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是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来源——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

一、国有企业研究的视角创新

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制度体现。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接收、赎买等政策成立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国有企业，它们在前三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国家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较大幅度的改革，根据中央关于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的要求，多数国有企业转为民营或倒闭，同时，还有部分国有企业通过整合形成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在当代中国，中央企业是国有企业的重要领军者，控制着金融、石油、电信等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领域，掌握着国家经济的命脉。地方国有企业则承担着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责任，主要集中在水、气等民生领域。这构成了当代中国国有企业在经济领域中的基本结构安排。

新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将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建设的基本制度安排，由此决定了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在中国的主体地位。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所指出的，“只要认同我国实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然认同和肯定国有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一研究视角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指导地位，肯定了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结论。部分海外学者试图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来把握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PeterNolan)等人。在他们看来，早在汉武帝时期，中国已经形成了盐铁官营等带有国有企业性质的政策，这构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郑永年在总结中国长达两千年的经济史后指出:“常态的中国，国家不会允许所有的部门都私有化，一定会有选择地控制几个部门”，正是这一传统决定了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历史合理性。这一历史的视角十分重要，但它忽视了社会主义相对传统中国的革命性意义，对国有企业的现实问题的讨论也着墨不多。

当然，学术界也不乏中国国有企业制度的反对者。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的生存更多地依赖于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和特权，这种人为的市场垄断地位决定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仅如此，国有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行政化的任命方式使得管理人员缺少促进生产的激励，更严重的后果在于，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由此成为中国贫富差距的始作俑者。按照张维迎的判断，私有化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方向。这一观点完全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渗透着浓重的西方价值观———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国有企业，必然导致隔靴搔痒，难以触到问题的本质。事实上，西方私有化的现实表现并不像新自由主义理论所阐释的那般完美，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张维迎显然并没有对此进行严谨的实证追踪和经验研究，过于简化的“拿来主义”妨碍了他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与成就的分析。

本文是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一个尝试，借此认识国有企业真正的优势，增强全国人民对国有企业的制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考察调研时指出:“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这种自信除了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中国历史的模式特征，更为重要的是，来源于国有企业的现实表现，尤其是它们相对西方私有企业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层面，还体现在国有企业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促进效应，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正是因为这些优势的存在，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改革与发展的新阶段，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在中国的国家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全球经济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的时期，从比较的视角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比较研究，既是建设中国话语体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需要，更是繁荣政治经济学，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的要求。

二、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率层面的优势

中国国有企业在效率上并不输于西方的私有企业。根据热拉尔·罗兰在《私有化:成功与失败》一书中的观点，并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能通过私有化显着地提升其效率。部分承担重要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因为无法满足私人的逐利动机，很难找到合意的收购者。那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在私有化后，同样面临“委托—代理人”的监管困境，普通的中小股东很难对企业的大股东和高级管理者的行为进行监督。即使在那些效率得到提升的私有企业中，这种提升也并非全部源于技术创新和勤勉劳动，而是依赖于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以及不负责任的提价和裁员，英国电信、铁路、钢铁、燃气、水务等行业私有化后，不断提升产品的收费定价，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裁员，不少英国人因为交不起燃气费用而成为“寒号鸟”。因此，对私有企业的效率问题需要有一个全方位的分析，并非所有企业都能通过私有化提升其效率，部分企业的效率提升以民生为代价，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市场压力下的创新。

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一直以来是个引人争议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还在路上，部分省市直属的国有企业确实没有实现大规模的盈利，甚至需要政府的直接补贴。但其原因并不在于企业的低效率，而是因为政府不允许这类企业“以利润为中心”———这些企业一般运营着关系民生的行业领域，比如水、电、天然气等，它们所提供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对于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这些领域一旦实行私有化，就会压缩成本并提升价格，前者导致公共服务的质量下降，后者导致生活成本的上升，最终威胁到中国的基本民生。这种以民生为代价的私有化即使带来个体企业的效率提升，也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地方国有企业始终存在的重要依据。

至于中国的绝大部分中央企业，事实上已经通过改革显着地提升了效率。这种改革首先源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务院资产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并且通过与审计署、纪检监察部门的协作加强了监管的力度，充分履行了出资人的职责。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则来自多个方面，既包括他们的薪酬，又包括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未来的仕途———根据统计，国有企业是仅次于政府机关和高等院校的第三大省部级领导的来源地。因此，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已经形成足够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能够有效地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能够最大程度上发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够真正实现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从内部制度的激励作用来看，中国国有企业并不亚于西方的私人股份公司。

国有企业内部的制度改革与外部的市场竞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般认为，国有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占据强有力的市场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国有企业就能免于激烈的竞争。第一，政府会通过拆分、重组的方式将有可能形成恶性垄断的国有企业分为两到三家新的企业，以促使它们之间形成有效竞争，比如通信领域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油气领域的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等。第二，中国正在为非公有制经济开放越来越多的准入空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第三，中国国有企业还要面临着来自外部的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它们在中国的市场行为为国有企业带来了强大的压力。在中国本土市场上，中国国有企业就面临着以上三类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政府正在督促中国的国有企业走向世界市场，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成为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最佳证据。美国着名中国问题专家乔·史塔威尔(JoeStudwell)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提出“出口纪律”的概念，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向国有企业施加了对外出口的强大压力，将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这种指标容不得任何弄虚作假的余地，像东南亚国家某些企业凭借其国内垄断地位而止步不前的状况根本不会在中国发生。通过在全球市场上与西方跨国公司的较量，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不断增强，正在逐渐赢得相对西方跨国公司的比较优势，许多国有企业在生产规模、全员工效、科技创新、安全指标等技术指标方面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来自西方的世界500强企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先进管理水平走向世界，不断扩大全球市场的份额，不断赢得“高精尖”领域的国际大单。

因此，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已经不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以自身的改革和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同样可以实现高效率，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制度自信。国有企业早已不是“亏损”和“效率低下”的代名词。中国国有企业的高效率甚至赢得世界同行以及经济学家的广泛赞誉，曾与中国国有企业打过多年交道的拉扎德银行董事让·路易(Jean-LouisBeffa)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中国国资委领导下的电力、核电公司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企业之一，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卡斯滕·A.霍尔兹通过对财务统计数据的解读得出中国国有企业业绩良好的结论，并喊出“中国国有企业万岁”的口号。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之列，它们凭借自身的优良业绩证明了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成功的，无论在成本效率还是技术效率上中国国有企业都毫不逊色于私有企业。这种对效率的自信是本文继续讨论中国国有企业制度优势的前提。

三、国有企业在宏观经济层面的优势

国有企业的优势还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的层面。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西方国家之所以在近代以来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很大程度上在于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发展活力，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征服与掠夺，由此实现长达四百年之久的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末英美国家的私有化，在临时性地释放经济活力的同时，却严重伤害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选民都缺乏必要的远见，公共教育投入不足，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落后，服务业过度发展导致“空心化”，经济危机频现却应对乏力，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这一切意味着西方经济正在陷入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说的“长期停滞”之中，西方的衰落已经成为一种无可挽回的命运。以私有制和自由市场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被证明是失败的。

时代呼唤新的发展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展现出了巨大的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的判断，中国有可能在未来的15年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大经济体。国有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不仅体现在它本身的高效率上，还体现在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凭借其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掌握和控制，以及它们所提供的“正外部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有企业作为政府领导下的独立市场经济主体，既要关注企业的短期盈利，从而实现企业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又要关注社会的总体利益，从而有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与繁荣。国有企业所投资和支持的领域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实体经济领域的投入，尖端科技的研发工作，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以及对本国经济命脉的保护等，正是这些工作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证明了国有企业相对私有企业的优势，证明了社会主义相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第一，国有企业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承担者。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这些领域需要巨大的前期投资，工程建设的周期较长，利润回收的速度较慢，西方的私人企业显然不愿意大规模投资这些领域，这导致了西方公共基础设施的迅速退化，机场、铁路、公路、港口等曾经为西方的繁荣提供保障的产业部门已经开始衰落。相比之下，中国国有企业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始终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承担者，毛泽东时代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公路、水库等的建设，这是中国能够吸引外资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机场，通畅的高速公路网，覆盖全国范围的铁路，真正实现互联互通的信息网络，对于防洪和灌溉具有重要作用的三峡大坝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展开，中国国有企业还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联通中国与世界，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增长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国有企业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

第二，国有企业是推动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主体。私有企业在科技创新和进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这种角色并不是永恒的，由于大股东的分红和高级管理者的薪酬取决于企业的短期利润，使得企业缺乏在科技创新领域进行长期投资的意愿。在美国，所谓的“金融创新”已经压过了实体经济领域的科技创新，引发一大批知识精英的担忧。相比之下，中国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正在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在企业的创新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中国的“五年规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企业科技创新的日程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更有利于创新，企业在上缴国家财政后还保有足够的盈余用于长期投资和科技研发。目前中国已经在载人航天、绕月探测、载人深潜等前沿课题中，拥有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这很大程度上是国有企业的贡献，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国有企业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带动者。西方的生态治理已经陷入困境，私人企业要么将污染严重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要么通过政治游说来阻止国家在环境领域规制性立法———这种“逃避性”的方式显然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并最终影响到西方企业的全球形象和竞争力。相比之下，中国国有企业在生态环保领域正在承担更重要的责任。从逻辑上讲，国有企业缺少急功近利的动机，由于企业的生存周期很长且被赋予重要的政治责任，企业不愿意也不需要以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愿意在洁净技术方面做出更为积极主动的投资，这是一种着眼未来造福于子孙后代的长远战略。由于采用先进技术，严格执行有关节能降耗规定，我国几乎所有行业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单位产品成本和消耗都低于小型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在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带动作用得到英国学者斯图尔特·L.哈特的高度肯定，在他看来，中国国有企业正在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企业的典范。

第四，国有企业是维护经济秩序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在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下，华尔街的企业精英掌握了银行、证券、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他们出于贪婪的自私动机，不顾现实风险大肆进行房地产领域的投机生意，国家对这些垄断性的金融寡头监管乏力，由此导致美国的经济危机频发。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坚决抵制住了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要求金融自由化的压力，通过国有银行有效地控制住了本国的金融体系，并通过银监会、证监会等机构对银行证券业施加严格的监管。这种审慎的金融政策，既可以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带来融资，进而推动和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又可以避免金融领域的投机和泡沫，进而抑制系统性的经济风险。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国有企业更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抓手，“政府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仍然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这是中国相比西方国家在经济调控上更有效果的原因。国有企业对于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国有企业在社会公正层面的优势

中国国有企业的优势还体现在社会的公平正义层面。公平正义是每个社会的重要价值追求，但是自由资本主义对正义的讨论仅仅停留在口头层面，西方从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20世纪后期的私有化运动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它在表面上刺激了股票市场的发展，很多民众因为购得少量股票而欢欣雀跃，但这些小额股票很快被更有实力的资本家和企业财团所收购。大股东和管理者成为私有化的最大赢家，他们完全不顾及相应的社会责任，肆意的涨价与裁员严重伤害了本国民众的福利。全球化为私有企业转移生产部门提供了机会，进一步剥夺了本国工人的劳动机会。富人集团还通过政策游说等方式不断压低税收比例，严重恶化了国家公共财政，既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难以为继。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指出，私有化的三十年是西方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的三十年，这种差距在金融危机以来达到了顶峰。

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96年孜孜以求的根本目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收入差距，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中国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共享发展作为新时期的重要发展理念，根据有关数据统计，200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连续七年下降，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努力已经获得成效。有人认为国有企业的垄断是贫富分化的重要根源，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存在，中国才避免了收入差距的极端化扩大，并拥有了相对有效的制度手段来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国有企业在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国有企业成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制度保障。

第一，国有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抑制贫富分化的制度性保证。西方的私有化改革充斥着腐败和贿赂，少数群体从私有化中获得了更多的好处，他们独占了重要的经济资源，进而形成了一系列垄断暴利型的私人寡头集团，相比之下，绝大多数民众却成为私有化的牺牲者。私有化通过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实质上加剧了已有的贫富分化。在一些非洲国家，这种私有化的分配后果更为严重，那些与前殖民者有着紧密联系、拥有更多财富的种族获得了对石油、矿产资源的垄断权，其他的种族则愤而走上内战的不归路。在中国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一旦实行私有化只会形成更多的煤矿主、石油、电力大亨，它们凭借其资源的垄断地位攫取更多的利润，普通的民众难以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中获益。实际上掌握重要经济资源的国有企业才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而不是社会贫富分化的制度根源。试图通过私有化来缓解贫富差距，只是一种想当然的幻想，根本不符合现实的情况。

第二，国有企业相比私有企业在薪酬分配上有更为合理的安排。私有企业内部的薪酬分配有很大的独立性，大股东、董事、CEO等决定着企业的薪酬体系，他们从企业中攫取了更多的利润，而普通职工的收入极其有限。美国GAMCO投资公司创建人兼CEO马里奥·加贝利(MarioGabelli)在2013年的收入超过8500万美元，中国腾讯公司4名高管在2015年的薪酬总和超7个亿，相比之下，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普通雇员的收入仅仅高于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中国的国有企业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有着严格的规定，既要约束和限制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又要保障和改善普通职工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决不允许过高的收入差距的存在。这种薪酬安排确保了企业内部的相对公平，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国有企业改革赢得民众支持的重要原因。

第三，国有企业相比私有企业能够在社会就业上承担更多的责任。最大程度上追逐利润是私有企业的行为动机，其惯用的手段是提高产品定价和大规模裁员，英国钢铁业在私有化的初期就裁员将近10万，不仅如此，私有企业还将其生产部门无限制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导致了本国工业的空心化，带来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失去工作就意味着一无所有。中国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更好地平衡企业营利和社会责任的关系，通过在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领域进行更多的投资，国有企业不仅提供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改善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而且为社会就业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遇到经济危机时，中国的国有企业更愿意通过降低工资水准来渡过难关，而不是像西方私有企业那样大规模裁员。换言之，企业尽量通过内部努力来解决问题，而非将困难推向国家和社会。至于少数国有企业提供较高的福利，这主要是因为所属行业(比如地质勘探业)一般处于远离城市的边远地域，企业为员工提供基本的医疗、教育和社区保障是维系企业凝聚力的要求。

第四，国有企业相比私有企业能够在社会保障上作出更多的贡献。在国外很多国家，私有化导致垄断资本集团出现，这些私人资本家享受着奢侈淫靡的生活，却拒绝国家提高纳税比例的要求，国家因此失去再分配的有力手段，不得不依靠外债来维持既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但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显然是难以为继的———普通民众虽然可以通过选举机制强迫政客提供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某些好处(比如社会保障金)，但在大众教育、再就业培训、健康医疗等方面的福利正在日益减少。在中国，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随着它们的生产效率和利润水平的提升，企业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经由国家财政转移为社会保障支出，为普通民众提供了更好的教育、卫生和公共环境。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2020年国有企业将税后利润上缴政府公共财政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5%左右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改革的推进意味着国有企业在社会保障方面将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五、国有企业在国家治理层面的优势

中国国有企业的优势也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层面。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维持自身存在并承担其治理责任的能力，欧洲的民主国家是在历史上的专制主义传统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国家能力是欧洲国家在内部建立统一市场，在外部实施侵略征服的重要依赖。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私有化短时间内解决了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但最终却伤害了国家的治理能力。时至今日，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失去了对经济寡头集团的控制能力，在应对突发性危机时反应迟钝，甚至维护国家主权统一的能力也受到了削弱。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着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最近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坦承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已经面临“政治衰败”的危险。西方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已经呈现出严重退化的态势。

相比之下，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正在经历现代化的过程。中国不仅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统一，增强了对改革全局的掌控能力，化解了改革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和挑战，而且成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推动者。中国国家能力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联系在一起，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特点在于将党的领导与国企改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和改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政治优势，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保障。国有企业及其治理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第一，国有企业为中国政府的运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财政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着财政危机，通过出售国有企业临时性地解除了政府负担，但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当国有企业被出售完毕后，政府的财政问题会再次出现。目前多数欧元区国家赤字占GDP比重和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均超出3%和60%的欧盟法定上限，其中英国公共债务总额约为1.73万亿英镑，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9.3%。在当代中国，国家正在经历改革与增长的双重过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中国实现统一、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运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财政基础。在我国，占GDP30%的国有企业上缴国家的利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60%以上，国有大中型企业又占国有企业上缴利税的85%以上，正如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所说，国有企业是保障国家财政能力的重要基础。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存在与发展，中国政府才能获得稳定的财政支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能得到发展，被发展学家广泛赞誉的“强政府”的优势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第二，国有企业能够抑制自然垄断领域的权贵资本集团的出现。部分行业领域存在着自然垄断的特殊性，这些领域很容易通过“滚雪球”的效应形成庞大的垄断性的资本集团。在西方自由民主的体制下，这些“富可敌国”的资本集团能够轻易地将它们的经济实力转化成政治权力，进而成为影响和扭曲国家公共政策的政治寡头。在中国，国有企业控制着关键性的行业领域，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始终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中之重。这种体制的好处在于它避免了强势的“垄断寡头”集团的出现，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中国政府才能独立而公正地作出必要的决策，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人民的共同福祉。对此，美国着名左翼学者大卫·科兹(DavidM.Kotz)评价到，中国极富远见的国家战略之所以可能，很大程度上在于国有企业的制度性存在，使得社会中“不存在富裕的和有权势的精英阶层，而普通民众掌握着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国有企业不仅为国家的治理体系提供了财政保障，而且确保了中央政府对国家全局的掌控能力。

第三，国有企业成为中国政府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的重要抓手。随着科技进步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自然灾害、气候变暖、科技伦理、金融动荡、种族冲突等问题此起彼伏，以至于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认为21世纪意味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但是，私有化导致西方政府对电力、能源和交通等重要行业的调拨和支配权力严重弱化，面对暴雨，洪灾等突发性危机“失去了快速反应的能力”。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及其员工的领导形成了有效的动员与反应能力，国有企业在应对危机、险情、灾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2008年南方雪灾以及“5·12”汶川地震等突发性灾害的应对中，中国政府能够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紧急调拨大量的人力和资源，确保了这种调拨的效率。电力机构、通信公司、铁路运输等具有国有性质的行业在第一时间内响应党和人民的号召，奔赴抗险救灾的第一线，在抢险救灾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在风险社会中应对挑战的重要抓手和依靠力量。

第四，国有企业是中国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重要制度保证。在各种极端民族主义盛行的今天，国家的政治统一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苏格兰“脱英”独立运动曾以“这是我们的石油”作为群体动员的口号，其目的是将重要的经济资源剥离国家的控制进而实现民族独立。在部分非洲国家，私有化导致不同种族在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进而引发内战乃至国家分裂。相比之下，中国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管理或开发重要的经济资源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矿产、森林、草原等全部属于“资源性国有资产”，其中，国有矿产资源包括各种金属、非金属、燃料、地下水资源等，国家对矿产资源拥有所有权，地方政府无权单独处置矿产资源。一般情况下，国有企业在经过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之后，成为这些矿产资源的主要开采者。考虑到中国重要的油气矿产资源多分布在西北部少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代表国家对这些资源进行开采和使用，对于维护中国的政治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语

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最坚实的经济基础。多数国有企业已经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参与到全球市场的竞争中来，企业的活力和效率已经大幅提高。不仅如此，国有企业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保障社会公平实现人民富裕也功不可没，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更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研究不仅要从企业的生产效率本身来看，还要跳出效率的视角之外，看到国有企业在宏观经济、社会公平和国家治理层面的“正外部性”。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理解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才能真正增强国有企业的制度自信，才能切实坚持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

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正在迅速转化为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来源。随着中国的国有企业走向世界市场，它们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竞争能力、社会责任感等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切，越来越多的外国政要和学者呼吁学习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试图通过重振本国的国有经济部门，为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为普通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为国家能力提供财政上的保障。中国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者，成为世界各国学习和借鉴中国方案的重要着眼点。中国的国有企业制度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意义进一步彰显。

【察网（www.cwzg.cn）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