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否定了产业政策的现实可行性？——驳张维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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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市场不完全、外部性以及垄断的存在往往会导向市场失灵，这是新古典经济学也承认的。当然，市场失灵也并不导向政府干预的正当性，因为政府也可能存在失灵，甚至可能更严重。正是基于这一理由，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体的现代经济学人依然否定政府的积极作用，张维迎等人转向奥地利学派甚至完全否认市场失灵的存在。

张维迎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理解为资源配置的工具，并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设定了非常强但不现实的假设，而当这些假设不满足时就出现了“市场失灵”;正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为基础，林毅夫引入政府在产业引导上的积极作用。相反，张维迎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的市场失灵，是市场理论的失灵而非市场本身的失灵;在这里，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市场理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分析范式，不仅可以证明“传统经济学有关市场失灵的理论都是错误的”，而且可以证明所有的产业政策都必然会失败。

有鉴于此，我们这里追问两大问题：(1)真的不存在市场失灵吗?实际上，我们只要引入市场主体的人际相异性尤其是权力不平等，就很容易推导出一系列不同于有效市场的结论。所以，林毅夫说，张维迎是在以理论来看世界，而不是以真实世界的现象来构建理论。(2)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市场理论能否彻底否定产业政策的现实可行性?实际上，笔者在一系列的文章已经就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观、企业家才能观以及市场协调观等作了系统的梳理和剖析，接下来集中就张维迎在反对产业政策时所使用的相关理据和论断作一审视，这实际上也是新古典经济学人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基本理据。

一、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事实上，哈耶克就强调，每个人的知识都只占全部知识的很小一部分，乃至“无知”是市场主体的基本特征;正是为了减少“无知”和“不确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人类社会创造出的制度性解决办法就是市场过程，而企业家则是承受这种不确定的行为主体。相应地，张维迎指出，产业政策存在一个隐含假设：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事先预见的;但是，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新产业来自创新，而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同时，新技术和新产业之所以难以预见有在于，创新过程会面临的是一系列的不确定性：(1)任何创新过程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2)创新能否成功还取决于后续的其他创新是否出现。显然，正是由于创新的不确定性，人类就难以制定一个确切的目标，并以此目标寻找一个明确的路径，相反，只能在不断的试错之中行进。很大程度上，信息的分散性、个体的无知性以及社会变动的不确定性是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术语，这拓延到产业政策的认识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就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而言。张维迎诉诸于奥地利学派，试图利用哈耶克的信息成本和个人知识来反对信息集中和经济计划，强调市场机制在信息方面相对于中央计划体制的优越性。不过，奥地利学派的“个人知识”观也一直遭到多方面的质疑。(1)个人知识的“无知性”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不可能存在最优决策，问题是，决策固然没有绝对最优，但也有好坏优劣之分，而这往往决定于决策者的相对“知识”量。显然，作为知识精英的经济计划者，他们对经济总体趋势的判断往往要比普罗大众更合理些。(2)社会互动下经济决策最为重要的不是涉及人与物关系的孤立性知识，而是涉及人与人关系的协同性知识，因为知识本身显然就具有互补性和协同要求。显然，纯粹市场中价格信号并非是对此类知识进行协调的最优机制，因为价格信号往往也潜含了信息的不完全性、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3)现代社会中不仅有公地悲剧、集体行动困境现象，也存在大量的囚徒困境和反公地悲剧现象，因为市场行为往往是有限理性或非理性的。显然，这些都需要借助传统习俗、相关机制设计以及特定产业政策等“看得见的手”的引导。也就是说，奥地利学派也明显地夸大了个人知识在社会决策的地位，进而还忽视了个人行为的非理性，从而看不到他们不愿意或不能够看到的自发市场中的内卷困境。

另一方面，就技术和产业创新的不确定而言。张维迎实际上将不确定性等同于了完全随机的无序性，等同于物理世界的布朗运动;相反，经济世界的不确定主要是指我们无法预计到具体结果，但并不意味着对总体发展方向一无所知。譬如，张维迎说，30年前甚至20年前也没人预料到今天的新兴产业，因而今天也没有办法预见20年、30年之后哪些产业、哪些技术是最为重要的。但事实是，我们至少在20世纪末就已经预见到了信息时代的来临，很多国家都为此做了扎实而充足的准备，这成为它们在当今国际竞争中居于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就产业政策而言，即使我们看不到具体的产品，但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是大致可以做的：(1)新兴产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2)传统产业所需要的生产技术。究其原因，新兴行业处于快速变动之中，无论产品还是技术都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发展规律，单个企业的生产投资和技术开发都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应该规划具体产品或技术的开发，而应该为这些开发夯实基础设施的基础，包括人力资本的培育、创新体系的建设以及创业基金的设置等。与此不同，传统行业是很长一段时间每个社会都需要的，而且已经呈现出了较为稳定的产业发展和转移规律，只是国内技术和相应的配套设施还没有跟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集中资源进行某些关键技术的攻关，也可以对孤立的企业行为加以协调。

有鉴于此，林毅夫强调，即使存在信息不完善，政府也不能因噎废食而不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支持，或者将有限的资源用在随机挑选的技术或产业项目上。其理由有二：(1)企业按照比较优势原理来选择技术和产业时，不仅依赖于一个能够反映禀赋结构中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相对价格体系，而且需要获得有关生产技术和产品市场的信息，而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存在新古典经济学所设定的竞争性的有效市场，因而政府在市场制度完善、信息传播以及行动协调上就有很多工作要做;(2)即使政府不能不对技术创新的方向和所要升级的产业做出正确判断，但它的判断也不一定比企业的判断差，因为政府比企业有能力去聘请更多、更好的专家，收集更多、更全面的信息。更进一步地，西蒙指出，正是由于世界是复杂和不确定的，而人类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为有效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一个重要的路径就是限制我们的选择自由，以便缩小我们不得不应对的问题范围，进而减少决策的复杂性。有鉴于此，针对有关政府信息和能力有限的质疑，张夏准就认为，“不少政府调节措施之所以发挥作用并不是因为政府比被调节的对象知道得更清楚(尽管有时候政府的确会比调节对象知道得更清楚)，而是因为政府限制了被调节的对象的活动的复杂性，而正是限制的复杂性才使得被调节者能够做出更好的决策。”

二、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扭曲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就在于，不存在完美的激励机制来保障政府官员会制定出合理的产业政策并有效执行它。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的市场与计划大论战中，兰格等试图通过模拟市场和试错来解决计划者的不完全信息问题，但承认经济生活的官僚化将构成社会主义计划的真正危险，哈耶克等则集中以激励问题来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的现实可行性。相应地，张维迎从两方面做了分析：(1)产业政策给予不同产业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政策而创造出权力租金，就会诱发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使得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都充满寻租活动，以致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往往不是科学认知的结果而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得到政策扶植的通常并不是真正的创新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2)政府官员存在不同于企业家的激励：企业家自身承担试错成败的收益和损失，政府官员则会努力回避个人责任。当前官员回避个人责任的办法主要有两种：(1)听取专家的意见，以事先征求过专家的意见来推卸政策失败时的责任;(2)忠实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以随大流或“跟风”来推卸政策失败时的责任。不可否认，众多的产业政策和官员行为确实都很不理想，众多现实案例也为张维迎的论断提供了支撑。例如，为了掩盖TD的决策错误而加快上马的4G，就因为过早淘汰3G而浪费了数千上万亿元的资金。问题在于，张维迎却由此来否定一切产业政策，这就缺乏了严格的逻辑依据。从理论上说，产业政策的制定是否合理以及能否成功至少关涉这样两大方面：(1)政府官员的价值选择和考核升迁制度;(2)产业政策的决策程序。

一方面，就政府官员的价值选择而言。张维迎强调，在发现产业政策出了错时，政府官员往往不是终止而是会刻意掩盖这种错误，为此不惜进一步投入更多的资金，这就如协和飞机的经典案例所表明的;相反，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既没有权力也没有积极性掩盖错误，因为越掩盖自己承担的亏损越多，竞争对手存在也不允许他去掩盖。同时，张维迎还指出，产业政策还会滋生出严重的寻租行为和腐败，因为只要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存在区别对待，那么就会创造出权力租金，就会激发出官商勾结行为。问题是，这里也存在几个逻辑障碍：(1)为以前的决策错误而追加投资绝不仅限于政府官员，大量的私人企业家也会这样做，因为没有多少人如此“理性”而甘愿将自己以前的错误投资当作沉淀成本，这也是众多企业最终走向破产的原因;(2)合理的产业政策恰恰是资助那些暂时还不具有赢利性、从而私人不愿意投资的行业，政府通过补贴等吸引私人进入目的也只是减少这些企业的损失，通过市场准入限制目的只是培育它的自生能力而不是创造高额利润，这与重商主义时期以税收为目的的许可证制度之间存在本质性差异：(3)掩盖决策错误和寻租腐败行为的存在反映了制度安排和信息披露机制出了问题，但并不能由此否定产业政策，相反，昭示我们去改进监督和奖惩机制，去构造公开透明的信息传递机制，从而促使政府官员倾向于将其价值体现主要定位在经济和产业政策的成功上。

另一方面，产业政策的决策程序而言。张维迎认为，一项政策的后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展现出来，短期内看上去好的政策在长期看就可能是坏的;但是，政府官员频繁调动使得明确界定每个官员的个人责任变得不可能，每个官员都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的决策辩护，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一个政策的失败是由于政策本身还是执行上，是制定者还是执行者。这里的问题关键是：现实生活中的产业政策究竟如何决策和产生的?一般地，奥地利学派往往以孤立的自然个体作为决策主体，乃至也就将经济计划或产业政策的制定者个人化;正是基于这种抽象化，哈耶克强调没有一个人可以拥有无数市场主体的知识，没有一个人的头脑能够比市场上无数人头脑思考得更周全，只有被科学的傲慢所蒙蔽的自大狂才会相信这一点。这里的分析也有这样两个问题：(1)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都不是某个人拍脑袋的产物，而是集中了大量精英的认知并基于一整套的严密程序，甚至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也依赖兰格所称的一整套信息传统和模拟试错过程;(2)现代社会中的政府产业决策与市场经济决策并没有本质性差异：现代市场经济的真正行为主体是公司等法人而非资本家、企业家或总经理个人，任何法人行动都是一套复杂的牵涉到许多人的实践、审视和决策程序的结果，因而法人决策也体现了知识的合成特征。这意味着，即使目前的产业政策还存在明显的长官意志，这也是改革和优化决策程序问题，而不能当成废除产业政策的理由。

三、政府官员比企业家的更迟钝

张维迎还认为，产业政策之所以注定会失败还在于，政府官员在创新方面比企业家要迟钝，从而根本无法引领产业的发展。事实上，米塞斯在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会失败时就指出，作为委托人的计划当局首先要确定要代理人做什么呢?但委托人如何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应该进行什么投资?扩大或收缩哪一条生产线?米塞斯认为，市场经济不是由“管理”来驱动的，而是由“企业家精神”来驱动的，因为要素价格只能在企业家对之的动态竞价过程中才能形成。相应地，张维迎强调，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它依赖于特定时空下拥有特定个人知识的“众人的独立努力”，尤其是依赖于企业家的警觉、想象力、判断力，并且需要企业家在无数次竞争中的不断试错;其中，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创新就会被其他人模仿，从而得以在市场上得到复制和扩散，进而推动了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相反，在张维迎看来，凡是政府能看得清楚的，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早就看清了;凡是自由市场上企业家看不清楚的，政府更不可能看清。事实上，当迟钝的政府官员认识到某种技术的重要性时，这种技术基本上就已经过时了;相应地，当它把有限的资源(人力的、物质的)投在政府选定的优先目标上，这就成了一种“理性自负”的豪赌。这里的问题是：即使企业家能够看清楚产业的走向，但也并不一定就能够采取有效行动;相反，诺思早就指出，国家在实行制度变迁方面具有规模优势，能够以比竞争性组织低得多的费用提高同等的制度服务。

为了说明企业家在利用和创造比较优势中的作用，张维迎举了相反两个案例：(1)思科和腾讯等鼎鼎大名的公司在创办之初，都找不到愿意投资的公司，这就反映出创新的不可预见性;(2)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花数十亿美元进口了几十条彩色显象管生产线，但显像管生产线还没装配好技术就过时了，开始进入了数字时代。那么，这两个例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明问题呢?其实，张维迎所举思科和腾讯这两个例子恰恰反映了市场机制在激励创新上的不足。究其原因，创新不仅依赖企业家精神，也需要有相应的配套设施的支持，包括人力资本、法律制度、金融制度等;否则，企业家精神和创新都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而无法真正转化为实在。很大程度上，思科和腾讯的成功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孤立表象，而实际上可能有更多类似思科和腾讯的创新公司因为最终得不到投资而夭折了，只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它们而已。显然，作为有雄心的国家和有责任的政府，当然希望能够降低产业和技术创新的夭折比率，通过降低创新所面临风险来吸引企业家的进入，主要的方式包括特定产业的引领、不确定产业的孵化、现有产业优势的追赶等。当然，张维迎等人认为，迟钝政府官员是无法预见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问题在于：难道我们连一些基本产业或具有明显前途的产业都分辨不清吗?事实上，政府官员对产业和技术的判断能力往往与产业和技术的特性有关，如很多关系必需品的行业就是相对稳定的，即使处于快速变动中的行业，政府也可以从更宽角度上提供教育等基础设施。进而，张维迎等人又会说，如果能够确认某些产业具有发展前途，敏锐的企业家自然会去干。问题是，想干就一定能干得成吗?究其原因，这些产业很可能需要有规模经济和技术水平的特定要求，而这些不是一个后来才进入市场的初创企业凭借自身所能够做到的。

张维迎断言，自由市场下的技术进步是最快的，如瓦特和博尔顿发明蒸汽机、斯蒂文森父子发明火车、卡尔•本茨和戴姆勒发明汽车、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爱迪生发明电灯、亚历山大•贝尔发明电话、IBM发明计算机、比尔•盖茨生产视窗平台软件、马化腾提供免费的微信系统、马云提供淘宝交易平台，这些都没有政府的资助。问题是，这些可见的成功案例可以否定一切产业政策吗?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是否有更多的创造发明由于缺乏支持而没有继续下去，以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们曾经存在过，也无法想象它们本来可以带来更为美好的世界呢?事实上，创新活动的周期非常长，而且越是基础性或突破性创新，周期也就越长。张维迎就指出，瓦特发明蒸汽机从草拟到真正投入市场花了11年，开始盈利又花了11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从构想到第一次投入商业使用花了30年，宝洁公司的一次性尿布从投入研发到投入市场用了10多年;同样，IBM1945年发明的计算机直到60年代初出现集成电路技术后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商业价值。同时，张维迎也清楚地认识到，很多公司并不是死在发明过程中，而是死在将发明商业化的过程中。既然如此，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人们就会对创新产生萎缩，从而也就会抑制创新冲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古代中国社会可以算得上是真正实行自由放任市场运行的国家，但中国社会后来得技术创新却逐渐式微。为什么呢?林毅夫在解释李约瑟之谜时就提出假说：在前现代时期，大多数技术发明基本上源自于工匠和农夫的经验，科学发现则是由少数天生明锐的天才在观察自然时自发做出的;到了现代，技术发明主要是在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实验获得的，科学发现主要通过以数学化的假设来描述自然现象以及可控实验方法而得到，而且这样的工作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科学家才能完成。相应地，在前现代时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模式中，中国社会因人口众多而在技术发明上取胜;而到了近现代，欧洲因大量的科学实验室而在技术发明上取胜。同时，相对于基于工作实践，基于实验室试验的技术发明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产业“规划”，因为它不再依靠传统的无意识方式。同样，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创新精神并不比发达国家低，但缺乏生产技术和发达的社会组织，导致个体创业动力无法成功转变为集体创业动力。显然，要建立激发创新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组织，就需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四、计划经济的前车之鉴

张维迎之所以从信息和激励两方面来否定产业政策，根本上还在于他将产业政策与计划经济等同起来。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的市场和计划大论战中，哈耶克和罗宾斯等最后被迫接受了社会主义计划理论上的可计算性，但强调在实践上的不可行，其原因就在于：(1)信息的不完全，个人知识转移给决策者将会出现严重的遗漏和失真，也需要高昂的传递成本;(2)激励问题，无法保证追求私利的个体有积极心自觉地去完成计划。正是考虑到信息的传递成本以及激励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奥地利学派断言，市场机制必然优于中央计划，计划经济必然行不通。在产业政策之争中，张维迎则将产业政策视为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并以计划经济在全球的失败来断言产业政策必将失败。不过，这一类比式论断也显得过于简单化和极端化了：(1)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所有的产业政策必然会失败，而且计划经济在“二战”后全球各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2)产业政策也并等同于计划经济，产业政策重在引导产业的发展方向，计划经济则重在对资源的配置和组织的管理上。

就前者而言，仅仅从经验事实上说，产业政策和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已经列举了大量的经验事实。事实上，“二战”后的法国、德国、芬兰、挪威以及奥地利等都成功地使用指导性计划来提升国家经济实力，法国还迅速超越英国成为欧洲第二大工业强国;随后的日和和东亚“四小龙”也听过指导性计划来发展经济，如日本政府在1955年到1973年的十八年间就公布了七个中期或长期的国民经济计划。小宫隆太郎说，尽管近年来国民经济计划同实际的经济政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是不大受政府计划干预的。日本政府广泛地干预个体的部门、工业和地区，而且对地区的基地以及工业都是很有计划的。”同样，落后贫穷之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能够得到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理性的经济计划。即使在市场主导的现代西方国家中，也存在着大量的经济计划，张夏准写道：“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为技术研发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大量投资，通过为国营企业的活动制定计划，大多数国家实际上发挥着对本国大部分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的功能。”因此，尽管计划经济逐渐暴露出了问题，但我们并不能否认它的成就，值得反思的主要在于计划的内容和实行的机制如何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作相机调整。就当前中国社会而言，谁也不能否定中国这20年来的经济增长总体上要快于绝大多数国家这一事实，而期间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从来没有中断过。当然，我们也会承认，即使那些起到很大积极作用的产业政策很多也可能不是最优的，这是迄今在经济结构、运行机制以及制度安排上还存在严重问题的原因。但是，如果产业政策的否定者据此提出驳斥说：没有这些产业政策，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应该更快。这才恰恰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宣言，也仅仅是一种自我臆想的假设;而现实是，比这种速度更快的经济增长几乎是罕见的，甚至可以说迄今还没有真正出现过。

就后者而言，这就涉及到对产业政策和计划经济含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张维迎所理解的产业政策定义是非常狭隘的，集中在政府以补贴或行政干预的形式帮助某些特定产业优先发展上，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而且强调政府出于特定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相反，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地区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公共产品?对新型产业的技术研究支持是否算公共品呢?譬如，林毅夫所理解的产业政策不仅包括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等，而且也包括依据可能的回报来配置有限的科研资源，这显然是更为广义的产业政策理解。不仅如此，张维迎对计划经济的理解也是非常狭隘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过不同范围的经济计划，在“二战”后的20-30年间尤其如此。博恩斯坦在1973年出版的《东西方的经济计划》一书中就指出，“国民经济计划是一种范围广阔、复杂而又多样化的现象，这个现象不仅反映了有关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而且反映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规模、结构和水平”;“‘计划’可能指的是集中控制或笼统意义上的干预，或者指的是公共开支方案，或者指的是为某些或许多国营企业制定的详细指标，或者指的是‘指示性’计划所特有的目标或规则。此外，……在某些人看来，‘计划’意味着条理性、逻辑性、合理性;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它意味着限制、控制和失去自由。”更进一步地，尽管经济计划或产业政策都是规划未来新的方案，但两者还是存在根本性差异：产业政策并不是一个有严格约束力的且必须严格执行的数字计划，而更主要是一种引导或预报;同时，它更多地要借助于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与市场机制之间是补充而非替代关系。正因如此，计划经济和产业政策的成败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不同。

【节选自朱富强：“为何需要产业政策:张维迎和林毅夫之争的逻辑考辩”，《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发表时有删减。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1 张维迎：“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16-11-09/doc-ifxxnffr7227725.shtml。

2 朱富强：“市场的逻辑还是逻辑化的市场”，《财经研究》2014年第5期。

3 朱富强：“企业家精神能否带来有效市场：奥地利学派企业家才能观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2期。

4 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business.sohu.com/20160916/n468535137.shtml。

5 张夏准：《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页。

6 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business.sohu.com/20160916/n468535137.shtml。

7 Cockshott W.P. & A.F.Cottrell. Information and Economics: A Critique of Hayek.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1997, 16: 177-202.

8 参见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728页。

9 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business.sohu.com/20160916/n468535137.shtml。

10 参见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和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1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载自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12 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business.sohu.com/20160916/n468535137.shtml。

13 小宫隆太郎：“日本的计划工作”，载博恩斯坦编：《东西方的经济计划》，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1页。

14 张夏准：《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页。

15博恩斯坦：“前言”，载博恩斯坦编：《东西方的经济计划》，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