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发展何以可能：一个劳资利益失衡纠偏的视角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共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作者按：共享发展是当前五大发展理念的最终落脚点，直面着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蓄积的利益失衡问题。作为利益失衡问题的轴心，劳资利益失衡问题在劳动报酬、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等方面充分显现，成为当前共享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在改革开放的整体视域下，劳资利益失衡是宏观所有制结构变迁、中观产业结构变迁以及微观企业组织结构变迁的共同结果。结合劳资利益失衡的形成逻辑，当前应通过宏观、中观与微观的三维度结构性调整对劳资利益失衡进行系统纠偏，以之推进共享发展。】

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重要战略机遇期新阶段的历史关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最终落脚点，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利益共享原则。在利益视域下，共享发展理念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直面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蓄积的利益失衡问题。作为利益失衡问题的轴心，劳资利益失衡问题在现实中日益突出，成为当前共享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纠偏劳资利益失衡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是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一、劳资利益失衡的现实困境：当前共享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社会体系轴心的劳资关系始终体现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虽然资本主义劳资利益关系在表现形式上不断演变，但是只要作为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雇佣劳动制度没有改变，劳资利益的对抗性矛盾就不会消除。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是作为一种统治的社会关系存在的，是控制劳动的执行者。[2]资本在通过积累和扩张以强化其统治地位的同时，又在迈向自身的毁灭。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恰恰是资本本身，“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3]。因此，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的既不是“共享”，也不是“发展”，而是共享发展的反面，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丧钟鸣响下的利益断裂和社会崩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劳资关系作为最基本的利益关系存在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层面，成为整个利益关系体系赖以旋转的轴心。理解社会主义的劳资利益关系，首先需要把握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范畴。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体现着“独特的社会性质”[4]，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定范畴。但是，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也是市场经济这一马克思无法预见的新情况[5]，资本范畴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构件，理应被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所吸纳。这既是理论创新，又是现实挑战。所谓现实挑战，即我们不仅要引入资本，而且还要有意识地改造资本，实现对资本的驯化。在此过程中，我们既要肯定资本的增殖性，又要抑制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贪婪性和分配经济利益的独占性。唯有做到如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才能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个方面同时发挥出积极作用，进而呈现出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所不同的特殊性。在这种应然状态下，社会主义的劳动与资本之间实现利益共享，形成劳资利益关系均衡，体现出共享发展方向。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在经济社会大转型和大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劳资利益关系出现了大调整和大分化。同时，资本的原始冲动不断显现，与劳动之间强弱对比日渐悬殊，使得劳资之间呈现出利益失衡态势。这种劳资之间强弱悬殊下的利益失衡，已经在劳动报酬、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等方面充分显现，成为当前共享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首先，劳动报酬份额作为一个直观的考量指标，可以帮助我们评判劳动报酬是否处于合理状态。基于我国收入法GDP中的劳动者报酬这一宽口径数据进行测算，劳动报酬份额自2002年以来一直在50%以下低位运行和波动，其中2006-2007年达到谷底，降至40%以下[6]。如果将宽口径劳动报酬数据调整为只考虑雇员经济部门的窄口径数据，剔除自雇经济部门的混合收入影响，并按照国际通用的雇员劳动报酬占全部GDP份额的方式来测算，目前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仅为30%左右，低于相同口径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50%左右的水平[7]。显然，整体偏低的劳动报酬份额，难以支撑社会主义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

其次，社会主义经济中那些未被驯化的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8]306 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能够满足这些资本的贪欲。同时，工作日界限的弹性又为劳动时间延长提供了可能。如马克思所说，“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但是这个两个界限都有极大的弹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8]269 现实中，工作日的法律界限是对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的充分兼顾。按照我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劳动者每天劳动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劳动时间不超过44小时。但是，当前我国大量劳动者面临着劳动时间延长甚至过度劳动的艰难境况。国家统计局“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在我国2.77亿的农民工队伍中，每周劳动时间超过法定时间44小时的人数比重高达85%。而且，当前所谓的“自愿加班”、“主动加班”现象，恰恰反映的是在劳动报酬份额偏低的情况下，许多劳动者必须通过更长时间劳动来获取足够收入的迫不得已，因为“新的生活方式要求个人必须将‘时间就是金钱’这个观念放在其核心”[9]。

再次，在资本原始冲动的支配下，劳动强度的提高也成为必然。马克思指出，资本提高劳动强度“是通过两种方法达到的：一种是提高机器的速度，另一种是扩大同一个工人看管的机器数量，即扩大他的劳动范围”。[8]474这两种情况在现实中都有所体现，特别是在富士康之类的典型代工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显着。第一种情况，突出表现为企业生产的流水线速度较高并有不断提升的趋势。[10]而且，在加快的流水线速度下，资本意志还要力图使总的空闲时间最少，或使做某额定工作的劳动者人数最少，以之实现“装配线平衡”。[11]第二种情况，突出表现为这些企业借助自动化技术，增加单个劳动者看管机器的数量，扩大劳动范围，从而增加劳动强度。比如，在富士康，一条原本需要30人的生产线，在引用机器人后可以锐减到5人，使得这剩下的5人必须运行一整套庞大的自动化技术生产线。然而，不管是哪种情况，劳动强度的提高都是以在同一时间内劳动消耗的增加为前提的。[8]599在这样的处境下，劳动者的劳动紧张程度不断提高，劳动时间空隙也被紧密填充，使得体面劳动和全面发展难以实现。

二、劳资利益失衡的形成逻辑：宏观、中观与微观的三维度解析

我国学术界在探讨劳资关系时，往往侧重于单一维度的分析，其中又以基于企业管理视角的分析居多。但是，在利益层面，劳资利益关系不仅构成了企业内部利益格局的核心内容，而且是整个经济社会利益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当前我国劳资利益失衡，应被置于改革开放的整体视域中予以科学把握。所谓改革开放的整体视阈，即充分兼顾改革开放的宏观、中观与微观等三个维度。具体而言，我国劳资利益失衡，应是改革开放以来如下三个维度结构变迁的共同结果：(1)宏观维度的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变迁;(2)中观维度的产业结构变迁;(3)微观维度的企业组织结构变迁。

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12]因此，作为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基础的所有制结构应被视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再仅仅被固化为目标追求。[13]这就使得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调整与变迁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关键的环节，发挥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不仅如此，宏观所有制结构变迁还对劳资利益关系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使得对资本范畴的吸纳和对雇佣劳动关系的重塑不可避免，从而成为劳资利益矛盾生成与展开的“启动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强调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使得社会主义劳资利益矛盾具有非对抗性特征，从而成为防范劳资利益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矛盾的“稳定器”。因此，正是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变迁，使得我国劳资利益矛盾得以生成，并且在非对抗性的可控区间内展开。

但是，利益矛盾的生成与展开，并不等同于利益失衡，前者向后者的演变显然还需要其他必要条件。中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变迁，构成了必要条件之一。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产业是人的社会活动，是社会化了的人工自然。[14]产业体现的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即统一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以社会的系统实在方式展现出来。[15]那么，作为社会所有制结构变迁的逻辑顺延，产业结构势必发生相应变迁，并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本创造产业领域的栖息空间。回顾历史可知，这一变迁的路径是推行“国退民进”、“抓大放小”，在优化公有经济产业布局结构的同时，为非公经济发展营造有利条件。作为这一变迁的结果，一方面，我国积极顺应了上世纪90年代西方及亚太发达地区投资环境变化，将自身打造成为“世界工厂”;另一方面，我国对“三来一补”、OEM等“两头在外”模式产生严重的路径依赖，使得产业结构整体上锁定在全球生产链中低端，发展质态难以提升。在此背景下，由于全球范围内不平等交换规律的作用发挥，国内产业不可避免地遭受发达国家的国际剥削，使得国内产业创造的利益份额被国际垄断资本所挤占。与此同时，这种国际垄断资本挤占的外部压力，又会在利润约束的作用下转移到国内，内化为国内产业资本对劳动的压力，从而激化了劳资利益矛盾。

另外，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企业组织结构变迁，对劳资利益关系施加了更为直接的影响，是造成劳资利益失衡的又一必要条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蒋一苇先生在“企业本位论”基础上提出“经济民主论”，强调实现两个本位：一个是从国家与企业关系出发，强调实现企业本位，主张将企业改造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独立经济实体;另一个是从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出发，强调实现劳动本位，主张基于“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体，劳动者之间则是自由平等的联合”的社会主义立足点来增强劳动者主体性。[16]然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这两个本位的实现并未得到同步推进，其中后者的进度明显滞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践中明确选择了资本主权型的企业微观基础。[17]具体而言，我国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指美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更多地具有福特主义特征。[18]后福特主义的企业组织模式则被排斥在改革进程之外，我国本土的优秀企业管理思想也被束之高阁。这样的微观制度选择，恰恰迎合的是产业结构的变迁，并与产业结构在全球生产链中所处的中低端地位相对应。在此情况下，我国企业普遍表现出浓厚的福特主义色彩，过度地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优势，在资本利益的驱使下控制薪资水平、延长劳动时间以及增加劳动强度。与此同时，广大劳动者则被推送到飞速的生产流水线旁、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艰辛的维权路途上，并且面对产业后备军以及自动化机器，不得不接受低水平收入、长时间工作和高强度劳动。

以上可知，作为宏观所有制结构变迁、中观产业结构变迁以及微观企业组织结构变迁的共同结果，我国劳资利益矛盾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生成、展开与激化，使得劳资之间形成支配从属的颠倒局面。在这种颠倒局面下，劳动本位体现不足，资本本位充分凸显，使得劳资利益之间相对的统一无法实现，从而造成劳资利益失衡。

三、劳资利益失衡的系统纠偏：三维度结构性调整下的共享发展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当前推进共享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对劳资利益失衡的现实困境予以突围。在现实中，突围劳资利益失衡困境以及推进共享发展，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分配层面的提升工资水平和增加劳动报酬。这是因为，仅仅在分配层面进行调整，虽然使得劳动者“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对资本的从属关系是采取可以忍受的”形式，[8]712,714  但是却无法消除这种不合理的从属关系本身，从而也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劳资利益均衡。因此，结合劳资利益失衡的形成逻辑，我们应通过宏观、中观与微观等三维度的结构性调整对劳资利益失衡进行系统纠偏，以之推进共享发展。

在宏观层面，迫切要求通过强化公有制主体地位来促进所有制结构优化。我国改革开放的启动时段，恰逢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新自由主义不仅渗透到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而且通过鼓吹私有化挺进到我国经济基础领域，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构成了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我们只有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强化公有制主体地位，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发挥，将劳资利益矛盾限定在非对抗性的可控区间内，从而为纠偏劳资利益失衡提供必要基础。具体而言：首先，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更好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控制经济的稳固中心，多年来为相当部分的人民群众维持着一张社会安全网络。[19]在未来改革中，要实现国有企业的浴火重生，使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作为所有者参与劳动的新型社会生产关系。[20]其次，要探索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积极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我们既要防止集体经济资产的“内部人侵占”，又要防止外部资本侵吞集体经济资产。在此基础上，尊重和发扬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改革首创精神，积极探索集体化新路径，提升和推广以“塘约道路”为代表的新型模式。再次，要增强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互融性和互补性，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我们要基于“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原则，全面把握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科学内涵，不能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片面理解为“国退民进”甚至私有化。作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当前因私有资本盘踞而造成利益固化格局的诸多领域，公有经济还应积极地有所进、有所为，成为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尖兵利器。

在中观层面，迫切要求通过创新驱动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我们知道，生产力发展是解决我国包括劳资利益失衡在内的一切问题的关键，而创新则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习近平同志强调，“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21]因此，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结构整体向全球生产链中高端迈进，关键在于创新驱动。而且，在整个产业体系中，制造业既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又是技术创新的使用者和传播者，[22]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共同着力点。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改变“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思维定势，打破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不仅向世界展现“中国制造”、“中国速度”，而且向世界展现“中国创造”、“中国质量”。如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的，我们“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而是“要在新赛场建设之初就加入其中，甚至主导一些赛场建设，从而使我们成为新的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的竞赛场地的重要主导者”。[23]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发展质态提升，摆脱国际垄断资本的施压和不平等交换的桎梏，从而保证国内劳资利益份额不被挤占。

在微观层面，迫切要求通过实现劳动本位来促进企业组织结构变革。实现劳动本位，要在微观层面使得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改变资本统治劳动、“物”统治“人”的反常现象。从企业组织视角来看，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16]因此，我们不仅要批判性借鉴国外“后福特主义”企业管理理念，而且要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思想进行必要回溯，充分发掘和勇于继承以“鞍钢宪法”、“大庆精神”为代表的优秀管理思想，找回失落的企业管理传统。更重要的是，这些管理思想和理念还应积极付之于实践，以推动企业内部劳动过程的重组，调整劳资双方力量及劳资利益格局，进而使得当前资本本位的劳资利益格局逐渐被一种“由合作产生的利益分配结构”所取代，[24]促进企业组织向柔性化、社会化、去科层化结构良性变革。这种新型劳资利益关系一旦形成，就能够更好地激发劳动者的能动性和创造力，更好地满足当前质量型、创新型竞争的要求，更好地提升共建共享水平。在此基础上，劳动本位得以实现，资本则作为被吸纳、被驯化、被支配的对象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中，使得劳资之间支配从属的颠倒局面被彻底扭转。

【本文首发于《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7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62.

[2]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8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22.

[5]蒋学模.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和剩余价值范畴[J]. 北京:经济研究,1994(10):54-58.

[6]刘刚.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政治经济学解读——基于知识产权优势视角[J]. 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10):75-85.

[7]张车伟,赵文.中国劳动报酬份额问题——基于雇员经济与自雇经济的测算与分析[J].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5(12): 90-112+206-207.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9]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98.

[10]宋磊,孟捷.富士康现象的起源、类型与演进[J]. 广州:开放时代,2013(4):125-136.

[11]G·萨尔文迪.现代管理工程手册(上)[M]. 上海:机械工业出版社,1987:70.

[1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13]赵晓雷.中国经济思想史[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311.

[14]雷毅.论人工物的社会化[J]. 太原:晋阳学刊,2005(6):64-67.

[15]曾国屏.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产业哲学[J]. 北京:哲学研究,2006(8):3-8+127.

[16]蒋一苇.经济民主论[J].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9(1):9-22.

[17]荣兆梓.通往和谐之路: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

[18]宋磊,孙晓冬.经济民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基于生产方式视角的分析[J]. 成都:经济学家,2011(11):5-12.

[19]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30.

[20]丁堡骏.国有企业如何实现浴火重生[J]. 北京:红旗文稿,2014(20):19-21.

[21]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J]. 北京:求是,2016(1):3-10.

[22]黄群慧.论中国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6(9):5-23.

[23]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6-10.

[24]高良谋,胡国栋.模块化生产网络中的劳资关系嬗变:层级分化与协同治理[J].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2(10):96-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