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买办资产阶级和鬼影子知识分子

【摘要：跨国公司为了在全世界推销产品，它的行销计划，也是以多国为范围的。在整个行销过程中，跨国企业以雄大的财力和人力，对第三世界市场国文化进行依乎行销目标所必要的利用、改造、解体的工作。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国际性行销管理如虎添翼，透过各种行销传播，达成塑造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改造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利商品的倾销。结果，许许多多欲望解放主义、享受主义、消费主义破坏和取代了许多古老亚非拉各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例如与天、与自然相和谐，欲望的适当节制，知足知限的哲学与伦理——以利创造和操纵人类超乎自然的需要和欲望，达到商品的国际范围中的推销目的。通过成本很高的各种大众传播形式，例如电影电视节目、广告影片、报纸和杂志，大国的“文化价值”在广泛的第三世界中所向披靡。种族偏见(例如美国西部片中的印第安人，外国电影中的中国人)，殖民主义，白人种族中心主义，对商品的夸大过的饥饿，从美国、西欧的观点和偏见去报道和解释时事新闻……都通过西方强大的大众传播打入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灵中。大国设备完善的教育机构和研究发展单位，每年吸引了大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前往各大国受教育、研究和训练。其结果是最大规模高效率的洗脑工作，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进行向着文化、科技“中心”改造的运动。人才外流、在第三世界内部培养了一大批和大国的国际资产阶级有共同语言和利益的买办知识分子，或如法兰兹·范农所称的“鬼影子知识分子”(phantom intellectuals)，不但向他们的国人大肆转贩新殖民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例如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依赖理论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反抗论——还协同外国支配者对自己祖国进行剥削，为巩固本国军事独裁政治拿主意、出点子。】

近来拜读渔父的大作《愤怒的云》，敬服之余，自然也犹不至于打破想来对自己的诫命。只是和许多明眼之人一样，觉得渔父的大文，谈文学其实是假的，其实只是个幌子;谈有关第三世界发展理论，才是真的，才是他“用心急切”的本意。因此，在绝不出击渔父对我文学作品的批评这个原则下，单就第三世界发展的理论提出几个和渔父颇不相同的意见。

渔父的大作中，贯穿着一份出奇的焦虑。这溢乎言表的焦虑之请，使他迫不及待地把小说集《云》中的几篇小说，判定是“显而易见”地为所谓“依赖理论”账目的小说。其实，倘若渔父不那么“用心急切”，他应断乎不至于留下这于他为绝无必要的破绽的。

在《万商帝君》中，我比较用心地写了一个跨国性企业。以它全球性的行销管理活动，如何对地主国的价值和思想进行深刻的改造运动。在现代传播技术和国际范围的管理技术下，即使土着企业的行销活动，对人的行为、思想和价值的强大影响，是生动活泼的台湾生活里每天的真实。我只是因着自己曾经在台湾的跨国企业中负责过中级管理者的工作，参加过几次亚洲级的管理训练会议之体验，更加深刻地注意到，以整个地球为企业管理的基盘的国际性企业，其行销管理对于全球土着文化之令人震惊的改造力量罢了。

批评跨国企业的行销活动，对落后国家文化的解体和改造，只是“依赖理论”中对跨国企业活动之批判的一小部分，更何况由于跨国企业的行为越来越引起世界经济学家和政治学、社会学者的注意，各从各自不同的专业角度研究跨国企业者越来越多。有人搞跨国企业与全球化生态、污染的问题;有人搞跨国企业中个人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有人搞跨国企业行为与各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间的关系，等等。然而，据我所知，“依赖理论”中对跨国企业的批判，似乎更着重在跨国企业倚仗其本身雄大无伦的资本力和超强母国的政治力，对落后地主国购买和施加政治力和军事力，从而以落后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不足”为代价，稳固和扩大企业的超额利润。TTT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共同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据此以观，即使是拙作《万商帝君》，又和渔父所急于扑灭的“依赖理论”之间，殊无形式内容上的关联了。因此，不能不说，渔父在一开场，就犯了议论所忌的“无的放矢”之过吧。

从历史的展开去理解依赖的形成

接着，我想检讨一下渔父对于依赖理论的理解，以及基于这理解所做的反论。

首先，渔父似乎错误地把依赖理论中的“依赖”，看成是静止的和外加的东西。渔父开明宗义地说道：

“依赖理论”认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国际分工秩序、来操纵、剥削和控制落后国家，由此形成一种“中心”和“卫星”的经济关系。不仅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有“中心”“卫星”关系，环环相扣，最后连成一条上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下贯落后国家边陲乡村“卫星”的环索。在体系之内，资金和资源的吐纳，所依靠的运作工具就是跨国公司。

渔父和一些现代世界体系的辩护士们，总是先把“依赖”理解成一个既有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国际分工秩序”课予落后各国的锁链，从而加以批评。事实上，依赖理论的主要精神，在于它历史的、开展的性格，认为“依赖”是早在十五、十六世纪就开始的西方殖民主义历史的展开，和近、现代世界史中帝国主义以及新殖民主义历史的展开，在落后国家所造成的一种情境(D.L.Johnson)。正好是在这种制约性的情境中，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行程，和广泛的后进国“发展不足”的历史行程，护为补倚，使广大的后进国经济，受到少数先进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扩张所制约(T.Santos)。依赖，是这四百多年来的新旧殖民主义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历史情境，决不是渔父所说的富者原富、贫者自贫的贫富天定、天成论。

例如以非洲各族人民今日的悲惨情况的形成来说，就可以追溯到当年的奴隶贸易和殖民帝国主义。欧洲人在1783年到1973年间不但从非洲掠夺了无数的象牙、钻石、香料、黄金、白银和兽皮，并且抢掠了数百万人以上的非洲奴隶。没有人能否认，在两百年内，黑色非洲以她富饶无比的宝藏和数百万奴隶的强迫、无偿劳动，为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展开。同样，有谁能否认，今日雄峙寰宇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形成过程，正是以北美印第安和黑奴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歧视、奴役和压迫做为代价?

如果中国曾幸而在十七、八世纪中免于西方殖民者的占领和奴役，则对于十九世纪列强帝国主义的侵侮，我们应有太鲜明的悲伤的记忆，几万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在羞辱性的“赔款”项下，流出了中国。几个重要的港口都邑，被强迫开放，成为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资本和商品肆无忌惮地闯过中国毫无准备的关口据点。势力范围的割切，租界的割让，并吞台湾，控制税收和海关，干涉司法和主权的独立性……难道说，中国这一切悲惨的命运，不正是中国受制约于西方列强“发展”和“扩张”的历史过程中，一个相应的崩溃、解体和沦落的、生动的说明吗？

二次大战以后，亚洲、非洲和拉美一些只取得形式上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情况非但没有根本的改善，而且有些地方、有些情况，远远比过去还糟。总督、警宪和殖民地官僚走了，却换来傀儡政权和一批里通外国主子的买办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一仍透过复杂的国际政经关系，控制和掌握着今日各落后民族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原始原料出口和工业品不等价交换;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落后地区内部资产阶级的勾结下，进行对后进国劳力和原料的榨取和先进国商品大量倾销，更不必提国际产业-政治-军事复合体为了保持和增加跨国企业的利益对落后国家明里、暗里进行的各种干涉、威胁、颠覆和暗杀的罪行了。渔父和同他一般为十六世纪依赖不断扩大的“世界体系”辨饰的人们，例如发展论者和现代化论者，在喋喋不休之余，尽管他们有些相互不同的说辞，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全都绝口不提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与今日世界“先进”与“落后”的结构之关系；总是要去强调别的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其他因素”，例如“决策人所扮演的角色”，也例如“企业精神”“基督教文明的影响”“成就动机”，等等(Cheddo, McClelland)。

问题不在于关系，而在关系的性质

其次，渔父显然对于依赖理论中“发展不足”的形成论，有错误的理解。试看渔父是怎么说的。

依赖理论有几个主要命题：落后国的发展不足(underdevelopment),正是由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落后国家的贫困，是因为它被纳入了“体系”之中。如果它们能摆脱依赖，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成长一定会加快。

渔父在这短短的叙述中，犯了这几个“显而易见”的认识上错误：

首先，由于渔父把依赖看成是一种自存、既存的情境，而不是将“依赖”理解成一种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情境，因此认为别人主张的是“落后国的发展不足，正是由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结果”。据我有限的知识，几乎没有一个依赖论者有过这样简单化的机械的主张。从十六世纪开始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历史发展去看问题的依赖理论，是从新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四百多年的历史行程中，去看依赖和支配的互动关系。落后国家的发展不足，非仅是“由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结果”，也同时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原因。同样，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不但是落后国“发展不足”的原因，也是其结果(D.L.Johnson;D.A.Offiong)。

渔父对依赖理论的另一个错误理解，是说“落后国家的贫困，是因为它被纳入了“体系”之中。如果它们能摆脱依赖，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成长一定会加快”。

实际上，依赖理论说的是，落后国家的发展，往往严重地受到世界经济体系或国际市场中支配性经济的制约和限制。依赖理论者绝对承认落后国家，在被“纳入体系”中以后个别的、特殊地、局部地“成长”的可能性。问题在于，这有限的“成长”和“发展”，是作为“先进资本主义国”更为巨大的发展和扩张的一个反映而存在的。依赖理论清楚地理解到，国家不论贫富，没有一个国家能脱离世界市场而“独立自主地发展”，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制定和选择繁杂的发展政策时，能够完全“独立自主”，不受任何因素的拘束。然而，不同的在于，贫困国家的“发展”和“成长”，是“先进资本主义”支配国扩张的一个反射（reflex）时才发生，而且这“发展”和“成长”，是更多地按照支配下的外国经济而不是本国经济的需要所促成的。在一个依赖性的社会里，类如资本和技术等外国的生产因素，一直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因为在这“世界体系”中世界市场上的若干重大决策的决定权都操纵在大国的手中，除了屈从之外别无选择的贫困国家的发展，就不得不受到大国的支配和限制了。

以现实的历史实例来说，帝国主义的资本、技术和商品，有扼杀中国和印度的自发性，土着的萌芽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当然也有介绍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化公共设施、交通、电讯、教育制度、卫生机构和银行体制等的一面。但这一切相对性的“成长”、“进步”和“发展”，是作为英、法、美、俄帝国主义支配经济在中国和印度的扩张与发展的一个组织部分而发生。如果我们不曾忘记当时税收、海关、法律、价格、市场和原料等等全操在列强之手，依赖理论的历史解释，特别是从一个落后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去理解，就会有极为清晰的认识了。

国家规模上的“贫富天成”论

自古以来，关于贫富不均的社会事实，一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贫富天成论，认为有钱的人原来就有钱，或因祖宗积德，或因命中富贵，或因本人贵重，总之，富贵者天生就是富贵。同样，贫者、贱者，原就贫贱，或者因原命轻贱，或者因其好逸恶劳，总之，贫困者自始就是贫困。当然，另一种看法，就包括在一句极为普通的话：“为富不仁”。意即富者之所以致富，总是以不同程度的“不仁”，完成了财富的蓄积与集中的。

在国际范围内，渔父和一些其他类似的理论家，是深信着富国自富，与贫国之因窘无关;贫国自贫，与他国的富强无干。很有一些西方种族中心论的学者(例如D.McClelland)，认为落后国原就在文化和经济社会上落后，而把西方的“先进”和“发展”看成原就“先进”和“发展”，从而把社会发展阶段分成“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把落后国——例如非洲各国之所以落后，归咎到落后国自己因为本身这样、那样的因素而跳不出“传统社会”阶段，对于西欧对非洲长达五个世纪的殖民地凶残掠夺、榨取和摧残，只字不提。而渔父正好也是这样一个理论家。他说：

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未必是由于“殖民经济”。北欧国家、瑞士、加拿大、澳洲，从未向未开发地区抽取任何资源，甚至毫无经济接触。它们之所以富裕是因为自身的资源丰富，生产力发达，特别是人力资源的丰富。那些与落后地区接触的先进国家，在最初接触时，已经十分富裕。它们的富裕，和落后国家的落后，其实没有因果联系。

这不是典型的、国际规模的“贫富天成论”又是什么呢?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举出凡殖民地知识分子无不熟悉的这些历史：横越大西洋的奴隶买卖、殖民主义、割地、开埠、通商、赔款和干涉，是怎样重大地构成先进国血腥的原始积蓄，构成从商业资本向着工业资本飞跃的物质诱因，直接触发了西欧工业资本主义全面发展的工业革命。四百多年来新旧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开展的“世界体系”形成的历史，说明了早期英法的发展和今之美俄的发展，恰好是同样一些国家发展不足相辅相应地展开，岂能说“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未必是由于‘殖民主义’”呢？

殖民主义就是殖民主义，是历史的、经验上的真实，我们是绝不再引用时加上括号的。依赖理论所剖析的，如前所言，是十六世纪以来的英法美这些殖民帝国的发展，自然不论“北欧国家”和“瑞士”等。发展的取样上，不成一个典型，在国际经济学上，几乎没有讨论价值之国。关于“北欧国家”和“瑞士”的原始积累如何形成，我惭愧毫无知识，不敢妄论。但今日它们皆以最尖端、精密之工业产品与世界其他地区——应该也包括贫困国家吧——进行不等价交换，也是周知之事。

说到加拿大和澳洲，渔父似乎竟忘记了这两个地方，不折不扣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所建立的白人殖民地。渔父难道真不知道，这两块白人的大殖民地的发展，明明白白地是由于英国、法国对非洲、拉丁美洲和东亚殖民统治所搜刮之剩余(surplus)去建设的吗(A.K.Bagchi)?再者，加拿大和澳洲的“富裕”，难道不是以这两个地方的原住民族、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和大洋洲上才离开新时期时代不远的土着民等的种族绝灭这个残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血腥的“富裕”吗?渔父似乎刻意漏列了美国。今日美国的形成，和英国从亚洲、非洲搜刮所得去投资经营，和起初是印第安人的灭绝和对于黑人奴隶的强迫性无偿劳动之掠夺，嗣后是无远弗届的“五角大楼-国家企业-CIA”复合体向全世界的扩张，当然有密切的关联。

然后，渔父不惮乎孜孜不倦地告诉我们：富国的双手是绝对神圣而洁净的。渔父说道：“它们之所以富裕是因为自身的资源丰富，生产力发达，特别是人力资源的丰富。”

而倘若说到“资源丰富”“生产力发达”和“人力资源丰富”，今天散列在辽阔的世界南方的落后而又贫困的中国、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早在今天“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尚在茹毛饮血的时代，不是都创立国辉煌无比的中国、印度、印尼和衣索比亚、埃及的精神和物质文明吗?从十六世纪开始，正式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的货物、织锦、黄金、白银、工艺、兽皮、香料、宝石……吸引了贪欲的西欧航海探险的殖民主义者。对此，谁也不能说第三世界资源不丰富、生产力不发达、人力资源匮乏。渔夫们这些欧美系社会科学者规避从十六世纪展开的欧洲新旧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世界体系，想来大约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笨拙地为“先进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全球性的支配做掩饰和辨饰，因为如前文所不断地指出，“那些与落后地区接触的国家”，如果没有努力贸易，没有对于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掠夺，就没有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不能或缺的原始资本积累和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也就没有今日“十分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了。说这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和落后国家的落后，完全没有“因果关系”的欧美系社会科学家门，总是认为贫穷国家的贫困与落后，是自生、自有的;是源于这些落后国家自身的“落后”和“传统”性格，与世界体系的发展，“没有因果的关系”，从而认为只要扬弃后进国社会自有的“落后”性与“传统”性，吸收“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社会自有的“进步”性与“现代”性，就是后进国家开始文明开化，开始发展和成长之日(W.Moore)。站在西欧“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制的立场，做这样的议论，至少还是比较上可以理解的。但不知也跟着欧美社会科学者学舌的渔父，究竟是什么样的立场而云然呢？

“没有发展的成长”

渔父的论点，开展至此，终于迫不及待地显露了他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当前世界体制的亲体制性格了，他说：

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如果拒绝纳入“体系”而独立自主地发展，是否经济成长就会加快?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统计资料显示，彻底参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长期来说，经济成长率要比不参与的国家高。以东非共同体的国家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为例。在独立之前，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资源也比较丰富。但独立后，坦桑尼亚实行独立自主的乌伽马主义发展路线，乌干达采行一种改装的部落主义经济，肯尼亚则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但如今坦桑尼亚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乌干达的经济也一塌糊涂。对照之下，肯尼亚的经济倒是走在前头。

我们在前文已经说过，依赖理论认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落后国家，个别地取得一定程度内的“发展”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这“发展”的性质。依赖理论认为，在世界体系中的落后国家，是做为先进国发展和扩张的一个反射而又局部、个别的成长，是在先进国家发展和扩展的全盘计划中，做为这计划的一个附庸而发展，而不是以后进国本身为主，以自己需要为导向的发展。而落后国家这极为有限的“成长”与“发展”，又回过头来成为先进国更大发展于扩张的工具和条件，使落后国对于世界体系之依赖的结构，更形加深与巩固，从而是抑制而不是促进了使一个国家经济获得真正发展所必要的结构性的改造(S.Amin)。像这样，仅仅是在“统计资料显示”的“成长”，而没有伴随着往更大、更长远、更实质性的自然发展所必须的社会经济构造的变革，也没有以自己民族现实需要为中心、由自己参与、指导和计划的活力的“成长”称之为“没有发展的成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 一译“矮化的成长”)。

在若干第三世界国家纳入“体系”后所取得的“没有发展的成长”中，往往一方面是一大堆“统计资料”和一般性经济数据上所显示的成长，而另一方面却同时并存着较有活力的经济部门和更广泛的停滞、解体的经济部门，和逐渐深化的贫困；缺少生产上的结构改革；政府部门和经济部门中缺少熟练技术和缺少本国人对高层经济和生产部门的参与；缺少一种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立自主的信念、展望和决心。事实上，一些“彻底参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世界国家，为这“没有发展的成长”所付出的代价，便是对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扩张的高度依赖。象牙海岸(科特迪瓦)就是其中典型的成例之一。

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以共同投资形式，“彻底参与”了法国和欧洲共同市场“资本主义体系”的菲力·胡费·白格尼总统的象牙海岸，经济成长率在百分之六以上，国民平均年收入也高于平均的非洲一般其他国家者。投资保持稳定的增长，政府有钱从事发展和建设，政府在行政上的花费，较许多其他非洲国家低得多。但在另一方面，整个象牙海岸的经济结构和它在殖民时代者几乎完全相同，国内富裕的少数精英与广泛的、贫困的农民间的巨大差距，依然没有改善。确实，在农业生产上，象牙海岸有显着提高，但在基本结构上，依然是外国地主投资的大庄园经济。除非根本上废除形成一种倒退性的社会结构的、由外国地主付薪的农业劳动体制，在整个农业生产部门中进行结构性改造，象牙海岸的农业就无法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S.Amin)。

在资本和财务上，象牙海岸采取了与法国、欧洲共同市场合作的政策。但这种合作投资的政策，是以损害自主性地设计自己的发展计划的权利和以损害主权的独立为代价的。在象牙海岸，外国资本对于全国经济取得绝对性支配的地位。外国资本在象牙海岸所获取的高度报酬，恰好说明象牙海岸经济成长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程度。“统计资料显示”：象牙海岸的雇主资本家，在数量上大有增加。但其中真正的土着的民族资本家却微乎其微。即使有人可以说，今天，资本主义在象牙海岸确实有长足的发展，但人们却不能据此说明，象牙海岸自己的资本主义有所成长。虽然象牙海岸不受法国和欧洲共同市场的统治，但在经济上，今日象牙海岸与它在殖民时代者殊无二致：如果一切劳动者是象牙海岸的黑人，那么绝大部分的、真正的象牙海岸资产阶级，是远远居住在欧洲，只是提供技术、资本和管理的欧洲人“不在资本家”。

象牙海岸—科特迪瓦

再举利比里亚的例子。

比较上是“民族主义者”的托伯尔特总统在一次政变中被推翻以后，继任的塔布曼总统采取了一种“门户开放政策”。为了“彻底参与资本主义体系”，利比里亚开门运行外国资本和土着资本无限制地发展。根据统计资料，在20世纪60年代中，外国资本涌入利比里亚平均每年达7500万美元。利比里亚的国家总预算，从1943年的75万美元升高到1963年的5000万美元。但这一切改变，为利比里亚带来什么样的发展呢?美国国际开发总署(AID)的专家指出：整体看来，利比里亚人从事政府工作，经营橡胶园、运输业、建筑业和法律服务业。有少数一些利比里亚人从事医疗工作和工商企业。外国人绝大多数从事铁矿、橡胶工厂和木材厂的经营。在重要企业和工业中，有一小部分利比里亚人因法律规定，受雇于外商机构，但他们大多只从事企业中公共关系、法律事务和广告业务，不能参与真正的高层管理工作。正是由于缺少一种结构性的改革，“彻底参与”了“资本主义体系”后的利比里亚，即使美国开发总署的专家们，也观察到这些缺点：庞大的官僚特权集团放弃了许多发展的机会，外交花费过高，教育预算偏低，殖民地时代的政治经济残留严重，政府部门官僚、家族关系，影响效率。这些情况一致到托伯特总统时代依然没有基本上的改变。利比里亚少数一些买办的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合作，经由外国资本和技术，对于本国进行盘剥和掠夺。在统计资料上，今天利比里亚比起托伯特总统的时代，固然有若干可见的“发展”，但是对于广大的、贫困的利比里亚人民，情况几乎没什么根本的改变：即便是在渔父所赞美的肯尼亚，欧洲殖民者所残留的数百英亩土地，在“独立”后由欧洲银行贷款给富有的肯尼亚农民去购得这些土地，或由特权关系的肯尼亚农民购得，形成富裕的肯尼亚地主和贫困的佃农所构成的社会结构。“独立”后肯尼亚土地所有关系在根本结构上的改革之阙如，和肯尼亚农业对于世界“先进资本主义”体系的依赖，使肯尼亚持续存留着类如殖民地时代暴露在强大榨取下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农民（subsistance farmers）。

该死的民族主义者

渔父以非洲一些不愿意“彻底参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如坦桑尼亚、乌干达在经济上的失败，作为受到“资本主义体系”惩罚的例子，来说明如果穷国不依赖富国，不但无从图发展，简直是在这世界体系中，无地容身的命运。

在某种意义上，渔父所举的例子虽然令人沮丧，却是真实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下，弱小国家“追求‘经济独立’的困难(注意渔父以括号来表现‘经济独立’这个理念时所传达的深度揶揄意味)”，也许可以用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来说明。

由于深深地体会到要从几世纪来的殖民经济上自求解放，阿尔及利亚先要真正掌握自己的经济，以期在经济上而不只是政治上获得独立，阿尔及利亚军人政府进行了经济上的国有化和本色化(indigenisation)两个政策。所谓国有化，是由阿尔及利亚政府将若干重要的外资企业和工业收归国有，由政府接管。而所谓本色化，是政府经由法律的强制，迫使外资厂商接受阿国人参与其管理和营管过程。阿国政府分阶段、有步骤、有规划地进行了国有化和本色化的工作，并举行各种训练，期以提高阿国人在管理、技术、生产和经验上的能力，为培养和发展民族的资本而努力。但阿国为了追求“经济独立”的努力，却遭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复杂而巨大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来自内部，长达四百多年的殖民经济结构中，阿国的民族资本无从发展。一切重要的企业、贸易和工业，长期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自己的民族资本积累无从形成，没有自己的管理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源。在科学技术上，更是被掌握在外国厂商手中。阿国“经济独立”的努力，最先就碰到这些源于数世纪阿国殖民地历史所带来的现实困难。而这些从数世纪殖民历史所沉积下来的困难，即使是国有化、本色化，用国家力量强迫增进阿国人接管既有外国企业，并由国家融资中小企业这些“民族主义者”的手段，也一时难以解决。

第二方面的困难，则来自外国企业的百般阻挠，企图破坏阿国的国有化和本色化努力。收买阿国人出面顶替，利用阿国人出面购买一些政府规定不能由外国人经营的企业，以利实际上由外国人控制那个企业，收买阿国特权人士，请他们当公司虚有其位的董事，却把管理实务性位置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迟延或抗拒政府的国有化和本色化改造……这些外国商社的阻挠和破坏，生动地反映在阿国政府颁布的许多禁令之中。

但是，相形之下，阿国在力图“经济独立”所遇见的困难和挫折，比起其他同样为自求解放而努力的国家所遭遇的命运，还是十分幸运的。新殖民主义，正是透过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蛮横的干预，发挥它维持并强化旧殖民地时代的超额利润的功能。因此，对于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国际新殖民主义总是要千方百计地维持住原殖民地社会的法律系统、政治结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以利其遂行新殖民主义的榨取和掠夺的机转。任何这些旧结构和系统的革新和改造的企图，往往带来来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蛮横干涉；收买当地政治和军事势力，反对“民族主义者”的改革、政治暗杀、经济封锁、军事政变、支持最苛烈的独裁统治……不一而足。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三十年间，这些无情干涉和镇压贫困国家自求解放和力图“经济独立”的事例，几乎无年无之。而且在六十年代，渔父所任职的联合国，就曾经参与过几件颠覆和暗杀非洲几个企图挣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政府及其领袖的罪恶案件。恩克鲁玛、卢蒙巴，只是这些该死的“民族主义者”中较为倒楣而着名的两个人罢了。

渔父还举了印度的例子，企图破灭一切想要挣脱国际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控制的民族主义者争取自力更生的希望。渔父说道：

有些国家在发展之初，为了追求“经济独立”而大力推展基础工业，结果适得其反。印度在五十年代不惜代价，不顾产品需要情况，大规模投资重工业。这个政策使它从六十年代开始，不得不长期“依赖”大量的外援食物和资金援助。

渔父想说的是这样的结论：“追求‘经济独立’而大力推展基础工业”是使印度“从六十年代开始，不得不长期“依赖”大量的外援食物和资金援助”的原因。但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印度的问题之复杂，到了不必是搞世界经济的人都能想象的地步。但是把印度今天悲惨的境遇，简单地归罪到印度妄自“追求‘经济独立’”的渔父的宏论，恐怕绝无仅有吧。

“独立”后的印度，在制造业、农业庄园、金融和批发生意上，早已分配在以英国为主的外国人手中，即使在“独立”后大量涌现的印度企业如炼油、制药、人造纤维、各种耐用消费品等技术密集的工业，外国人私人资本和技术仍占有支配性地位。美国企业在印度的发展，更受到美国援助计划的支持(PL四八〇贷款基金)。早在六十年代初，印度建立了两个“基础工业”的炼钢厂，但都在资本和技术上依赖于英国和西德的炼钢资本。许多其他印度“基础工业”，一开始就倚重西欧和苏联的资本和技术。但为了这种依赖，印度必须付出重大的代价。每一个“合作”计划，都有数不清的各种强加在印度身上的限制，例如限制产品输出的地区，限制把某种技术转给第三国；规定不经参与投资的外商允许，印度方面不准从事研究发展工作(A.K.Bagchi)。

由美国福特基金会推动的“社区发展计划”，在印度渴望发展粮食生产的背景下，使美国农业资本和技术深入地渗透到印度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教育各部门。但喧噪一时的“绿色革命”，根本上失败了，并没有为印度解决严重的粮食问题，从而使印度市场更加狭小化和毫无生气，连带地引起了公共企业生产的颓落。1976年以后印度经济危机，在资本需求下跌的同时，产品输出的必要，引动了极廉价产品的输出。而出口工业的赋活，又深化了对于西欧和苏俄市场和资本的依存。1975年间印度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上的危机，使国内市场疲弱，外销竞争乏力的印度经济，成为重大压力，迫使印度政府一步步放弃“经济独立”的方针和政策，更深地组织到对于世界“先进资本主义体系”，愈陷愈深地落在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各国支配中(A.K.Bagchi)。

印度在五十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大略已入上述。印度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在政治上取得形式上的“独立”的各国，在经济上是如何地难于从旧殖民地残留的枷锁和新殖民地缜密的网罟中解放出来，从而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恩克鲁玛所说的：“第三世界除非彻底地打倒、摆脱新殖民主义，永远无法取得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真实的独立”的话。渔父，正像一切欧美资本主义体系的代办人一样，把落后国家落后的原因归咎给这样、那样的理由——例如说什么“追求经济独立”，“大力推展基础工业”，“不惜代价、不顾产品需求情况大规模投资重工业”，却独独只字不提新旧殖民主义破坏性的影响因素。

是谁做主的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

时常有一些出生于贫困的第三世界，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受了教育，看见“先进资本主义国”目迷五色的繁荣和富裕，便对于自己祖国的贫困、落后起了深刻的轻蔑和仇恨，尤其如果看到长年以来祖国力图“经济独立”，挣扎着摆脱“先进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却不但一事无成，似乎越搞越穷时，这些知识分子的“先进资本主义”的“唯成长论”，竟可以达到不惜以重做那“世界体系”的奴隶，但求一口饭吃的的彻底买办主义的程度。

然而，像渔父和类如渔父的一些欧美社会科学家，似乎永远无从理解，第三世界的人们再穷、再饥，也还有人的尊严。他们绝对不只是几亿让渔父们看了心烦的，因了饥饿而彷徨、挣扎着的牲口。依赖理论所不惮于陈辞的，是四个多世纪依赖世界体系发展，正是新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世界结构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在完全没有准备、没有预备好条件的情况下，硬生生地被推进“世界体系”之中，身不由己地随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贪婪的发展、扩张的节奏和需要而运动，形成对于“世界体系”无奈的、苦痛的依赖。在这依赖的结构中，第三世界国家许多重要的经济发展的计划和决策，因为殖民地历史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关系，因为高度发展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大众传播技术所形成的跨国性巨大企业，都是在欧美、日本的办公室而不是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和经济机构所自动自发制订，从而一切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方针，无不是为了“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扩张与成长的利益，而不是自己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意识形态上，贫困国家的一些买办知识分子，也会自然而然地挺身出来，以“资本主义体系”无害有益论和“追求经济独立”该死之论教训国人，更是不足为奇了。

必须指出，依赖理论从来不曾主张“摆脱”和世界的经济和市场间联系。依赖理论所批评的，是这关系的不平等的、受制于人的性质，从而要求改变这个不合理、不公平的关系。依赖理论不是只知“不惜代价、不顾产品需求状况大规模投资重工业”的呆子。恰好相反，他们心忧虑烦地希望祖国的发展，是真正为了自己民族万世千秋的利益所做的发展，是自己真正当家做主，自己按着自己现实需要和具体利益制订发展计划和政策，而不是永远做别人的利益、别人的发展和扩张的工具，追求剧毒性的“没有发展的成长”。退一千一万步说，即使“追求经济独立”，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是难道近乎不可能，第三世界人民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的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无论如何，是第三世界人民神圣不可侵夺的权利，不容轻侮。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具体条件，按照自己的理想、良知和道德，选择和决定自己民族发展的道路，并且有权反对和抵抗任何压制和阻碍自己决定的发展道路的恶势力，做坚毅不拔的斗争。

当渔父以殷惠敏的笔名，在香港一家杂志发表“台湾与依赖理论”时，以状似不经意间提醒人们，依赖理论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发展出来时，无非是渔父用心深刻地想告诉人们，依赖理论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格。除了对于渔父在落笔片刻中表现出来的灵魂的堕落，感到伤痛，我想引用美国一位保守的社会科学者——他的“穷国之穷未必肇因于富国之富”论，以及“即使没有掠夺穷国，富国照富不误”论，和渔父的壮论完全雷同——彼得·柏格的话，供渔父和一切第三世界买办知识分子们做个参与。彼得·柏格说道：

……资本主义在今日第三世界的渗透所造成的实际效果，大部分是有事实为证的。此种资本主义所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和政治代价，绝不是单靠武断的信念，而是有事实根据的。富国与贫国之间的两极化;贫国之内大多数贫民与绝少数显贵之间的两极化;悲惨状况的增加;第三世界外债的不断增加，贸易与收支平衡的不断恶化——这一切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杜撰出来的，而是有其客观事实为根据的。

保守的、亲体制思想的代辩人，不论其古今中外，都会死抱着一个不智的立场，那就是把只要一般的良心和道德就可以清晰地理解的道理，也气咻咻地归咎于这样和那样的“危险思想”的煽动。更何况，依赖论者，在深入检视第三世界悲惨的现状之后，也知道除了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还有来自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垄断的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帝国主义”，并且不惮于对他们发出深刻而尖锐的批判。渔父企图向着台湾的同情依赖理论的人们飞来的“列宁主义”的帽子，不论在主观的理论本身，和客观上台湾言论政策的合理化迹象中，恐怕注定是一场徒劳的心机吧。

好一个无辜的跨国企业

渔父当然不免于要为被称为国际巨无霸的跨国性大企业说尽好话的。他说道：

……人们往往忽略跨国企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投资与贸易量所占的重大比例。它们并非一定要靠第三世界的资源和市场才能生存。

依照“统计资料”，1974年美国在海外投资约一千亿美元中，有三分之二是在拥有高度科技的国家中投资。在落后的第三世界的投资，只占美国海外投资的25%(1975年美国国会听证会记录)。但是，任谁也无法否认，跨国企业对于落后国家的投资，利润率最高、最肥厚，远远超过了资本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投资报酬率。理由是明白的：第三世界劳动力价格低，在台湾十个月的工资，只能抵得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一个月的薪水。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智利、巴西的工价还远远比台湾便宜得多。此外，第三世界国家在税额、投资优惠、财政优待上的利益和特权，尤为客观。因此，1974年，以美国为基地的美国跨国企业从埃及吸回美国的利益，等于同一年埃及国民生产毛额的四倍还高。1974到75年间，美国从第三世界汇回美国的利益是233亿美元。在过去三、四十年代中，美国跨国企业De Beers从坦桑尼亚汇回美国的利益，是当年它在坦桑尼亚投资金额的三十倍(E.Onwumere)。

这些价值，恐怕还没包括跨国公司以不正当手段千方百计地把赚自贫困国家的钱“盗”回本国的数目。这些不正当手段，包括高报投资用的机器、设备和高等原料，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间各种不按国际市场价格，而以所谓“移转价格”的买卖；包括出口给相关公司时低报价格逃税，包括国际管理人员差旅费、薪资的浮报等。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海关、税务、会计的不发达和容易收买贿赂，这些不正当手段几乎是各跨国公司高层财务会计人员所熟悉的看家本领(D.A.Offiong)。

尽管渔父和其他欧美系社会科学家老是装着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以各种不同的语言说，跨国企业“并非一定要靠第三世界的资源和市场才能生存”。但从几十年来，驻在第三世界各国的跨国企业，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不惜以超强大国的政治力、外交力、经济力、军事力和特务力，公然破坏国际法律和人权、道德与良心的制约，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以观，对于第三世界的榨取和掠夺，依然无可否认地是西方跨国企业甚至政府的重大利益。当然，对于这一点，渔父还是要做困难而技穷的狡辩的。他说：

【跨国企业进入第三世界，未必会造成后者的贫困化。但跨国企业的主顾时常是一国的政府。为了追求利润，维护垄断的经济利益，跨国公司往往发觉它和专制政权是利害与共的。可是由此建立起来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可以保障眼前的利益，但同时也可能成为一个必须在未来付出重大代价的政治陷阱(伊朗就是个例子)。一般而言，随着所在国政治的多元化及各种不同社会压力集团的出现，跨国公司所扮演的角色也会发生变化。认定它们必然地与专制势力“狼狈为奸”，本身就是一个专断的看法。】

“跨国企业进入第三世界”，会不会“造成后者的贫困化”的问题，是应该摆在整个“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殖民主义结构中去思考，而不是单独、孤立地问“跨国企业”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即使前文举过的保守派社会学家彼得·伯格也不能不扪着未死的良心这样说：

……在新殖民主义形态下，外商通常将新产业的利润转回母国，而使第三世界国家的支付逆差不断增加。而推动耗资而不经济的工业化所负的债务更会使支付逆差的压力显得格外沉重。发展所谓的“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e)工业的策略，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曾被广泛推介为发展的标准处方。但它应用下来的结果，几乎在任何地方皆招致失败。由此可见，新殖民主义正是意味着愈来愈穷，以及对外国势力愈来愈依赖。

彼得·伯格并从而印证，以跨国企业为主要的作用机转的现代新殖民主义在第三世界中所造成的，是一种使第三世界不断地奔向愈陷愈深的“发展不足”的形成过程（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也就是贫困化、解体化、附庸化的过程。

其次，既然渔父自己谈起了，让我们也约略地看一看跨国企业和专制政权的关系。为了免于理论的冗繁，我们就以美国参议院自己的调查报告为依据，谈一谈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怎样以周密的计划，推翻了智力的阿连德政权。

智利前总统阿连德的棺材

为了阻挠、破坏主张把美系铜矿企业、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的智力总统候选人阿连德当选，早在1970年，I.T.T.的总裁(前美国中情局高级官员)约翰·麦康就曾出资数百万美元，找智利人进行阻挠阿连德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同年八月，国务院正式训令美国驻智利大使柯尔利，要他采取由美国出兵干涉以外的“任何方式”，挫败阿连德在普选中成功的机会，并拨出35万美元贿赂智利国会议员，促使他们推翻总统选举后阿连德当选的结果。后来，另外一位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长达三十五年，当时任职I.T.T.高阶管理工作的尼尔，向国务院呈递了一份包括了十八个行动要点的政变计划，用以推翻智利新政权。美国政府完全接受了这项周密的计划，开始了长达五年的部署，由当时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康纳利主持其事，并派遣国务卿和几个美国大跨国公司I.T.T.、福特、Anaconda、Purina、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的最高决策人举行秘密简报，一再保证“尼克松政府是企业界的政府”，它的责无旁贷的任务，在于“保卫美国企业的利益”。这以后，美国政府联合跨国企业、国际性银行团对智利进行周密、无情的打击、孤立和掣肘的行动，企图造成智利的经济混乱、瘫痪其贸易、并收买智利报纸、工会和国会议员，造成强大的反阿连德舆论和政治反对力量，终至于以军事政变，一举击溃了阿连德政府。

不错，阿连德是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跨国企业和美国政府、中央情报局合力以长达将近十年的时间，花费高达一亿三千多万美元，处心积虑所打倒的阿连德，无论如何也无法用单纯的意识形态动机去解释这件举世着名的政变，从而去掩盖这次大手笔政变背后隐藏的经济动机。“尼克松政府是（美国）企业界的政府”这句话，正好道尽了倒阿政变的根本性格。如果渔父们依然不服，那么我们随随便便地便能举出另外的好几打这种国际企业、超强政府、超国界特务甚至国际机构——如六十年代初的联合国——共同合作，颠覆许多亚非拉的胆敢“追求经济独立”、胆敢搞经济和国有化和本色化的政府之实例。多米尼加、刚果、索马里、玻利维亚、希腊、巴西只是这些倒楣的政权的一部分罢了。也许渔父们终于还要说，这些人不少是“左派”，是“共产党”。那么，我们仍旧以坚定相信着资本主义优越性，对于曼坎(H.L.Mencken)的名言——“若果相信苏联已经摆脱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的话，那无异于像是相信圣灵降临派教友们的确是摆脱了一切的罪恶一样荒谬”深为共感的彼得·伯格的话，来回答他们：

在第三世界里，资本主义在对付满足人类的需要上，几乎完全失败……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可能会面临愈来愈令人灰心的情境，而社会主义便在表面上看来是唯一剩下来的可靠途径。即使资本主义最后仍然行得通，但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有些短期的社会紧张与压力，已经愈来愈难令人忍受了。……但在此种情况下，革命可能是一触即发的。通常，这种革命都回揭起社会主义的旗帜，特别是资本主义渗透得十分强烈的国家里，譬如是拉丁美洲。正如一位着名的(天主教)主教阿西欧(S.M.Arceo)本来是反对基督徒参与到任何政治主张里面，但自从参加一项在智利召开的“基督徒与社会主义”会议后，对社会主义却表示完全支持。他说：“除了社会主义以外，别无其他解决之道。”此种结论将来极可能广布到所有第三世界国家。

任何度过彼得·伯格《牺牲的金字塔——政治伦理和社会变革》(台湾译《发展理论的反省——第三世界发展的困境》)，都清楚之道上引彼得·伯格的一段话，绝不是在为“社会主义”张目。恰好相反，伯格试着告诉我们，在新殖民主义支配下的第三世界一片灰暗，令人绝望、沮丧的情况下，任何忧时爱国之士，即便是一个有神论者，终于是难于不被因“资本主义”十分强烈的“渗透”而“愈来愈令人难以忍受”的情况所激怒，而奔向“社会主义”的。伯格的话，是要求那些动辄“一味归咎于左派的批评”的，对于市场功能的理性和社会发展或成长怀抱着高度执迷，并不惜以生命的意义去交换的人们一个反省的角度，从而去探索伯格自己的政治伦理。至于他国是否有权以国际范围的力量去干涉别国自己选定的经济发展路线和制度，就不必我在这里饶舌了。

渔父善心地谈到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安静地等候一些具体条件——例如“政治的多元化”、“各种不同的社会压力集团的出现”——的形成，更加安静地等待“跨国公司所扮演的角色”发生变化。关于这，我们只举出两点：在上举的，动人心魄的超强国、国际企业、国际特工、国际组织联合起来的封锁、打击、暗杀、政变和颠覆，世上又有几个国家能不为之粉身碎骨?更何况，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没看见一个现实具体的实例，告诉我们跨过公司怎样变换了“所扮演的角色”。跨过企业，绝不是像渔父所称那么无辜地忽然“发现”了它与结构性压制和反改革势力“相互依存”。不，容我们说，早在“东印度公司”时代，跨国企业便在发生当初带有无可辩饰的掠夺和压抑的性格！

在台湾，我自己亲身的体验中，曾经遇见过不少秉志优秀、练达、勤勉、正直的跨国企业干部，赢得我真诚的友情和敬意。跨国企业的一切缺点，源于他内生的体制机转。依赖理论在批判这些显着的经验上存在的事实之余，没有人反对过与跨国企业合作。不同之处，自傲与他们要求跨国企业应该本于企业伦理，和地主国合作，遵守地主国的法律，理解和尊重地主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理想，严格整肃自己的纪律，绝不从事和参与破坏、干涉和颠覆他国以增大企业利润之事。跨国企业总有面临这样的选择之一日：真正“改变”它所“扮演的角色”做一个殷实的国际商人，或者是在广大正义的世界人民之前轰然倒塌。

“忍辱负重”——问题在于要忍到几时？

欧美系为世界体系百般辩护的社会科学家，不时地告诉人们，第三世界应该乖乖地在世界体系内，采取欢迎外来投资，鼓舞自己的资本主义。虽然在整个过程的初阶段，贫富差距扩大，失业大量产生……但这是奔向发展的必要的阵痛。要在这段痛苦的时期，赶紧形成资本积累，准备“经济起飞”时代的降临。等到资金积累到某一个程度，自然能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欧美资本主义，便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如今不但社会富有，而且分配也一般平均了。这些学者因而要人等待，要人忍耐。用渔父的话说，就是“不惜暂时地忍辱负重”，要从“具体的生产因素着眼，在资金、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来发展加工形式的出口导向成长”，等等。“不惜暂时忍辱负重”。时间一到，经济发展利益终于能均沾到每一个国民之说，便是类如渔父所说的所谓“布泽效果”或“扩散效果”(trickle down effect;spread effect)。但问题在于，当前第三世界的具体经济经验中，根本没有任何最轻微的迹象显示这种“布泽”或“扩散”的效果。贫富两极化、饥饿、疾病与失业状况，在过去十年间不但没有改善，甚至反而呈现恶化的现象。没有人能确切地告诉人们，大约再过多久，在什么具体条件下，情况会必然地好转。忍辱负重，对于苦惯、穷惯了的人民，那是毫无问题的。问题是忍辱负重到什么时候？了望那辽阔的贫困、绝望的第三世界，没有一个渔父那种经济学家可以举出一个——只要一个——实例，作为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走向起飞，奔向富裕的国家的例子。相反地，我们却看见巴西、墨西哥……这些在贫困、失业、破产中逐年下陷的国家;看见跨国企业越来越“相互合作”，进行着垂直和水平的兼并，进行着管理上的长程计划、最大限企业风险安全和有效保持有利于跨国体制的氛围等这些全球管理技术的发展。

“出口导向的成长”——另一剂灵药？

在六十年代向广泛的第三世界推销过以“进口替代工业”促进发展与成长的“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学者们，当“进口替代工业”在整个第三世界范围内全部覆灭后，到了七十年代，又大力鼓吹“出口导向的成长”（export-led growth）的法螺。因此，渔父说道：

在资金、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来发展加工出口形式的出口导向成长，无疑是海岛经济形态下的一条合理的出路。面对着人民生活的改善，指责这样的发展模式为饮鸩止渴，并不公平。

从台湾的经验看来，渔父的话似乎有一部分道理。但一来理论所谈的，是一个世界体系的历史发展下对于整个第三世界当今处境的分析。因此，从整个第三世界的背景去评估，所谓“出口导向的成长”，至少存在着这些问题：

首先，是在世界市场上，第三世界出口原始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加工品的国家，由于完全缺乏国际性政治组织和复杂的供需规律等因素，所以完全缺乏议价的能力，先进国新的化学合成物质，不断地取代了第三世界所出产的原料（如色素、染料、橡胶、樟脑、合成纤维等），使价格暴跌。咖啡、茶叶的的市场早已饱和(Helleiner)。面对着垄断性的国际采购公司，第三世界的出口商人往往被杀价杀得片甲不留。近十年来台湾的出口商最知道个中的滋味。

其次，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对第三世界出口品的严格设限(Massel)。有些先进国对于自己国内生产的农产品如肉类、粮食都以法律加以保护。其他工业产品如纺织品、电视机、皮革制品等，常常受到所谓“配额”的限制，或者动辄宣告某项工业品违反了他们的“倾销法”。但在另一方面，却以政治压力强迫向第三世界倾销他们过剩的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好几年来台日间为香蕉输日数量和价钱的争议，日本拒绝增加台货输日的争议，只不过是全第三世界在近十年来越来越常见的景象的一部分罢了。

再次，近十年来，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一些国际性企业，在广泛的墨西哥、巴西、菲律宾印尼、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甚至南斯拉夫(最近的中国大陆)等低工资地区，或投资建厂，或转包给当地工厂，按照他们规定的数量、规格和品质，生产若干中下级产品，输往本国或其他先进国家，形成一个辽阔的国际性转包结构（International Subconstract），而被像渔父这样的经济学家跨为第三世界飞向发展之道的一列快车。然而，研究经指出，这国际转包的规模，是极为有限的。如果从墨西哥、台湾、韩国这些重要转包经济国看来，国际转包出口毛值，是各该国出口额的5%到15%。再细分而论，这种国际转包又分为两种，一种是转包给第三世界当地制造商，另一种则由各贫穷国内的跨国企业分公司自己承包。如果把后者扣除，国际转包在第三世界的生产总值比率就相当低了。至于类似而可以相互取代的产品，贫国自己设计生产外销的产品，比起在国外设计，转包到第三世界当地厂商或跨国公司子厂商的转包业务量，就更加地少了(Sharpston)。

台湾是出口导向经济的一个典型。台湾的一切进口，主要是为了再加工后出口。出口品又多属手工、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也多属上述从欧、美、日转包过来的业务。但是，越是附加价值高的产品，越是受到跨国企业的觊觎，受到跨国资本支配的程度也越高。因此，台湾本地设计、生产出口的商品，多属劳力高度密集、业务量小、资本积累困难的产品。近来，经济部要求台湾工业“升级”，使资本技术都要更上层楼。这个政策，是好的、正确的。但这个政策也碰到这考验，跨国公司肯不肯把生产高技术产品的机会礼让给台湾本地厂商?十几二十年来，台湾的摩托车、汽车、电视以及近来录放像机、电脑周边设计等等工业发展商所遇到的困难，掣肘，生动地为像渔父那样执迷“出口导向的成长”的经济学家，提供了另一面的答案。在依赖体制下，第三世界贫困国，几乎永远也无法在资金、技术上获得独立的(Y.C.Chen)。

有人说，为了要发展出口工业所引进的先进技术，可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在技术上飞跃。但是事实上，这些技术全是低等、简单的技术，而且率多皆需佐以大量人工，再不然就是一些迅速报废过时的技术。至于出口导向的成长政策，往往招来别人所不要的高度污染工业和技术，更是一项负面的结果。

“先进资本主义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尤其在连年全球性不景气下，积极向着辽阔的第三世界劳力低廉地带寻求转包设厂，将是一个有增无已的趋向。但这只有使第三世界更进一步经由外国资本、技术和市场的机转，更加深刻地组织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从而加深对于世界体系的依赖罢了。看来第三世界永远在扮演着搭错班车的人的角色。从殖民地获致形式上的解放后不久，第三世界马上模仿西欧的技术和生产，大搞“进口替代工业”，而全盘失败。现在，第三世界又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学家的指导下，大搞“出口导向的成长”。它会不会像当年大搞“进口替代工业”一样，走向原始目标的反面去呢?目前的经验正在一点一滴地告诉我们真实的答案。第三世界国家如果没有结构性的、内面的根本改革，以利源自内在的真正经济成长，从而使自己可能从世界体系中的一步步获得自由，随着外国的经济学家，无反省地奔向“出口导向的成长”，则终竟不免要再次遭到挫败的命运，也未可知。

台湾经验的特殊性

反对依赖理论的人，最喜欢拿“亚洲四小龙”，做为第三世界应该组织在“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才能获致经济发展的证明。渔父自然也不例外。而且渔父以台湾为例，是有着不可言喻的十分细密的用心的。渔父说道：

至于所谓外资的比重同经济成长以及收入分配的平等成反比的命题，已有许多实例可以证明它并非普遍的真理。以台湾为例，台湾不仅持续保持很高的经济成长率(平均为百分之九)，而且同一时期反映收入不平等的基数，从零点五七下降到零点二九。在这方面，决策者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台湾奇迹似的发展，不但举世闻名，对于跨越了窘困和丰富两个时代的我，感受尤其深刻。离开台湾的社会生活只七年许，1975年，当我出狱回到家园，觉得台湾真是沧海桑田，有些街市到了无法确认的地步。物质生活内容变化之大，实在不可以道里计。任何数据，都没有住在台湾的人鲜活的感受更具说服力。问题在于，台湾成功的例子，是可以放诸全第三世界而皆准，可以复制，可以仿效，可以作为样板呢？还是它是由好几个条件凑合起来的特例，为一般标准的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适用？答案，按照一般研究第三世界经济的学者的意见，属于后者。那么，台湾有哪些特殊的条件呢?

首先，五十年代，由于东西冷战的高峰朝鲜战争，美国政府大量、持续地对南韩和台湾投以援助。这种为了配合美国全球战略巩固台湾的政策性援助，和美国在其他地区名为援助，实为增进美国企业利益，倾销剩余农产品的外援，在数量和性质上，颇有部分不同之处，而这是其他第三世界所不曾获得的。六十年代的美援，对于当时战后残破期的台湾经济、金融的稳定，有巨大的贡献。

其次，台湾成功的土地改革，造成台湾广泛农村财富的再分配，形成一时稳定、有生产意欲和购买力的农村，对日后台湾工业发展，有重大帮助。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有严重的、封建的、殖民地的土地关系问题，也都有各式标签的土改，但很少或根本无法和台湾比较彻底的地制上的改造相比拟。原因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当地和外国地主阶级，阻力很大，和官僚勾结，千方百计破坏土改(R.Barnet and R.Muller)。

最后，台湾面积小，人口绝对数少，和印度、巴西等巨大第三世界国家比起来，只不过是他们境内的一个小区域。巴基斯坦人口7130万人，印尼1亿3000度万人，而印度有6亿2000多万人。台湾只有1800万人，把香港、新加坡、韩国其他亚洲“小龙”加起来，才5900多万人(注：以上均为1980年代数据)。亚洲“四小龙”何况还有其他为其余第三世界国家不能由的特殊国际政治、地理和地缘等诸因素。

但是，不论如何，从基本性格、从世界体系的国际生产关系上说，台湾在市场和技术上，不可否认地对美国、日本和欧洲有典型的依赖关系。而台湾在财政上、资本上的依赖，比较上要较其他第三世界为低(A.K.bagchi)，但也要注意外国金融资本在近年加强了对台湾的渗透这个事实。在大观园这个“体系”下，在大观园外租佃大观园土地而劳动的贫困农民刘姥姥，和在大观园里老妇人跟前穿细喝辣的丫头，尽管生活水平有很大不同，但其同为奴仆则一。台湾经验，明显地不可引用在其他亚非拉国家，其理甚明。至于台湾的“决策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类的颂声，在台湾的文献中，可说汗牛充栋，相形之下，渔父一句“发挥了重要作用”，只不过是一名无足轻重的空话罢了。随便举个例，台湾的“决策者”从历史经验中积累了宝贵的政治技术，使美国三十年来各种直接、间接对台湾的渗透、支配和颠覆，难以得逞，避免了社会政治的不安，对于台湾的发展，贡献就很大。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万一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决策者”的意识形态、经济政策和大国意识形态相悖，和大国的跨国企业利益相左，从而违反了大国的全球战略，则以许许多多冤死在暗杀、政变、阴谋的亚非拉的“民族主义”的决策者为殷鉴来看，怕是再贤明，也难以发挥“重要作用”吧。

关于“利用外资外援”、“价值关联的交流”及其他

主张依赖理论的人，并不曾像渔父所说，绝对地拒绝“外资外援”。第三世界各国不但不拒绝“外援”，还曾主动向富国和大国要求外援。依赖理论不批评“外援”的本身，却不惮于诘问这“外援”的性质。第二次大战后，一切穷困受援的具体历史经验，几乎没有例外地告诉人们这外援的支配、干涉性格。三十年来，受援国人民对加援国产生越来越深刻的仇恨情绪，恰好是一个生动的佐证。

关于外援，我们还是先看看联合国的资料：在1960年代，联合国在西欧经济学家与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家的指导下，搞过几个促进落后国家进步与发展的组织和工作。说过许多漂亮的话，做过无数慷慨的允诺之后，美国和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各国，不但不肯承认以自己国民所得的百分之一，来援助落后各国的经济发展的先前承诺，还大打折扣，把百分之一降到零点三五左右。对于缓和落后国债务压力，开放部分市场给贫困国，增加贫困国船运在世界船运市场中的比率，对贫困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援助……这些承诺，不但不遵守，而且实际上大搞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市场垄断，并把大量的金钱投到花费惊人的武器竞赛中。因此，联合国的一项报告沉痛地指陈：

把当前世界武器费用挪用其百分之五，用于联合国原先计划中的援助(落后国家发展的)目标。只要对军赛费用做实质的限制，会造成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的转移。1969年，落后国家所需要的固定投资总额估计为650亿美元。只要把世界军事开支的百分之十移作投资，就能提供更充分的资源。

其次，“外援”总是带着深刻的政治、经济上苛刻条件的。有些“外援”往往不是因应受援国人民自己的需要，而是按照援助国的意识形态和它的国家体面而给予、执行和监督的。二次大战后，所有这些对贫困国家的外援，只留下一个共通的结果：失败。农耕机废置在荒旷的大地上生锈，许多于民生无补的“面子”工业和建设比比皆是，浪费、技术知识不足、政治上的腐败贪污，充斥着受援国的社会(C.Waterlow)。即使是来自形式上比较非政治性的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援助，也被一定的意识形态所支配，成为大国达成其外交、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工具。美国对埃塞俄比亚专制政府长年援助、支援葡萄牙政府在非洲的殖民主义战争，在安哥拉、扎伊尔、南非的各项“外援”，只是这种模式的“外援”典型之一。

此外，苏联和东欧集团对第三世界的“外援”，也同样带有帝国主义性格。苏联的援助，目的也在把受援国的经济和它自己的经济圈连带起来。接受苏联援助的代价，是把当地农产品和其他产品以低于世界市场价偿还——例如埃及和苏丹共和国的棉花。苏联以贱价获取，却以高价在国际市场出售，使受援国失去获取外汇的机会。因此，问题不在于“接不接受外资外援”，而在于接受什么性质的“外资外援”。正如一位非洲国家领袖说的：

【……倘若我们要建设国家，我们非但需要技术资源，更需要资本资源。如果我们能够在国际社会上获得所需最小的外援，我们就会接受它。如果有现成的公共资金要帮助我们，我们就要。但是，我们要问接受这些外资的条件，文哲投资的计划上的条件。除非我们在经济计划、在法律上真正是自己的主人时，我们对任何公共和私人资本所做的让步，才是我们在自由、独立的条件下所做的让步。】

(Madeira Keita)

这些话真是道尽了大多数第三世界人民心中对“外资外援”的看法，也道尽了二次大战以还一切“外资外援”所具有的帝国主义的、自私的性格。

渔父在为新旧殖民主义的物质支配辩护之余，当然不忘为它的精神支配说话。他说：

【国际经济是相互依赖的。除非采取一个封闭的发展模式，否则就不能避免经由商品贸易所引起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交流。即使没有跨国公司的存在，以出口贸易为主的国家，由于大量生产外国订购的商品，也自然而然会受到这些商品所反映的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影响……】

当渔父说“国际经济是相互依赖的”，它似乎企图说明这依赖的相互平等性质。这当然是欧美经济学家的谎言。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贫国的经济和社会，是作为富国经济和资本的发展与扩张的反射而运动的，已如上述。至于说到“文化价值观念的交流”，渔父也想用交流这词，来表现交流的相互的、平等的性格，这当然又是欧美经济学家的谎言了。

跨国公司为了在全世界推销产品，它的行销计划，也是以多国为范围的。在整个行销过程中，跨国企业以雄大的财力和人力，对第三世界市场国文化进行依乎行销目标所必要的利用、改造、解体的工作。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国际性行销管理如虎添翼，透过各种行销传播，达成塑造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改造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利商品的倾销。结果，许许多多欲望解放主义、享受主义、消费主义破坏和取代了许多古老亚非拉各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例如与天、与自然相和谐，欲望的适当节制，知足知限的哲学与伦理——以利创造和操纵人类超乎自然的需要和欲望，达到商品的国际范围中的推销目的。

通过成本很高的各种大众传播形式，例如电影电视节目、广告影片、报纸和杂志，大国的“文化价值”在广泛的第三世界中所向披靡。种族偏见(例如美国西部片中的印第安人，外国电影中的中国人)，殖民主义，白人种族中心主义，对商品的夸大过的饥饿，从美国、西欧的观点和偏见去报道和解释时事新闻……都通过西方强大的大众传播打入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灵中。

大国设备完善的教育机构和研究发展单位，每年吸引了大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前往各大国受教育、研究和训练。其结果是最大规模高效率的洗脑工作，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进行向着文化、科技“中心”改造的运动。人才外流、在第三世界内部培养了一大批和大国的国际资产阶级有共同语言和利益的买办知识分子，或如法兰兹·范农所称的“鬼影子知识分子”(phantom intellectuals)，不但向他们的国人大肆转贩新殖民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例如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依赖理论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反抗论——还协同外国支配者对自己祖国进行剥削，为巩固本国军事独裁政治拿主意、出点子。

这是什么样的“相互依赖”、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交流”啊!

至于说吧可口可乐工业、麦当劳工业，同散在外国的中国餐馆相提并论，则是渔父的另一个笑话。可口可乐、麦当劳，是不折不扣的世界性企业，有全球的管理观点，都没有自然或政治的边界，都利用它的跨国性规模、财力和力量，通过国际银行团、现代通讯、传播技术、现代企业组织和管理，有效地获取企业在全球范围的利润。渔父怎么能把这“世界巨无霸”级的企业，和一些苦哈哈的中国人在西方开的中国餐馆相提并论呢?

麦当劳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在口味精巧的台北中国人社会中造成轰动、造成一日数百万台币的生意，绝不是它的东西好吃，而是由于它品牌的“威名”、由于美国大众传播长年来在台湾所造成的广告效果、崇洋媚外的气息……在赤贫的中南美洲，农民甚至可以积存小钱，为了去买一瓶从美国进口的糖水——可口可乐。如果可口可乐在拉美贫困的大地上，经由广告和行销，创造绝非必要的消费，造成大量外汇的丧失，拉美的“民族主义者”(注意渔父用引号表现的，对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的轻蔑和仇恨的情绪)当然有权反对他的人民继续喝别人的可口可乐，特别当他们也有自己的“黑松汽水”的时候。

“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

如上所述，所谓“发展不足”，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发展，在发展性质和层次的比较上，“发展不足”始有了意义。一个落后国家被组织到“先进资本主义”国世界体系的落后部门越久，这些“发展不足症候群”就越为明显;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差距和不平等增加，城市中贫民窟蔓延;文盲人数增加;农业生产停滞;国民营养不良情况每况愈下;疾病普遍，生育率居高不下。在某些地带中，甚至死亡率也在增高。国债日增，财政赤字增加，军事开支有增无已，而警察的压制不断强化。外国企业榨走大量的原料和利润……总之，落后国家的发展，是一种不均衡的发展，忽略了绝大多数最急切的社会需要，却满足了境内一小撮富裕的消费阶级和外国公司的利益(C.H.Anderson)。而正是在这“发展不足”的形成过程中，在广泛的第三世界内部，产生了与外国的国际布尔乔亚相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正是这一层人，在前殖民地获致形式上的独立之后，取代了殖民者官僚和商人，使国内外的国际资本加强了彼此的连带，往往在经济上、政治上进行着违反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行为。为新殖民主义辨饰，打击和密告“民族主义者”，宣传“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光荣繁华、之不可抵抗论，以为国际资本在地主国内预备良好的意识形态气候(ideological climate)，只是依赖理论中所说的这些“买办阶级”/“买办知识分子”/“精英布尔乔亚”以及法兰兹·范农所谓“鬼影子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属性和日常工作罢了。

在充满着革命与反革命、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复杂斗争的近代、现代第三世界历史运动中，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间发生着相应的、复杂的变化。有一部分人投入祖国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有一部分人成为外来势力的傀儡，而另有一部分人从反抗者转向，成为买办和鬼影子知识分子。渔父所引的韩国抗议诗人金芝河，正是韩国革新的、抵抗的诗人。然而，深入理解金芝河的思想，人民不能不发现，金芝河那“充满着人间爱”的眼里所看到的“一副交织着血与泪的构图”，正式直接向着支配着韩国的日本新帝国主义势力，以及与这势力相勾结的军事独裁体制所发出的强烈控诉。离开了韩国的“发展不足”，就不能真正理解金芝河。金芝河，是反对1964年6月3日“日韩会谈”的学生干将，并且因而在六四年和六五年投狱。在他手写的“民青学连宣言”中，对于韩国的繁荣与发展，金芝河是这样理解的：

以饥饿输出立国，以GNP(国民生产总值)信仰为教理，以促成民族资本的压杀和买办化，把数十亿美元的外债转嫁给国民以榨取血税，把绝对性权利奉呈到独裁者的手中，把包括基干产业在内的经济部门化为阀族私有的韩国买办阀族，是造成今日韩国无从缓解的悲惨的元凶。极少数的特权军阀，把国民经济引导向全面的破绽状态，却把责任归咎到国际性原料的大暴涨，而企图掩盖真相。

对于当时韩国经济的认识，金芝河是清楚地具有结构性的理解力和分析力的。金芝河紧接着就说道：

【而这一国民经济的全面性破产，正是将资源和劳动力廉价出卖，把外国独占资本当做宗主并使之在本地生根的买办特权体制，和由于不正腐败的余波所扩大再生产的娼妇经济构造(注：指韩国以色情观光赚取外汇)的总的产物，至为明显……

……在民众悲惨的状态中，反而提倡豪游和放荡，难道不知道无数的民众正流着血汗!在饥饿工资残酷役使下的勤劳大众和封建榨取下呻吟的农民，使韩国内部一个被隔离的世界中，扩大着贫民窟——这就是十三年来我们祖国“现代化”的业绩!】

金芝河对于自己生活的社会的分析，恰好生动地为依赖理论有关“发展不足”的论点，提供了支持的依据。也许渔父会说：金芝河据以理解韩国的“理论”(据上引文章以观，金芝河是有着广义的理论训练的)是“有缺陷、有破绽”的。金芝河的价值和好处，在于他没有“横眉怒目地跳出来”写出“说教的味道”浓，“文学的成分”稀薄的作品。那么，就让我们引金芝河的另一首震惊了世界良心的长诗《人民的声音》的几句：

揭开来看看五·一六政治

流氓的卖国行谊：

想当年

帝国主义日本鬼压制民族

独立

他就加入日本军队

不打杀民族独立

到如今

美国佬往哪走，他就往哪靠拢

在绳索上来回晃荡

哪有有机会他就往哪儿晃啊

……

高举“革命公约”，说是

为了接触民众的疾苦

宣传着搞“民生复归”，

却只把军装换成了西服

这就是现代化、就是建设啊

为了给对外依赖找个托辞

搞什么韩日外交

违背民族利益才是真实!

引进外国资本

使民族经济破产，奄奄欲死。

这首长达两百七十五行的长诗《人民的声音》，对于政治独裁、买办祸国、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危机、沉重的国债、豪游冶荡的社会风气、农村的破产、对工会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压抑、苛捐杂税、买办知识分子的曲学阿世等，有痛烈的抨击。对于当局不公正地优容“外资外援”，金芝河似乎也“横眉怒目”地“跳出来”唱道：

外资企业暴利，怎能视若无睹

整备外资投资环境

发扬那买办的根性

把免税特惠大把钞票

孝敬祖宗似地送到出口免税区

外资企业的利润，每年两亿美金还不止

国内企业的利润，连那零头儿都比不上

加工出口区，使国内地域格差更扩大

在资本集中的逻辑下

大户享尽特惠特权

中小企业啊，连片地倒……

对于渔父，金芝河的《人民的声音》，恐怕不但“用心太过急切”，也是“野心太大”、“所要探讨的问题太多”、充满着理论文章式的“长篇大论的铺述”之“败笔”吧，但对于为了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革新的韩国人民，是在1947年4月3日韩国“全国民主青年学生总联盟”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争议中起了感召、控诉和鼓舞、感铭的作用，成为第三世界抗议的、良心的、人道主义文学的重要典型。

如果在认识上和情感上不同意大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对小国的支配，不承认国际资本和国内一小撮“买办阀族”的结托地国内独裁专制政治的支持作用这些经验的历史事实，就不能认同金芝河作品中所表现的、韩国在“发展不足”的形成过程中，韩国人民的“苦痛和挣扎”的“血与泪的构图”。如果一个人认为服从于“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对的；认为落后国“发展不足”与富国的扩张无关；认为落后国家纳入世界体系经济才有发展，反之则会搞得“一塌糊涂”；认为跨国企业不是“必然地与”地主国的“专制势力‘狼狈为奸’”……他会对金芝河的作品和思想产生共鸣，断然是欺罔的。那么，在经济理论上明显昭着地是保守的渔父，何以竟表示尊崇金芝河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的文学呢?这就要从所谓“转向症候群”(conversionist syndrome)加以分析了。

在宗教心理学上，对于信仰转向(一称“改宗”或“叛教”)的心理，做了分析。一个转向者总是从一个激烈的价值，改变为与前一个价值完全对反的一组价值，并且保持原来的激狂，或者比原来更为激狂。这是为了为自己的改宗转向以真实或欺罔的道德与良心的正当性之所必须。因此，改宗转向后显示对前一组教义的真实或虚构的仇恨与畏惧，迸发而为激烈、残酷的攻击行为（例如宣判他前此所信的教义为“异端”而加以迫害）。而这又是对于自己改宗转向的潜在的羞耻心和负罪心的攻击性掩饰。这种掩饰和伪装，还表现在对于公认的道德、人道的关心。在另一方面，有些激烈的转向者，往往成为原信仰的热心的逼迫者，成为原信仰最热情的警探和行刑人。

在某种意义上，渔父的心态，恐怕与“转向症候群”有一点关联。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有一些北美留学生，在保钓爱国运动中向左回旋，不一年，又向着“统运”飞跃，“xxx”时代，他们目睹了中共政治的黑暗，这些人经历了幻灭的痛苦，思想转变，开始以另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即资本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价值，批评和嘲讽中共。最近以来，看看大陆向西方资本主义开门，心中窃喜，企图在大陆和台湾进行双向的买办活动。他们疑心，台湾似乎有几个死不改悔的“民族主义者”，于是抛出类如《愤怒的云》一类的文章。

“xxx”崩溃后的中共所暴露出来的大陆政治的严重失败与错误，不要说对中国革新的知识分子，即在全世界左翼知识分子中，也引起了广泛的自己批评和反省的思考。但这反省却决不致后退、又回旋到了否定反帝民族主义、否定“世界体系”四百多年来对落后国的支配和榨取这个历史的、经验上的事实，到了肯定帝国主义压迫有理论，主张穷国必须接受富国支配才能发展论，和跨国企业无罪论的地步。

彼得·伯格在论及所谓“革命的神话”(指第三世界反帝、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之所信)和“成长的神话”(指欧美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者之所信)之间的差别时，并且饶有兴趣地指出了它们之间互相关联和互相结合的特质。一度狂信过“革命神话”的渔父，在理论贫困的原点上，迅速地向着“成长的神话”狂热地转向，也就丝毫不难于理解了。

渔父引用的西隆尼的话，确实是大幻灭、大反省、大探索的时代中，发人深省而又鼓舞着人们向前跋涉的话语。不错，还在发展、修正和充实的依赖理论，也许不免于还是有它的“缺点”和“破绽”，而有相对的、一时的性格。但它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弱小民族追求经济、政治真实的独立、反对强国和大国欺凌和支配弱国和小国，要求打破目前世界体系支配下的国际经济结构，重新探索一个平等、自由、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公正的国际经济关系，“却是永恒的”。而在这一组价值上，世界上凡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们，可以努力去建设一个新的、大小国家和民族一律平等的“文明”，一个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新方式”。(全文完)

—— 【察网(www.cwzg.cn)摘自1984年4月8日至13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原题：“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评渔父的发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