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新自由主义在中国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条件下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在全球化条件下，没有世外桃源，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33)其所以不能一帆风顺，从外部原因说，主要是受到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影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的。前些年流行的观点说，中国经济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其实这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当时，西方国家只是“惊喜交加”地看到东方古国的“竹幕”拉开，感觉到“和平演变”、施加“影响”的“机会来了”，并开始在内部对中国改革进行争论并作出有关安排。1980年米尔顿·弗里德曼第一次来华，主要在中国社科院演讲，并没有立即对政策产生影响。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政策制定仍然铁桶一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表明拒绝照搬西方市场经济模式。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重要论断。小平同志对这次全会和《决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34)《决定》还提出，“改革的进行，只应该促进而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35)当然，既然是“初稿”，难免不完善。“不完善”的理论症结在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认识分歧很大。这种分歧表现在《决定》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概括性表述出现了两种提法：一方面提出，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又频繁使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36)实际上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做了“二元”处理。这样一来就留下了理论缺口，当然在实践上也为下一步改革预留了后步。1984年正是经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时刻，实践对经济理论的需求如饥似渴，而这时恰逢各种国外经济社会思潮开始涌入中国，包括新自由主义思潮，只是没有打出这个旗号。巴山轮会议以后，随着对城市经济改革总体设计的需要，对国外各种经济模式理论的研究风靡一时，在对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进行了一轮扫描式的研究之后，科尔奈的“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也称“ⅡB”模式)和西方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日益受到有关方面的青睐，影响迅速扩大，左右了《七五计划》(1986-1990)期间的经济改革思路。

在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以后的一年多里，有关方面主要是忙于进行经济改革方案的总体设计，这一年多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日益被“商品经济”的提法所取代，对这一重要概念的含义的解释实际上发生了重要变化。总体设计的基本思路体现在1986年通过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报告》提出，“改革的基本方向必须适合于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而且提出，“所有地方、部门和企业，都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力争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奠定这一经济体制的基础。(37)笔者当时师从我国老一代着名经济学家关梦觉教授并在先生指导下研究经济改革理论，先生对此表示深切的忧虑。笔者受先生影响和鼓励，居然同《七五计划报告》进行商榷。当时写道：“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一重大问题的表述上排除了‘有计划’的重要论断，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七五计划”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认为，笼统地说‘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必须适合于商品经济的要求’，是不正确的，至少是片面的，”而且“把改革而不是把发展放在首位，如同过去‘抓革命，促生产’一样，理论上是本末倒置。”“‘把改革放在首位’已经不妥，要求‘所有的地方、部门和企业，都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就更不妥……说到底，是对建立新体制头脑发热，试图使改革(五年完成)毕其功于一役。”(38)这种观点在八十年代后期已经属于非主流了，能够发表已经不易。

随着“长痛不如断痛”的“价格闯关”失败，通货膨胀陡起，“双轨制”生产资料价格改革以后的“官倒”和腐败风行，以及主要是西方各种思潮冲击之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日益活跃和混乱，社会开始出现抢购风潮，人心浮动，民怨上升，种种原因终于在特定条件下引发了1989年的北京风波。1988年“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为当时中国改革形势所鼓舞，加以这时苏东大气候也已经不同，今非昔比，乃兴冲冲二次来华访问，果然此番受到当时主持经济改革的领导人非同寻常的礼遇。这次他得以“将自己的自由主义经济观点在中国经济改革持续深入的情况下更清晰地传递给中国的决策者和学术界”，并志得意满而去。不久，“北京风波”发生，形势急转直下。但是至此，新自由主义思潮只是暂时在政治上遭到重挫，在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以及在政策研究等领域的影响已经比较深刻，并没有受到冲击。紧跟着就是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小平同志提出关于“韬光养晦”的国策。实际上，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在苏联(俄罗斯)东欧折腾正欢，在中国实际上也在“韬光养晦”。1992年春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经济改革狂飙再起。弗里德曼何如人也?岂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而足?(连张无常都坦言自己1980年到香港任教负有“特殊政治使命”，以便“就近”对中国经济改革发生影响)于是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来华访问，这一次他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变迁过程，据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深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其中不乏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人。”(39)不久，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致苏东于“休克”之后，乃于九十年代中期前后再次席卷而来，这一次“里外发烧”，终于得以在中国兴风作浪，成了气候。

到了年九十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行其道。用海外华人学者郑永年的话说，新自由主义“在政策层面，这种盛行于美国学术界的经济学说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对美国本身的影响。中国在包括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教育等等方面的产业化和各种变相的私有化要比美国更为激进。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方面在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都没有实现，但在中国却得以实践。有人说，在整个九十年代，中国是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这并非耸人听闻。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诸多负面结果，直到最近三五年，有关方面才开始在政策层面加以纠正。”(40)值得注意的是，郑的这篇文章题目叫《要预防思维美国化》。这些话是否说得有些过火，或用时下一些人的说法叫“情绪化”，笔者不敢妄断。2005年笔者与郑永年先生在海南曾有一面之交，这是一个北大出身而对祖国抱有赤子情怀的海外学者。所谓“预防”，实在是客气话。

弗里德曼如今已经作古，临终前他在《自传》中意味深长地回忆说：“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我得以有一个独特的机会从实践上观察我们一直在理论上倡导的主张_实施自由市场会同时在繁荣经济与促进自由两方面产生作用。”弗氏作为美国人和自由主义“大师”，关心的自是“繁荣经济和促进自由”，这一点无可厚非，至于中国人民是否幸福，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富强崛起，干卿底事?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说，中国经济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如果从中国经济改革全局看，这话说得忒大，也忒离谱。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中国经济改革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发动的，进行的，取得“成绩和进步”的。但是，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改革没有发生可观的影响，也没人信。不仅如此，一个时期内，在一些问题上，一些领域里，影响相当不小。正因为如此，党内外反击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2000年1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最主要的，就是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引导干部和群众坚决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41)这个讲话具有极为鲜明的立场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许多措辞都是有深刻含义的。例如“主旋律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而不是其它的提法;“主动仗”而不是被动仗的提法;“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的提法，以及“引导干部群众坚决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等一些在今天看来是常规性的提法，在当时都是非同寻常的。据参加会议的同志说，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反对国际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和“反对新自由主义”问题。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2003年春天党和政府在抗击“非典”的严峻斗争中赢得了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时局的发展变化。2003年7月，也就是在“非典”危机尚未解除的时刻，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经过近3个月的协作攻关，于是年10月完成《新自由主义及其本质》的综合研究报告。”(42)课题的来源不言自明，意义重大，也相当紧迫。

从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政策方向看，从“科学发展观”到“以人为本”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出台实施，在在都是反新自由主义其道而行之。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更是如此。对此，下文还要作专门讨论。

【郑彪，察网专栏学者，杭州师范大学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会会员  本文由察网摘自《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第十一章“现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第三节“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第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