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建议书

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体制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其重要特点就是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特征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占据支配地位，缺乏经济学多元主义精神。20世纪50年代初，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在美国产生的麦卡锡主义不仅排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且还通过动用国家机构、商业团体力量和高等教育机构中的精英阶层打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持批评见解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从而形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界一统天下的局面。直到1970年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动用国家力量打击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做法才退居为次要行为，但在此时，西方主流经济学利用其绝对支配地位，开始通过大学科研绩效评估特别是通过期刊等级评价等职业力量进一步排挤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在美国，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学杂志和学院排名作为清除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主要机制，并达到将教学和研究限制在主流经济学设定的范围之内的目的，从而更加强化了其统治地位，以至于有西方学者认为，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多元化程度甚至还不如20世纪70年代以前，例如在英国。

冷战结束后，西方经济理论界开始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危害。1993年成立的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ICAPE)指出，由于主流经济学在美国的统治地位，在美国，“很难发现不追随主流宗旨的研究生教育项目。实际上，美国大学的所有经济系都已被经济学是什么、应该怎样研究经济学的单一观点所控制，通常伴随着深奥的数学技术，（自由）市场理论的论证已成为该专业绝对必需的东西，深奥的证明而不是社会目标赢得了更响亮的掌声。在美国所确立的这种专业取向，经过某种时滞，正扩散到欧洲和日本，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各种丰富的经济思想传统的生存危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部分来自于这种事实：许多经济学家在美国受到训练，然后带着他们所吸收的新古典主义精神，回到本国的大学和研究中心。追随美国模式，这些国家在专业人员的招募、提升、薪金和奖赏等方面正转向新古典的和数学化的理论标准。虽然这并没有完全被完成，但在欧洲和亚洲，同质化和方法论的统一的相同过程正在稳步地被推进。”

然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开始遭到越来越普遍的质疑。首先揭橥经济学教育改革大旗的是法国经济学学生，2000年7月，他们在互联网上发表了《法国经济学学生请愿书——法国经济学学生致本学科教授和教学负责人的公开信》，对主流经济学在西方国家高等学校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表达了他们“对所接受的经济学教育的普遍不满”：经济学教学缺乏现实性;没有控制地使用数学，数学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目的;新古典理论(即本文所指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方法在大学经济学课表中居压倒性的支配地位;武断的教学方法，不允许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思考。法国经济学学生们宣称：我们希望脱离新古典经济学虚构的世界，反对无节制地使用数学，要求经济学方法的多元化，呼吁教师们尽早觉醒，因为“我们再也不想让这种脱离现实的所谓科学强加于我们”。法国学生的请愿活动揭开了经济学教育改革运动的序幕，在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等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得到了经济学教师和一些经济学研究机构的支持，它们也发起了自己的请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再次风起云涌。2009年，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有感于发达国家高等学校中讲授的经济学课程已不适应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出资成立了“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其中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改革经济学课程设置，编写新的经济学教科书。2012年，德国学生发起了新一轮的经济学教育改革请愿活动，这种活动很快就扩散到了世界各地，在许多国家涌现出了众多的“后危机经济学社团”、“重新思考经济学联盟”等学生社团组织。2014年5月5日，来自19个国家的42个学生团体发起成立了“国际学生经济学多元化倡议行动”;一年之后，这一组织就已发展到了31个国家的82个学生社团。

新一轮“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再次直指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大学经济学教育中的统治地位。例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后危机经济学社团”在其2014年的调研报告《经济学、教育与无知——曼彻斯特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中指出，曼彻斯特大学将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提升为经济学唯一的学习对象，其他经济学流派如制度主义、演化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经济学等在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几乎是完全缺乏的，这种状况压制、损害和扼杀了对于经济学的认知至关重要的创新、创造力和建设性的批判，违背了曼彻斯特大学自己的教育指导方针。在学生们看来，这种状况在民主社会中是不正常的，“并非仅有世界经济处在危机之中。经济学教学也同样处于危机之中，并且此危机所殃及的范围远在象牙塔之外。今日之所教塑造了明日执政者的头脑，因此也塑造了我们栖身的社会。……归根到底，经济学的多元化教育是健康的公共辩论的必需品，她是民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国际学生对经济学多元化的呼吁书”呼吁：“不同的校园，同一的心愿，我们期盼，经济学课程能有所改变”。

但是，与上述经济学教育改革的这种国际潮流背道而驰，中国经济学界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却在加速推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育体制，从而导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并占据了支配地位。根据这种教条主义，经济学原理是一元的和统一的，经济学是不应该有国别差别的，这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这就是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当时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的旗号下，在中国经济学出现了“经济学现代化就是美国化，美国化就是新古典化，新古典化就是数学化”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作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要求将这一范式的学术主张和实践上升为中国经济学界必须遵循的学科标准和学术规范,并将其贯彻到经济学课程体系、教材建设、科研评价体系、人才选拔、研究生入学考试等各个方面。

早在2003年，笔者就在《南开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的《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对上述发展潮流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该文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介绍给了国内学术界，是我国最早对中国经济学界盲目追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潮流进行系统性批判的论文。该文认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遭遇到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场运动对西方国家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批判，它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趋势不啻当头棒喝，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需要重新反思。在笔者看来，科学的真正精神是多元主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无疑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完全被放弃，但它许多严重的缺陷和“科学性”的多少长期得不到讨论，其霸权地位也已对学术自由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是战后美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教训，我们不应重蹈覆辙，而应认真研究这场国际运动所提出的问题，放弃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新古典主流化和数学形式化这种取向，采取渐进的和试错的改革办法，兼收并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育与发展之路。

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规律，特别是中国经济学界盲目追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潮流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等诸多根源，因此，笔者从没有奢望自己对其激烈批判的论着能够阻挡这种错误的潮流，相反，人们可以观察到，在2005年之后，这种潮流变得更加变本加厉，并在2016年4月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下发的（2016）42号文件中达到了高峰。对此，笔者自然要表示一下自己长期以来的反对态度，遂于2016年4月29日晚草就一篇《第四轮经济学专业学科评估指导思想的根本性错误》的博文，对其《A类期刊名录》反映出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批判。该文指出，第四轮学科评估经济学专业的《A类期刊名录》反映出其指导思想的根本性错误。第一，将已经走入死胡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上升为经济学的唯一规范，与“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的潮流背道而驰。第二，将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高校的地位进一步被边缘化，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背道而驰。第三，用行政手段压制学术争鸣，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精神。第四，理论经济学专业将蜕变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专业，与后者处于同等地位的理论经济学其它二级学科如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等专业将进一步衰落，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建议教育部暂停经济学科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组织相关专家对国内外经济学现状进行彻底的调查研究，制定出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经济学专业评估的实施办法。

《第四轮经济学专业学科评估指导思想的根本性错误》一文说出了许多经济学者的心声，因此在经济学界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得到全国政协委员何新先生的呼应。2016年5月2日，何新委员给教育部发出一封问责信：《反对教育部强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垄断的制度化举措》，该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继何新的问责信之后，5月3日，福建师范大学的高俊教授就历史学《A类期刊名录》等问题也向教育部发出了问责信。在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支持下，这些质疑之声很快就对政策决策产生了影响，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最终决定在第四轮高等学校学科评估中“仍沿用上轮的评估方式，暂不增列‘A类期刊’指标”。

然而，虽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在第四轮高等学校学科评估“暂不增列‘A类期刊’指标”，但从其A类期刊名录中反映出来的上述指导思想以及相关重大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这里仅以经济学为例对其中的两个主要问题加以说明。

首先，《A类期刊名录》反映出我国教育管理部门缺乏学术评价体系的自主意识。虽然《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邀请函》附件《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及有关说明》宣称，A类期刊指标体系设置的目标是“建立更科学的‘中国版ESI高被引论文’和人文社会学科我国自主的‘A类期刊’评价体系，树立中国论文评价的国际地位”，但在经济学的A类期刊中，国内期刊只有8种，占40%;国外期刊12种，占60%，而且全部都是英美期刊，外文期刊比中文期刊多出50%。在这样外文期刊占多数的情况下，所谓“建立……人文社会学科我国自主的‘A类期刊’评价体系，树立中国论文评价的国际地位”将如何做到?恐怕“树立中国论文被英美学术界评价的国际地位”更有可能。更有评论者指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样具有鲜明政治和价值倾向性的领域，大规模采用英美学术标准，不仅是学术领域的自我殖民化，而且严重违背党中央、教育部近年来不断强调的学术价值取向——以中国方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研究中国问题，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主导思想。”(吴文新，2016)

其次，《A类期刊名录》只是揭开了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所存在严重问题的冰山一角。按照《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及有关说明》，这个《A类期刊名录》是由“学位中心请汤森路透、爱思维尔、CNKI、CSSCI、CSCD根据文献计量学等方法遴选产生初步名单，并请全国博士生导师进行网络投票，再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推荐确定以上名单。”这个说明揭示出，虽然在此前的“学科评估指标体系调研会”上，一些学者对《A类期刊名录》提出了质疑和反对，但它实际上获得了大多数博士生导师和学科评议组成员的赞同，这真实地反映出了“崇洋迷外”在我国高等学校中的学术评价体系占支配地位的现状，反映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我国高等学校的支配地位，反映出了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教育体制的复制品，尽管两者仍存在很大不同。

由于我国高等学校目前的经济学教育体制在过去二十年一直在刻意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体制，因此，它在相当程度上也存在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问题。作为一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美籍华裔着名教授黄宗智曾满怀忧虑地写道：

【“在‘国际接轨’的大潮流下，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制度上深入教科书、核心刊物等，而由此也在研究生的遴选、教员的聘任与评审中占据霸权地位。一个具体的例子是，我自己这几年所在的国内单位，虽然是在一位认同于‘另类’学术的非常能干的院长的领导之下，并且附带有新左派的倾向，但事实上，在关键性的招生、招聘以及评审方面，实际上几乎完全由占据霸权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左右——依据它们的标准而选定必读书目，设计考卷问题，规定要在哪些刊物发表论文等，几乎完全臣服于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之下。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学科的未来其实完全被新自由主义所掌控。”】(黄宗智，2012)

不少学者将目前中国经济学教育所存在的问题称作“西化”问题，如邱海平教授发表的相关论文曾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和争论。(邱海平，2014)邱海平教授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的。但与之不同，笔者自2003年以来发表的相关论文是从经济思想史、多元主义科学原则、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学术生态系统的角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霸权地位提出批评的。实际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的成员，还是参与“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的学者们，绝大多数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流派，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因此，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并非像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一个所谓的“意识形态”问题。笔者的研究领域并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者在这里也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而是秉承笔者长期以来的研究视角，针对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十点具体的改革建议。

第一，多元化改革。

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学教育体制上存在着一个不同，这就是在财经类大学或专业学院一般都开设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经济学教育体制的多元化程度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但也有一些大学的经管学院和商学院完全没有开设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课程，即使在开设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的绝大多数财经类学院，总讲授时数也不能与开设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和计量经济学等)相比，因此，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存在着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与西方国家一些所谓二、三流大学开设有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或“西方政治经济学”(贾根良，2017)课程不同，我国几乎没有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开设有此类课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经济学教育体制的多元化又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体制在多元化程度上尽管略微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在我国高校课程体系的设置上占主导地位，而且在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人才队伍建设、科研奖励、研究生入学考试课程和学科评估中都具支配地位，因此，同样需要多元化改革。

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界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涌现出了大量的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的文献，但国内几乎没有人去研究，笔者在2004-2005年前后曾对之进行过深入研究，但发现文献太多，如果陷到里面，一个人终其一生，就很有可能像剑桥大学的托尼·劳森等人一样，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家了，再没有时间研究具体的经济问题了，所以在2007年后，笔者就很少阅读这方面文献了。这些文献的一个主要发现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在哲学基础、研究方法和其理论的现实相关性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个别经济学者如格瑞恩甚至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与现实无关的，因此，他曾经提出了在经济学教育改革中是否还应当保留西方主流经济学课程的疑问。

但是，“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的绝大多数参与者都认为，分析、理解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的世界需要多元化的方法，因此，经济学多元主义就成为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核心纲领。所谓经济学多元主义，用尤斯凯利·梅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世界与多个理论”：虽然客观世界是唯一的，但它却是由无数个事物、复杂的演化过程以及不确定的未来所构成，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世界就会呈现出千姿百态，观察者对它的解释也就呈现出多样性、可错性和不完备性。(尤斯凯利·梅基，2005)按照这种理论，经济学的各种范式(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都不可能对现实问题提供完备的和最终的答案，但这些范式为认识经济现实提供了不同的窗口，从各个不同侧面提供了关于经济现象的知识，它们都是理解现实的可供选择的手段，保留西方主流经济学课程是完全有必要的。经济学教育的多元主义及其多元化课程体系的设计实际上强调的也是“通才”和“通识”教育。

从学术竞争的生态环境角度来看，保持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一支重要力量也是避免其他经济学范式走向教条主义的必要条件。因此，无论是从哲学基础来看，还是出于学术竞争的考虑，“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都反对以一种新的教条取代旧的主流教条，倡导在经济学教育中形成一种多元主义的竞争格局，使多元主义成为经济学家基础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实现各种经济学范式之间的相互宽容并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竞争。多元主义经济学教育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出版的《多元主义与经济学教育国际杂志》在2011年开始已经变成季刊。但与经济学多元主义这种科学精神相悖，在我国曾流行一时的“只有一种经济学”的思潮目前仍有很大影响，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模仿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导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支配性影响，因此有必要进行多元化改革，包括理论、方法和学科这三方面的多元化改革，我们下面首先讨论这些问题。

第二，开设概论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课程，在基本经济理论的教学上，形成由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学共同构成的多元化课程体系。

笔者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方面最大的失误就是盲目追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潮流声势浩大，而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人却屈指可数，并初步探讨了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当“西方经济学”通过打压和排挤将“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从西方国家的名牌大学中清除掉之后，除了极少数学者外，我国在大规模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之时，人们注意到的就只能是“西方经济学”了;另一方面，福山式的“历史终结论”对我国引进西方经济理论的支配性影响：在冷战时期，由于东西方对抗，苏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走向了极端和教条，冷战的结束导致了前者的终结，并使后者似是而非地成为了胜利者，在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视而不见或者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我国几乎所有经济学者就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作是西方发达国家“唯一”的西方经济理论了。(贾根良，2017)

但在笔者看来，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不仅在经济思想史中源远流长，学派众多，而且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律的研究比“西方经济学”(即西方主流经济学)提供了更真实和更深刻的描述和分析。正如雅各布和马祖卡托在《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一书的导言中指出的：

【“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在最近十年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疲软的增长、金融不稳定、下降的投资、金融化、生活水平的停滞、日益上升的不平等和危险的环境风险。……幸运的是，在经济学中有大量的资源对此类问题进行过研究。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特征几乎不是自我揭示的，因此，它们在过去一百多年的经济学中得到了研究。这些研究构成了一些伟大经济学家着作的基础，这些经济学家是卡尔·波拉尼、约瑟夫·熊彼特和梅纳德·凯恩斯以及最近的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像本书各章所表明的，以这种经济学为基础的分析可以对目前的经济政策进行彻底的批判，并提出强有力的替代性观点。”】

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包括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熊彼特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社会政治经济学、替代性教规经济学乃至生态经济学等诸多经济学流派，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名噪一时的海曼·明斯基就属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地虽然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打压，但仍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编写大学教科书的事情已经提到其议事日程。2016年，路易斯-菲力浦罗和塞乔·罗西已经主编出版了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宏观经济学导论：经济分析的非主流方法》。由于在我国大学中讲授的“西方经济学”是清一色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因此，笔者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对我国财经类专业的西方经济理论本科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压缩“西方经济学”课时，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增列为与“西方经济学”具有同等地位的核心课程。(贾根良，2017)

由于目前经济学本科生教学的教学时数已经不能再增加了，因此，只能通过减少过分膨胀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来加以调整。在我国许多大学的经济学院，本科课程中开设了中级甚至高级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这些课程的设置没有考虑到服务于学生的实际需要，因为大量的财经类本科学生毕业后并不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没有必要学习这些更高深的课程。因此，这些中、高级的本科课程都应该取消，同时取消“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课程，将西方主流经济学流派的讲授合并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取消的这些课程的1/4课时分配给“西方政治经济学”，3/4用于经济学方法论并加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其他课程的教学。这样，在基本经济理论的教学上，西方经济学(即西方主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学(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就构成了一种多元化的课程体系。

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样化发展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有多种途径，这里只讨论其多样化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多样化发展就是要反对固步自封，倡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的相互容忍和宽容，鼓励创建新的学派并编写具有不同风格的教科书，这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高等学校地位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多样化发展并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基础上的创新，因此，在笔者看来，所谓“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但调节学派和社会积累学派则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吸收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基础上的创新，导致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前者没有、但却与后者具有共同的哲学和方法论基础。例如，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构成了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所有流派的共同基础，它是在马克思的先驱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二十年来，西方学界对这种发展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一直存在着争论。

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几乎没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研究，更遑论像调节学派和社会积累学派那样做出创新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虽然也反对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但却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仍青睐有加，而对历史方法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却视而不见，甚至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一样将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视作“旁门左道”，只要一谈西方经济学，就言必称西方主流经济学，所以，我国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上的失误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身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失去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这个非常重要的同盟军，而且也拒绝了对其理论创新最能提供借鉴的西方经济理论，这反映出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固步自封的缺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高等学校被边缘化也是有其自身重要原因的。

笔者在本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多样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高等学校要巩固其地位，就不能局限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中，而应在理论经济学其他学科和应用经济学中扩大其影响，在这方面，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借鉴和批判性吸收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以编写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经济学教材为例，除了马克思主义教材建设工程教材外，目前我国高等学校这三门课程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基础编写的。但据笔者所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在这三个领域都有很多重要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完全可以在批判、借鉴和吸收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出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更令学生们喜闻乐见的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经济学(包括国别经济概论)的教材。

第四，以争论为核心和批判性的教学。

多元主义经济学教育要求培育争论和批判性思维，无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都不能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正确，都应该在同等程度上接受批判性的争论，从而明确其优势和劣势。多元化教学并不是简单地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罗列在一起，而是要赋予每种理论平等的竞争机会，围绕着重要的经济问题，对各种经济理论(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理论)展开争论，显示它们彼此冲突的观点，在比较中实现对理论批判性的学习、理解和选择。这种教学方式颠覆了传统的科学观，根本上不同于教授一种一致赞同的思想的传统教学方式，这也意味着要改变学生在学习时非此即彼的二元认知模式(不是真理，即是谬误)，使他们认识到科学存在着持久的争论，科学知识是可错的，科学结论具有暂时性，即使搜集再多的经验数据，进行再多的数量分析也依然如此。

以争论为核心和批判性的教学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挑战。在理论经济学中，西方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构成了经济学的三种基本的研究范式或理论研究传统，但目前在我国高等学校工作的大多数海归学者在海外所接受的几乎是清一色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育，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系统训练;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培养的教师，绝大多数都不了解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这就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出了一个“补课”的问题，因为如果教师只知道这三种经济学基本研究范式的一种或两种，怎能胜任以争论为核心和批判性教学的任务呢?例如，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有大量批判，但目前我国的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教材并没有对其理论的局限性、缺陷做出评论，批判性教学更是无从谈起，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教师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文献的存在。

多元化经济学教育和批判性教学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各学科中都应该得到贯彻。对于从事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未来可能开设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等基础性课程的教师来说，他们都应该能够胜任这三门课的教学。为了保证批判性教学的方式得到切实的落实和提高,每位教师在长期从事这三门课任一门课程教学之前，至少应该有其他两门课程中一门课程的三年教学经历。具体地说，由于短期内在我国高等学校不可能开设西方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教师应该至少从事三年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反之亦是，这种“轮岗”应该成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教学的一种制度性要求。经济学研究的三种基本范式或理论传统不仅存在于理论经济学的各学科之中，而且也大量存在于应用经济学的各学科之中，例如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卫生经济学等，在这些学科中，多元化经济学教育和批判性教学得到根本性保证的措施是编写并使用经济学的三种基本范式都能得到反映并进行比较分析的教材。

第五，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工具为核心。

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工具为核心,在教学法上是以争论为核心和批判性教学方式的根本性要求,因为在对不同的理论范式进行批判性教学时,所针对的目标只能是不同的理论在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上所存在的优缺点,所谓以争论为核心的教学也只能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就不同理论范式的解释及其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的优缺点展开的争论。

但在我国经济学教育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中，经济学教学是以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等研究工具为中心的，这被称作是“数学形式主义”，即根据研究工具选择所要考虑的经济现实类型，其结果是大量的经济现实被从教学科研中排除掉了，而许多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教学和运用与现实问题并不相关，这种经济学教学和分析的对象是一个虚构的世界。针对这种现状，法国经济学学生在引发经济学教育改革运动的请愿书中大声疾呼：要摆脱虚构的世界，反对滥用数学。

“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的师生们认为，真正的科学方法应该首先保持模型与现实之间恰当的抽象关系，而与使用数学没有必然关系。只有摆脱科学主义立场，树立新的科学观，采取真正科学的态度，将经济学的科学地位、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与观点的一致性脱钩，与数学形式化脱钩，才能为经济学重新定向于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开辟道路，才能为形成多元主义的智力格局开辟道路，才能为数学形式化方法之外的多种研究方法开辟道路。

“经济学教育改革国际运动”主张要彻底颠倒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关工具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关系，主张以问题为中心，即不顾教条的束缚，根据所需分析的经济现实问题来选择或发展工具，工具运用本身不是目的，与分析的问题相关的工具才有存在价值。这种问题中心论，就是要求经济学的教育与科研要以当前重大的、紧要的经济问题(如收入分配、贫困、失业、社会排斥、生态危机、能源危机、国际金融体系等)为导向，以现实相关性为中心，使理论实质重于技巧、内容重于形式、真实压倒虚构，从而恢复和加强经济学的经验基础，将经济学带回现实。由于数学形式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中已经制度化，成为其难以根除的痼疾，我国经济学教育应该吸取其教训，纠正目前已经过火的以工具为核心的教学方法，改革经济学教育体制，从根本上根除数学形式主义对经济学教育和科研的支配。

第六，开设经济学方法论或科学哲学的必修课程,实现方法和学科交叉的多元化。

针对数学在经济学教育和科研活动中的泛滥，加奎·萨皮尔曾经指出：“我仍然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把数学课程的时间砍掉一半，将之用于方法论和认识论，那么每个人都将从中获益。”(爱德华·富布鲁克，2004：62)如何认识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在经济学中的适用范围，这涉及到经济学方法论或更一般地说涉及到科学哲学的问题，但在国内外经济学教育中，很少有经济学院开设经济学方法论或科学哲学课程，这就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数学形式主义在经济学教育和科研活动中的支配地位提供了制度条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科学本身不是一种制度，但是只要它受制于持久的管制、合法性及其优秀的标准以及评价程序，它就被制度化了。……如果我们认为方法论管束并设定了科学，那么由于它是由怎样进行科学研究以及使科学合法化的一套规则所构成的，所以方法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

开设经济学方法论或科学哲学课程的目的就是要解放思想，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世界观和科学观对经济学教育和科研的支配局面，为经济学在理论、方法和学科交叉发展的多元主义提供理论基础。就其科学观来说，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学类比于数学和物理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都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而非数学和工程学之类的自然科学。这两种不同的科学观在经济学教育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理念和行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导致了经济学远离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只承认数学形式主义是经济学唯一科学的方法，正如剑桥大学着名科学哲学家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托尼·劳森指出的，在西方经济学界，“一份稿件要想在主流圈子内被算作经济学(或拥有读者)，作者就必须采用数学方法并最终建立一个形式化模型”，甚至经济理论已成为“数学建模”的同义语，只有数学化的经济学知识才被认为是重要的。

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来说，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只是众多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它们并不反对使用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但却认为它只是经济学的一种辅助研究方法，经济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的、比较的、利益分析的、统计学的和解释学的研究方法。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和历史的科学，因此，它们将经济现象看作是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和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社会整体中的一部分，因而更注重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发展中吸收营养;相比于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研究方法，它们更看重理论分析、案例研究和调研报告的价值，注重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发展中吸收新思想和借鉴新的研究方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科学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多元主义的，经济学教育应该开设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一些选修课程，从而实现研究方法和学科交叉发展的多元化。这种科学观应该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学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除了开设作为必修课程的经济学方法论或科学哲学以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部分选修课外,目前最值得注意是从社会学中引进定性研究方法，如扎根理论等。

第七，重视经济史（或经济社会史）和经济思想史的教学。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体制中，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曾长期作为必修课在经济学系(经济学院)所讲授。然而，正如道格拉斯·多德教授指出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三个必选的“课题领域”：经济理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此外，还有自选的两到三个其他领域。但现在呢?经济理论仍然存在，加上数学;但两个历史学方向已很少要求，也很少开设了。(道格拉斯·多德，2008：20)着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在久负盛名的《经济展望》杂志中的一篇文章中写到：

【“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备受主流经济学家的歧视，甚至有时被公开蔑视为嗜古成癖已经不是一个秘密。这种现象并非今天才发生。实际上，过去30年以来，提到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中所扮演的角色，论者都不禁对此哀叹”。海因茨·D.柯兹2006年在“经济思想史欧洲年会”上发表主席讲演时也指出，经济思想史学家已成濒危物种，该学科被边缘化由来已久。(柯兹，2010)】

经济学家们探讨了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经济学教育中日益衰落的各种原因(贾根良、兰无双，2016)，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由西方主流经济学单一范式支配性影响所导致的，正如英国着名经济学杰弗里·霍奇逊指出的，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的做法，既不需要经济学史的知识，甚至也不需要了解现实经济的历史，经济学即使还未死亡，也是正在死去。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完成于50年代，直到现在，数学形式主义仍支配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教育，它不仅拒斥非主流经济学的历史方法，而且傲慢地将经济思想史学科拒之门外。在过去十年中发生的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突显出了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在经济学教育中所面临的生存危机：2007年，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拟将这两个学科划归到“历史、考古学、宗教和哲学”分类中，由于遭到经济思想史学家的激烈反对，这种从经济学分类中试图移除掉这两个学科的动议才未落到实处。但欧盟研究委员会已经将这两个学科归类到“人类过去的历史研究：考古学、历史和记忆”之中;2011年，经过经济思想史家的努力，它们才重新被划归经济学科的分类之中。但是，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是否还能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学校的经济学院生存下去仍是未知数。(贾根良、兰无双，2016)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我国的支配性影响，作为与西方经济学处于平等地位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由于长期受到严重忽视，学科发展状况远不如西方国家，许多高校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几乎陷入停顿状态，例如，除了笔者以及笔者与学生合作发表的论文外，笔者至今仍没有见到有国内学者引用和使用过2003年在美国出版的《经济思想史指南》一书中的材料。经济思想史学科目前在全国普遍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状态，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为例，其学位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以经济思想史学科申报下来的，但到了2015年初，该学科只剩下笔者这样一位年过半百的教师。即使是从事经济思想史教学的教师，也几乎没有以该学科为志业的。在我国，相对于经济学其他学科的繁荣而言，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可谓门庭冷落，备受歧视，尽管这两个学科近年来开始受到人们在认识上的重视了。

在我国，重视经济史(或经济社会史)和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同样存在着如何贯彻多元主义经济学教育原则的问题。以经济史学科为例，近年来，一些海归经济学人在国内高校大力推行“量化史学”(计量史学)，许多年轻人对此趋之若鹜，以为这是唯一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殊不知它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近年来在西方史学界遭到了批判。计量史学实际上是非历史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应用，用非历史的方法研究历史，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在20世纪50年代末发生“计量史学”革命之前，强调技术、制度和经济结构的重要性和历史特定性的研究传统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史研究中一直就占据着主流地位，这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研究，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英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史研究，韦伯、杜克海姆和美国老制度主义的经济史研究，以及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波拉尼经济史研究，等等，这些多元化的经济史研究传统对于我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的重要性远比“量化史学”重要的多，但我国经济史研究中能够运用这些传统的学者越来越少了，在“量化史学”的大潮中是否将完全消失也未曾可知。因此，笔者在2016年9月召开的“第二届北大经济史学大会”的大会主题报告中，呼吁“经济史学研究需要多元化的理论视野”。

第八，海外发文和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土学术规范问题。

本文在前述讨论中对2016年我国高等学校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暂时被取消的(经济学专业)《A类期刊名录》提出了批评，笔者现在继续讨论它反映出来的问题。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我国经济学界掀起的“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的大潮之下，海外发文就逐渐成为我国高等学校学术评价和职称晋升的基本标准。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把SSCI(社会科学论文索引)和A&HCI(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索引)视作评价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最高标准。但在我国高等学校的经济学专业中，海外发文并不是被一视同仁对待的，而是设置了不同等级的外文期刊分级(基本上是英文期刊)。目前在国内最有代表性且最具认同性的大概是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目录的期刊等级分级,它将经济学的英文期刊划分为了四个等级：顶级(总共5种，所谓的Top5)、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第四轮学科评估经济学专业《A类期刊名录》的全部外文期刊的12种就有11种来自于其顶级(总共5种)和第一类(其中的6种)期刊，这反映出上海财经大学这个期刊目录在我国高等学校学术评价中具有高度代表性。

那么，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目录存在什么问题呢?查阅这些期刊目录和它所发表的论文，人们不难发现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其入选的300多种SSCI期刊中，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期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论文也不可能在其顶级、第一类和第二类期刊上发表，在第三类上发表的可能性也很小。第二，这个期刊目录没有考虑到学科特点之间的差别。例如，在所有期刊中没有一本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期刊入选。第三，它是数学形式主义单一范式和研究方法主导的。例如，与经济思想史学科不同，这个期刊目录中有不少与经济史相关的期刊入选，原因就在于这些入选的经济史期刊已经被计量史学所支配。第四，在其顶级、第一类和第二类期刊，没有一本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各流派的学术期刊入选，只是在其最低期刊级别即第三类期刊中，才选入了《剑桥经济学杂志》一种杂志。第五,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目录,它没有选入一本中国本土的经济学期刊,其学术评价完全以国外期刊为准。我国其它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外文期刊分级虽然与上海财经大学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具有其前四个特点。

实际上，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目录的期刊等级分级完全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学术评价体系在中国的翻版。在西方发达国家，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期刊等级分级评价的目的非常明确，这就是在其大学中排挤和清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它们还把经济思想史学科等包括在其清除目标中。这种期刊分级作为指挥棒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老制度主义经济学、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非新古典的发展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学科以及以非数学形式主义从事经济史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者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学校的生存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因为这些经济学或学科几乎完全不能在其权威(Top5)、重要(上海财经大学分级第一类)和比较重要(第二类)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在学科评估中，这就必然对存在这些经济学研究的相关大学系科的学术评价非常低，在这种指挥棒之下，为了提高评估绩效，这些大学在招聘、晋升、研究战略等决策上不得不采取歧视这些经济学的制度、政策和手段，甚至不惜驱逐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经济学研究者，这是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根本原因。

以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期刊等级分级目录为代表的学术评价体系对我国高等学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生态环境已经造成了不良影响，在其影响下，我国许多重要科研机构所办的经济学专业期刊也日益“西方主流经济学化”，对我国高等学校的职称评定、学术发展方向、人才选拔和意识形态造成了许多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它难道不是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高等学校中日益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吗?难道它不是导致经济思想史、经济史、政治经济学等学科严重衰落的重要原因吗?这种状况不改变，我国学者的问题意识和我国的学术话语权难免不被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因此，这是笔者为什么说，虽然我国高等学校第四轮学科评估迫于压力，“仍沿用上轮的评估方式，暂不增列‘A类期刊’指标”，但在指导思想以及相关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的重要原因。以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期刊等级分级目录为代表的学术评价体系从根本上是与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背道而驰的，是与党中央、教育部近年来不断强调的学术价值取向——以中国方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研究中国问题，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主导思想背道而驰的。

此外，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期刊等级分级目录为代表的学术评价体系不仅助长了我国经济学教育以(数学和建模)工具而非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式，而且也漠视中国问题意识，从而导致了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在我国一些名牌大学，评教授已经不看国内期刊发表的成果，更不看研究成果在解决中国实际经济问题中的作用，只看在国外所谓“顶级”和第一类等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清华大学某文科学院的一位40岁左右的副教授曾告诉笔者，他根本无暇关心现实问题，只是整天琢磨着如何迎合国外期刊的口味，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否则就别想晋升教授。早在30多年前，美国着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就将这种现象称作是“智力外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热衷于与其经济发展毫不相干的“高深”数学模型，盲目地推崇在国外主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作为经济学家的标志，而对发展中国家急需解决的技术创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贫困、失业、教育、农村发展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却毫无兴趣。这种学术评价受制于国外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严重背离了解决中国重大实际经济问题的指导思想，助长了“依附型经济学”和挟洋自重的恶劣学风，打击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民族自信心。早在2006年，笔者就已指出，在当时的我国已经出现了“依附型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贾根良、黄阳华，2006)因此，如何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突出中国问题意识，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土学术规范，这是目前我国经济学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九，人才队伍建设和经济学研究生入学考试问题。

我国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大量引进海归肇始于2005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十年回顾”研讨会，在该会上，复旦大学的一位着名教授提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应该减少培养本土的经济学博士，而专注于为西方国家输送优秀的博士生。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提议竟然得到了不少与会者的赞成，笔者在当时就对这种思潮提出了批评，针锋相对地提出经济学高级人才应该主要由国内来培养(贾根良，2006)。正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高等学校的经济学院掀起了一股高薪引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名牌大学毕业博士以及在海外招聘经济学院院长的热潮，这一势头目前仍有增无减，相应地，在学科评估的教师队伍建设这一项指标中，海归所占比例也在不断地加码。

与自然科学领域不同，我国高等学校经济学教师大规模招聘海归的做法不利于我国经济学的健康发展，存在着以下严重弊端。首先，西方主流经济学垄断了发达国家的名牌大学，它所信奉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而且其理论范式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政策主张与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冲突。其次，近十多年来，我国引进的“海归”几乎是清一色学习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的“海归”屈指可数，学习经济思想史的几乎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引进海归必将加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的支配地位。最后，2014年在法国发生的经济学教育改革事件说明，一旦西方主流经济学彻底统治了中国经济学界，不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学科，而且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各流派和经济学创新在中国都将陷入更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贾根良，2016)

鉴于经济学专业海归主要是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由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严重缺陷的一元化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笔者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我国高等学校经济学专业教师引进的海归不应超过教师招聘总数的三分之一，经济学教师队伍的建设应该主要靠国内多元化经济学教育体系培养。其次，大规模缩减经济学专业领域中针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项目，因为这些“千人计划”的人才不仅基本上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元化教育体系的产物，而且许多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教育体系在国内不遗余力的推行者，例如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对国内经济学学术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的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期刊等级分级目录就是由他主持制定的。

最后，总结我国高等学校十几年前实行的“国家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的经验教训，为我国高等学校经济学专业教师队伍提供人才储备。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才可以由海归提供，所以，笔者建议，“国家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应集中培养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之外的经济学理论人才。

与此相关的是改进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科目和内容问题。目前，在我国绝大多数高等学校财经类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中，主要的考试科目是数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中，“西方经济学”所占考分比例超过一半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笔者早在2005年就指出，“2002年教育部规定，数学在经济学硕士生入学考试中所占分数等于4年所学经济学在考试中所占的分数，无疑将对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贾根良，2005)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和内容过分注重数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模仿西方主流经济学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教育体制的产物，应该进行改革。为了抛砖引玉，笔者在这里针对经济学硕士生入学考试科目的改革问题，提出一个不成熟的建议：经济学硕士生入学考试应该以较全面考察经济学本科所学基础课程，除了考外语和政治两门课外，再考两门专业基础课，分别为专业基础课Ⅰ和专业基础课Ⅱ，专业基础课Ⅰ包括数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外国近现代经济史或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任选一门)三门课程，每门各占50分;专业基础课Ⅱ也包括三门，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微观、宏观)以及西方政治经济学(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或经济学方法论任选一门，每门也各占50分。

第十，改革学科评估办法和鼓励各高校经济学教育的多元化竞争。

2016年5月，针对当时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的办法，笔者提出了如下建议：经济学专业应该恢复以前从二级学科对(重点)学科进行评估的做法，而不是一揽子地从理论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的一级学科层次上在总体上进行评估。这是因为，在这两个一级学科中，不同的二级学科具有很不相同的特点。例如，从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来说，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六个二级学科。这些不同的二级学科不仅“冷热”度不同，而且从学术上来说，本来就不存在相同的评价标准。因此，不应该对这些不同的二级学科采用完全一样的评估标准。

在笔者看来，在过去十年中，在一级学科层次上笼统地进行学科评估，已经造成了学科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衡。以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为例，由于不直接评估二级学科，在许多经济学院一窝蜂地大力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情况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枝独大导致了与“西方经济学”具有同等地位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这两个学科的严重衰败，造成了政治经济学学科受到严重挤压，以至于像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许多高校的政治经济学学科实际上已经垮掉，即使在国内号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龙头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实际上真正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目前只不过几个人而已。出于这些考虑，笔者建议恢复从二级学科对重点学科进行评估的做法，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避免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枝独大导致理论经济学其他学科的衰落。第二，有利于避免我国大学经济学学科同质化严重的现象，鼓励各大学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和天津等之外的大学发展自己独特的学科竞争优势，有利于优秀人才在国内各大学特别是中西部大学之间较为均衡的分布。

至此，笔者针对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十点具体的改革建议。在过去几年中，笔者曾将这些改革建议的大部分内容多次报送过《成果要报》或内参，但没有一次被采纳。笔者的博文《第四轮经济学专业学科评估指导思想的根本性错误》发表后，某着名报纸的记者曾于2016年5月就中国经济学学术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对笔者进行了访谈，但《经济学专业学术评价：警惕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支配——专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根良》最终被该报拒绝发表。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改革的阻力仍是很大的，因此，本文在很大程度上仍可能只是一个备忘录，以供有志者在改革时机成熟时参考和借鉴。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改革是笔者长期倡导的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内在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对于本文提出的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的建议，正如弗朗西斯·培根约400年前在《伟大的复兴》一书的序言中针对他描述的对象所指出的那样，笔者同样“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

【察网（www.cwzg.cn）摘自《政治经济学报》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贾根良：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