意识和潜意识施加影响，以对它们造成直接损失(即信息武器)，同时达到对敌方的意识和行为进行隐蔽控制的目的。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期间，我们看到了上述情况，美军的军事行动成了生产有关战争新闻和肥皂剧的传送带，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内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混合战争不是要将各种对敌手段“混合”，而是要将各种战争形式和方法与武装斗争的传统观念相混合，以应对新的挑战与危险，保证各种打击因子和技术的合成与共生。基于以上分析，可看出混合战争的目的仍然与传统战争的经典目标相同，即杀伤、消灭敌人，以迫使其投降，这个很重要，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混合战争的概念会被“放大”，使其具有投机主义色彩。

混合战争与颜色革命在这一方面的根本区别在于：颜色革命的主要、唯一目的是组织国家政变，颠覆对象国政权，除此之外，它并没有别的目的，这是与混合战争相区别的地方。颜色革命是一种通过制造政局不稳定以发动政变，颠覆政权的技术手段，它以政治讹诈的形式对现政权施加压力，通过网络形式组织的年轻人抗议活动则成为施加压力的工具。颜色革命的目的就是政变，在其成功后颜色革命就会结束。事实上，颜色革命经常会转变成武装暴乱，或是引起武装干涉，在颜色革命中使用军事力量并不是绝对禁止的，但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颜色革命作为一种“政权颠覆技术”，可为其它国家干涉对象国的内部事务提供条件，对象国则会成为军事干涉、武装叛乱和国内战争的牺牲品。相对于颜色革命本身，它造成的后果则会更加严重，乌克兰内战是最为明显的例子。

混合战争是战斗行动的延续，而颜色革命则是一种“技术手段”，因此不能将颜色革命视为混合战争中的一个阶段，虽然在紧密贴合它们各自的任务和目标(混合战争的任务和目标)的情况下，颜色革命的手段可以在混合战争中使用。与此同时，确实存在可将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联系起来的因素，即颜色革命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混合战争的前奏，现在的乌克兰就是例子。它们经常按以下顺序实施，即颜色革命(按症候、抗议、集会的顺序进行)——武装叛乱——国内战争——混合战争。颜色革命被用作混合战争的“点火器”，它的技术手段也被混合战争的组织者用以挑起武装冲突，而武装冲突则会在混合战争中长期存在。

三、颜色革命——组织政变、颠覆政体的工具

当今世界，“分解政治体制”在现代条件下与颜色革命的综合问题相联系，这一问题非常尖锐，同时也具有普遍性。我们对乌克兰事件(橙色革命)进行详细分析之后发现，颜色革命的“剧本”正在北非和近东不断重复，只是名字换成了“阿拉伯之春”，其中包括在埃及发生的革命，上述这些事件绝非偶然发生，原因在于：原先比较传统的，国际社会较为适应的颠覆手段被更加巧妙、将“强力手段”与各种操纵大众意识和公众行为技术相结合的“新一代颠覆手段”所代替。

在人类历史上，政治体制被颠覆是一个经常出现的现象，但以前颠覆一般使用强力手段，表现形式为武装政变、局部武装冲突、国内战争和军事干涉。国际社会针对传统颠覆手段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反制措施，并建立了运行良好的政治协调机构，某些机构甚至处于“全球水平”上，如联合国，虽然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批评，但即使是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崩溃之后，它在维护全球政治稳定，协调国际冲突方面的潜力和能力并未耗尽。传统的武装颠覆在不同国家时有发生，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但国际社会对它较为熟悉，且有较为有效的对策。

斗转星移，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的武装颠覆技术正被更加巧妙的颜色革命技术所代替，它们可伪装成“真实的革命运动”，它既不会受到民主国家的抵制，也不会受到仍旧保持传统生活方式的东方国家的抵制。颜色革命的剧本在乌克兰再次上演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也让美国这位颜色革命的“总导演”坚信，乌克兰事件不是终点，根据美国对世界地缘政治的分析，颜色革命可能在俄罗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重复上演。

近3年来，一些国内政局较为稳定的国家相继发生政变，政治制度全部或部分被破坏，它们不得不长时间镇压国内外敌对势力，如埃及、突尼斯、叙利亚和利比亚动荡之后的政治制度与伊斯兰教义不符，这要求我们提高对颜色革命的警惕性。通过对发生在中东和近东国家的颜色革命进行分析，发现它们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些国家的政变只不过是颜色革命模型或组织模式的简单重复，在其中可发现它们与上世纪的“天鹅绒革命”具有共同特点。

诸多国家发生相同颜色革命可能并不是巧合，在政权的管理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国内矛盾均各不相同的国家出现相同政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叙利亚、利比亚与乌克兰、格鲁吉亚有着本质的不同，但2014年发生在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与在埃及发生的“阿拉伯之春”的剧本几乎相同，甚至反对派的运作手法上都相同。

上述事实表明，在各个国家和地区我们都可看到相同的现象发生，即颜色革命造成的恶果。虽然颜色革命有“革命”之名，但却并无“革命”之实，就连西方媒体自己也承认，颜色革命不过是通过煽动民众抗议来“推销民主”的一种手段，更为确切的说，它的各种手段是颠覆政权的“指南”。

颜色革命是人为制造政治不稳定，以年轻人的抗议活动为工具，向现当局进行政治讹诈，来达到颠覆政权和对国家政治态势实施外部控制的一种技术手段。

任何一场颜色革命的目的都是以暴力手段实施颠覆，夺取和控制政权。

虽然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在地缘政治、社会发展、经济水平和国际地位方面均存在实质性的、巨大的差别，但均以同样的组织形式，以年轻人的抗议作为开端，然后将其转化为政治人群，进而作为向当局进行讹诈的工具。以上事实说明，颜色革命在大多数居民中均具有市场。任何一场颜色革命的目的都是政变，即通过暴力手段夺取和占有政权。颜色革命的目标是政权和政权关系，对象是政治制度。

颜色革命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才能成功实施。颜色革命的必备条件是对象国政局不稳定，同时现政权有“危机”发生。如果对象国政局稳定，为实施颜色革命则需要人为制造不稳定。除了政局不稳定，还需要组织年轻人的抗议活动(一般通过网络形式组织)。

颜色革命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向对象国现任政权实施政治讹诈;

第二是实施政治讹诈的主要方式是煽动年轻人的抗议活动。颜色革命仅仅只是“神似”真正的革命运动，与那些推动历史进步的真正革命运动相比，颜色革命只不过是一种技术手段，它使用“革命的自然进程”作为自己的掩护，即西方政治理论家所说的“利用人民自发产生的巨大力量，将控制自己国家的权利还给人民”。

盎格鲁—撒克逊民主思想(北美民主思想)是颜色革命方案的思想基础，这属于向邻国输出民主、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范畴。颜色革命有一整套技术，但实际上只有它的发明者和创造者在使用，即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其开始爆发大规模颜色革命，那么就能看到北美人活动的痕迹。

现在对爆发颜色革命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解释，即自发性和伪装性，两者均存在争议。与此同时，每场颜色革命都有自己的特点，它们暴露了颜色革命中所使用的技术。第一，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外政策的特点，也是他们工作的鲜明特点;第二，这与每场颜色革命的模板均相符合，所有的颜色革命都按相同的剧本在发展，使用的是同一模板;第三，组织和使用年轻人抗议行动的方式，即对他们进行控制引导的方法(这同时也是美国人的“发明”);第四，在选择和推出颜色革命“领袖”方面有确定的、重复性的特点;第五，在某些颜色革命中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革命思想，这给识别它们提供了方便。与此同时，美国人作为颜色革命的发明者，并不总是能够理解“人民的思想和心理”，即他们想灌输“真正民主价值观”的那部分人，也不能提供社会各阶层都能理解的思想体系。

颜色革命中的军事力量只起着辅助性功能，颜色革命的“编剧和技术人员”只会在迫不得已时才会动用军事力量，因此颜色革命中的军事行动具有被动性和附带性的特点。与此同时，现代颜色革命确实为军事干涉创造了条件。

颜色革命的模板由以下5个方面组成：

1.任何一场颜色革命都是从在对象国形成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开始的，参加抗议的人员是未来发动颜色革命的基础。在最开始阶段到公开发表演讲，抗议行动形成网状结构，它一般由数个秘密的地下基层组织构成，每个基础组织有1名领袖，3～4名通过领袖联络的积极分子，数千人组成的网状抗议行动组织是未来颜色革命的核心力量。很多抗议行动基层组织的领袖人物在专门的训练中心进行过培训，以便他们系统掌握如何推进“民主化”。为从年轻人中发展抗议运动“积极分子”，需要使用简单的、煽动性极强的宣传口号。颜色革命抗议行动组织的网状组织结构与国际恐怖组织极为相似，实际上它们使用的都是同一种组织技术。

2.根据事先约定的信号(一般使用突发事件的名称)，呈网状分布的抗议行动组织会同时从地下走上人流密集的街头。任何一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具有强烈反响的突发事件都可以成为颜色革命的导火索。一般情况下，上述事件都是有意为之。更为重要的是，制造“突发事件”的目的是吸引全社会的注意，成为广泛关注、讨论的对象，让公众变得群情激奋，引发大规模群体性行为。

3.在突发事件爆发之后，抗议行动组织会从地下走向街头，成为吸引大量社会各阶层人员参加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幕后推手，其中包括冲突动员机构，2011年埃及爆发的抗议活动就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

出于对未来的恐惧，大量民众会自发的参加抗议行动，这导致颜色革命的基层组织迅速得到壮大。惊恐不安会导致会导致人的意识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人变得慌张，歇斯的里，经常出现“本能反应”。自此，将参加抗议行动民众转变成“政治人群”只剩下最后一步。

4.按照“行动蓝图”，颜色革命接下来的一步是组织“政治人群”，为此需要一个面积足够大的广场(集市)，以便能够聚集大量人员。颜色革命的积极分子会在广场引导自己的“抗议选民”，在长时间的集会中，所有的抗议人群会汇集成“政治人群”。个体在“政治人群”中会产生情绪共鸣，并开始区分“敌我”，使用明显的，易于识别的“革命标志”。

在这种条件下，颜色革命的组织开始使用“技术手段”改造政治人群的意识，灌输新的价值观，对他们进行改造，使其变得绝对服从命令，上述技术手段曾经在新教的极权主义教派中使用。

颜色革命的组织者为政治人群提供条件，以便于他们生存和发挥作用，其中包括提供物资保障、帐篷、热饮、服装、“进攻器材”(如钢筋等)，给积极分子金钱等等，总而言之，就是要做好后勤保障。

5.通过政治人群向现政权下达最后通牒，以发动大规模抗议行动相威胁，极少数情况下也使用“物理消灭”来进行威胁。如果现政权顶不住压力，那么就将失去对国家的控制。如现政权坦然面对且采取措施进行反制，那么政治人群就变成一种“基础的攻击手段”，然后按照颜色革命组织者的设想对现政权展开攻击。随着形势的发展，这样的颜色革命将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叛乱行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变成有外国势力干涉的国内战争。

2013～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事件也与颜色革命有着直接的关系，它几乎就是在按“埃及”的剧本进行重复。俄罗斯应从乌克兰事件中汲取教训，因为它将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颜色革命的下一个目标。不论是俄罗斯，还是独联体的其它国家都必须从国家层面上制定反制颜色革命的总体计划，并附上清晰的实现计划的路线图。乌克兰事件是颜色革命最近一次的综合演练，它还将在与乌克兰思想、文化等方面相似和相同的国家再次上演。

有意思的是，西方颜色革命作者(其中包括英国人和法国人)最近对美国人关于颜色革命的功能和定义颇有微词，即它是民主化和组织民主教育的工具。这样，某些学者(虽然目前观念还不是那么尖锐)认为发生在中东和北非的颜色革命并没有给基督教世界带来繁荣，与此相反的是，“阿拉伯之春”导致更加激进、更加危险的伊斯兰教势力上台，现在西方不得不与它们进行“官方交往”。“阿拉伯之春”打着“推进东方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口号，实际上它却加速了基督教在阿拉伯世界的败退进程，因为在极端伊斯兰教势力(在阿拉伯之春中迅速得到加强)的攻击下，基督教在阿拉伯世界举步维艰。依靠金钱推动，同时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支持下，“阿拉伯之春”让西方的基督教文明经受着巨大的危机，它成为“基督教冬天”的开端。上述事实让我们不得不开对一个事实进行严肃思考，即颜色革命在当今的世界政治和新的世界秩序构建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如果颜色革命的浪潮不能按时停止，那么新的世界秩序将会是什么样的?

四、颜色革命和软实力

颜色革命经常被认为是软实力的技术和方法，这一术语是由约瑟夫•奈创造的，但这并不完全准确且容易让人产生迷惑(从表面上看，颜色革命是一种非暴力的政权颠覆技术)，可能使人民认为颜色革命是“软的”，甚至认为它是进步的，对威权体制危害较小的一种作用方式。然而当我们揭开颜色革命宣传的面纱，就会发现它只不过武装颠覆的一种特殊形态。根据我们的观点，现在很难确定什么是对于国际安全最为危险的事件：究竟是颜色革命，还是局部武装冲突?现在“沉浸”在颜色革命浪潮中的近东地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总之，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现代颜色革命在本质上并不是“软实力”的体现，它只是撬开以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制度为模板的，有着过渡类型民主制度的非西方国家的工具。可以确定的是，美国人不仅制造了“专供出口”的国家民主机构模板，还不忘制造一种工具，以便在突然出现必要性的情况下，将目标国的民主制度撬开并进行摧毁。当今世界，扮演着特殊角色，可将使用“西方民主”国家撬开并摧毁的工具就是颜色革命。

五、透过混合战争 “棱镜”的颜色革命

必须要承认的是，现代社会与颜色革命的关系非常复杂，其中大部分是将其视为改变世界政治地图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工具。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生态中，颜色革命是一种破坏力最大，但却被研究得最少的一种世界政治现象。世界开始将在以西方民主模板为基础，国内政局不太稳定的国家，或是传统的东方国家(完全缺少民主形式)“强制拆解”它们的政治制度的方案、方法与颜色革命联系起来。

在“民主化、现代化、自由化和奔向西方文明”过程中(较少是在软实力使用过程中)，相伴出现的是政权颠覆，国家机构被破坏(更为确切的说是被分开、拆解)，主权丧失。事实上除了自己的直接任务——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颜色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还包括让一个国家陷入混乱，即美国人所说的可控状态，也就是让国家处于国外势力的掌控中(这不禁让人想起，乌克兰现政权部长办公室的很多关键岗位都由“外籍军团”占领)，此外，还有国内战争、针对平民的种族屠杀和军事干涉。

经历过颜色革命，且政权被颠覆的国家并不会变得更加自由，相反会更加依赖美国和它的盟友，甚至可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这些国家未来的命运也是令人“悲伤”的：它们的人口、经济、自然资源都将成为在其它国家发动颜色革命，挑起新的国际冲突的“消耗性材料”。为了博取“美国主人”的同情与好感，受美操纵的国家将在发动颜色革命和挑起新的国际冲突的方面扮演特殊角色。这些新的冲突挑起国家(如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因为南奥赛梯发的战争;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爆发的国内战争;一些波罗的海沿海国家为北约联盟提供自己的领土，以便在与俄罗斯接壤地区组建攻击集团)所能得到好处是成为北约盟友之外的，美国主要的盟国，且还可获得数以十亿计的贷款，以便它们购买新武器和新装备。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发生在产生颜色革命国家的暴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改变国际政治地图的工具，目前世界处于一种不稳定和不平衡状态，人们称之为“单极世界危机”。一个美好的世界，并不是让人不得安宁的。能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他们所需要的民主的真正力量，是动用所有资源，其中包括军事力量，与暴乱行为的“源泉”和组织者美国进行斗争的人。在“阿拉伯之春”这场颜色革命中，一些海湾地区的极权国家成为“民主价值”的载体，如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这些都是极权国家，在它们身上丝毫看不到民主的身影。

在埃及最主要的民主推动力量是“穆斯林兄弟会”，而在利比亚则是伊斯兰教教徒，在叙利亚同样也是伊斯兰教教徒，其中很多都是恐怖组织的代表，如基地组织的基层分部派出人员参加反对叙利亚现任总统阿萨德的作战，也有来自塔利班和IS的恐怖分子。在乌克兰事件中，新纳粹分子成为美国推行社会民主化，介绍欧洲价值观的先遣队。新纳粹分子是美国在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后的20年内培养起来的。

虽然通过表面、简单的分析就可发现，无论是在自由民主国家，还是在极权国家都使用的是几乎一样的颜色革命技术手段(仅仅只有少量修改)，但仍有相当部分的政治家及学者对颜色革命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颜色革命导致的政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推动了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保证它向新的，更加现代化的阶段飞跃。持有上述观点的基本动机，除了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和采用历史主义的观点，还有以下原则性的缺点，如反对任意诋毁，经常有“让自己生活简单化”的意愿。

如果颜色革命是现阶段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一种客观现象，那么反制它就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不能将任何一种社会现象从人类社会中消除，但可以调节它的社会危险性，将损失降到最低。但让人费解的是，虽然最近10年来全球步入民主最为发达的时期，但解决这些客观矛盾最为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却是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颠覆的唯一目的就是暴力夺权然后对其进行控制。任何一种手段，其中包括暴力手段，都在武装叛乱和恐怖活动中针对平民使用(例如2014～2015年的乌克兰国内冲突)。

虽然颜色革命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应对国家政权被颠覆，主权被破坏，平民被杀害，种族屠杀(现在“乌克兰武装力量”以组建完成，在顿巴斯地区出现了由自愿者组成的“围剿营”，他们负责民族清洗，也就是说他们是罪犯)，但现在有人用“精神现象”的方法为他们洗脱罪名。其中包括，将颜色革命定位为革命运动的一种现代表现形式，就像古巴和尼加拉瓜革命一样，但这样的解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所有的颜色革命，从上世纪发生在东欧的“太阳花革命”到现在的乌克兰事件，香港的“雨伞运动”它们依据的都是统一蓝图和剧本(在英国称之为“民主模板”)。

所有关于民主化、“软实力”、民主价值的传播看起来就像是“一张用于掩护的假履历”(侦察人员和特工人员的说法)，因为它们看起来确实如此。在严格遵守技术程序的情况下，颠覆取得成功将会是有保证的。颜色革命的颠覆技术运行得像时钟一样精准，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失效，这使得它们是用于颠覆现代政治制度的最为有效、最为危险的工具。现代颜色革命的技术被北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垄断，他们也是这些技术的作者和研究者。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才能熟练的地使用颜色革命的技术，同时不破坏技术程序，这方面他们做得非常成功。

任何一项技术都可以看成是某些基础性工序的这样或那样的重复，组织技术同样也可以被看成是阶段或时期的简单多次重复，颜色革命也不例外，它的发展由6个关键阶段组成，连接起来就构成了一整套“技术链条”。基于颜色革命以上特点的分析，可发现组织系统反制它的主要手段：如果谈到这样或那样技术手段的使用，那么就可提前预测与分析它的组织者、执行者和“编剧”的行为和策略。

颜色革命各阶段的成功取决于是否严格遵守“技术程序”。如果对手远见卓识，强壮有力，那么颜色革命的组织者就不得不遵守规则，还需经过所有阶段(被视为颜色革命基础阶段的)，正是在那样的次序中，它应在技术的《使用细则》上体现。这样一来，就可以及时让暴乱准备工作暴露，进而就可以确定颜色革命已经准备到哪一步，精确地计算出“过程检查点”，即“敌人”(颜色革命的组织着和执行者)必须经过的阶段，弄清技术流程的要求和逻辑，这样一来，它在提前计划和准备的反击面前就会显得异常脆弱。

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颜色革命和混合战争是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的，这也让另外一个事实得到了确定，即它们拥有各不相同的本质特点：颜色革命倾向于制定用于政治进程的“技术方案”，至于对军事力量的直接使用则显得“多余”，只有在为达到最终目的——使用大规模抗议行动作为掩护对国家进行颠覆时才会动用军队。而混合战争正好相反，它是直接使用武装力量的一种新的方式、模式和方法。可能这方面的经典例子，就是政治作用的经典工具，即“软实力”和“硬实力”，它们也在努力适应新的“政治现实”，新的环境。不论是对于纯粹的“软实力”，还是对于纯粹的“硬实力”，新的“政治现实”和环境都让它们不能那么轻易适应。因此，“硬实力”的作用方式正沿着“混合”的方式进化，给自己接种“软实力的疫苗”，混合战争将“软实力”的部分作用方式纳入，并将其与“硬实力”的工具配合使用(正因为如此才出现“智力力量”)，同时还将部分“软实力”的作用方式剥离，以制作“解毒药”。颜色革命经典的方案和技术手段则属于“软实力”作用方法的进化，在东欧“太阳花”革命使用的就是颜色革命的经典方案，在这场颜色革命中，民众的抗议行为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而“硬实力”则得到了较为广泛地使用，如称之为“可控制的混乱”的技术。

在最近几场颜色革命，如2013～2014年的乌克兰事件，它所使用剧本的有一个必备情节，就是使用狙击手攻击集会的积极分子，或者直接攻击平民，以此来增加聚集人群的愤怒，这是一个 “硬实力”配合“软实力”使用的典型例子。在上述小伎俩的范围中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的手段相互交叉，即“信息战”和“可控制的混合”。为达到各种目的，有些手段不仅在混合战争中有效且成功，在颜色革命中也可取得同样的效果。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时髦但却更复杂的术语，为揭示实质和掺杂各种不同概念，很多专家开始称混合战争为“混乱战争”。在很多方面，这些新增加的概念被认为是站不住脚的，它们包含的内容需要细化和具体化，找到政治学、军事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支点。

六、如何反制颜色革命

应该指出的是，美国在前苏联地区推行的“改组”在今天已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了俄罗斯。在组织“为了公平选举”的抗议行动时，可从中清晰的看到颜色革命“导演”的操作手法，从标志物(白色小布带，2011年10月因对选举不满，俄罗斯曾经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的选取到集会、抗议行动的组织，都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支持。美国任命迈克尔•马克福尔为新任驻俄大使，此人正是乌克兰“橙色革命”和格鲁吉亚“玫瑰革命”的“天才作者和导演”，这绝非偶然。

俄罗斯爆发的抗议活动总体符合颜色革命的“经典剧本”，它们曾在东欧和前苏联的广大地区多次上演，但它与其它颜色革命有一细节不同，就是尽快“展示”力量与颠覆政权这一颜色革命的基本目的相比显得更重要。为了让俄罗斯的抗议活动有“短平快”的效果，首先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一名反对党领袖曾说漏了嘴：“美国国会拨付的，用于支持俄罗斯抗议行动的资金要多于支持格鲁吉亚颜色革命的资金”。这一数目，对于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发动一场颜色革命是足够的，但对于俄罗斯来说则稍显不足。颜色革命要在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取得成功，必须同时在20多个大城市和区域中心发动暴乱。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并不打算颠覆俄罗斯，在俄境内组织抗议活动意在吓阻，让俄为国内事务所困，暂时无法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

当然，美国在俄罗斯身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针对伊朗的行动也无限期推迟，“拖累”美国的是叙利亚和利比亚，目前叙利亚战争还未结束，美国也未从利比亚完全抽身。由于在俄罗斯的行动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美国转而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认为在俄身上耗费金钱显得不值得。

2011年在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美国参议员麦凯恩认为，利比亚事件给其它“向往民主和革命”的国家传递了一个信号，这也是捎给巴沙尔•阿萨德、也门和其他独裁者的口信，“阿拉伯之春”在全世界反响强烈，其中包括俄罗斯、中国、以色列。从这时起，年轻人开始在街头“燃烧自己”，从突尼斯的革命浪潮开始，我们看到世界正在快速“更替”。这名参议员没有排除，下一场“海枣革命”浪潮的目标是俄罗斯和中国。2014年，中国香港发生了“雨伞革命”，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属于“截短”的颜色革命，与俄罗斯爆发的抗议活动较为类似。2014年，乌克兰爆发的颜色革命在推翻政权之后，整个国家陷入内战，被西方扶植起来的波罗申科傀儡政权发动了种族屠杀，主要对象是乌境内东南部地区的亲俄居民，这一行动得到了美国国会全力且无条件的支持。

参议员麦凯恩的观点毫无疑问带有“试验球”(为使人了解某种东西采用的方式、方法)特点，他在讲这番话时完全是真诚的，没有发现他受操纵的痕迹。“试验球”总是用于操纵公众意见，其中包括美国军事、政治盟友及敌人的意见，这不仅表达了对上述国家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态度，也表达了对干涉这一事物本身的价值评判。虽然麦凯恩本人在政治上显得无足轻重，但几乎所有人都熟悉这个不受欢迎的人，因此需要对他发言和表态认真对待。麦凯恩从思想上比较委婉的说出了美国新的目标以及扩张新计划，目前这一计划已经制定出来处于“等待实施”的状态。麦凯恩的讲话可以看成是美国对外传递的一种信号，而发生在中国香港的事件则可以看成是美国扩张计划实施的一个阶段。

综合来看，反制颜色革命需要依据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

1.正确认识颜色革命，它是一种颠覆政权的，成系统的技术手段，单纯使用某一手段、技术和方法来反制它无法成功。

2.必须及时查清、切断颜色革命的资金来源，如果境内银行或基金没有大量资金流入囤积，颜色革命根本无法开始。从确定对一个国家发动颜色革命到“革命事件”实际开始，整个过程所需时间为1.5～2年。

3.热情洋溢，活泼好动的16～35周岁年轻人容易受到颜色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们中受到煽动的那部分人是街头运动的主力军。为达到年轻人免受颜色革命思想蛊惑的目的，必须采取让他们加入青年社会组织，大众化体育运动等一系列措施。在上述工作方面，俄罗斯的《青年近卫军》、《我们》等组织积累了有益经验，当然这些组织“单枪匹马”的不可能避免颜色革命的发生。

4.俄罗斯的颜色革命可能以地区分离主义口号作为诱导，同时在地区领袖的领导下开始。俄罗斯应对国内的高加索、西伯利亚和远东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2012～2013年联邦政策在上述地区曾遭到一系列失败。

5.最后，俄罗斯要建立自己反制颜色革命的模式，它不仅应适用于俄国内，还应适用于独联体国家、中亚和其它与俄利益攸关的国家和地区。与颜色革命进行有效斗争是可行的，因为它的整个进程可以被描述，也可以预测。白俄罗斯有对付颜色革命的成功经验，特种部队没有阻碍、驱逐示威人群，但收走了他们帐篷、食物及其它组织抗议活动的必需品。乌兹别克斯坦也有对付颜色革命的成功经验，他们对人群进行了强制驱离。

存在成系统的方法，它们可减小颜色革命出现的风险。第一是查明并截断组织抗议活动的资金;第二是用亲政府的青年组织吸引18～35岁的人群;第三是建立可以疏导社会情绪的机制，防止不满情绪累积然后以“社会爆炸”的形式宣泄自己的能量。俄罗斯总统和联邦政府应建立反制颜色革命的国家机制，其中要包含清晰可供执行的计划，然后将它们推行到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原标题：世界政治中的混合战争和颜色革命

(本文由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翻译，授权察网发布)

参考阅读一：

俄专家揭秘全新战争类型：俄罗斯已成西方目标

作者：贝塔  来源：搜狐军事

[导读]

本文作者认为混合战争是一种全新的战争类型，西方国家利用它颠覆了多个国家的合法政权，危害巨大，现在俄罗斯也已经成为混合战争的目标。为有效应对混合战争，作者剖析了它产生的原因，提出对俄罗斯的军事学说和安全战略进行修改，以便有效应对这种新型战争。文章编译如下：

自1991年开始至今，北约共进行了6次军事行动，分别是1991年伊拉克的“沙漠风暴”，1998年伊拉克的“沙漠之狐”，1999年南斯拉夫的“联盟力量”， 2001年阿富汗的“持久自由”，2003年伊拉克的“伊拉克自由行动”。北约发动上述战争的官方理由各不相同，但对它们进行仔细分析后可发现，所有战争的主要目的都是巩固美国和北约的霸权，同时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约发动战争的成本越来越高。为减少战争消耗，北约推出了“颜色革命”，它可称之为现代条件下“新型战争”。自颜色革命推出之后，它已多次被使用。目前已有12个国家的合法政权被颜色革命推翻，而且有3个国家发生了两次，分别是乌克兰(2004年和2014年)，也门(2011年和2015年)，黎巴嫩(2005和2011年)。从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开始，西方已经制定了颜色革命的战略战术，然后11年内在22国“推广使用”，其中的6个国家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而且现在已经将矛头对准了俄罗斯。虽然西方利用颜色革命在11个国家推翻合法政权的企图遭到挫败，但谁也无法保证，美国和北约会不会再度尝试。

上述颜色革命又被称之为“混合战争”，“混合”一词意味着将各种东西掺杂在一起，以便制造全新的产品。美国在上世纪末首次提出“混合战争”这一概念，主要用于描述全新的军事战略，具体是指集合常规战争、“武装叛乱行动”和信息战等诸多手段对付一个国家。

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直接使用武装力量干涉另外一个国家内政是不允许的，这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共同谴责，因此必须采取迂回路线，在对象国发展敌视现政权的组织和人群，刚开始他们是和平的，但随后可被用作推翻现政权的手段。非国家行为体使用武力时可不用遵守任何国际条约和日内瓦公约。在特定情况下，混合战争发起国可为上述组织和集团提供武器、资金、物资等，这正是混合战争的实质之所在。混合战争同时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尤其是一些国家因特网，发动“不妥协的战争”，使得对象国的民众相信现政权的领导人“窃取了国家政权”，如将他们赶下台，自己的生活就可以得到明显改善。在经过大量蛊惑人心的信息侵蚀之后，对象国部分民众会误入歧途，从而导致爆发大规模反对现政权的示威行动，必须要指出的是，在新一代的战争中信息战所占比重已达到80%，而在传统战争中则不超过20%。俄罗斯的经验表明，在1917年和1991年的革命之后，恢复国家经济需要近20年，同时还有大量的人员损失。

2015年8月20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应根据俄罗斯的行动调整自己的力量，同时还要与北约成员国及其它国家对混合战争进行改造，以达到更好效果。”美国国防部部长的讲话表明，现在混合战争的矛头已经对准了俄罗斯。五角大楼提出的混合战争理论，其实质是糅合正规武装力量和非正规军，对那些不能正确分析当前国内政治形势，同时也不会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的国家实施颠覆的行动。

新一代战争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正在快速变化。在新一代战争中，制胜手段可以包含军事力量，也可以不包括。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1973号决议，目的是保护利比亚平民免受卡扎菲政权的迫害，北约随后立即对利比亚展开军事干涉行动。军事力量在新一代战争中使用的机会越来越少，未来可在没有直接军事干涉的情况下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

新型战争的第一阶段发动一整套“间接行动”，即“混合作用方式”，其中包括对敌施加心理、政治、经济、信息方面的压力;采用措施推进事先计划好的政权颠覆计划，让对象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面迷失方向;激发对象国居民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训练反对派武装并将其投入到冲突地区。所有上述措施是在施加外交压力，向对象国民众发动宣传战的背景下进行的。除此之外，隐蔽展开和使用特种作战力量，进行信息战，秘密进行破坏和侦察行动，支持对象国反对派，使用新型武器也是新型战争中的必备措施。

在新型战争中面临的是“模糊的敌人”，他们在国家、民族、人种方面没有明显可供识别的标志。“模糊的敌人”在各个国家均存在，但他们却并不是武装冲突的参与者。如果上述行动不能成功颠覆政权，那么混合战争的发起方将挑起常规战争，在信息战的配合下使用各种武器，此时可夺占敌方领土，摧毁敌方军队和领土全纵深的重要目标(组建战役集群)。为达到上述目的，首先要大规模使用特种作战力量，密集使用精确制导武器(以空基和海基为主)。未来在进攻中可使用机器人系统和新型物理武器，全面发动信息战、电子战和火力战。在前期打击取得成效后，攻击方随后可使用陆军对敌方领土发动进攻，同时使用火炮、高精度武器，在空降力量的支援配合下消灭、肃清反抗力量，只有在控制整个敌国后战争才会结束。

需指出的是，颠覆行动中的主要力量会力图避免使用己方力量，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它会在幕后运筹帷幄，将冲突各方向“积极的敌对行动”引导。为达到政治或军事目的，新型战争的各方会通过伪造、替换、歪曲等方法来“制造信息”，以加强对目标人群的引导，制造信息领域的对抗。混合战争作为一种新的战争类型，在它的初期并没有大规模对抗，这是因为不存在外部侵略的明显特征(如最近爆发的乌克兰事件)。

2011年2月，利比亚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被认为是此次战争的开端，冲突原因与埃及和突尼斯这两个邻国的合法政权被颠覆相联系。在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利比亚爆发了内战。利比亚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二是现政权贪污腐败盛行，这消耗了大量的石油收入，也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卡扎菲政府的政策在国内引起了纠纷，例如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大部分居民支持卡扎菲，而昔兰尼加的大部分居民则支持反对派。上述“官方原因”的正确性让人怀疑，为此西方派出的特种部队在利比亚挑起了武装叛乱，它以2月15日的班加西事件为开端，示威者通过英特网协调行动，2月17日被称为“愤怒日”，在4个大城市同时爆发反对现政权的抗议活动，而在的黎波里情况则正好相反，那里举行了支持卡扎菲的游行。

在对乌克兰爆发的抗议集会进行分析之后，俄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卡尔塔波洛夫上将在军事科学院2015年度会议上指出：“可以确定的是，现代武装冲突的前线，首先应该在公众认知和每个人的头脑中。”部分民众对于个人在国家和社会中应承担的责任并没有清晰的概念，他们容易受到蛊惑性宣传，然后被控制，相信“通过反政府游行可以提高个人生活水平，改善社会福利。”

毫无疑问，缺乏舆论引导，没有抢占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这一切都为激进组织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乌克兰事件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而俄罗斯则禁止反动的右翼组织活动，正是在激进组织“战士”的配合下，乌克兰的合法政权才被推翻。另外，武装游行和示威经常得到政治组织和非商业组织的资助，它们中往往有军火商的代表。现在俄罗斯共有52个政治组织获得外国承认，它们受到境外资金的支持。仅仅在2014年一年时间俄境内就出现了4000多个非商业组织，这些组织共获得700亿卢布(按现在汇率计算，约合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最近1年它们获得的资金增加了17.5倍。

爆发流血冲突和违法行为时，国家只有动用军队才可及时制止。2011年2月18～20日，利比亚东部爆发了武装叛乱，但地方执法部门却无力及时制止，军队加入平叛行动最终导致战争爆发，但部分军队变节，加入了反对派阵营。随着战争的扩大，激进分子和国外雇佣军加入，这两类人员是伊斯兰国(IS)军队的主要来源。根据各种来源的资料，在叙利亚战争中，80%参加作战行动的人员来自境外，仅俄罗斯一个国家就有2300人参加。

当然，外国特种部队和部分军火公司的武装人员也积极参加冲突。除此之外，经过第三国和非政府组织，叙利亚反对派得到了大量的武器，这也为人道主义组织增加了大量任务(比如产生难民潮)。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叙利亚崩溃，导致了饥饿、无序、贫穷和难民潮。

种族灭绝在现代战争中越来越常见，“不受欢迎”的居民被大量屠杀，民族宗教问题让人无法容忍。2011年北约在利比亚损失了近2500人，但平民的死亡数高达50000人。叙利亚的情况则更加悲惨，2011年叙政府军损失了近56000人，反对派武装损失了近63000人，而平民死亡数则高达115000人。现在根据各种资料的统计，截至目前叙利亚平民总的死亡数在25～100万之间，这导致无休无止的难民潮涌向其它国家。

以防止出现人道主义灾难和稳定局势为名，国外强力机构干涉对象国是混合战争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自2011年3月6日开始，卡扎菲军队已稳定局势且开始向东部反攻。3月20日，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美国利用亲西方的突尼斯的领土发动“奥德赛黎明”行动。21日，美国、英国、法国空军开始对卡扎菲部队发动空袭，目的是建立禁飞区，维持对利比亚的禁运，支援反对派武装的作战行动。

持续时间长是混合战争的重要特点，开始于2011年的利比亚和叙利亚事件，目前仍在继续，在4年的冲突中两国人员伤亡惨重，物资损失巨大，而且未来这一状况“仍旧会没完没了”。

在本文的结尾必须要指出的是，正确理解混合战争，同时积极进行对话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出现了一种比较罕见的现象，俄罗斯总统普京针对这一现象说：“超越法律的合法性。”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发布虚假信息，操纵公众意识，一些敌对甚至是犯罪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这是对人权和国家主权赤裸裸的嘲弄。

军队究竟在混合战争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是当前必须弄清楚的重要问题，而且它对俄罗斯显得尤为重要，俄军在国家政权更替的过程中基本都保持中立。显而易见，混合战争中使用军队必须有宪法作为基础，以此来确认军队的任务，明确军事组织领导人的责任，同时也必须开展广泛讨论，探索混合战争的实质，弄清发动它所动用的手段和方法，厘清与“自动化战争”、网络战、信息战、心理战的区别与联系。新的战争形态出现之后，必须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学说进行修订，研究反制混合战争的理论(含针对各种水平混合战争和它的各个阶段的反制理论)。

武装力量必须明确自己在混合战争中的地位和角色，为确定混合战争中动用武装力量的顺序，必须要有清晰明白的法律基础。今天需对复杂的局势进行客观分析，仔细研究每种经济和社会现象，当然首先是从俄罗斯公民的立场上。

原标题：混合战争

(本文由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翻译，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