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作证——我们怎样失去了另一种工业化道路

在连续数日的严重雾霾天气之后，有很多不同的感慨。如果不是彻底剥夺农村工业化的前景，应该不至于那么多的工业和人口密集地拥挤在城市，带来工业和交通方面各种无法扩散空间的严重污染。更为严重的不足在于，今天人们喜欢谈论如何治理污染，而不是改变工业化的模式，这意味着我们在反思自己处境方面，即便不是完全陷入无能，至少也是不那么明智的。

徐俊忠教授的文章——《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仔细梳理了毛时代关于乡村工业化的政策辩论，发现高层中间，始终有人要剥夺农民办工业的权利，让农民永世当农民。这等同于取消了农村的在地工业化的发展前景，同时也阻断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非农空间。结果，当然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法挣脱人地关系紧张的制约，始终无法突破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困境。

在农村集体经济无法通过兴办工商业来增进收入的同时，工商业过度集中于城市则开启了另外一条迥然有别的工业化道路。这将会导致人财物流出农村地区的趋势，持续很长时间，结果是城市的野蛮生长和乡村的过度衰败，这恰好是费孝通曾经在苏南社队企业身上寄托的中国有可能走出西方工业化早期道路弊端的期待。

一、陈云的小算盘和农村的失工业化

在“改开搞“（改革、开放、搞活的简称）三十年来，工业集中的趋势有增无减。就总的趋势看，是内地工业破败然后向沿海地区集中，乡村和中小城市工业破败然后向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集中。仅仅只是在一代人的生命期间，我们亲眼看到省会城市和超大城市象摊大饼一样，越摊越大。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间，乡村工业化的模式和方案首次得到大规模实践，几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通过公社干部的工业化冲动，首次在自己的身边看见并参与了工业化的实践。囿于基层官场的“投资饥渴症”，大量地平调了社队或者社员私人的财产用于办工业。

 
陈云

根据陈云的坚持，对于农业贷款的清查及事后的处置方案，结果是银行退出农村和农业，与此紧密相关，“经济核算”这样一种监管财政支出的手段也就相应地退出政府支农资金项目了。

更为重要的是，陈云等人在刘少奇的支持之下，通过对银行资金使用效益和风险核算之后，发现在农村兴办工业是一个完全不合算的事情，由此形成一种坚硬的经验：禁止农村社队兴办工业。财政和金融资金也逐步地撤离农村工业领域，此后，农业工业资金只能够依赖穷困的农民从零开始进行艰难的积累过程。那个时代农村工业发展速度不快，原因不是别的，而是自1962年陈云主持整顿之后确立了新的规则：财政和信贷资金绝对不容许投入乡村工业。

我们应该承认，陈云等人所力推的企业效益核算原则，是有着一定程度合理性的，但是，把局部核算原则绝对化则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我们有了今天的经验，再回顾停止资金下乡所导致工业密集于城市，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不仅有污染和地租无节制拉高的问题，而且，还直接导致税收支持下的政府工程的效益低下。北京是全国市政工程投资最多的城市之一，但是，依然背负着“首堵”(全中国堵车第一)的恶名，成千上万亿财政资金就这样低效地密集地投放在市政投资效益最差的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后一个核算更为重要，在局部核算原则之外，还要兼顾全局的核算原则，陈云等人的错误在于把局部核算原则看做是全部，不承认全局核算原则的合理存在。非常可惜的是，改开搞年代的工业布局和密集化过程，就是从属于这种小算盘的合理性思路。用小算盘反对和排斥大算盘，应该是改开搞年代思维方法的显着特点。

二、改开搞年代，农村再失工业化

人口和工商业等密集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在雾霾深锁的中国，再谈论大城市的野蛮生长和恶性膨胀，肯定不再是一件特别值得炫耀的事情了，尤其是对于那些还必须在大城市求生活的人群来说。

上周五在武汉见到张文木教授，我们在一起聊天，强大的雾霾左右了我们的话题。自然地说到大城市工业过度集中，人口过多与人均交通工具高碳化选择，导致雾霾到处蔓延。张教授回顾自己1970年代在北京郊县当公社书记的往事，说当时几乎每个公社都要与市内好几个工业局相互联系，目的是相互协商公社怎样来服务于城市工厂加工环节的分包，并以此促进乡村的工业化和发展。他说就自己亲眼所见，北京郊县的农村与城市中间的工厂进行联合是非常普遍的，自己公社所办工厂里头就有两个城市工厂派来的技术员帮助把关，城乡协作发展工业是一个显着的现象。

去年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张建成老师聊天，他是上海郊区罗店公社人，他说到改开搞前夕，罗店公社的工业已经非常壮大了，上千万产值的工厂不止一家。张老师还感叹，可惜那个趋势后来被人为地放弃了，导致了今天大城市发展的困局。高房价癌症是因为人口过度集中之后，才让“三头分利同盟”（地方政府、银行和地产商）获得野蛮生长的绝佳机会，同时交通堵塞和雾霾扩散方面的困局，也一样是因为与人口集中相关的产业和交通工具集中带来的。

张老师还说，当时计划经济时代，国企扩产的冲动还是很强烈的，但是，国企想要在大城市中间获得高额投资和地皮的难度却不小，这个时候，作为计划经济“投资管理僵化和权力过于集中”的一个“非预期后果”是：城市中间的国企不得不寻找一种不增加投资、工人数量和厂房规模的产能扩张路径。最后的选择是：城市的国企把低技术的加工环节向农村公社转移，结果是在不增加工人、厂房设备和投资的情况下，产量成倍地扩大。

国企对公社的分包业务，其实也预示着一种分散型的工业化道路。要是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城市不需要那么多的开发区和工业区，大城市的工厂会逐步地向苹果、耐克这样的公司模式转型：演化为保留技术设计、市场和品牌营销、关键技术环节的产能等管理型公司，而大量的实际生产过程通过协作方式向农村分散，而农民则可以就地参与费孝通非常期待的那种“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进程。这种大城市工业向农村地区分散化的趋势，其实也是国企自身转型和升级的一条快车道，同时也是被“投资管理僵化”的“旧体制”硬性“憋”出来的创新之路。

 
乡镇企业发展可能避免工农矛盾、城乡对立

恰好，在经过二十多年的集体农业之后，乡村社会的水利事业在1970年代趋于尾声，大量的劳动力在寻找出路;同时，乡村三级政权的存在及其动员能力，很方便地就与国企扩产的冲动顺利地对接起来了。而且，乡村社会中间，一直是计划经济覆盖较为薄弱的地域，人财物在工农业之间的流动，可以由基层政权自主地决策，这一点点自由权恰好与国企更强的计划性进行互补，这才是那种“投资权力过度集中”的“非预期后果”产生的条件和内在逻辑。

在这一轮的乡村工业化中间，乡村工业依托城市国企的技术和成熟市场，作为国企的联营车间来发展的趋势，是极为显着的特点，这个乡村的工业化进程较为平滑地承接了国企所积累的技术优势，而国企则依托充足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和土地实现了低投资甚至是无投资的产能扩张。

但改开搞年代一开始，这一切都变了，城市工业获得地皮和投资的机会猛增，以传统的小农思想办工业的思路——“大而全”“小而全”的办工业模式，获得了空前优越的条件，从此又开始占据主流和上风，工业区和开发区热的恶性膨胀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到最后中央也无力“镇压”，大城市和工业的野蛮生长就这样同步开始了。

改开搞年代唯一的政策想象力就是学习美国，这在朱镕基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硬要要把中国的经济结构发展的跟美国差不多，公开宣称要把房地产和汽车作为支柱产业来扶持。

三、治霾需要反思工业化模式、需要想象力

毛时代的城市工业化道路中间，还有一个显着的特点是：工人居住地与上班地的平均距离非常短。一方面是单位给多数职工就近提供住房，另外一个方面城市对工业的聚集力度也远小于今天，这导致城市规模多数不大，这两个条件使得绝大多数人选择以自行车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

加拿大学者左翼学者达拉斯·斯迈思，于1971年至1972年间造访中国之后，提出一个隐喻性的关键问题，中国人在自行车之后将会选择什么，赵月枝教授等根据改开搞年代的经验做了帮助选择了答案：“对于‘自行车之后是什么?’这个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寓言性问题，中国过去三十年实践给出了答案：当然是汽车（以及私人汽车所寓言的一切消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今天，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人们的人均上班距离的急剧延长，这一方面是与城市摊大饼的恶性膨胀趋势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与恢复雇佣劳动制相关的居住空间制度的变革——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居住在由单位提供住房的上班地附近了。人们不仅有了选择小汽车的愿望，还有了必须选择小汽车的不得已——上班距离太远已经不适合骑自行车上班了。

就这样，全球人口最多的大城市，大多数都密集地在中国，这不仅导致集中的工业化道路所必然带来的污染扩散难题，还叠加了人均交通费用上升所必然带来的碳排放以及污染扩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不出现全球最严重的雾霾的话，那还有什么天理和自然科学规律可言。

人们今天依然缺乏对于过度集中的工业化模式的反思，而且热衷于谈论如何治理雾霾问题，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想象力，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我们支付了越来越多的交通费用之后，还得追加一笔治理雾霾的支出。这样一来，我们在忍受了没有净福利增加条件下的在途时间剧增之后，还得在现有的低水平净福利中间，再减去治理污染的支出。从而把很低的人均资源水平下的净福利挣得比例，继续减去一些百分点（作为雾霾治理费用），这看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能够设想的命定出路。

对于人均资源不足的中国来说，恢复这样一种想象力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能不能设想一种减少上班在途时间和资源耗费的制度模式?能不能设想一种耗费更少雾霾治理费用就能够获得洁净空气的工业化道路?拒绝了想象力本身，实际上就拒绝了一切可能的改进空间，今天比任何都更需要这样一个口号：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