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极端右派排斥伊斯兰加剧难民危机

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胜利和他的民粹主义说辞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欧洲右翼政党的欲望。现在这些政党已经注意到得到公众支持的可能性，因而通过一种有激情和分裂性的演说得到他们的选票。正如学者阿斯米·比沙拉指出的，尽管在民粹主义的感情与极端右派之间的思维不同，但这两个团伙分享同样的教条主义思维，在处理公共事务和将高失业率和犯罪归咎于移民和难民时，他们都在利用社区群众的感受。这就经常让人把极端右翼的政党称为“反对移民的政党”，因为他们仇视外国人和多样性，不可调和地反对在欧盟可能实现的一体化。

最近几年，欧洲见证了一个极端右派的浪潮在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如何一步步扩散，包括德国、匈牙利、斯洛伐克、丹麦、法国、奥地利、瑞典和英国。这些社会的右派政党已经吸引了许多选民，一个事实是它们已经在各自的国家开始改造政治局面。

人们广泛认为，难民和移民是这些政治角色上升的直接原因，不论是在议会、市政或总统一级，还是在欧洲议会。于是，什么是极端右翼?它将实际上影响做出政治决定，特别是有关难民的决定吗?在它们获得潜在的选举胜利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预计今年有几轮选举，这引人关注。

“左派”和“右派”这两个词用来对态度、意识形态、信仰和政党进行分类，每一个代表着政治光谱的一极。“右派”一词指拒绝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保守力量，他们努力保持社会的秩序和等级;相反，“左派”指经常反对社会和政治现状的力量。他们自认为是中心的力量，支持逐步改革。

在2008年爆发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传统的右派政党和左派政党都陷入了一种进退为谷地境地。由于“建制派”阻止危机的失败，公众不满的气氛占有优势，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在种族问题上激烈的说辞，从根本上说指向反对移民，要求孤立他们，关闭边界。利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欧洲公民的绝望和失落，右派政党开始为达到上台执政扫平道路。

传统的政党面对越来越有势力的极端右派的政党，后者争取了民心，在特定的公众中有信誉，准备作为对传统政党的选择。

宗教的和民族主义的怀旧

作为危机加剧和在全球的南方冲突增多，欧洲对逃离死亡和他们出生的国家的难民来说已经变成一个可靠的港湾。从2011年起，在“阿拉伯的春天”不幸的结果之后，涌向欧洲的非法难民明显增加。欧盟的措施没有做到控制穿越地中海的新难民的流入，叙利亚人将其称之为“死亡之船”。

2015年申请流亡的人数大幅度增加，登记的难民达到150万人。正如卡内基基金会研究所说的，关于“欧洲难民危机的根源”，在叙利亚的战争是难民流向旧大陆一个重要的原因。该项研究指出，在世界范围内每五个难民中有一个来自叙利亚。

这种形势导致由欧洲大多数宪法体现的人道主义与难民人口日益增加的复杂现实之间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人道主义要求收容逃离战争地区的难民。所有这一切与在许多欧洲城市发生的不幸事件结合：在巴黎“查理周刊”的屠杀，在布鲁塞尔汽车炸弹的自杀，在德国的科洛尼亚大规模的性攻击等。

这些事件是火上浇油。在欧洲当地的社区之间恐惧在漫延，指向反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因为他们的宗教、身份和文化不同。选民们开始倾向于极端右派，认同他们反对移民的说辞，将他们的关注置于身份的基础之上，超过任何其他的考虑。

以后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件，在英国通过一次民众的公民投票支持脱离欧盟的同时，法国由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25%的选票，打败了执政的社会党，这是它在2015年市政选举之后的另一个胜利。此外，德国福尔萨研究所在2016年主持的一项民意调查特别表明极端右派的政党“为了德国的选择(AfD)”的上升，默克尔基督教—民主联盟付出了代价。根据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对“为了德国的选择”的支持率从10%上升到12%，获得了2016年最高的支持率，与此同时对执政联盟的支持下降了两个百分点，降到33%。

前面所说的这些情况清楚地表明欧洲人的精神状态在表面上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投票者们更加倾向于民粹主义的思维和他们在极端右派的媒体上的“共振箱”。这增加了对难民前途的担忧，面对政府方面更加强硬的规则或来自极端分子的报复行动，特别是对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前途的担忧。特别是因为安全的问题存在不安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推动反对难民的敌视政策，如果极端右派在人们非常盼望的法国和德国的选举中获胜的话。

在这个时候如果不谈对伊斯兰的排外，不可能面对极端右派的问题。在极端右派所有的平台上这种倾向是很明显的，他们在出现这种机会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宣称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移民的仇视。2008年一些欧洲右翼政党迈出了相当严重的新步伐，当时它们提出一项名为“城市反对伊斯兰化”反对穆斯林的倡议。此外，2014年1月在“查利周刊”的屠杀之后，“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欧洲爱国者(PEGIDA)”在德国的德累斯顿市组织了一次2.5万人参加的集会。

政治学家拉巴赫·泽戈尼认为，对伊斯兰的排斥在西方已经变成一个现实，特别是在欧洲。现在通过一种政治和媒体的思维推动，正在接受它，其“合法性”增加了，通过这种思维穆斯林团体有时受到以“自由价值”的名义作为言论自由进行的批评。已经扩散很多，种族主义的思维和针对穆斯林的仇恨在社会和政治上几乎已经正常化了，对穆斯林的歧视在欧洲的政治气氛中已经变成一个有争议的方面……

巴黎和柏林若落到右派的手里可能是欧盟的垮台，可能回到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正如克里斯托夫·波尔多塞奥在《巴黎人报》对德国公众所提醒的：“请严肃对待‘为了德国的选择’，或是我们结束它。很长时间以来法国无视国民阵线，现在它是国内更有力的政党。德国在它与‘为了德国的选择’的关系中不应当重复这种错误”。

为了不让难民落到极端右派的手里，人权组织、民间社会团体和叙利亚在欧洲的院外集团应当进行协商一致的努力，发挥它们保卫在宪法中保障重要的民主和自由的作用，包括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叙利亚施加压力的团体也许还应当帮助叙利亚人在欧洲当地的社区内寻求社会和文化的结合，目的是避免极端右派潜在的继续上升以至掌权的消极方面。

难民成经济危机的替罪羊

欧洲应对2008年经济危机的政策的失败对欧洲一些社会广泛阶层的生活环境产生非常负面的冲击。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些阶层越来越被抛弃和更多失业，由于一个全球化的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变化和市场的开放，他们已经不能维持生存。面对连续的通货膨胀和衰退，以及表面上没完没了地寻求流亡，开始越来越倾向于右派。

2015年10月，研究员曼努埃尔·冯克、莫蒂斯·斯楚拉里克和克里斯托夫·特雷贝齐领导一项题为“走向极端：金融危机后的政治，1870--2014”的研究，报告认为“在金融危机之后政治的不确定以剧烈的方式增加”。

在研究中肯定每次金融危机必然导致更高的失业率和更多的贫困，这种情况将使社会重新反对传统的政治阶级，支持极端右派过分的说辞。研究特别指出在法国投票支持国民阵线的地区是遭受更多失业和经济萎缩的地区。

但是，尽管在许多欧洲国家金融危机是有利于极端右派上升的因素，它也是左派上升的一个原因，不论是在西班牙还是在希腊。由阿莱西斯·齐普拉斯领导的政党激进联盟(Syriza)在反对欧盟强加的紧缩政策的希腊人中间得到广泛的支持。与此同时，在西班牙最近组成的政党“我们能够(Podemos)”在西班牙议会中变成第三大党，在350个席位中占69席，在保守的政党不能做到阻止一直在伤害西班牙经济的金融动荡的情况下，这个政党的前景是有希望的。

因此，西方国家正在利用难民作为替罪羊，将经济危机归罪于他们。让人相信难民用自己的生存手段与欧洲人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注意的事情是，尽管德国的经济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德国也经历了极端右派的复苏。这说明尽管对民粹主义转向极端右派存在经济的基础，但无疑这不是唯一的原因。需要深刻分析问题的根源，包括在欧洲公民中间已经扩散的感情，认为在考虑到日益增加的难民的居住区和团体正在成为一个平行的社会或是的社会总体中的一个社会时，他们的一致性受到了威胁。

立法问题

在德国总理安赫拉·默克尔人道主义的一个表现中，德国根据欧盟的都柏林规章中止了对叙利亚申请流亡者的遣返，这引起极端右派对默克尔的政策强烈拒绝。重要的是指出匈牙利的议会举行公民投票，试图反对欧盟强行确定的接受重新安排流亡申请的份额，以至走到通过一项法律允许拘留和遣返所有在国内的流亡申请者的极端，将他们送回邻国塞尔维亚。

另一方面，欧盟继续决心拒绝非法的移民浪潮。已经向尼日尔提供6.1亿欧元以便阻止非法移民，尼日尔是到欧洲寻求流亡在非洲通道上最重要的地点之一。类似的做法与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马里以及阿富汗、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已经进行谈判。

此外，欧盟还对船只进行监视，派出无人机在非洲海岸和欧洲海岸之间搜集难民非法旅行的情报。还将“北螈行动”的预算增加两倍，目标是控制欧洲的边界。按照非官方的说法，欧盟向非欧盟成员国的邻国提供的经济发展援助在“欧洲睦邻政策”的框架内是有条件的，即要保障它们的边界安全，承诺将非法移民送回本国。

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一些欧洲国家只是批准由它们的使馆和领事馆提出的数量极少的移民申请，让其他的申请者不得不面对大海，这也间接地推动寻求非法移民的通道。

在极端右派的政党和传统右派的政党之间继续在政治上争执的同时，难民的群体保持停滞在希腊的边界上受苦，等待还不了解的事情。土耳其根据它与欧盟达成的协议，已经对叙利亚人关闭了它的陆地边界，让他们处在脆弱的境地，面对宪兵的子弹看是否敢于穿越边界。令人吃惊的事情是西方国家经常炫耀它们对人权公约的承诺，却正在采取非人道的政策，抛弃移民，让他们死在大海里，或是在塞尔维亚和希腊的难民营里令人恶心地腐烂，在那里直到时间的冷酷无情让难民继续死亡和受罪。

对所有这一切提出的问题是，在欧盟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时，难民的前途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自由律师大会的主席扎兹万·卡兰弗尔律师评论说：“像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其特性是有一种法制国家巩固价值的民主和人权的遗产，它们不应当违犯自己对难民的合法义务，这是国际法律制度的一部分，这些国家曾对此做出过贡献和做出过承诺。但是，事实上非法难民的危机和流向欧洲的大规模人群必然对这些国家有压力，让它们检查自己在这方面的立场。不可能回避它们自己承诺过的法律，但是能够限制难民的入境，为了庇护或流亡的权利强制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或是取消某些好处，以便让它们自己的国家对流亡申请者的吸引力更小。这类立法可以得到相当多的民众的支持，因为在这些国家难民在公共预算中提出的金融压力，恐怖主义的活动打击了一些国家，比如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发生的情况那样。”

最后，尽管极端右派一再号召赶走难民，欧盟有不知疲倦地阻止难民到达的意图，许多欧洲公民仍然欢迎难民，他们中有数千人走上街头声援难民，谴责种族主义的和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比如在伦敦、马德里、柏林和哥本哈根发生的情况。此外，福尔萨研究所2016年10月再次调查德国的公众舆论，表示现在默克尔总理领导的德国政府支持难民，在2017年的选举中肯定能够得到45%的选票。

2016年底举行的奥地利选举中极端右派诺贝特·霍费尔的政党自由党输给了绿党的亚力山大·梵·德贝伦，这表明在欧洲存在相当重要的政治潮流仍然相信自由的秩序，相信政强调治民主。尽管政府强加的程序越来越严格，潜在着民众反对政府暴力的报复，但难民看到这些良好的表现，继续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在欧洲一种更有尊严的生活上。(魏文编译)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环球视野》2017年8月16日，原载2017年8月4日西班牙《起义报》，魏文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