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势力如何在中国推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摘要：德怀特·珀金斯是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的中国经济教育与研究美国委员会的联执主席， 他的评论表明了博士生奖学金项目背后的“理性建筑术”式的动机。“它们将使中国毕业生准备好到国外，接受严格的研究生课程的训练。这些学生如果当中能有三分之一回到名牌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在10年或最多20年的进程中，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将会被这些受过西方经济学训练年轻人军团统治。”】

至少有四个外部因素积极地推动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扩张：(1)如同早期的西方传教士一样，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EA)和(2)几个西方基金会希望与中国的同仁分享他们对真理的认识;(3)世界银行和其它国际机构也相似地希望与中国决策者共用同一种表达话语，并且(4)西方政府和国外投资者希望在中国发展一种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能与他们对互惠互利的观念相适应。尽管这些国外影响都是被国外利益所驱动，它们中的大部分还是受到了中国的欢迎。诺顿·惠勒将这一现象称为“被邀请的影响”。[17]

1) 美国经济学会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会在使中国转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调动了西方学术机构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威望，取得了为中国政府扮演专家顾问的角色。它还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中国的经济学专业。

有很多经济学家与美国经济学会的行动有关，而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位。邹至庄在中国出生并长大。[18]他在1955年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那儿他曾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生。他在1981年到1994年间主持美国经济学会的中国经济学交流事务委员会。他在1985年到1994年也曾是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美国委员会的联执主席，该委员会由福特基金会创建，为美国经济学会在中国的活动提供关键性资金支持。[19]

1979年，中国社科院作为东道主接待了来访的美国着名经济学家代表团，中美经济学界的重要对话由此重新开启。美国方面的访问安排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协调。在访问期间讨论的主题有：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大学经济学课程，经济学教科书，以及中国经济研究组织。未来中美之间经济学家互访的计划也被制定了出来。计划小组的成员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美国经济学会指定。(CSCPRC 1980, p. 3)。美国代表团特意要求美国经济学会参与。(p, 8)

在八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学会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在中国帮助开展了一系列的研讨班和巡回讲座。[20]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在1984到1986年由邹至庄教授组织，教育部协办的夏季系列研讨会。(邹至庄 1994, 40)这个研讨会的设计旨在向中国经济学家介绍新古典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重点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研讨会由中国经济学家和最优秀的中国经济学学生参加，共50到100人。这些学生为了获得研讨会的参加权，经历了两轮复杂的筛选过程。在1984年的研讨会结束时，邹至庄与国家主席赵x阳进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会面，他认为这“表明中国官方认同现代经济学。”[21]

邹至庄教授和美国经济学会最重要的创举，可能就是建立了把中国优秀本科毕业生输送到美国完成博士学位的项目。这个项目于1985年至1998年间运行，而该项目的毕业生最终重新定义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邹至庄 2002 358-359)邹至庄设计的选拔流程明显偏向于那些拥有自然科学、数学或工学背景的学生。(邹至庄 2000, p. 53)两个资格考试考查数学技能和对一本经济学教材的掌握，这本关于中国经济的教材是邹至庄教授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编写的。[22]

1985年，由福特基金出巨资建立了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美国委员会。 (邹至庄 1988, p. 7)。委员会由邹至庄和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任主席。除了资助中国学生参加留美博士项目以外，这个委员会还举办夏季研讨会，资助集中学习新古典经济学的为期一年的研究生训练中心，为中国教授提供访问学者项目，以及一些研究项目。

在1984年5月，邹至庄与一些想要建立一个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团体的学生们见了面。这次会面在梁衡家举行。梁衡是《革命之子》的作者，这本书是关于文化大ge命中恐怖事件的第一手资料。随后的1985年的会议有50多名学习经济、管理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中国学生参加，建立了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学会(后更名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邹至庄 1988, p. 11 )到1990年这个组织已有拥有300名成员、每年一次的会议以及一份刊物(《中国经济评论》)。它成为了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的一部分，而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是由美国经济学会在1992年创立的一个组织，并在每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会议上组织学术研讨会。我参加过几次美国经济学会的会议，一次是在2011年1月在丹佛举行，另一次在2011年6月在北京举行。尽管很难描述一大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似乎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尤深。

2) 西方的基金会和智库

对于基金会在中国的活动，我尚未做详细的研究，所以我乐于接受它们在中国经济学教育领域的活动的信息。目前为止，我发现的在中国推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金会有以下几个：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我怀疑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朝圣山学社可能也对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扩张有所贡献。与这些基金会一起发挥作用的还有其他许多基金会，这些基金会支持国际留学生在美国进行研究生学习，以及全球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一些团体如加图研究所(CATO)[23]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赞助了与中国经济学家的联席会议和讨论，这些讨论推动了对新古典主义问题的分析。亚洲基金会资助了中国学者访问美国，并建立了图书和专业期刊图书馆。[24]斯隆基金会，卢斯基金会，一些基督教组织以及美国政府也支持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经济学。也许最大的资金资源来自于美国大学提供的奖学金。美国政府也出资在大连建立了一个管理培训学校。

以下关于我所强调的两个基金会的讨论，是为了描绘这些基金会在传播“植入式知识”时所扮演的角色。我使用这个词来代指依附、根植在更大的概念框架上的功能性信息。一个关于植入式知识的经典例子就是通过阅读宗教典籍获得的写作技巧。在经济学界，一个例子便是使用新古典主义的话语和潜话语解释的计量方法。

福特基金会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指出：“福特基金会…有意识地推动对中国的经济成功至关重要的领域的发展，对其“开放”政策做出了贡献。”(兰普顿等 1986, 79)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该基金会与邹至庄和其他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紧密合作。该基金会也是以下项目的主要资助人：邹至庄夏季新古典主义经济研讨会(1984—1986)，80年代在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年期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生课程，赴美学习经济学的博士生奖学金，以及中美经济学家间的合作研究。[25]福特基金会也在农业经济学方面资助了一些研究和培训。(美国国家科学院研究)[26]

和邹至庄一样，德怀特·珀金斯是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的中国经济教育与研究美国委员会的联执主席(CEERC)， (邹至庄 2000, 53)他描述了博士生奖学金项目的目标。我全部引用了这部分内容，因为他的评论表明了援助项目背后的“理性建筑术”(architectonic)式的动机。

对于这些现代经济学训练方面的努力，最初的理念是：

“它们将使中国毕业生准备好到国外，主要是在美国的大学，接受严格的研究生课程的训练。这方面的主要项目是每年训练经济学研究生，规模从最初的50人扩大到后来的100人，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确实都到美国继续深造了。我们相信，这些学生一般要在美国花5到6年的时间，然后回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到了90年代初期，我们期望每年能有50到100名经济学博士回到中国。如果当中能有三分之一回到名牌大学从事教学工作，这些名牌大学的经济学项目将会迅速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一旦发生，它们将进一步影响那些一般院校。在10年或最多20年的进程中，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将会被这些受过西方经济学训练年轻人军团统治。他们进入决策层的时间则需要更多的时间，主要是因为进入决策层的人大都有一头灰白的头发，至少在80年代的中国是如此的。”(珀金斯 1999)

尽管中国博士生一开始对回国缺乏积极性使这一进程有所延后，最终这个项目还是如设计的那样发挥作用了。美国国家科学院有关美中教育交流的研究表明了类似的成功：

“部分是因为不断增长的学术交流，部分是因为中国比过去更易获取西方的出版物，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不断增加……中国的学术期刊现在登载的文章经常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计量或线性规划方法。西方经济学家们发现，中国的同行们在研究技术和前沿方向上与西方日益兼容。从长远角度看，这个发展趋势将使中西学术交流更有成效。”(兰普顿等. 1986, 147)

美国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 CIPE与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和福特基金会在几个“植入式”经济学教育项目里有合作。此中心的内部通讯(Economic Reform Today: Number Four 1999)写道：

“中国政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构成了市场化改革的特殊障碍。关于私有企业和私有化的公开讨论在传统上是被禁止的，便是其表现。尽管有政治气候的挑战，私人组织和智库基金已经成功在过去几年中组织了一些活动，并在国际私人企业中心的支持和合作下，借此推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CIPE在中国推动市场经济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就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CES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它向数以千计的学生传授关于市场的经济学，并且影响了许多高级政策制定者。CES的活动对在中国建立新的私人团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近几年中，CIPE开始资助一些新的机构，如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有了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的资金支持，CIPE与CES在中国的8个项目上展开合作，这些项目在塑造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对私企的认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并重新促进在国外接受教育的中国经济学家回国。”

这份报告列举了CIPE支持CES的其它活动，包括赞助关于市场经济和商业管理书籍以及经济学会议。对于CES的一些旨在让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者回国的项目，CIPE予以了支持，这可能是CIPE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扩张最重要的贡献。正如以上提及的，尽管邹至庄-美国经济学会-福特基金会项目已取得了成功——这个基金会旨在吸引最优秀最聪明的、有数学头脑的学生赴美留学——但几乎没几个人选择回国。在一份对CES的回顾中——CIPE要据此决定是否继续对CES提供资金支持——德怀特·珀金斯总结道：

“……来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学生并没有回国。一度……有约300名中国学生在美国，他们要么已经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要么即将获得。这300人中，当时只有一个人回到了中国任教或进入政府机关、学术机构工作。正因为如此，CES曾经只是一个尝试着适应美国生活的年轻中国经济学者的小俱乐部，而现在，它离这个角色开始有点远了。CES逐渐变成了一个主要目的是让中国经济学者对中国现状保持了解的组织……CIPE支持CES举行的会议虽不是造成这一趋势的唯一媒介，但确实是最关键的媒介。CES本身的存在以及它创造的联系网络，则促进了这一过程……在我看来，如果CIPE迄今对CES的资助没有用来干别的，只创造了一种让二三十个经济学家回国的氛围，那钱花得才算是值得的。”(珀金斯 1999a, 2-4)

珀金斯接下来讨论了由CIPE资助、CES主办的有关市场经济改革的会议对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正面但难以估量的影响。然后，他推荐通过CES的渠道，支持那些像加图研究所或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那样具有保守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中国机构。他写道：

“我所设想的研究院和智库，是像CCER[下面马上会加以介绍]和天则研究所这样的……CES将继续成为这方面努力的协作者。出于政治敏感性的考虑， CES也可能发挥这样一种作用：让大部分资金，包括为一些中国机构的活动准备的资金，通过它的渠道来流动。”(珀金斯 1999a, 10)

田国强的职业生涯展示了这些由CIPE和其它西方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和专业轨迹。田国强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获得了数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因为他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他在1986到87年获得了艾尔弗雷德·P·斯隆博士生奖学金。在1992年，他接受了国际私人企业中心的78000美元赞助，项目的名称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项目”。他在至少十年间也得到了每年5000美元的资助，这笔资助来源于德州农工大学私人企业研究中心(Texas A&M Private Enterprise Research Center)。

田国强着述颇丰。他已经是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主席，也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主席，最近又成为了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http://econweb.tamu.edu/common/ files/cv/gtiancv.pdf, accessed Oct 29, 2011)他已经利用他作为院长的便利在学院内强力推广新古典经济学。

由于CCER和天则研究所的活动很好地体现了西方基金会在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思想演变方面的间接影响，这里将它们的历史概述如下：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 CCER如CES一样，在为中国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创造学术共同体方面十分活跃。正如下面将详述的那样，CCER已经培养了研究生，组织了重要的会议，编写了一系列的教科书，出版了一种重要期刊，维护着一个数字网络，还网罗了一批研究人员。1994年，CCER于北京大学创立，它得到了福特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的启动资金和后续捐赠。(林 2005, 5)至少到2000年为止，它仍继续从这些组织处接受可观的资金支持。(诺顿 2002, p. 629)CCER由1994年的6名成员发展为2005年的27个成员，并在2002年被诺顿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独立智库(629)。这个中心是林毅夫智慧的产物。CCER折射出林毅夫 “有中国特色”的芝加哥大学风格。[27]林毅夫在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28]这个中心也留下了另一位共同创始人张维迎的痕迹。张维迎深受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并且以批评凯恩斯主义而闻名。2010年前，他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29]

CCER被设计为中国经济学界内部自觉的散发着美国光芒的指明灯。2005年，中心26名成员中的24位拥有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其他两人的博士学位来源于英国和日本。中心也被设计为促进中国市场化改革，而且“在建立之初就参与了中国几乎每一个政策讨论……” (林 2005, 8-9)

在教学领域，CCER提供经济学辅修、主修、硕士和博士学位，2005年时有2500名学生修读这些专业。教员们已编写了14种经济学、管理学教材(林 2005, 8)。教员们也被授权 “按照美国模式，尤其是芝加哥模式”重新设计北大的经济学课程。[30]

CCER为来自其它大学的教员们提供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高级培训项目。2005年，它成为了中国国际MBA项目第一名(根据《财富》杂志的排名)(林 2005, 7) ，还与香港大学共同进行一个排名靠前的金融硕士项目(同上，7))它也发起了针对女性经济学教员和中国内陆地区教员的特别培训项目。

CCER试图通过对记者和政府官员进行特殊的经济学培训，来影响公众对于经济政策的讨论(同上，9)。正如林毅夫解释的那样：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公众舆论在塑造中国改革和未来发展方向上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记者们是塑造公众舆论的关键。从1999年起，CCER与《财经》杂志——中国一本顶尖的半月刊杂志——联合设立了10项助学金，专门资助杰出的经济和财经的记者、编辑来CCER学习。助学金提供三个月精心裁剪过的经济、管理和深层次财经新闻课程。”(同上,2005, 11)[31]

在这块研究领域中，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创作出版了超过70本书。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包括AER在内的顶尖的新古典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过49篇文章(8)。此研究中心还创办了一个同类的期刊(《中国经济学季刊》)，还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论文集》(研究生项目)和一份针对公共政策的新闻通讯。据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2005年每天的访问量高达22,000次。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其他机构中的经济学家一直维持着积极的互动关系。譬如，世界银行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赞助了一个访问学者的项目，解决了到CCER访学人员的住房问题。在汇丰银行的资助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赞助北大开办起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演说。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资助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又主办有关美国-中国-全球经济课题的年度会议(13)。自2001年起，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赞助了中国经济学年会，并且宣称这项年会“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学家们最大规模的盛会”(13)。

从声誉与作用来看，有着“最好最聪明”的光环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功，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已成为中国的新儒教，至少在经济思想方面的确如此。就像林毅夫所说，“起初，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只有两间很小的办公室……现在，它坐落于一个美丽、宽敞的皇家园林……这种改善……反映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持续发展。”(5)

天则研究所 天则研究所在茅于轼的指导下于1993年创办。用诺顿的话说，它“一贯是对自由化的积极鼓吹者”(诺顿 2002,630)。它“不仅与许多国际私人机构有着合作的关系，例如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福特基金会、奥尔顿琼斯基金会、中美总商会、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等等;而且还与不少国际公共机构有着合作关系，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天则网站)。

国外对中国新自由主义智库的支持看起来相当广泛。2009年胡佛研究所的《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报道：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从诸如福特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等国外基金会和国际组织中获得了可观的财政支持，而且这并非个例。中国其他的许多研究所和智库也已接受了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基金会的支持……为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国际规范接轨所付出的长达二十年努力，现在终于开花结果……以‘中国经济学家50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CCIE为代表的‘海龟’新兴智库，构成了一次重要的发展……定期(来自海外深造的)归国人员推动了经济学、管理学领域的研究议程和研究手段的形成……也是中国知识界和政策讨论的领袖(李 2009,16-18)。[32]

3)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3]

之前已经提到过，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思想的直接影响始于1980年，即中国表示它对重新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感兴趣之后。这项决定是中国领导层更宏观的决定——更多参与世界贸易——的一小部分。[34]

对中国加入世界银行的讨论是在最高层次进行的，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邓小平的会晤为标志。作为更多贷款的前提，世界银行要求对中国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以便评定中国的发展需求。这项研究似乎受到了北京的欢迎，也得到了中国研究人员广泛、积极的参与，其中就包括后来的总理朱x基。[35]最后世界银行上百亿美元的贷款也使得中国成为了世行资助的最大接受者。[36]

这份1000页的研究成果被翻译成汉语，并被指定为经济学教员必读文献(鲍泰利,2006,7)。它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在书店内可以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购买到。世行在中国的首席代表彼得·鲍泰利(1993-1997)把对西方经济分析着作的限制放松看作是一次出版业的“突破”(鲍泰利 2006,7)。[37]这份报告为中国的经济讨论创造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以此为开端，中国经济学家开始参与全球性的新古典经济学讨论。[38]1985年的另一项重要研究产生了相似的效果。(鲍泰利 2006,9-10)。[39]1993年，一份由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撰写、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达8页的对中国宏观经济状况进行分析的文章被送到时任副总理后来成为总理的朱x基手上。(B-22-23)。1995年3月，世行派出一个研究小组到中国研究中国的国有企业(SOEs)。这个小组建议允许外企进入，令其在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与国有企业展开竞争，以引入对国有企业的市场约束。(王 2011,457)。这项研究似乎获得了政府要员的支持，为决策圈中私有化的支持者提供了更多的弹药。[40]1997年在世行赞助举行的研讨会上，即将就任总理的朱x基曾保证，“加大能源、通信等基础工业和银行等服务业的开放力度”。(王 2011,459)

从1981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开始，在中国成为其最大贷款者过程中，世行资助了一大批中国的发展项目。(鲍泰利 2006,3,15)[41]世行还通过以下赞助来设定关于中国发展的讨论的基调：(1)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所;(2)为高级经济学家在牛津大学设置的很有影响力的一年期培训项目;(3)一个与中国经济学家积极协作的研究方案(包括对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支持)[42];(4)一项积极的中文经济学着作出版项目;(5)诸多经济学会议。(Lim 2005,103-105)[43]这些活动的中国参与者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日后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赞助了一些类似的活动，企图把西方经济思想注入中国经济学界，但力度略逊一筹。雅各布森和奥克森伯格写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中国自1985年的活动包括……开始了一个出版IMF资料的计划(当时在中国境内传播)……数量众多IMF专家前往中国授课，许多中国青年参加在华盛顿举办的研讨会和课程学习……1982年的一次展望世界经济的会议……(122)一项技术援助计划……评估由中国人民银行已用和可用的货币工具……1986年在中国开展的探讨宏观经济学、管理学、增长和国际货币基金角色的重要学术报告会(124)，还有1989年帮助中国抑制通胀的重大行动”。(125-126)

世行还在中国的大学中协助建立经济学机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行已经同意为中国的教育界安排总计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和现金支持，但是这些资金大部分是用于科学技术项目。(兰普顿 1986,243)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项由世行委托的研究指出了中国教育界的经济学教科书和大学经济学课程中存在的不足。[44]结果，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在大学开设的课程中增设更多的新古典经济学课程，同时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编写与美国所使用的教科书类似的经济学教材。(邹至庄 2000,53;邹至庄 1994,50-51)

许多观察者声称中国在与世界银行合作时维护了自身的智力独立性。我所接触到的世行对这段关系的历史描述，还是尊重了中国寻找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的愿望和能力的。世行在公开批评中国的问题上一直比较谨慎，没有像IMF直接呼吁结构性调整(即在拉丁美洲实施的一套新自由主义政策，译者注)。改革基本上踏着的是中国韵律，而非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激烈鼓点。另一方面，支撑着世界银行的想象力的理论话语体系，或者更广义地说，新古典经济学，显然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的经济思想当中。2008年CCER主任林毅夫被世界银行任命为首席经济学家时，故事便圆满了。另一个在美国学习过的中国经济学家朱民则在2011年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

4) 外国政府和商业的影响

美国政府的政策同样支持了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扩张。比较明显的手法有为教育交流提供财政支持，鼓励世界银行努力推进新古典的分析，[45]为中国的学术会议提供资金，支持西方式商业教育，比如说支持大连的一所管理培训学校(珀金斯，Sept.1999)。研究美国国务院的文件以查看他们是否存在明显的努力在中国提高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是饶有趣味的，方法之一便是分析美国之音当中涉及学术的报道——该电台从20世界40年代起就活跃于中国了。

我不会惊奇于发现美联储对中国货币理论和央行政策产生的重大影响，后者明显带有货币主义倾向。美联储的影响是通过间接的途径起作用，例如研究生助学金，邀请中国银行系统的代表团赴美考察，以及联储前雇员回访中国，等等。研究联储是否有更正式的针对中国受众的项目，是十分有趣的。在美国，美联储拥有一个庞大的研究和公关项目。免费的联储出版物充塞着全美各个经济学教研机构的书架。举例来说，我们的大学经济系共用室里，至少陈列着8份联储的期刊。根据我的了解，这些分析一边倒地是新古典主义的，并向货币主义倾斜。[46]

我并没有做过太多有关商业活动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影响的研究。潜在的影响渠道可能包括向经济学和商业会议、智库、大学院系等提供资金支持。许多学术经济学家热衷于商业咨询工作或者直接参与创办企业。作为改革和外资流入的直接后果，会说英语的倾向于商业的合伙人极其短缺。邹至庄表示“……好的经济学家在咨询方面也做得很好……”(2000,59)。我的访谈表明，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成为了富有的新公司合伙人。这可能构成支持私有化的诱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公开场合经常声讨中国的管理层私有化和权贵资本主义，但在关键问题上，他们又好像十分愿意牺牲民主来追求更高程度的私有化(王 2003,63)。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