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驾驭矛盾是我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核心提示：当前，我们重视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归根结底是为推进我国经济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服务的，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和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成果，也要反思其陷入“黑板经济学”，导致金融危机的理论根源，从中吸取教训。同时，更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从矛盾分析入手，给予有的放矢的扬弃，处理好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丰富的经济实践至今却未能在理论方面自圆其说。究其原因，一方面与经济学领域理论创新忽视了辩证法，忽略了矛盾分析的方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经济学界多年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灌输和主导，在开展理论创新方面，虽然有事实，有依据，有很好的出发点，但是缺乏逻辑基础，被西方经济学在概念、公理、逻辑上捆住手脚有根本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客观分析的一样，我们不仅要研究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更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当前，我们重视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归根结底是为推进我国经济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服务的，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和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成果，也要反思其陷入“黑板经济学”，导致金融危机的理论根源，从中吸取教训。同时，更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从矛盾分析入手，给予有的放矢的扬弃，处理好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

一、西方经济学理论面临的实际困境和本质原因

从亚当斯密至今，西方经济学理论取得的巨大成就，众所周知，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现有的经济学是一个飘在空中的理论体系，它与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联系甚微”，这也与二十一世纪初法国发起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如出一辙，他们也曾提出新古典经济学“自我封闭，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社会相互作用，专注与数学幻想”、“它造就了技巧上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但这些经济学家无视社会学、历史和本学科发展的基本事实”。西方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如果从社会行政层面上讲，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访伦敦经济学院，向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人意识到危机的到来?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召集顶尖专家给予的答复是：有一件事每个人都忽视了，那就是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但是如果我们从理论的深层次也即从决定和构建人类理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逻辑学的角度来分析，则它与西方经济学理论在逻辑上盲目崇信形式逻辑、无法容纳矛盾，相信依据信息不完备的公理、假设和抽象的数学与形式逻辑推理更有根本的关系。“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道德经》第三十二章)。古哲老子的这几句话实际上已深刻地从逻辑学的角度指出了凡是为了人类自身方便而制定的名词概念，由于其本身已经加入了人的主观定义等抽象的同一性因素，因此其使用范围必然是有限、有条件的。因此，使用其构筑的理论就必然受应用范畴、自身条件的限制。所以就必须联系自身的实际，这也是我们学习、借鉴西方理论必须清醒把握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基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各国经济体在新自由主义、无锚货币的主导下，运行方式日趋复杂，同时经济学理论中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人的所谓理性预期、逆向选择、流动性陷阱等主观能动因素，使得各国经济领域面临诸多矛盾的困扰和不确定性，也即被西方学术界称之为非理性、非逻辑、非线性的难题越来越多。因此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揭示矛盾、分析矛盾，提出解决矛盾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无疑是当下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实践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

二、经济学理论与实践领域的有关矛盾分析

1、杠杆率与经济增长的矛盾：杠杆率就是债务与GDP之比，加杠杆表现为企业或者政府可以通过贷款、举债来促经济增长。

通过这些手段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能否认为杠杆率越高，经济增长越好呢?显然不是。过度负债，过度使用杠杆本身就是两次金融大危机根本原因。因此，现实的经济体都必然是杠杆率加到一定的程度，就难免脱离了经济基本面的实际，反而陷入经济发展岌岌可危，而不得不去杠杆困局。于是就出现了杠杆与增长的矛盾。就当前我国经济“三去一降一补”的现实而论，去杆杠途径似乎有三：第一，可以选择促进GDP增长，不断增大杠杆率的分母。但是，在目前经济换挡下行阶段，通过促进GDP增长来去杠杆，似与大势不符。因此如何既促进GDP增长，同时又减少债务呢，显然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两难问题。第二，维持适度的通货膨胀。这也是当前为了防止通缩，政府或多或少为了维持房地产价格，担心银行出现大规模坏账的原因。应该讲通货膨胀能够起到稀释债务的作用，使债务价值下降。但是，一方面，通货膨胀需要特定的经济发展背景和条件，在宏观经济趋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可能如意地长期维持通胀水平。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客观上也存在创造更多债务的副作用，引发房地产热卷土重来。这方面证之日本20余年“搞通货膨胀”而不得的痛苦历程，我们在这里似乎又遇到了一个矛盾问题。第三就是通过减少债务来去杠杆。减少债务的主要方式是出售资产来用以偿还债务。从局部的某个企业或者行业来讲这听起来是非常合乎逻辑，也很理性的。但是，一旦所有的企业、行业或者个人都开始出售资产去还债的时候，资产价格就会骤降，甚至使资产市场出现“去功能化”而陷入了经济学里着名的“集合谬误”。

综上所述，我们的经济体似乎跳来跳去，都跳不出如来佛的“矛盾”法掌。特别在我国，由于我们的经济增长基本是投资债务引导型的，因此，要想促进经济增长，就须增加贷款，增加赤字，而无论是贷款增加还是赤字增加，都是杠杆率的上升。因此，杆杆的使用显然是一个两难问题，需要我们在增加债务和保持经济稳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显然是对我们智慧的极大考验，也是对经济学开展理论创新的急切呼唤。

2、通胀与滞胀背后的矛盾：控制通货膨胀历来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到现在为止，世界上主要的国家都是以控制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

这方面西方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斯曲线也形象地告诉人们经济通胀与失业率成反比，也即在失业率高时，可以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解决。但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到上世纪70年代前后又出现与之相矛盾的滞胀现象呢?也即积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失效，不仅维持不了经济增长，连就业问题也每况愈下。于是反凯恩斯主义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抬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华盛顿共识甚器尘上，但新自由主义实施的结果却是从拉美危机到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可见西方经济学理论由于容纳不了矛盾，非此即彼，最后经济运行必然都以矛盾激化的形式——经济危机而告终。

3、负利率政策凸显出全球经济体的系统性矛盾：当前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全球经济正面对着一个千年之大变局，原因是国内、国外在经济与金融等领域都遇到一系列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件，其中国际上一些经济体，如欧盟、日本、瑞典、丹麦、瑞士等实施负利率政策就是一个突出问题。

从经济学理论来讲，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它与市场上的货币数量有关。实施负利率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企业和家庭的储蓄意愿，增加消费、贷款或投资意愿，从而达到实现通货膨胀目标，抵消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危害。同时也有利于阻止外国资本流入，避免本国货币升值等的目的。最近，美联储也已放出风声，将把负利率作为今后经济的储备政策之一。针对这一趋势，我们将之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情况相比，就会觉得亦非所思。一个很鲜明的结论就是货币政策竟然截然相反，彼此矛盾，也即正负利率都能有助于解决经济的增长问题。这就似乎应了“物极必反和过中则反”这个中国式的规律。

美国上世纪70年代前后曾经由于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以应对经济增长困境，一度大量增发货币，导致物价增加很快，黄金价格从1971年1盎司35美元增加到1980年850美元，增加了24倍多，等于平均每年增加42.5%。这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美国央行制定的目标基准利率一度数年高达15—20%。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几轮的货币量化宽松，结果却是经济整体上出现通缩，以至于可能像欧盟和日本那样出台负利率这样当年根本不可思议的货币政策。那么为什么经济领域的货币政策过了四十多年会出现这种南辕北辙、截然相反的矛盾现象呢?

原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背离是其最大特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终结了固定汇率制，各国纷纷实行浮动汇率，这给美国的金融创新带来了机会，使之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创新最为活跃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和全球商品、金融交易中心、定价中心，其金融衍生品交易规模占全球份额近40%，这给美国带来了巨大收益。但是由于虚拟经济过于泡沫化，货币资金现在更多地被用于延续债务、影子银行经营、修复资产负债表和推高房地产价格上。因此，超发的货币不仅没有形成对商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也没有用于真实的财富创造，乃至出现了物价指数并没有走高但经济却不断地减速下行的现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虚拟资本由于需要利润来维持其运行，因此造成财产性收入远高于工资性收入，也即以钱生钱的钱与以钱购买必需品的钱出现严重失衡。根据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提供的数据，到了2010年，美国国民收入的93%流入了占人口1%的最富有的美国人的手中，同时自1988年以来，美国家庭平均收入一直停滞不前。这实际上具体地说明了现实中追逐利润的资金与购买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资金出现越来越严重失衡。虚拟金融市场已经构成自身的循环体系，一再量化宽松的钱和负利率释放出的流动性绝大部分实际都跑到金融市场，以至于实体经济难以从根本上激发活力，致使美国这样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出现巨大的贸易逆差。

综上所述，负利率政策实际上是金融行业从服务实体模式向金融自身交易模式转变的生动体现，也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出现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它从全球经济的宏观层面深刻地揭示了全球货币、汇率、大宗商品交易等金融体系与全球实体经济以及金融资本主义国家与新兴发展国家和未发达国家内在的矛盾冲突。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负利率政策的实施也会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影响，如政府的国债收益率出现负值，使得民众和企业高管日益对国家经济失去信心，进而使政府以财政刺激经济的政策可能失效。负利率也可能导致人们产生利率上升而债券价格下降的预期，导致货币需求弹性变大，即市场增加多少货币，都可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进而陷入流动性陷阱。同时，负利率政策及大规模购买政府债券还会导致人为压低主权债券的利差，进而削弱市场纪律，并诱发毫无意义的汇率战。现实中负利率在瑞士、丹麦、瑞典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瑞典最终出现不可持续的资产泡沫，因为该国的负利率政策已经推高了消费价格，导致房价上涨过快，家庭债务高企。

负利率政策实际上也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变种，它正深刻地说明全球央行已经缺少对抗经济低迷的传统工具，陷入了货币政策工具枯竭的困境。面对流动性陷阱，一些国家和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致使促进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正沦为纯粹的金融注水游戏。因此，它只能在时间上缓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内在矛盾，而难以化解最终必然酿成的危机。当前作为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大国，这就是一个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问题。

三、“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是任何经济体内在运行发展的客观规律

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创新有其自身的演化规律：从亚当斯密的需求创造供给到萨伊定律的供给创造需求，刚刚好走向了一个矛盾对立面的循环。经过马歇尔数学抽象的一般均衡论过渡，又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而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结果出现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但是滞胀又把经济学理论引向新自由主义，可惜金融危机又让西方的新凯恩斯主要抬头。我们从这里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西方经济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内在逻辑，而其片面性和导致危机与冲突的根源从理论的深层原因讲，就是排斥矛盾。这是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遵循排中律、不矛盾律，从思维方式层次就决定了的必然结果。因此，是否承认矛盾和容纳矛盾是解决西方经济学理论创新脱离现实、摆脱危机最重要的逻辑基础。

众所周知，市场上货币数量主要由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和央行制定的准备金率来决定。如果我们承认投放的基础货币多，货币供应充足，利率就会下降，反之，利率就会上升。也即按照以前弗里德曼的观点，钞票印得太多，最容易出现物价上涨，导致经济崩溃。那么现在恰恰相反，量化宽松几轮了，钞票印得很多，西方却出现物价下跌的趋势，担心流动性不足和经济通缩，还需要政府实施负利率，否则就会物价下降，利润降低，同样导致企业倒闭关门和经济崩溃。因此一些学者感叹道：“我们从学金融第一天起就是要反通胀，可是今天不少国家却是要想方设法把通胀搞上去。这个老师没教过，怎么搞?”这互相矛盾的现象究其原因，实施负利率，货币供应量增加了，但是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也正在嗷嗷待哺，因此流动性的结构性短缺无法解决，于是现实中就表现为货币供应多、信用供应少。增加的货币在整个市场中游荡，但是大都不能变成对实体经济的信用，而是绕开实体，去冲击各种各样的市场。于是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微观企业都去搞金融和房地产了，导致货币当局政策发行量被稀释的没有标准，无所适从了。这显然既是千年未遇之变局，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经济难题，当然它可能也是我们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严峻挑战和重大机遇。

记得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为科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3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经济体作为一种客观实在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也必然是一种矛盾的统一体。因此承认矛盾、分析矛盾、驾驭矛盾是我们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四、积极探寻我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由于受形式逻辑“排中律”的限制，其理论演绎与推理的出发点都是试图以排除矛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但是由于矛盾是事物内在的根本属性和发展动力，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最终却都没有不陷入理论失效与实践危机的矛盾冲突之中的。因此我们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一条根本原则就是从对立统一规律出发、从矛盾分析出发，把任何经济行为从整体上视为矛盾的统一体。这样从理论上讲，就体现为“既有交换产生分工就必然还有合作产生分工，既有理性假设就必然需要非理性假设(实际上这就是所谓信息不完全、竞争不充分的代名词)”，也即逻辑学上的形式理性和辩证理性需要并用，看清个人理性必然导致“集约谬误”的客观规律;至于西方经济学提出的有效市场(有三个假设前提)，则说明同时必然存在着无效市场，这就提醒我们需要分领域和范畴，不能一刀切地都搞市场;至于所谓的货币中性说，我们就更不能被货币必然存在的非中性——资本剥削劳动的逐利性给忽悠了。因此需要把如何节制资本列入经济学创新的应有之义。

当年，毛泽东同志通过丰富的中国革命实践曾经总结道：“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第35页)。实际上我国两千多年前的老子早就明确地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道德经》七十七章)，也即作为规律的“道”有两种矛盾的作用形式。这里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同样一个“中”字，为什么西方的是形式逻辑是排中律，而我国传统文化精髓中却与之相反是“中道”、“中观”且去盛赞“中庸之道”呢?这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在人类思维方式中的重要体现。因此这既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由于思维方式导致其片面性的根源，也是我国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之关键。具体讲“中”就是构成事物最基本的第三种属性，且具有其联接的两边相反属性的综合特征。“中”更是两部分不同属性的纽带与转化枢纽，“三生万物”这才是构成事物整体的最基本属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三值逻辑来分析任何经济体，在分析经济矛盾运动的同时，要认真研究“中道”在经济体内部的运行发展规律。

关于“中”的丰富内涵归纳起来在我国的传统文化精髓里四个重要含义：一是时间维度的“过去、现在、未来”顺序中的“现在”，也即“当下”;二是空间维度上的“上中下、左中右”的中间位置，所谓交通枢纽、战略要冲就是;三是价值维度上的“公平、公正和标准、价值尺度”;四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上的各种“度”，所谓过犹不及、过中则反、持盈保泰等等。史载孔子请教老子，一问“阴阳”二问“度数”，实际上就是一个《矛盾论》和一个通过到事物发展过程“中”去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了解实际情况的“用中”的《实践论》问题。中医也有“揆度者，度病之浅深也”之说(《素问·玉版论要》)，这就是“中道”哲学的要害。它也深刻地揭示了“中”这个我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实际上就是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中”之不同，因此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解决各国经济发展实际问题的重要哲学含义和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应用的哲学与逻辑依据;同时也是戳穿西方经济学理论由于受“排中律”支配，导致非此即彼的最有力的认识论武器!

综上所述，一个是矛盾分析与定性问题，一个是驾驭矛盾，以实现矛盾双方运动过程中的“执二用中”问题，这就是我国开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我们首先必须认识经济系统的“中”是什么?其二要认识经济学领域的“中”自身有什么规律。其三就是需要研究有什么办法，特别是用什么方法与物质技术的手段才能使“用中”顺利的操作起来。

回答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经济体之“中”?我们可以从“中”的属性来认识，“中”是事物内部所有属性的交集，因此它也是事物内部所有属性的转换枢纽、公约数，或者讲通约变量，放在经济体内部来审查，具备上述属性的无疑它就是——货币。这也就是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的特殊之处。虽然财政税收在经济体内部也有涉及到所有微小企业和很广的公共领域的特点，但是归根结底它也要转化为货币，所以只有货币(兼用财政)才是经济领域的真正之“中”，这也是国家任何宏观调控要发挥全局性作用，必然要用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根本原因。

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中”与其联接的两边属性(属于形式逻辑范畴)有什么不同规律呢?我们可以从“中”是所有内部因数的“枢纽”和“最大通约变量”来推导出它就是“统筹、优选、协调、纲举目张”的正真哲学内涵。当今借用互联网这种具有“普遍联系”特征的梅特卡夫定律(就是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来比喻，就可以知道货币与其联接的经济体如供与需、投资与消费等矛盾对对子的个数多少、使用速度快慢、使用量多少(关联度深浅)成线性倍数或者幂次方关系，这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货币乘数与金融加速器理论：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可能通过金融市场的放大和加速作用而对一国乃至全球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造成经济的剧烈波动甚至严重的衰退的内在原因。同时新凯恩斯的工资刚性、价格粘性、理性预期等理论也正在不断地丰富经济学理论关于“中”的概念和内涵。

除此以外，“中”还有“过中则反”和自身“正中与反中”的矛盾导致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规律性特征，也即“用中”既要同时照顾其两边的动态、定性平衡，也需接受自身的正反两面的“度”的制约。这些规律作用在经济领域就表现为：用中(货币、财政)偏于需求侧和供给侧、偏于虚拟经济或者实体经济过度后都会破坏经济体内部的平衡与健康发展。“过中则反”还将必然导致很多经济参数的特性发生质变：比如说经济周期问题，由于货币的量化宽松政策使我们面对的都是没有能够充分展开的经济周期;又如说价格的变化，由于金融期货市场炒作，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它在经济周期中的标识作用和推动作用;再如金融衍生品的大量创新，并且经过反复中介化和反复衍生化，沦为“为交易而交易”的交易者赚钱的机制，而根本不能去实现所谓科学配置资源。更严重的还将导致市场上货币量这个重要的经济参数到底有多少显得异常复杂，乃至说不清道不明。尤其是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世界到处流动着无锚货币，金融市场趋于炒作而发生没有方向的剧烈波动，不确定日益增多，让人无所适从，以至于经济学中关于汇率、货币自由流动和货币独立发行权更成为三元悖论。

之所以经济领域出现上述现象，归根结底是从理论到实践都没有认识到“货币是经济之‘中’、之标准锚、之需要仅仅作为一般等价物而不能沦为以钱生钱工具”的必然结果。因此，人类对金融规律、对经济规律的分析框架已经无法用形式逻辑来构建和推理确定，它正急切呼吁辩证逻辑的形式化、科学化、协调化和具体应用。由于货币金融作为经济商品的纽带，它与互联网经济规律有很多相似的属性(网络纽带、普遍联系、无标度网络的局部与整体关系等)，因此，今后我国传统文化中沉淀的丰富的“中道、中观”以及辩证思维方式必将在未来互联网和金融经济理论创新中充当不可或缺的逻辑基础。

最后探讨一个“用中”怎么操作也即落脚点问题，显然这是一个最为复杂的大问题。由于矛盾又是不断地发生运动变化的，正如《易经》曰：“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君子而时中”。因此，首先要认识“中”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参数。其次，本身“中”就存在于矛盾的统一体之中。因此，它呈现的平衡不仅仅是定量，而是定性、定量的综合平衡。其三，由于矛盾双方既有对立也有互补，矛盾运动的每个阶段都有其定性的特征。这就如老、中、青由于各有定性之不同，由此生活态度、饮食习惯、保健方式也必然不同一样。所以定性才是认识事物、判断事物、解决问题的首要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即解决矛盾需要在定性基础上再去寻找定量关系。这方面我国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深和数学家华罗庚晚年都通过具体的实践提出具体的方法。如钱学森及其团队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功能厅”的方法，华罗庚提出的“一论、双法”(国民经济大计划最优配置方法、“统筹发、优选法”)都是辩证法(矛盾分析法与主观能动性的结合)的具体应用。这里定性与定量怎么综合集成又是一个关键问题。比方讲这就类似一头牛100元，那么为什么它可以换10只鸡呢?由于牛与鸡实乃风马牛不相及，定性完全不同，因此只能通过市场的大量博弈，并借以货币这种抽象的可量化的参数，才能实现定性定量的平衡，使其实现转化并找到平衡点。

至于其他如国民经济系统这样定性不同的参数更多的系统，要如何实现统筹兼顾，就需要依据现实体制、机制、政策、技术、交通、信息、需求、人口、能源矿产资源、进出口、外汇等确定国民经济整体的公共边界和参数范围的基础上，通过建模与长期的市场博弈和参数、模型修正，最后确定国家宏观调控的货币、财税、产业政策等定量参数与定性体制、机制、政策的设定才能解决。当前我国中科院系统所王飞跃老师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建立的平行系统已经开展了很多案例，做了有益的尝试，值得举一反三，推广应用。

经济系统是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两次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实践和上述理论分析都说明货币金融政策、体制、机制对社会和经济系统稳定的影响最为巨大。而人和人的主观因素和社会体制机制本身就是也仅能是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由于任何系统的矛盾运动都有螺旋式的周期性特征，因此我们的宏观政策只能是把握中道而不能去试图烫平周期。在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方面，正如当年的《论十大关系》一样，理论解决后，关键是怎么操作也即矛盾复杂性的驾驭问题。对于任何矛盾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刚好居于任何系统之主次要矛盾的“中”间和交集、枢纽的关键位置，就是货币金融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也都是受人的控制。

因此驾驭矛盾的第一重要任务是认识“中道”规律和寻求矛盾双方利益交集、通约变量以及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实现矛盾转化的办法!经济学理论上的每对范畴如：公有与私有、市场与计划、供与需、虚拟与实体、局部与整体、中央与地方、短期与长期等都是矛盾关系，都可以分门别类，都可以分层次、分主次的。而要把握其“中道”——通约变量——利益交集，实现“执二用中”——发挥两头的优势——考虑两端的特点，在全面推进深化经济改革的体制机制方面就需要依此而行，以求整体与局部、短期与长期的协调和最优。其二是在技术方面可以应积极探索利用现代云计算、大数据和虚拟技术，分区域、分行业、分层次建模，通过不断与实际系统交互来寻找。其三，同时考虑到人的理性预期、逆向选择、信息不完备、价格粘性等主客观的中间参数之必然深度融入经济体。因此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解决之道必然出现：(1)由求确定性解到寻找解决方案;(2)由求最优方案到寻找有效方案;(3)再由求可能的有效方案，到求可选择性并做出选择这样的过程。这可能也是信息互联网经济与人工智能高度发达以后人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以寻求矛盾双方的互补统一为出发点，做好“执二用中”，并构建各类利益共同体，以解决经济学诸多两难问题的必然选择与有效方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