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究竟犯了什么错

一个基本的道理是:社保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问题,本质上是个经济问题,其水平、内容和资金来源都要由经济自身决定的。所以,用票选民主决定社保水平、内容和资金来源,是西方国家的天大笑话。把民主搞成纯政治概念,无疑是对民主的阉割和亵渎。

西方民主究竟犯了什么错

在西方社会快速滑向深渊的时候,百度民主一词,它仍以西方民主为模本解释民主,真令人捧腹大笑。西方民主为什么不配做民主的模本?究竟犯了什么错?

一、民主基本是个经济概念,被西方人搞成政治概念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管理自己的企业、社会和国家的权利。其中,人民管理自己的企业是民主的基本内容和基础,因为它是人民保有和管理自己饭碗的权利。没有这一权利,人民参与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就会没有基础。当权利以劳动力的身份与资本交易的时候,资本就通过契约控制了权利;当权利通过议会民主制约权力的时候,资本,便以权利的名义,通过控制权利控制了权力。

然而,西方国家经济上实行自由,政治上才实行民主,也就是把民主只当成政治概念。这样,资本就通过契约控制权利又借权利的手控制权力的逻辑,就实现了。西方国家讲究平等,但平等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因为法律认钱不认人。在法律眼中,人的重要性是次于财产的,因而形式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法律平等对待每个人。而实质上,法律是根据财产划分人的等级的,西方法律通过保护财产权,来保护人们财产上的不平等,而财产上的不平等又决定了人们实际上的不平等,因此,西方法律是保护人的不平等的。这就是西方国家法律平等的二皮脸属性。在此基础上,民主在经济领域被自由取代,自由则通过资本与劳动力的契约把经济民主变成资本做主,把权利变成资本的仆人。这样,民主就与经济分割开来成为一个纯政治概念。有了这个基础,资本就可以在政治上把民主变成假民主(,但这是后文的内容)。

西方民主唯一能被吹捧的是它带给民众的高福利。然而,西方国家的高福利是建立在世界经济金字塔结构之上的,福利的来源主要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脂民膏。一个明证就是全要素生产率:1957年,索洛在研究前50年美国经济增长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另外的87.5%的产出无法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他用外生的技术进步对那部分不是来自劳动和资本投入的产出“余数”做了说明。于是,索洛余值理论诞生了,并演化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其实,全要素生产率不是个增长问题,而是是由技术进步引发的、以知识产权、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为工具,并由国际政治、国际军事斗争配合的、不正当的国别分配问题。赃物市场和赃物私有制是其制度根源,不正当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其制度基础。

西方国家的高福利不仅来源非法,福利的内容和方式也是不科学的,因而是不可持续的。社保,来自票选民主,是资本在保全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与公民角力、博弈和妥协的产物,是一种超经济措施,社保水平和内容是由投票这种政治行为决定的,没有市场依据,因此拖累经济发展。典型表现为,资本外逃和产业转移,造成经济空心化,最终高福利不可持续。一个基本的道理是:社保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问题,本质上是个经济问题,其水平、内容和资金来源都要由经济自身决定的。所以,用票选民主决定社保水平、内容和资金来源,是西方国家的天大笑话。

把民主搞成纯政治概念,无疑是对民主的阉割和亵渎。

二、西方民主的程序骗局:标榜和选举

假民主通过程序骗局:标榜和选举,把自己打扮成真民主。

选举授权产生合法政府需要一个前提,即选举依据的宪法和法律本身必须合法,而宪法的合法性根源于社会契约,比如新中国1949年共同纲领。社会契约是一国人民对于本国国体、政体等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等作出的安排。一个国家的各项制度是否合法不能看它是否立宪、分权并进行选举,而应该看其宪法是否经过社会契约的授权:有社会契约基础,它的宪法才合法;据之进行的选举才可能选出合法的政府;没有社会契约基础,即使立宪、分权并进行选举,也不可能产生合法的政府。       

但是通过程序骗局,西方宪法似乎代表了全民意志,西方民主也似乎成为真民主:首先是标榜。西方宪法文件无一不标榜自己“代表全民意志”。美国宪法序言说,“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享受到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其次是选举。西方的选举为什么是欺骗呢?第一,选举是以承认资产阶级法权为前提的,人民参加选举本身就是承认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第二,选举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实现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行。选举,是资产阶级法权实现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的步骤、环节和方式之一。不过,通过选举产生议会和政府,资本的确欺骗了世界,使资产阶级专政表现为民主,使资产阶级宪法“代表”了全民意志。他们甚至骗过了卢梭。卢梭批判资产阶级选举也只是说:“法律应该由全体公民集合讨论并通过,英国人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

然而,根据西方宪法选举产生的政府和议会不是合法的政府和议会,理由是:(一)、选举的依据非法。选举的依据是资产阶级宪法,而不是社会契约,因而选举是未经正当授权进行的,选举结果因此无效。(二)、选举的政治属性非法。选举意味着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而不是社会契约的实施,因而选举结果只是资产阶级宪法实施的产物,只是资产阶级政府与窃取统治阶级地位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立约和续约。这种立约和续约行为因为资产阶级与人民之间欠缺契约,而无法实现资产阶级与人民之间立约和续约,也就是无法在资产阶级与人民之间成立社会契约,因而选举结果是无效的。(三)、选举的前提非法。选举的进行是以承认资产阶级宪法、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专政正当性为前提的。这个前提只能由社会契约设定,因而把资产阶级宪法作为全民意志的化身并据之进行的选举本身就是对选民的欺诈。因欺诈而为行为无效。(四)、选举的程序非法。非法之处很多:首先是资产阶级通过控制候选人的提名来控制选举。以美国为例,民主党和共和党是法定的两个候选党,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两只手,无论选民让哪一个党赢得大选,都是资产阶级在专政。其次,资产阶级通过垄断教育、学术和媒体宣传,干涉选民选举意思的形成,使得选民的选举意思不自主、不自由,并被禁锢在资产阶级利益范围内。等等。(五)、选举结果非法而且选举危害泛滥。

总之,通过标榜和选举,资产阶级用虚假民主的欺骗方式实现了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专政。带着资本枷锁的人民是通过选票把权力装进了资本的笼子,并把自己也关了进去,还锁好大门,但钥匙在资本手里。

三、西方民主法治内嵌着资本大于法,资本制约权利的逻辑

资本是近现代社会的起点和基础,决定着其它一切社会关系。在这种意义上说,民主不过是资本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资本利益和意志在政治上的反映。这同样适用于资本与法律的关系。所以西方民主和法治内嵌着资本大于法的逻辑。因为权利依赖于法律的确认和保护,即在某种意义上说权利小于法,所以,法律在确认和保护权利的时候,不能违背资本的根本意志,相反要遵从资本的意志。这样,法律确认的权利天生是小于资本的。从逻辑上说,资本大于法律大于权利,反过来,权利小于法律小于资本。

在资本大于法的逻辑关系上,还存在资本控制权利的逻辑关系,而且是前者衍生了后者。按照后者,西方民主的逻辑基础和起点就是资本控制权利。当西方启蒙思想家打出自由、民主和人权口号,把民主设计为“权利控制权力,权力服务权利”的时候,其实他们设计的是“资本通过控制权利控制权力,权力通过服务权利服务资本。”当然,在“资本控制权力,权力通服务资本。”基础上,权力在资本的整体利益范围内,以服务权利为媒介与资本博弈。这就是西方民主。另外,在“资本通过控制权利控制权力”基础上,他们还设计了资本通过法律和法治控制权力,通过权力控制权力,通过人权控制权力。但是,按照他们的设计,权利不过是“资本控制权力,权力服务资本。”的工具和中介。这样,我们在西方民主身上看到的不是民主,而是精致的资本专政或者资本独裁。因此,我们可以把西方民主定义为:资本通过控制权利控制权力,权力通过服务权利服务资本,在此基础上,权力在资本的整体利益范围内,以服务权利为媒介与资本博弈。

如果你足够细心,你会发现法治是一个悖论:法治,规则之治,必行;法治,资本之治,必废。这个悖论根源于法治的本质----资本的依法治国或者资本的规则之治。这会衍生出三个问题:谁治?治谁?怎么治?。谁治?答案是资本治。虽然资本是通过权力来治理的,但是权力不是法治的主体,而是法治的对象。治谁?答案是权力、权利和权利的集合—社会。怎么治?答案是确定的,即规则之治。法治必行,但法治对中国有两个警示:对权力(党)来说,任由资本把权利关进资本的笼子,权力也就很快成为资本的囚徒;对权利(人民)来说,任由资本把权力关进资本的笼子,权利也会把自己关进资本的笼子。怎么办?人类无法改变法治是资本之治的事实,但是可以通过改变资本的性质来改变资本之治的性质,进而改变法治的性质:发展壮大国有资本而不是私人资本,把法治变为中国特色的国有资本之治。然后,落实全民所有,把国有资本变为全社会的资本,把国有资本之治变为全民之治,即人民的规则之治,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自治。一句话,在坚持规则之治的基础上,逐步把资本装进权利的笼子。

四、当代西方民主是信托生出来的怪胎

西方国家选出的政府只是资产阶级政府,而且是非法的、不合格的政府。其危害已经泛滥:首先,统治阶级、政府和政党都不对国家的前途负责。当选人不是对选民负责,而是通过对选票负责,对作为推选人和选举操控人的、由资本、知识、管理和权力中上层组成的四大阶层负责,而四大阶层自身不是一个确定的主体,自身也不对选民负责,最终统治阶级、政府和政党都不对国家前途负责。其次,通过法治框架下的朋党之争和朋党轮替,实行资本专政。西方政治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结合。这种结合必然产生西方的朋党现象,表现为朋党政党化:西方的政党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政党,即本质上是一党,但形式上作为多党存在,它们天然缺乏完整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以及长期为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和谋划国家未来的资质,没有长期的执政目标,于是在选举的刺激下,他们为了竞争和生存人为地制造本党特色作为竞争的卖点,为执政而党争,为党争而否决和相互拆台,赢得执政权主要不是靠证明自己能比对方干得好,而是靠论证对方继续执政不如换人。

本质上,朋党政党化,是宪政民主下,资产阶级只能用朋党之争和朋党轮替来代替执政党管理国家,实现阶级统治。

为什么会产生朋党政党化?因为资本对整个社会的统治权是偷,抢,骗来的。权利来源的不正当,使得资本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必须实行信托制。首先,经济上,资本对管理进行信托。这导致管理不必向资本提供财产担保,从而使资本对管理的约束软化,产生了种种现代企业病,造成西方企业效率低下。政治上,资本对权力信托,即资本把它偷,强,骗来的统治权信托给以资本为核心的四大阶层,四大阶层又通过选举以朋党之争和朋党轮替的方式信托给自己的政客,同时由来自四大阶层中的政治领袖,在府外和院外操控政客。

五、结语:西方民主的实质功能

现代西方政客总结出来的宪政,可以很好地说明民主的实质功能。

1、宪政是资本统治的民主手段

什么是宪政呢?我们可以把宪政定义为:资本以权利的名义统治权利,在此基础上以权利的名义并以权利为中介制约权力,最终以有限的权力统治权利,服务资本;反过来,权力在资本的整体利益范围内,以服务权利为媒介与资本博弈。通过宪政,可以换取权利对资本统治的接受和合作。宪政是资本的、标签为宪政的、政治资产。

2、宪政是资本的民主式独裁和专政

宪政保护权利本质上是保护资本对权利的剥削和统治。宪政限制权力本质上是资本以权利的名义限制、垄断权力,并以“有限”权力统治权利,服务资本。宪政的主体是资本,对象是权利和权力,本质是资本神圣。一句话,宪政就是不合法、不合格的资产阶级政府在代表资产阶级整体意志和利益的法律框架下,用合法代表全体人民的名义,依法办事,为资产阶级服务。一句话,宪政是资本的民主式独裁和专政

3宪政是资本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分赃秩序的调节器

宪政不仅是资本的政治资产,还是资本内部的权力结构、秩序和分赃秩序的调节器。宪政的运作,不仅可以协调资本与统治对象的关系,还可以平衡和协调资本内部权力结构和秩序。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结构和秩序的演变必须在法治的轨道内进行,从而保障了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结构和秩序的平稳、和谐。宪政还是资本内部分赃秩序的调节器。执政对资本来说,从来都是权利而不是义务,具体说是分赃的权利。以美国为例,资本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轮流派自己的代表主持政治分赃:八十年代以前,主要是军工集团主持;以后主要是金融集团主持,偶尔科技和军工集团也主持。这不仅反映着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各利益集团的政治地位的消长,也反映着他们分赃秩序中的地位。

【李东宏,察网专栏作家,律师,作家,经济学家。本文首发于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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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西方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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