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和掏粪工，哪个更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 | 土逗思

2016年初的围棋人机大战以“阿尔法狗”的胜利告终，这一结果使人们再次陷入对人工智能（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热切讨论中。实际上以半个世纪前的达特茅斯会议为滥觞，人类的“人工智能情结”就从未消失过。作者爬梳发展过程中的起伏，在回答机器是否会替代人类的问题时，清醒地发现我们的敌人并非人工智能本身，而是力图加深不平等的新技术应用。因而，想依靠人工智能而建立理想国并非坦途，这其间包含着人们对新技术的认识、应用和以此作为革命武器对自身战场的守卫。

今年春天，我坐在北京的某个咖啡厅里，在赶一篇关于框架问题的论文。坐在我隔壁桌的，是两个年轻海归，正在兴致勃勃地谋划虚拟现实创业；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梳着油头的男生，在给他的女朋友推荐库兹韦尔的《奇点临近》。你能想象当时的那种氛围吗？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好家伙，真是大新闻！北京的所有文艺青年和学术青年们都在开始讨论AI了。那段时间，我至少接到了三个电话，来问什么是中文屋论证……当时真是各种奇谈怪论都有，那位油头男生斩钉截铁地说：“2045年AI将会超越人类，超级智能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他的女朋友机械地点了点头，脸上浮现出一丝难以察觉的讪笑。

经过将近5个小时的比拼，谷歌围棋人工智能AlphaGo战胜李世石，总比分定格在4:1，图片来源：网络

听起来很酷，但这样的预言我们见的多了，这不是第一次。AI在历史上三起两落。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集齐了明斯基、麦卡锡、纽维尔和司马贺四位图灵奖得主。后两位带来了一款名为“逻辑理论家”的程序，能自动证明数学定理，在当时真是个大新闻。AI站在了风口上，很多研究者一时间壮志凌云。1957年，纽维尔和司马贺预测：再过十年，计算机要拿象棋冠军。然而，我们现在知道，这等了四十年……但很多投资人已等不及，于是AI在1970年代陷入了第一次低潮。

图为会议原址：达特茅斯楼，现在谈起人工智能的起源，公认是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图片来源：网络

1980年代，AI迎来第二春。日本制定了野心勃勃的第五代计算机研制计划，投入1000亿日元，集中全国最尖端的电子技术科研力量，不眠不休地搞AI大跃进。据说，当时东京的地铁上如果有一个啃着面包、睡眼惺忪的年轻人，多半是研发五代机的。虽然这么拼了，但最终仍未摆脱失败的命运，以悲剧写入了教科书。之后1990年代的互联网革命，就跟日本人没什么关系了。

十五年过去后的2006年，韩丁和寒春的侄子欣顿发起了一场革命——不过这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场技术革命。他在人工神经网络默默耕耘几十年之后，提出了基于多层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引爆最近十年来的AI新浪潮。这一次可谓干货满满，模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全面开花，基本可以实现了日本五代机的宏伟构想了。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说，人工智能现在一年的成果要大于过去几十年。更关键的是，根据汤森路透上的数据，华人已经在AI研究领域占据了半壁江山。希望我们这一次不要押错了宝。

如果说欣顿（Geoffrey Hilton）跟中国还有些关系的话，那就是他是中国人的老朋友，着名马克思主义者韩丁和寒春的侄子。他首次提出了“深度信念网络”的概念，并给多层神经网络相关的学习方法赋予了一个新名词–“深度学习”。图片来源：网络。

机器真能取代人类？

还在人工智能学家们野心勃勃地幻想未来的时候，有一个伯克利的现象学家德雷福斯，写了一本反潮流的书，叫《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他在书中证明，计算机无法应对知识表征的语境依赖问题，强人工智能的幻想不过是新时代的炼金术。这些批判深深地触怒了纽维尔和司马贺，以至于当他们说起他的时候，仍然抑制不住地咬牙切齿。但回过头看，德雷福斯的批判大体是对的，纽维尔和司马贺的符号AI因为无法完全模拟外部世界的情境变化，已成明日黄花——后来的一些AI专家（比如MIT的布鲁克斯）也在德雷福斯（包括他所解释的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影响下，搞起了所谓的海德格尔式AI，这是后话。

不仅德雷福斯，包括塞尔、彭罗斯等人都批判了强人工智能的观念，他们都认为：数字计算机无法完全模拟人类的心智过程。现在基于图灵机模型的计算机架构只是一个形式系统，也就是说，它可以根据特定的定义明确的规则，来对某种物理标记（比如图灵机中的纸袋、电子计算机中的电子比特）进行有效的机械操作，最终在有限步骤之内获得一个期待的计算结果。比如，下棋就具有一套非常明确的规则，整个下棋过程也可以在有效的步骤内完成。因此，整个下棋过程就是可以用图灵机模型来模拟的，无论下棋规则如何复杂，只有机器具有足够的计算能力和足够巧妙的算法，它都可以被计算机所模拟。在这个意义上，阿尔法狗战胜人类，从哲学上看并不是一项多么具有突破性的成就。

图灵机是由数学家阿兰·麦席森·图灵提出的一种抽象计算模型，即将人们使用纸笔进行数学运算的过程进行抽象，由一个虚拟的机器替代人们进行数学运算。图片来源：网络

然而，人类的心智过程比下棋过程要复杂得多，它涉及到了直觉、意识和生命过程这样难以用计算机模拟的现象。即便是那些单纯的表征内容，也通常因为其情境性特征，而无法清晰地定义它们的形式规则，从而也难以被计算机完全模拟和执行。比如自然语言中总是有一些例外规则，无论是传统的基于逻辑规则的方法，还是现在的基于概率的方法，对于复杂的句子都无能为力。计算机所能取代的主要是那些高度形式化的工作。比如，记者的一些简单的信息采集、整理和简单写稿的工作，不涉及文学性的修辞，只是处理一些语法规则简单，语境相对独立的句子，这些工作就可以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美联社与Automated Insights（AI）公司达成合作，使用他们的Wordsmith平台自动生产财报报道的内容。美联社编辑认为这可以释放记者的时间与精力，利于他们写出角度独特、细致入微的报道。图片来源：网络

但是记者的采访、调查和评论，涉及到大量的背景知识和情境，它们都无法被清晰地用逻辑句法再现，机器对于这些工作无能为力。而对于那些物质性劳动也同样如此，比如流水线上的机械操作，也可能会被机器人取代，但像建筑、环卫、园丁、护理等行业，由于在现实中面临着无数的可变情境，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机器不可能模拟和处理所有可能的情境，机器取代人类就只是一种幻想。

因此，机器所取代的，不一定是体力劳动，大量的脑力劳动因为只是简单的信息加工过程，反倒最可能被取代。一个掏粪工人的工作所需要的创造力，实际上要远远大于写字楼里的很多白领的工作。但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那些高度依赖于直觉、创造力和学习的工作，都将保留下来。

但这并不意味人类的存在等级高于机器，相反，人类也是一部机器，但她是一部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被抛的机器，也就是说，人类在“在世界中存在”，她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环境，这些深深地嵌入于她所处的周围世界中。人类的这种具身性不仅仅支撑着自己的生命，而且在非常深刻的层面上塑型了人的心智结构。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包括瓦雷拉和汤普森这样的现象学家，一直在主张具身的人工生命是人工智能的前提，即人工智能必须要有一个鲜活的身体，嵌入到具体的情境之中而在历史中演化，才能实现真正的人工智能。但现在主流的深度学习，也仅仅是基于对大数据处理的暴力运算，跟具身人工生命的进路完全南辕北辙；以监督式学习为基础的深度学习仍然不具备真正的创造力和学习能力，更不具备一切智能系统所应具有的目的、欲望和情感，因此强人工智能的出现仍不可见。

强人工智能观点认为有可能制造出真正能推理（Reasoning）和解决问题（Problem_solving）的智能机器，并且，这样的机器能将被认为是有知觉的，有自我意识的。备受关注的电影《她》讲述的正是人与人工智能相爱的科幻爱情故事。图片来源：电影《她》海报

人类真正的敌人不是人工智能，而另有其他？

虽然强人工智能取代人类的观点有炒作的嫌疑，但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大规模失业却是现实的危险。弱人工智能已经深深地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我们使用的搜索引擎、输入法等互联网产品，都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更不用说那些自动化工厂了。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很可能会取代人类的大部分机械性的工作。

当然，那些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都是没有创造性的重复，且是人类痛苦的根源。假设我们处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就业就是完全不必要的，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如果适当分配，足以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因此，如果不考虑失业的影响，这些工作的消失反倒是件欢欣鼓舞的事。无所事事的自由是一切科学与艺术的源泉，因为只有摆脱这些必然性的事务，才能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然而，我们虽然并不需要警惕人工智能本身，却不能不警惕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在资本主义社会，被人工智能排挤到失业大军中的劳动者，往往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技能培训，也缺乏过得去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而只能在极为悲惨的境地中耗尽自己的生命——当然，失业大军的进一步增长，也可能成为炸毁资本主义的导火索。

更可能的悲惨结局是，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生物医疗等新技术与资本结合在一起，造就一个跟绝大部分人隔绝的精英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富人享受着自动化带来的一切好处，甚至可以订制更聪明、更健康的后代，而穷人则可悲地与这些技术绝缘，被一些可怜的福利和慈善喂养着，从事着一些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初级劳动。

比起新技术无法预期的发展未来，我们急需警惕的是人工智能背后的手，和这只手所加剧的不平等沟壑。图片来源：网络

重建科学技术与左翼运动的联盟

少一点悲观来看，任何一种新技术在创造压迫和剥削的同时，也同样可能创造平等和解放的机会。因为任何一种新技术产生的时候，它都没有完全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所编码，而具有一种两可性：既可能通往解放，也可能通往压迫。在不同技术路线之间，有的可能更具民主化的潜力，有的可能导向集中统治，比如互联网架构中分布式和集中式两种技术路线的斗争，就关涉到我们选择一个民主的社会，还是一个被大公司和政府主导的未来。任何权力和资本都倾向于造就一个垄断和集中的技术架构，从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支配。在这个意义上，技术不仅是一个社会控制的场所，也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场所，我们不去占领，统治阶级就会去占领。

超人类主义者休斯（James Hughes）批判那些不成器的左翼卢德主义，too simple，sometimes naïve！既没有能力发起任何运动，也没有能力创造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在十九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欧文、傅里叶、圣西门和贝拉米那里，对未来的想象还带有非常浓厚的技术因素，而马克思也认为技术进步是新社会创立的基础。在整整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左翼和科学一直携手并进。

卢德运动是19世纪英国民间对抗工业革命、反对纺织业者的一次社会运动。因为工业革命运用机器大量取代人力劳作，使人们失去工作，所以常常发生毁坏纺织机的事件。卢德主义即是指对新技术和新事物的一种盲目冲动反抗。图片来源：网络

然而，左翼的浪漫派传统却反对现代技术，威廉·莫里斯的田园诗似的去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吸收了一些卢德主义、灵性主义的因素，将技术和资本主义等同，后来成为波西米亚激进分子反对资本主义的灵感源泉。“一战”以后，由于目睹了现代技术被大规模运用于人类杀戮的后果，反科技的观念逐渐支配了西方左翼运动；到了“二战”以后，伴随着生态运动（全球生态运动（Ecology movement）的基础是环境保护，是1960年代末期兴起的新社会运动之一。）、反文化运动的出现，前现代、前工业的生活方式被左派们如癫似狂地鼓吹着。只有自由意志主义者、资本家们在电视广告上狂轰滥炸般宣传技术进步的好处。

在休斯看来，已经到了重新激活左翼的技术乌托邦想象的时候了，现代很多技术路径的议题，完全被资本所主导，很少有左派介入其中来探讨技术的发展路径。仅仅从外围批判技术与资本之间的共谋，这是无济于事的，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技术的发展都是不可逆的。它最初是由什么动力驱动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它的演化过程中，我们怎么去参与到技术的编码和设计过程中，塑造它的结构和形象，管控它的应用方向。我们应该介入到各种技术策略和未来学的辩论中，去引导技术的发展。

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超人类社会，那些乏味、枯燥的劳作都被人工智能所替代，我们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我们自由地塑造我们的身体，按照我们的希望订制自己的后代，永远地消除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各种身体和智力上的不平等。因为生命技术的进步，我们也可以健康长寿，永葆青春，甚至永生不朽。最终，我们还将移民外太空，殖民太阳系。这样的技术神话对人人平等地享乐和永生的承诺，远比一切空洞的政治修辞更具力量。是到了重建科技与左翼之间的链接的时候了。

推行全俄电气化的海报，图片来源：网络

科技不必然受到资产阶级的支配，如果我们介入到它的设计中，它也可能转化成为革命的武器。列宁在电气化革命的时代，喊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的口号，在这个人工智能和生命技术革命的前夜，我们为什么不追随列宁：“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超人类！”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土逗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