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莫约访谈：穆加贝总统的津巴布韦土地改革

本版译文经过译者同意有删减。

莫约简介

萨姆•莫约(Sam Moyo)教授是非洲农业研究院(AIAS)创始人，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CODESRIA)前主席。他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对津巴布韦土改的深入研究。萨姆•莫约总是以自己的研究来说话，不惧争议。非洲着名的学者穆罕默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教授评价莫约说：

如果他说，土地改革使数目众多的无地者中很多人的处境变得更好了的话，那么，那些反对的人就会说，这是一个站在体制那边的人说的话，这不可信。但如果他拒绝全盘支持政府的话，和体制站在一起的那些人又会说，他肯定和反对派有隐秘的联系。在公共政策上，萨姆是根据自己的研究来说话的，他总是无畏、无惧而充满希望。

正文

津巴布韦自下而上的土地改革

严海蓉/陈义媛(以下简称严/陈)：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的推动力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土地斗争实际上推动了政府做出土地民主化的承诺，能请您谈一谈这个过程以及您对土地改革的评价吗?

萨姆·莫约(以下简称莫约): 情况是这样，在所有的殖民定居地，甚至一些非殖民定居地，欧洲殖民者都给农庄保留了部分土地，即使在加纳、西非、喀麦隆… 但是土地在反殖民斗争中成了一个主要问题。拿津巴布韦为例，120年前，大部分土地被殖民定居者拿走时，本地人口依然稀薄。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需求的压力也上升了。接着，人口的上升又激活了民族层面的反殖民斗争，其支持力量不仅仅来自中产阶级、城市专业人士、教师等这些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也有扎根于社区的，包括酋长在内的那些被殖民者驱逐的群体。这类群体十分躁动，把去殖民化看做夺回土地和主导社会规则的一种手段。

所以，从津巴布韦的例子可以看出，从50年代开始，土地革命的诉求越来越盛——民族主义者打出的口号是“土地的儿子”——拥有土地又被驱逐的人群。津巴布韦是非洲南部去殖民化最晚的国家，直到1980年那场耗时弥久的战争之前，各派力量都未能达成妥协。在那场持久战中，也就是70年代的时候，津巴布韦采取的是毛泽东战术中一种结合了农村游击战的巧妙战术。而且， 游击战本身又发动了被夺去土地的人们，他们成为全国性土地解放运动的有机成分。所以，当独立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来临，人们对大规模的土地重新分配怀有很大期望。在他们与英国的商谈中，英国承诺将支付部分土地，以尽力避免大规模的土地收回，因而他们答应出资——甚至美国人也在商谈中这样承诺——80年代起他们会付点钱，这样15%的由白人掌握的土地能流向市场，将根据市场情况被重新分配。当时真的是一片混乱，关于取得哪里的土地，取得多少，能转卖给多少人这些问题都没协调好。

严/陈: 当时津巴布韦为什么会接受英国人提出的市场化土改?在解放斗争中，津巴布韦人为什么没有直接从白人手里夺回土地呢?

莫约: 一开始，津巴布韦是冷战调整期的一枚小卒，或者说是一个实验品。在津巴布韦独立之前，安哥拉、莫桑比克都在1974年突然就独立了。这时正是冷战的高潮，由于葡萄牙发生政变，葡萄牙军政府断言“他们无力承担在安哥拉打仗的费用”，这些国家因此一举夺回了土地。在这两个国家中，津巴布韦的罗德西亚白人和南非人在一些美国人的支持下发动了内战。所以，他们的确是获得了独立和土地，但是随之而来的内战在莫桑比克持续了15年，安哥拉也是一样的情况。 南非支持安哥拉一股解放运动力量，中国支助了一股，俄罗斯、古巴支助了一股，他们想推动对安哥拉人民解放势力的控制，内战发生了，这场漫长的内战耗时20余年。所以，当津巴布韦谈判进行之时，有一种言论说，可以采用妥协的方案，既照顾到既有的白人利益，也照顾到土地再分配，但是再分配应该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不管怎么说，谁也无法保证南非以及罗德西亚某些旧势力不会进行武装干涉，再次发动内战。

严/陈:  当时隐患依然存在。

莫约:  确实有隐患，解放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不足以保证处于孤立境地的津巴布韦的安全。美国推动英国牵头的去殖民化谈判也受到了南非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是建立在妥协基础上的。

严/陈:  所以津巴布韦是有限度的解放。

莫约:  一定程度上是有限度的，可以这样想，大多数赞比亚和莫桑比克领袖迫于压力都说 “别打了，我们和解或者妥协吧”。一方面这是出于策略考量，一方面也是为现实所困。从策略角度来看，解放运动就是先掌权再重建，先夺取国家权力，再进行能力建设，根据现实情况组织改革。所以，津巴布韦的策略基本上是稳定政权，投资教育、民生、发展、掌控正式军和国家。 英国为此提供了几年的资助，但是收效不佳。不久之后，在1989年至1990年，苏联解体。邻近国家都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津巴布韦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利于采取激进的处理方案。虽然津巴布韦政府制定了一些收回土地的法律，但是人们说“不，现在这套行不通，现在起我们要尽力收回土地。” 英国回应道“不行，那样的话我们就不提供资金了。” 所以英国的资助就停了，也就是说，在第15年末，资助土地改革的承诺全盘崩溃，而在津巴布韦基层，对土改的需求和压力在上升。

津巴布韦土改对本国及非洲其他国际的影响

严/陈:  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对于还没有进行土改的非洲国家来说有什么启示呢?

莫约:  第一条启示就是，津巴布韦打破了市场垄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竞争;对很多国家来说，土改潜在的问题是, “怎样资助改革”，他们有了可参阅的例子。

严/陈:  嗯，以南非为例，南非政府也有进行土改的意向，但是尚未真正推进。

莫约:  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如果用激进的方式进行土改，就会遭受西方资本、地主等所有势力的打击，他们会这样做。土地改革会产生后果，你必须得有激进的决心并且承受得了压力，反对力量会封锁市场，封锁金融服务，甚至可能对你实施制裁，你还要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批准贷款给你。津巴布韦的做法就是一意孤行，不问后果，但是很多恐惧都来自于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们这样做，谁来生产食物出口作物呢?谁为此提供资金呢?谁来为此推销呢?” 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什么历史背景下进行土地改革，都不仅仅是改变土地的所有权，因为一旦生产结构改变，市场也必须根据供应的变化而转变。 资金方面是同样的道理，大部分农业要么受国家的直接补贴或者信贷资助，要么受私人信贷的资助，所以土地变革波及的是整个体系。

津巴布韦的启示就是，如果你想进行土改，市场和金融上是有很大操控空间的，现在不再是“失去美国市场就死定了”那种情况了。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刚才我没提到，虽然之前某天我也谈到过，烟草和棉花之类的作物，会有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这类国家进行小额购买，他们的商人会直接来买。所以，我说市场已经不再依赖“殖民地型经济”，市场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开放。进行土地改革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这是第一重启示。另一重启示是，只有大型农场或者富有多年耕种的白人才可能生产某些作物，这种神话也破灭了。

严/陈: 那是殖民时期的神话，不是吗?

莫约: 是的，许多神话都破灭了。 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煎熬，但是最终还是能挺过去的。主要的问题是政治意志， 还有政府对公众的引导。 根据大众的期望和理解来看，这将会对南非的革命行动带来更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应该启发资本家和他们人，也许的确有避免阶段性破坏的土改方法。所以，它的启示挺多的。而且它在政治上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即殖民式土地掠夺是可以推翻的，所以津巴布韦土改对于殖民者来说最大的隐患其实是，如果土改成功了，进行下去了，将会影响到南非，澳大利亚，其他地方……

严/陈: 随着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的进行，其他的资源管理和资源关系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呢?

莫约: 主要是，从宏观上看，土地再分配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权利问题： 谁掌控了资源， 掌控了用于种植、放牧、取水的土地;掌控了河流、地下水、林地。 还有地方权利，人们居住的家——住在某个地方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受到权力不平等的影响。 一旦进行再分配， 就会产生大量的机会，吸收进更多的人。

严/陈: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津巴布韦依然在实行的是农业资本主义，只不过有更多的政府介入?

莫约: 是的。它是一个受到更多政府管控的再分配——这就是我叫它“再分配性土地改革”而不是“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的原因，在社会主义中，也有一个再分配，但是产权并非市场产权，相比而言，津巴布韦更应该被称作是一种受到限制的资本主义，并且是再分配性的。但是，举例而言，在1980年大约6000人分享所有的土地，而现在是30万家庭分享。所以，一定程度上，本来趋向于集中的市场被打破。即使在白人农民中，能聚集土地的人也越来越少。

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人们一般会谈论垄断资本主义，大农场农业资本主义，资本密集度等，但是津巴布韦的模型已经有所改变了，它更加具有“再分配性”，随之出现密集型劳动， 也养活了更多的人。这也是一个被30万人共享的体系，有人享有的多，有人享有的少，但是不会因为有人享有的多而导致有些人什么也没有。 但是，我的观点是，在接下来的几年，还会有斗争，有些人会提要求说他们应该分得更多。所以，关于再分配，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模式，因此我们对再分配的理解不能仅建立在一个陈旧的理论之上，甚至是社会主义上。因为，我们需要协调各个阶级，合力应对资本主义 ——在这里是国际资本主义—应对那些白人土地产权人以及那个由于他们的英国公民身份而保护他们的政府。所以，我们要应对的是资本、国际国家系统、国家主权、土地产权人和引导他们的银行

文章来源：本文为中译版，英文原文载于期刊《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参见 

Yan Hairong and Chen Yiyuan,“Land reform in Zimbabwe,

 class dynamics and delayed Bandung: an interview with Sam Moyo”，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7(1):128-139, DOI: 10.1080/14649373.2016.1139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