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盛会：中华民族持续崛起的强大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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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必将成为中国持续崛起进程中的重要加油站和助推器，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新阶段和新起点，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次重要的大会,必将成为人们观察我们党今后发展走向的重要窗口、获得我们国家未来发展规划的信息平台；必然要引起党内外、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持续热议。对于这次盛会的召开，人们充满了热切的期待。

党的十九大是在中华民族复兴历史征程进入第五个发展阶段召开的历史性盛会。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已经走过了“民族思想觉醒，复兴使命提出;赶走列强欺辱，排除制度障碍;历经艰难曲折，探索发展道路;实施改革开放，综合国力跃升”四个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党又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巨大变化、风险和挑战日益加大的情况下，如何把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向着新的目标、新的高度、新的阶段全力推进，将是党的十九大担负的伟大使命。中华民族复兴历史征程即将迎来“决胜建成小康，谋划未来百年”的全新发展阶段。

一、中华民族复兴历史征程经历缓慢期

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一项宏伟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经历一个深刻革命、反复斗争、顽强拼搏、开拓创新的漫长过程，以至于付出沉重代价才能实现的空前伟业。在中华民族复兴历史征程的前期，我国人民所遇到的艰辛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其发展进程也是相当缓慢的。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民族思想觉醒，复兴使命提出”阶段。

清道光20年，即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为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开启了先河。在此后的70多年里，西方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来到中国，与软弱的清政府签订了数不清的不平等条约：强抢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资源、屠杀和奴役中国人民，使中华民族陷入了内忧外患的灭顶之灾。列强的入侵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使近代中国由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转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一、在70余年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中，“先进的中国人”纷纷发表启蒙民众的见解，阐述救国救民的主张，极大地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并提出了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

首先，在鸦片战争前后，“先进的中国人”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纷纷提出对内政经改革方案、对外抵御列强主张。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就是中国近代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龚自珍(1792～1841年)在鸦片战争前，就敏锐地看到清王朝已进入“日之将夕”的“昏时”、“乱亦竟不远”的“衰世”。他写了一系列尖锐、犀利的时政文章揭露封建专制的腐朽和黑暗，并提出了一套改革方案。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开了“议论时政、要求革新”的风气。梁启超予以高度评价：“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

魏源(1794～1857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魏源坚决主张抗战，曾亲赴浙东前线。战争失败后悲愤无比，开始研究对付西方列强的招术。他认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在这种认识指导之下，他开始参照林则徐主持译着的《四洲志》，还参考了许多中外着作，编篡了《海国图志》。在这部长篇巨制中，不但介绍了当时世界主要国家的概况，而且提出了对付西方列强的战略战术。这部着作起到了开阔中国人视野的作用，对后世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魏源认为论学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总结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并希望“尽变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增强抵御外辱的能力，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启蒙思想家。

林则徐(1785～1850)作为思想家，清醒地认识到英国利用鸦片贸易对我“亡国灭种”的极端危害性。他在致道光帝的奏折中指出：烟片“流毒于天下，危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作为政治家，利用受命钦差大臣的身份代表中国政府严禁鸦片、抵抗西方列强侵略。到达广州后，在洋行面前宣布谕贴，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这是多少年来鸦片商不曾见过的阵势，充分显示了林则徐“爱国卫民”的顽强意志。1839年，林则徐强迫外国鸦片商人交出全部鸦片237.6254万斤于虎门外滩销毁。不但成就了林则徐“民族英雄”的美誉，而且第一次用实际行动向世界昭告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洗雪民族耻辱的坚强决心和无畏勇气。

其次，在戊戌变法前后，“先进的中国人”黄遵宪、严复、康有为、梁启超提出对内“变法维新”、对外“开放西学”的主张。

戊戌六君子

黄遵宪(1848～1905)曾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驻英国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新加坡总领事，先后在国外十六七年。在长期的外交活动中，他看到西方国家在政治、科学和文化上均比中国先进，思想上起了深刻变化，认为中国不应再闭关自守，而应学习日本的变法维新。他是一个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企图改革腐朽内政，挽救民族危机的爱国者。面对甲午战争的节节失败和清朝政府的丧权辱国，黄遵宪发出了“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强我国权”的战斗呐喊！从新加坡回国后，在上海参加了以“康、梁”为首的“强学会”，创办《时务报》;又到湖南助陈宝箴创行新政，是改良派的积极活动家。变法失败后，以悲愤的心情，揭露顽固派的残酷愚昧，悼念被迫害的维新党人，仍然坚信中国未来的政治趋势必然要走“变从西法”的道路。

严复(1854～1921)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富》）、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群学肆言》）、约翰·穆勒的《逻辑体系》（《名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法意》）等一批西方学术着作，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康有为(1858～1927)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近代着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年轻的康有为在游览香港和上海后，使之大开眼界，于是，他“大购西学”、“ 大讲西学”，从此走上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并逐步形成了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1888年，在首次向光绪帝上书时，就尖锐地指出：当时的形势是“外夷交迫”，“将及腹心”，如不及时变法，“数年之后，四邻交迫，不能立国”。他大声疾呼，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不变法维新，就难以“雪国耻而保疆宇”。以至于成为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的主要着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他的理想和政治主张主要在他撰写的《大同书》中得到体现。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还讲到：“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梁启超(1873～1929年)他受康有为影响，接受了改良主义思想，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他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大声疾呼救亡图存，积极宣传变法维新。他提出：“今胜于古，后胜于今”的理念，认识到“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古今之公理。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所迫，非可於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则“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为此，他提出“兴民权”、“开民智”的主张，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再次，在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派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孙中山领导下，他们不仅用思想而且用行动，开始了反对清王朝、反对军阀割据的革命斗争。

孙中山(1866年～1925年)1894 年成立了兴中会。在宣言中最早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深深打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将陵墓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中山着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是中国国民党的基本纲领。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为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精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后继者留下珍贵遗产。

第二、面对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时刻，不甘心灭亡的中国人民纷纷奋起反抗斗争，经历了多次屡败屡战之后，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首先，农民阶级首当其冲。他们通过太平天国革命，举起了反抗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斗争大旗。在其领袖洪秀全的带领下，于1851年从广西的金田村出发，在14年的征战里，扩展到18个省，横扫大半个中国，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提出了新的社会改革方案，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

其次，维新派资产阶级粉墨登场。面对列强争夺势力范围，加剧民族危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要求政治改革的新形势。年轻的光绪皇帝在维新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思想影响和全力推动下，于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开展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救亡运动，颁布了一系列新政。这些新政，反映民族呼声变法图存，反映时代要求推动资本发展;冲破“中体西用”思想，提出“洋为中用”思路;批判封建传统思想，提倡西方先进理念;提倡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生活。这些新政为守旧势力所不容，他们采取镇压手段，使这场维新变法运动仅仅百天即宣告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维新变法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制度、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这是由维新派资产阶级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再次，革命派资产阶级显示了力量。进入20世纪，列强争夺愈演愈烈，清朝政府任凭宰割，使中国的民族矛盾更加激化，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人民负担日益沉重。从1901年～1911年，短短10年时间，财政开支就激增了4倍。激起民众普遍反抗，仅1902年～1911年期间，全国各地就爆发民变1300余起。整个社会处于急剧动荡之中，酝酿着更大的革命风暴。在此期间，民族资本获得一定发展，民族资本厂矿达到800多家，民族资本累计1.6亿元。随着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急需政治利益的代言人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了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革命斗争。孙中山建立革命组织兴中会、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曾经组织发动六次武装起义，均已失败而告终。但是，他所播撒的革命种子却已生根发芽。1911年10月10日，终于爆发了武昌起义，得到了全国的响应，迅即成为燎原之势。1月之内，13个省和上海宣布起义。仅仅4个月之后，即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封建帝制宣告覆灭。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这个发展阶段的主要贡献，就是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形成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意识，并完成了推翻了清王朝腐朽统治的阶段性任务。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赶走列强欺辱，排除制度障碍”阶段。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但并未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并未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相反，却出现了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倒退、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等行径，激起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声中死去，随后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袁世凯复辟帝制

第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率先起来收拾军阀混战的局面。首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增强组织力量。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阐述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内容的新三民主义;确定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内容的三大政策。

其次，孙中山做军事准备，发动北伐战争。他根据国民革命迅速兴起的新形势，于1924年5月，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培养军事人才，助力北伐战争。在革命形势高涨、革命根据地统一 、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组建、国共合作形成的条件下，以“打倒列强、消灭军阀”为直接目标的北伐战争爆发。

再次，孙中山教育发动农民，壮大革命力量。他根据农民运动高涨的新情况，在国民党设立了农民部，任命毛泽东为部长。从1924年7月开始，毛泽东迅速组织开办了多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对教育启发农民起来支援革命、参加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孙中山过早逝世，使国民党的领导权和国民革命军的指挥权都落到了蒋介石手里。蒋介石成为北伐军总司令后，在国共合作实现、工农群众支持、苏联政府援助下，采取“打”与“拉”相结合的策略，使北伐战争进展迅速，很快从广州打到上海，统一了大半个国家，并定都于南京，组建了新的国民政府。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很快就改变了革命的性质。在他的主导下，中国国民党由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转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政党;他们所组建的国民政府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府转变为“欺压农工”的反动政府。这种变化是由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所决定的。以致于使孙中山在逝世前不得不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临终遗嘱和政治交待。国民党的腐败变质，使孙中山的这个政治遗愿已经无法完成。

第二、历史把“赶走列强欺辱，排除制度障碍”的伟大使命，义无反顾地交给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手上。为了完成这项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需要承担起双重的革命任务：对内需要进行民主革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对外需要进行民族革命，把西方列强从中国领土上赶出去。

首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彻底的革命纲领。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制定党的纲领。其最高纲领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其最低纲领是“一、消除内乱，打到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个纲领，不但规定了我们党的最高奋斗目标和近期的革命任务，而且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线，为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当时只有123名党员的 “微型政党”，竟然敢于提出这样一个具有全局性、战略性、超前性的宏伟纲领，对当时的许多人来说，简直是“痴人说梦、不自量力”。当时没有人能相信，这样一个弱小的组织，未来会有什么造就、会走向何方?然而，正是这种为人民摆脱苦难、为国家走向富强、为民族实现独立的非凡勇气、广阔胸怀、宏大志向，使中国共产党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飞得越来越高、走得越来越远。

其次，中国共产党投入了全部力量组织革命斗争。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如果从20世纪20年代算起，日本、沙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葡萄牙等主要列强已经在中国侵占领土、掠夺财富80余年，使中国这块“唐僧肉”已经被啃得只剩下了骨头架子。封建地主阶级，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其剥削程度之深，压迫程度之烈，奴役程度之久，都是现代中国人难以想象的。不但使广大农民不堪重负，而且严重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官僚资产阶级，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到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已经成为对内与封建地主阶级抗瀣一气、对外与西方列强狗苟蝇营的极端反动势力。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挺起弱小的身躯，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出现了一次右倾路线错误、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重大错误，使中国共产党在一次次失败和错误中崛起、在一场场战火和硝烟中磨炼，不断发展壮大。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到，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楷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我们可以把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划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前14年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的悲壮历程;后14年为“斗争、胜利、再斗争、再胜利”的光辉历程。其转折点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核心地位。经过艰苦革命的磨炼和残酷战争的洗礼，我们党诞生了第一位杰出领袖——毛泽东，从此使我们党告别了失败、走上了胜利的坦途。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我们党到达了延安，有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再经过8年抗战，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由六大时的4万多人，到七大时增加到121万人;党领导的军队由到达延安时的不到3万人，到抗战结束时已达到120万人。有了足够的本钱与蒋介石抗衡，并最终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民族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解放的新中国。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这个发展阶段的主要贡献，就是从根本上赶走了蹂躏中国109年的西方列强、消灭了长期欺压中国人民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经艰难曲折，探索发展道路”阶段。

蒋介石集团掌控的国民党政权遗留给我们党的是一个乱摊子，到处是千疮百孔的战争创伤，经济遗产十分微薄。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的建设究竟应该怎样搞?我们党心里没有底。因为这对我们党来说，既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又处于一种特殊的国际环境之中。

第一、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纠正苏联建设模式的弊端。二战结束后，世界上迅速形成了两大阵营对立、对峙、对抗的冷战局面。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组成了帝国主义阵营。他们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国家，必与除之而后快。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和封锁政策，并通过发动朝鲜战争企图扼杀年轻的新中国。另一方面，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对外与西方国家打起了冷战，对内搞起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斯大林实行“大党大国主义”，要求其它国家要按照苏联模式搞建设。当时，只有苏联一个国家已经搞了30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我们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选择苏联的建设模式。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这种建设模式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所强调的高度集中性，对我们国家统一处于分散状态的全国财政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其弊端就逐步暴露出来。幸亏毛泽东主席具有超强的理论思维能力、洞察事物能力，较早发现了苏联建设模式的弊端，并及时做出了修正，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少受到一些损失。毛泽东主席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详细阐述了这些情况。

随着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裂痕，并相继出现了铁托与斯大林反目致使南斯拉夫带头“出走”、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匈牙利发生十月事件，引发社会主义阵营的分离倾向。这些情况在我们中国也有反映，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正是这种新的情况，促使毛泽东主席改变了原有思路，开始更多地从政治上考虑中国的发展问题。从1957年到1976年长达20年的探索，一定程度上错过了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第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调整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党从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调整生产关系，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发展生产力，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建立起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即便是在左的错误期间，我们党也没有完全丢掉经济建设，仍然不失时机的、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建设，并取得了一些发展成果。

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我国的国民经济整体上仍然处于落后状态。经济发展贻误的20年，不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而且被亚洲四小龙落下。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45亿元人民币，人均产值仅为381元人民币。由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致使全国人民仍然处于普遍贫穷状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年343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年134元。毛泽东主席的月工资仅有404.8元。这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所缴纳的学费。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这个发展阶段的主要贡献，就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民族资本主义，排除了最后一个制度障碍；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初步的经济基础。

二、中华民族复兴历史征程进入加速期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自我革命、自我修复、自我完善”能力。经过20年左的错误以后，我们党开始在邓小平指导下，进行全面反思，自觉纠正所犯错误，引导我们走上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使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加速期。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前，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实施改革开放，综合国力跃升”阶段。

此时，我们党又一位杰出领袖邓小平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起领导我们党纠正错误、引领我们国家走出低谷，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路，继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历史重任。

第一、肃清左的错误影响，果断结束了由“两个凡是”造成的两年徘徊局面。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首次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这就是我们党定性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个方针之所以错误，就在于它貌似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实则维持左的错误。正是这个错误，使全党的工作从1977年2月到1978年12月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徘徊不前。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于1977年5月24日，发表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谈话，批驳了“两个凡是”的“移花接木”式的诡辩，讲明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深刻道理，指出了包庇错误、坚持错误的极端危害性。他实事求是地指出：“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如何对待错误，“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左的错误有比其他任何人更加深刻地认知。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全部路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的错误对我们党的危害都是最大的。因此，当邓小平主政后，必然要下大力气清除左的错误影响，为改革开放的新路清除障碍。

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又出现了一股来头不小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连续几年引发学生闹事。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右的思潮。他在《排除干扰，继续前进》中说：“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我们从来没有自我陶醉，没有认为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么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他清醒地告诉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要注意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

第二、提出新的发展思路，毅然做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战略决策。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全新理念，阐述了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全党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这个重要讲话，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主基调，被认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次全会，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方针，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此，使我们党重新走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具有里程碑意义。

我记得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讲过一个深刻的道理：“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有一个紧要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这就告诉我们，党在路线方针政策上不犯错误，对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党正是在邓小平纠正了左的错误以后，至今再也没有犯左的或右的错误，使得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

第三、确定新的发展战略，开始了以“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历史征程。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中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这是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方时的谈话中首次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正是在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以及在这个发展战略中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引领下，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38年的奋斗拼搏，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经济总量在2010年就已超过日本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四、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提出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核心理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持续发展增光添彩。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时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心谋划、稳健施策、深化改革、攻坚克难，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仍然保持了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到2016年底，我国经济总量已超过70万亿元。距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一步之遥。

他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所打造的金砖国家合作模式、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机制，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世界治理模式和经济发展困境，迅速地扩大了中国在当代世界的影响力、感召力。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精心谋划下，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地加速度进入到世界中心，成为世界发展的新引擎，稳步实现着毛泽东主席年轻时提出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夙愿。

“江山带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党继培养和造就出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杰出领袖之后，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创新中，又培养和造就出一位杰出领导人——习近平。他具有高度的理论修养、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尚的人格魅力、睿智的政治品质、超强的治国能力等杰出领袖的雄才大略。在他的领导之下，我们党的事业将会赢得更加辉煌、更加光明的未来。他的横空出世，是全党之幸、全国各族人民之幸、中华民族之幸！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这个发展阶段的主要贡献，就是在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指引下，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特别是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并呈现出持续上升的发展势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坚实一步。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决胜建成小康，谋划未来百年”阶段。

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十八大以来5年的全党工作进行全面总结，概括成功经验，指出主要问题;提出今后5年全党工作的总体思路、任务目标、政策措施;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理论贡献作出科学概括，并将其载入党章，纳入党的指导思想;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修改党的章程，把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取得的新成就、新经验，所形成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所提出的新任务、新目标、新政策、新要求，载入党的章程;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对中央领导集体进行必要的组织调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更加坚强有力。

第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指引我们党取得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新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理论体系。作为理论体系，它在马克思主义根基上发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成长、在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创新，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使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成为中国持续崛起的重要指导原则。为此，我们全党都要有足够的理论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发展道路。作为发展道路，它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也有别于民族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而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独特道路。中国人民沿着这条发展道路，不断实现着“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为此，我们全国各族人民都要有充分的道路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作为社会制度，是在毛泽东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邓小平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的科学理念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是适应中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最便利、最有效率的制度。为此，我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都要有高度的制度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优秀文化。作为优秀文化，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吸纳世界文明成果精华基础上所形成的，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生生不息的源泉。为此，我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都要有扎实的文化自信。

第二、制定未来五年全党工作的大政方针，做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整体部署。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今后的3年时间里，全党的主要任务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党中央要通过十九大做出全面部署，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和具体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都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奋斗拼搏，迎接全面小康社会的到来。

第三、提前谋划设计未来百年的宏伟蓝图和发展路径，促进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行稳致远。党的十九大还要精心设计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本路径。我们党善于从战略和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超前设计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1964年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现代化建设的构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到2049年我们建国100周年时实现全领域的现代化，包括耽误的20年时间在内，实际上需要用85年时间实现这个宏伟的战略目标。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算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九大肯定会以高瞻远瞩的远见卓识和缜密高超的战略思维，为我们国家谋划出未来30年中华民族复兴的发展方向、宏伟蓝图和行动路径，做好开局的准备。

第四、中华民族复兴历史征程已经进入风险期，必须要做好全方位的准备，迎接更加纷繁复杂的伟大斗争。党的十九大报告要全面剖析我们党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深刻认识我们国家未来发展所遇到的重大风险和挑战。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未来将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首先，来自国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捣乱。随着中华民族复兴历史征程的加快，中国崛起的趋势强劲，我们党所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将会接踵而至。根据我们预测，未来的30年时间，国际环境将会更趋复杂、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捣乱将会加剧。他们将会采取“围堵”的手段，从多方面对中国给予设卡围剿，以此遏制中国崛起的强劲势头。在经济上，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挑起贸易摩擦、制造经济纠纷，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科技上，利用某些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采取设置技术壁垒、封锁技术出口、抬高价格售卖高科技产品等办法，来阻挡中国科技发展;在军事上，设置岛链封堵中国的出海通道，利用领土、领海争议挑动是非，擅闯中国领土、领海、领空，挑战中国的安全底线;在思想上，利用各种传媒工具，向中国民众进行思想渗透，大打宣传舆论战，妄图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来取代中国的优秀文化，勾结国内的带路党与之狼狈为奸，从精神上击垮中国。从当代世界的深刻变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已经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风险期。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当时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是“围剿”与反“围剿”，“这里的规律，是‘围剿’与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这个规律完全可以适用于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美日等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围堵”与中国反“围堵”的斗争。对此，我们党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准备，确立打持久战的理念，把这场“围堵”与反“围堵”的斗争进行到底。

其次，来自党内腐败变质的几率增多。有两个主要问题对我们党至关重要：一是党群关系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影响下，党内的腐败现象如果得不到根本治理，就会失去党心民心。在长期的组织发展中，特别是在长期的执政中，有些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放松了先进性、纯洁性的要求，导致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政治核心功能丧失;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消极腐败严重，玷污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重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涣散了民心的凝聚，使我们党时刻处在危险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党是来自人民的政党，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危险。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党就会走向灭亡，重蹈苏东国家共产党自我毁灭的老路。

二是党的领袖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在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上，曾经多次产生过不称职的领袖。由于缺乏领袖应有的理论思维、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必然会贻误党的事业，甚至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党的未来领袖如果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总览全局的谋划能力，犯错误的几率就会增多，甚至把我们党带入内部分裂瓦解的境地。苏东国家的共产党被西方和平演变，就是由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失去政治信仰、腐败变质的领袖带进万劫不复境地的。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培养和造就杰出的领袖对一个政党的成败得失，具有关键作用。我们党能否在今后的发展中，不断培养和造就出像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这样享誉全球的杰出领袖，将决定我们党的前途和命运。这就需要我们党必须建立起一整套成熟的“领袖培养和造就机制”。这是确保我们党长期执政、确保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万古长青、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终实现的根本保证。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这个发展阶段的主要贡献，将是圆满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给全国各族人民奉献一个经济持续稳健发展、国家治理井井有条、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显着增强的小康社会。与此同时，还要为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指明正确方向、勾画大致蓝图、设计基本路径，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呈现出更加光明、更加诱人、更加美好的前景。(此文写于2017年9月5日)

【文林墨客，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