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核心领导者的关键能动--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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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少同志曾经长期为中国的各种腐败和负面丑闻而煎熬痛苦。拷问历史，中国共产党，一个曾经那么伟大的党，难道就这样被扫入历史垃圾堆了吗?难道中国真的要走苏联的崩溃老路?一旦中国共产党失去政权，人民就会被迫二次革命，又要血流成河了，结果还不知道能不能很快返正，共产主义肯定更加遥遥无期。

所有关心中国共产党命运的人都会明白，十八大之前我们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间段。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说明时局当时已经很危急。一旦弄不好，那就是亡党亡国的危险。历史来到了一个关键点上，如果有人能带领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抑制住腐败并治理好党，那么就可以延续执政;如果不能有效拨乱反正，就会在负面轨道上越走越远，最终不可逆转地丢失政权，如前苏联一般地崩解。

关键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登上历史舞台，果断决定，推行四个全面，更新了党的气质，完成了几个主要行动。其一，挣脱不合理束缚。被既得利益集团捆绑，是之前的领导集体难以按照自己意志充分施政的基本原因。所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这种不正常的党内生活，不仅挟制新一代领导集体难以应时发力，更造成了党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改革者群体难以施展拳脚的不利局面。类似的局面也摆列在习近平同志面前。面对历史教训，习总书记在党内社会主义改革力量的帮助下，逐渐挣脱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今天看来似乎并不难，但就当时来说可是步步地雷。

其二，坚定反腐败。腐败曾经被人看作政治之癌，根本不可能被抑制住。更有人预言，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可见形势多么严峻。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清理周永康这个所谓的政法王。作为掌握刀把子、曾经权势熏天的实权人物，周永康带给我国法治以深刻的损害，败坏了党在民众心中的光辉形象。面对其多年来的横行霸道，谁敢想象竟然能清理他。但习近平总书记做到了，让世人大吃一惊。这彰显了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无比坚毅的个人勇气。类似的，还有清除军队中的徐才厚、郭伯雄两个腐败集团。十八大以来，我们全面反腐败，证明不反腐才会亡党亡国，只有大力反腐才能救党救国。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进行，失去的民心回来了，没有信心的同志重新找回对党的信任。

其三，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域拨乱反正。上任之初，习总书记就认为意识形态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这个判断，非常正确。前苏联就是因为意识形态放松了，搞所谓的新思维而导致人心尽失后国家解体的。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类的研究钟鼎毁弃，西化派思想瓦釜雷鸣。与之相应，人们的思想越来越混乱，爱党爱国的思想越来越被边缘化，攻击共产党政权和贬抑中国的思维反而渐成妖雾弥漫之势。思想混乱后，行为必然由此迷乱，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意识形态已经成为重大的关键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坚持符合共产党领导需要的意识形态，经由和平演变而失去政权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西化思想、拜金主义与腐败思想勾结成势之后，坚持正义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立场，就意味着要与层层叠叠的反对者作对，眼前就会堵起无数层墙。这样的墙，会让坚持正义的人感觉到压力巨大，甚至有时候会无法呼吸。拨乱反正本身需要巨大的责任心和历史勇气。对于当政者来说，但凡缺少一点勇气和伟大的意志，都不可能真正推行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

也因此，才更加体现出习近平同志的历史担当的伟大勇气。实际上，在习总书记上台初期，很多同志，都很担心国家局势，主要是当时的国家各方面已经形成了严峻的负面趋势。如严重的两极分化、高涨的房地产泡沫及低迷的经济。哲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被国内外资本尤其是官僚买办资本严密渗透，已经严重西化甚至沦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解冻恐怕也很难很难，甚至很多人认为这种环境已经不可能改变。

上述三个方面的工作，表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历史担当。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带领全党的正面力量，持续不断地奋斗。如果把这个关键阶段类比于我们党史之中，其价值恐怕并不亚于遵义会议，甚至可以说是新时代对我们党的最严峻的生死考验。我们说毛泽东同志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道路。现在也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习近平带领中国共产党，避免了亡党，避免了再次血流成河。如果能领会到这种历史价值，作为热爱党的普通党员，我们都应该真心地感谢习近平同志所付出的个体奋斗。由此也提示出一个重大的唯物史观论题：核心领导者在历史中的关键能动。

在底层脉动凝聚点即关键区位上的领导者，往往能发挥出关键能动性，对国家和社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塑造作用。历史中的很多时候，处于关键位置或者关键时间点的核心领导者，往往可以发挥出自己的高度能动，起到促进历史发展甚至是力挽狂澜的作用，如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后领导全党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与之类似的，还有邓小平同志开启了改革开放，在新的时间段上就如何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对负面障碍所作出的重大扭转。

核心领导者要想展现关键能动，首先应该是趋势代表者。所谓趋势代表者，就是要成为社会发展趋势的代表者，做社会趋势的代言人，推进社会趋势具体实现。也有反动阶级和反动政权，它们的核心领导者也会起到一些能动作用，推迟历史趋势，如慈禧太后对中国进步制度因素的扼杀。他们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成为趋势代表者的，反而会成为趋势逆反者。顺势可昌，逆势必败。面对历史，核心领导者当然要顺势而为。

其次，核心领导者要有高度历史担当。关键能动，是高度能动，需要集中体现核心领导者的心理宽度和能力高度，敢于担当历史时势发展到当时所提出的历史任务。这个历史任务，对于当时来说还只能是初步性的，即告诉领导者怎样做是符合历史需要的，但要想实现趋势要求却非常危险，甚至会有很大的个人危险，如历史中变法者往往下场并不正面。这就需要核心领导者能不怕牺牲，不怕被误解，敢于担当历史趋势提出来的领导者任务。

代表趋势和高度的历史担当，最终要收拢于因应趋势发展的走向上。这就要求核心领导者要结合新的时代需要，敢于创造新时势。既有时势也是需要不断发展的，会体现出时势之间的前后转换。执着于代表既有趋势，即使能有较多的能动发挥，对于杰出领袖来说也还很不够。而核心领导者的关键能动，往往体现出要开辟新的时势，如邓小平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不是拘泥于继承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建国初期的需要而开创的趋势要求。因此，只有根据现实需要，创建新的历史趋势，才能成为伟大的历史领袖。

当然，关键期的趋势凝聚点即趋势涡旋，也有大有小。在某种社会制度稳定存续期发挥出关键能动的核心领导者，如唐太宗虽然也很伟大，但是因为他所做的业绩是巩固从秦始皇时代已经基本确立的封建社会制度，所以他的伟大程度也必然由此降低。如果核心领导者处于社会制度转弯期，能发挥自己的高度能动，如秦始皇，则可以成为确立历史功绩的伟大领袖，只有历史中那些在制度转弯期成功实现制度变革的伟大人物才能与之媲美。更令人期待的是，如果在元型社会制度转弯期，即私有制与公有制之类的两大部类进行转换的过程中发挥高度能动，在深度改革中稳固建立新型社会制度，那么这样的领袖，就是最大趋势涡旋中实现极高度能动的伟大领袖，是领袖中的领袖。

习近平总书记，目前就处于这样一个可以创造前所未有的伟大功绩的历史关键点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巩固，经由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等核心领导者的持续推动，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融合各种制度合理因素，创建集大成结构以稳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时代。如果能真正实现这样的制度建设，中国将摆脱私有制控制的时代，在全球率先成功实现公有制社会。显然，在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先行国已经失去历史垂范意义的当代，巩固地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将对全世界产生足够的制度吸聚力量。

在为趋势造就的功业空间欢呼的同时，更必须冷静地看到，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前无古人，必须进行孤独的制度建设。如何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提取出足够的社会主义制度力量，将非常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甚至是全党同志的智慧。另外，国内外敌对势力依然强大，已经开辟出来的良化道路也会面临诸多挑战。但是，既有道路的路径依赖也会让我们更加有信心地走下去。在社会趋势的指引下，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新的道路，本身就是巨大的历史功业。我们相信，面对新的时势要求，习近平同志将继续展现巨大的个体能动，进一步带领中国这个巨大国家，走向伟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