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经济学为何回避与置疑经济危机说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构成与发展

一、引言：从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回避与置疑引入

虽然经济危机(Economic Crisis)一词现在已为人熟知，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仍坚信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人性自私、财产私有和市场竞争基础上的最优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总会趋于均衡和最优，因而经济危机的出现也总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愿面对的现实。即使经济危机发生时，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者仍提问“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吗?”当不得不面临和回答这一问题时，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者会承认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但其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却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本身并不会产生危机，危机的出现可归结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之外的因素，如偶然的自然灾难、战争或政策失误等。而且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也翻译或称为经济周期)概念，将经济危机现象纳入商业周期的框架内讨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古典周期理论，如杰文斯的太阳黑子论、①[1]亨利·穆勒(HenryMoore)的气候周期论、[2]庇古的心理周期论 [3]等，都是用周期性的自然灾害、心理变化、政策波动等单一、非经济的外部因素，解释经济的周期性和经济周期危机阶段的发生。[4]但实际上，这些古典周期理论并没有很好地解释经济危机发生的周期性，尤其是无法解释为何几乎每隔一段相同时间就发生一次经济危机。[5] 此后，试图从资本主义经济内生因素探讨经济危机的理论应运而生，如非均衡周期理论和均衡周期理论。非均衡周期理论包括凯恩斯商业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周期理论，认为由于预防性心理预期、价格粘性、不完全信息等原因，市场会在短期经常处于供给与需求的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状态会导致经济波动乃至经济危机。而均衡周期理论涵盖货币主义周期理论、理性预期周期理论、实际周期理论等，认为工资价格具有灵活弹性且市场能够出清，而经济波动乃至经济危机则是政府干预的结果。[6]不过，也有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经济危机。他们认为所谓的经济危机不是“危机”，而是经济波动(Economic Fluctuation)，而且是一种正常的经济波动，周期性危机也不过是一种周期性经济波动。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只有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经济危机不过是经济波动的表现，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因此，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关于危机的理论，更准确地说是周期性的商业波动理论。”[7]按照此逻辑继续演绎，作为经济波动的经济危机被看成是经济运行的常态，成为不可消除和避免的现象。“人们可以修正经济波动，但不可能完全避免。如果你想要完全避免，事情就会变得更加糟糕。”[8]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不管是把经济危机归结为外生因素或内生因素的危机存在论，还是危机不存在论，都以不改变现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进行经济危机和周期的探讨，给出治理经济危机和周期的政策建议。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作为危机发生的根源没有改变，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就会内生地不可避免地发生，并自然而然地成为常态。此外，经济危机的根源也始终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争的焦点之一。正如有学者总结的：“一百多年来，危机和周期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学说之间进行原则性论战的对象。资产阶级思想家一向竭力掩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但按期发生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却是这个经济制度固有缺陷的最有力证据。”[9]事实上，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已逐渐形成完整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其中，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根源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内核理论，其在经典马克思经济学中已有详细论述。因此，本文主要对经济危机定义的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主要外围理论进行系统分析，最后提出包括枝节或节点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完整架构，以期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定义的重新界定与考察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提出商业周期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是同义语)，并以经济波动来掩盖经济危机。对于什么是商业周期，西方经济学文献最常采用的是1946年伯恩斯(Arthur F.Burns)和米歇尔(Wesley C.Mitchel1)所着《测量商业周期》中的定义：商业周期是一种“波动”，一个周期(Cycle)包括扩张(Expansions)、衰退(Recessions)、紧缩(Contractions)和复苏(Revivals)四个阶段。[10]伯恩斯和米歇尔的商业周期定义中并未包含“危机”字眼。正如瓦尔特·瓦内马赫尔指出的，“1929年至1933年的危机时期，危机已进入第二个年头，人们仍然拒绝使用危机这一字眼。人们尽其所能拖延时日，以回避令人不愉快的真理。”[11]《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也没有“经济危机”词条。那么什么是“经济危机”呢?按照国内《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现象”，“它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现象;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决定性阶段，既是前一周期的终结，又是后一周期的起点。”[12]《市场经济学大辞典》也有类似定义：“经济危机是经济周期的一个阶段。表现为商品大量积压卖不出去，生产急剧下降，很多企业倒闭，大批劳动者失业，信用关系破坏，一些银行和金融机构破产，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陷入混乱状态。”[13]这些界定都把经济危机视为经济周期的一个阶段，并用生产过剩现象描述经济危机。列宁也指出，“危机是什么?是生产过剩，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14]国内学者一般认为，“经济危机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15]‘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经济现象”。[16]而国外左翼经济学者多从经济和生产的不正常状态描述经济危机。如，潘尼奇(Leo Panitch)和金丁(Sam Gindin)认为，经济危机指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过程的中断;[17]安瓦尔·谢克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普遍紊乱的状态”。[18]上述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危机的界定都是定性和现象描述性的，缺乏定量的界定。但是否生产过剩或生产的不正常状态就是经济危机呢?答案是否定的。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过剩，但生产过剩并不一定带来经济危机或表现为经济危机。个别企业或个别部门的生产过剩，或者社会总体再生产过剩的程度很轻，并不会引发经济危机或表现为经济危机。就国内一般通用的经济危机定义看，经济危机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19][20]这一定义实际上并不精确，因为没有明确生产相对于“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 ‘一定价格水平的需求”“一定市场规模”“保存资本价值和增殖资本价值”或“一定利润”相对过剩到什么程度才算作经济危机。[21]因此，经济危机应是社会生产的严重相对过剩或普遍相对过剩的一种经济运行状态，或者说是经济处于连续负增长的一种经济运行状态。

然而，没有定量界定的经济危机概念容易被经济周期、经济波动中的“收缩”概念所掩饰，经济危机也就容易被误看成是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普遍现象。如，有学者认为，“经济周期是指经济活动的循环往复周期性的扩张和收缩的波动，它是超越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阶段而普遍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现象。”[22]当然，国内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也把经济危机作为经济周期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繁荣、危机、萧条和复苏”的周期性循环过程。[23]但事实上，经济波动周期(即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周期是两个不同概念。经济波动是非常宽泛的概念，既可以是宏观经济一直保持增长，但增长有快有慢的波动，也可以是经济正增长与负增长之间的波动，但这两种波动却有质的区别。从经济波动的波形看，经济波动周期中的波谷就是宏观经济运行的收缩阶段。如果收缩阶段出现严重相对过剩或普遍相对过剩，或者说出现连续负增长，实际上就出现了经济危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危机阶段。

如果经济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则一个经济体的全部经济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在一定时期内应是持续增加，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就是GDP一定时期(如一年)内应是逐渐增加的。如果说年度经济活动创造的增加值在一些年份增加得多、在一些年份增加得少，这时可看成是经济活动(或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出现波动。但如果一个经济体中经济活动创造的增加值总量突然下降，或者说经济活动的再生产大范围停止，就可认为出现了经济危机，表现在GDP上就是出现负增长。由此而言，宏观经济如果出现剧烈的经济波动，即经济活动下降至原有水平以下，就可认为出现经济危机。因此，如果从定量角度定义，经济危机就是一定时期宏观经济出现负增长，或者一定时期内GDP出现负增长。如果以年度经济活动是否下降到原有水平以下，即以GDP增长率为负数为标准，考察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次数，那么从1930年至今，美国共发生了11次经济危机(连续年份下降为1次)。具体为：第1次是1930-1933年，第2次是1938年，第3次是1945—1947年，第4次是1949年，第5次是1954年，第6次是1958年，第7次是1974—1975年，第8次是1980年，第9次是1982年，第10次是1991年，第11次是2008-2009年。(见表1)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六大外围理论

每当一段时期出现经济繁荣时，总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宣称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经济危机被克服了，而当经济危机到来时，他们又提出种种特殊原因加以解释。正如克拉克指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当然否认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所固有的，因为整个经济理论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上，即资本主义制度能够自动调节”，经济危机被解释为经济运行“偏离常态的意外结果”。[24]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都强调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和生产方式固有的、无法摆脱的特征。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克拉克提出：“一般认为马克思从未提出过系统的危机理论，这就让他的后继者们可以从零散而且前后不太一致的论断片断出发，随意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提出不同的解说。”[25]斯威齐也认为，马克思没有系统完整地论述过危机理论，“在三卷《资本论》和三卷《剩余价值学说史》中，自始至终，危机问题接连不断地一再出现。虽然如此，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没有一个地方对这个问题有过近乎完整的或者系统的论述。”[26]虽说马克思并没有通过专门的文章和章节论述经济危机，但其在《资本论》等着作中对经济危机进行了透彻分析，并创立了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这是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承认的。正如苏联经济学家门德尔逊指出的，“马克思不仅创立了出色地经受历史考验的严整而完整的危机理论，而且把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资产阶级危机观点批判得体无完肤。”[27]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史，因而“马克思经济学着作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在阐述危机理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理论也就是危机理论”。[28]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周期性经济危机发生原因的具体解释尚未取得共识，如社会生产无计划论、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利润率下降论、过度积累论等在不同时期成为经济危机具体解释的主流观点。事实上，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根源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内核理论，而包括社会生产的无计划论、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失调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论、固定资本的更新论和资本的过度积累论等在内的经济危机多重理论阐释，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包裹着内核的外围理论。这里简要梳理六个主要外围理论。

(一)社会生产的无计划论

既然经济危机一直被认为是生产过剩危机，那么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和盲目性就成为经济危机发生最基本的解释。恩格斯指出，“只要你们继续以目前这种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那么商业危机就会继续存在。”[29]恩格斯把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看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30]列宁在论述1901年的剧烈危机时，同样阐述了社会生产的盲目性会最终导致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销售而生产，是为市场生产商品。而管理生产的是单个的资本家，他们各干各的，谁也不能准确知道市场上究竟需要多少产品和需要哪些产品。他们盲目地进行生产，所关心的只是要超过对手。这样，产品的数量就可能不符合市场上的需要，这是很自然的。而当广大市场突然扩展到新的、未曾开拓过的、广阔的领域时，这种可能性就尤其大了。”[31]考茨基也提出，“震撼世界市场的现代的巨大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结果，而生产过剩又是商品生产必然联系的无计划的结果。”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规模的扩大，整个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和盲目性更为突出。“在商品生产的初期，市场的规模还不大，对市场还容易观察。”但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生产企业的增加、交通运输的便利化，导致“确定商品的需求和现存数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32]

(二)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失调论

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失调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初解释经济危机发生原因的主流理论。杜冈用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图式说明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比例之间的关系，认为只要两大比例保持恰当关系，供求就会保持平衡，“只要生产比例适当，一切商品需求都必定与供给相等。”[33]消费需求的减少可由投资的增加来弥补，而投资增加可带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需求，从而带动生活资料需求的增加。杜冈以此否定消费不足是危机的原因，而强调比例失调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希法亭延续了比例失调论，不认同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对经济危机的解释，认为“‘商品生产过剩的说法’和‘消费不足’的说法一样，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严格地说，人民只能在生理学的意义上谈消费不足。而这种说法在经济学中没有意义，在经济学中只能说社会消费的少于它所生产的。如果生产完全以正常的比例进行，那我们便想象不出消费不足怎样才能发生。”[34]但希法亭并不像杜冈一样完全排除消费对危机的影响，承认“狭小的消费基础仅仅是危机的一个一般条件”，同时认为“危机根本不能由‘消费不足’的论断加以说明。危机的周期性尤其不能由此加以说明，因为周期性根本不能由某种经常的现象来说明。”[35]希法亭强调，既然周期性的危机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那只能从“特色的资本主义性质”中做出解释。危机虽然表现为流通过程出现阻碍，但必须从商品流通的特殊的资本主义性质上找原因，即商品必须被作为商品资本来生产并作为商品资本来实现。[36]因此，希法亭对危机的分析同杜冈一样，引入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认为不同部门之间、部门内部比例关系的破坏可以导致危机，并把技术构成变化、信用关系、价格变化、利润率变化和垄断等因素引入比例失调论的分析之中。[37]考茨基对比例失调论则有着从批判到认同的转变。他在1914年9月发表的《帝国主义》的小册子中，强调保持两大部类适当比例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必要性，进而把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划分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两大部门。工业部门在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生产规律支配下迅速扩张，而农业发展滞后。这样危机就呈现工业生产过剩和农产品生产不足同时出现的情况。他以此解释帝国主义产生的必然性，指出对外扩张既是为增多原材料供应，又是为输出资本主义强国的产品。这一思想近似于卢森堡和鲍威尔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外部非资本主义世界的支撑。[38]当然，也有观点认为，社会生产的比例失调论并不排斥消费不足论，消费不足本身就是生产和消费的比例失调。如，恩格斯指出：“由于工业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增加生产力比扩展市场要迅速得多，于是便产生周期性的危机;在危机期间，由于生产资料和产品的过剩，经济机体中的流通便突然停止;在多余的产品没有找到新出路以前，工业和商业几乎完全陷于停顿。”[39]对于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失调，恩格斯认为是由于“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40]卢森堡和布哈林也提出，“整个社会生产的比例失调，不仅包括生产部门之间的失调，而且包括生产和个人消费之间的失调。”[41]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部门之间协调总是动态的，比例失调也是一种常态。[42]

(三)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论

消费不足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解释经济危机的重要理论之一。②考茨基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生产现在和将来都是为了人的消费进行的生产”，“危机恰恰是由于资本家的出发点一再与社会的基本规律相矛盾而发生。”③卢森堡同样利用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但不同于杜冈认为的比例关系协调后资本主义就可顺利扩大再生产，而是认为“为了保证积累事实上前进和生产事实上能够扩大，需要另外一个条件，即对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必须也在增长”。[43]随后，以1942年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为开端，1957年吉尔曼的《利润率下降》、1966年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1973年佩洛的《不稳定的经济》等着作被认为发展了经济危机的消费不足论，成为二战后经济危机发生的主流解释。阿特韦尔概括道：“这些人既不是合作者，也不是一个流派的成员;他们在自己的着作中也从未提及对方，而且他们的政治立场大相径庭。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着作表现了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初消费不足论在美国危机理论界几乎牢不可破的主流地位。”[44]斯威齐认为，即使消费品产量增长率与生产资料增长率的比值保持不变，但由于资本家为追求更大的剩余价值，总是在利润中拿出尽可能多的部分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进行积累，从而导致积累在剩余价值中的比重提高。同时，技术进步导致相同不变资本所推动的可变资本增加，不变资本在积累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虽然资本家消费和工人消费的总量在增加，但消费在剩余价值中的比例却在递减。这样，消费的增长总是赶不上消费品生产的增长，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停滞。斯威齐的消费不足论没有超越前人的理论框架，但他成功开创了讨论危机问题的另一种范式，即把早期危机理论讨论资本主义崩溃问题转向讨论资本主义的长期萧条问题。[45]因为生产过剩表现为两种形式，当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时，经济表现为生产过剩、价格下降和经济危机;当生产能力长期得不到充分利用时，则表现为经济长期停滞。之后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提出经济剩余概念并用以解释经济停滞。由于实际经济剩余和潜在经济剩余都不断增加，但垄断资本主义却不能提供吸收日益增长的经济剩余的机制，“既然不能吸收的剩余就不会被生产出来，所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状态就是停滞。”[46]消费不足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分配制度失衡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劳动收入的份额相对于资本收入必然出现下降趋势，消费不足也表现为一种常态。[47]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也都指出过，消费不足论尚不足以彻底解释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有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48]恩格斯认为，“群众的消费不足，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造成危机。因此，群众的消费不足，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群众的消费不足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49]虽然斯威齐被认为是消费不足论的代表人物，但斯威齐本人也认为，“把危机的‘比例失调’原因同‘消费不足’原因对立起来的做法是不正确的”，“现在明摆着的是，消费不足正是比例失调的一种特殊情况——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同消费品生产能力的增长比例失调。”[50]

(四)利润率下降趋势论

消费不足理论虽在二战后成为经济危机的主流解释，并成功解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停滞现象，但却无法解释1970年后经济危机中物价没有下降反而上涨的事实。因为按照消费不足理论，生产过剩引起商品滞销和危机，危机中物价暴跌应是普遍现象。因此，消费不足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理论都无法解释滞胀问题。于是，利润率下降趋势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讨论的热点。应该看到，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在杜冈、希法亭、卢森堡等着作中都有论及，但都没有把它用来解释经济危机。早在1910年，俄罗斯数学家查洛索夫就认为利润率下降是构成资本积累的最大限制，但他不认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原因，而是认为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提高了工资，从而人为压低利润率导致了普遍危机。[51]但查洛索夫提出的作为最早的利润挤压理论观点，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52]利润率下降趋势导致危机，但对于利润率为什么会下降，主要归结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工资对利润的挤压两方面原因。④1929年格罗斯曼出版的《积累的规律与资本主义的崩溃》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观点的代表作。格罗斯曼采用鲍威尔《资本积累》中的再生产图式，论证如果可变资本与劳动人口同时以5%的速度增长，剩余价值率以100%保持不变，那么剩余价值总量也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假定不变资本以每年10% 的速度增长，再生产按照这样的比率保持不变，年复一年进行，则在第21年留给资本家的消费剩余价值开始减少，而在第35年供资本家消费的剩余价值几乎没有了，此后可用的剩余价值量已不足以保证扩大了的资本的实现，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就将出现崩溃和危机。[53]虽然格罗斯曼的资本主义崩溃论被认为是“机械崩溃论”，但通过保罗·麦蒂克的宣传以及大卫· 耶菲和马里奥·科高的继承，为通过利润率下降来解释经济危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正如安瓦尔·谢克指出的，格罗斯曼是最早打破消费不足论和比例失调论来讨论危机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利润率下降规律在危机理论中的中心地位。[54]利润率挤压论的代表作是1972年格林和萨克利夫合着的在伦敦出版的《英国资本主义、工人和利润挤压》，该书同年又以《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为书名在纽约出版。[55]他们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利润不足导致的投资不足和流通中断，而利润率与工资呈反向变动关系。英国有组织的工会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谈判力，导致工资的提高超过了生产率的提高。而由于国际竞争，资本家又不可能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实现提高了的工资成本的转嫁，结果导致公司的利润被“挤压”。利润率下降导致投资下降，进而导致生产率以更加缓慢的速度提高，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对此观点，耶菲提出批评，认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样多产品所包含的价值却下降，或者说生产出同样多的价值必须生产出更多数量的商品，这就意味着资本必须不断增加不变资本投资;而不变资本投资的增加也同样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雇佣工人数量相对更少;而劳动是利润的唯一来源，不变资本投人的增加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56][57]此外，莱博维茨也被认为是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支持者，其理论逻辑是：“假定资本具有自我扩展的性质，危机则表现为对资本增殖起阻挠作用的一种内在的抑制”，“对资本的限制，且不论其性质，必然表现为资本自我扩展率的下降，即利润率的下降。”[58]对于利润率的变动趋势，曼德尔则是多因素论的代表，认为“事实上，任何一种单一因素的假设，作为一种动力的总额，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观念相对立的”，“这一生产方式的所有基本变量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和周期地起到自主变量的作用。”曼德尔认为利润率的变化主要是六个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即总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分配比例、剩余价值率、积累率、资本周转率和两大部类之间交换关系。[59]

(五)固定资本的更新论

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和比例失调、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利润率下降都从不同侧面解释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但对于为什么经济危机几乎每隔一段相同时间就发生一次的问题，固定资本的更新论成为最有力的理论解释。一般认为，作为机器设备的固定资本投资和更新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物质要素和条件。但固定资本投入是一次性的，而回收或价值补偿是多次性的，即它的价值通过不断的再生产循环，逐渐消耗并转移到新产品中，并通过产品销售实现回收和补偿。以危机为起点，资本家为尽快摆脱困境、获得更多利润，除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外，还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固定资本投资推动了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发展，进而影响并扩大消费资料市场，带动消费资料部门生产的发展。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就由萧条转入复苏和高涨阶段。进入高涨阶段后，“一方面固定资本的物质要素生产得越来越多，而固定资本的更新却是少量的、零星的，这就发生了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生产的迅速扩大，又重新超过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造成生产与消费的严重脱节，社会再生产比例失调”，[60]最终导致危机的再一次爆发。于是，“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时间成为经济周期的计量单位。”[61]有学者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固定资本更新的时间并不一致，固定资本更新不能成为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对此类观点进行过反驳：“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生产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62]当然，由此也可看出，马克思只是认为固定资本更新是解释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因素之一。而克拉克认为，以固定资本更新周期解释危机周期性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固定资本更新周期本身取决于危机的周期性。[63]

(六)资本的过度积累论

对经济危机具体原因研究的趋向之一是综合成因论，资本的过度积累论便是一种尝试。[64]资本家为追求更多利润和剩余价值，需要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和投资、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就会出现资本积累过剩和产品生产过剩。“资本的生产过剩，——不是个别商品的生产过剩，虽然资本的生产过剩总是包含着商品的生产过剩，——仅仅是资本的积累过剩。”[65]同时，生产率的提高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不断替代导致劳动力使用量相对减少，进而劳动者收入和消费能力降低，又出现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这样，资本积累规模增加产生的生产能力增加，与资本积累导致的人们收入份额相对缩小和消费能力缩减产生矛盾，必然导致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66]埃里克·欧林·赖特1999年在其《马克思主义积累和危机理论的新视角》⑤一文中，试图以资本积累过程的演变涵盖不同的危机理论。赖特认为，资本主义积累是一个历史过程：首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积累也面临不同的起支配作用的障碍因素;其次，资本主义生产为了继续进行，必须突破这些障碍因素;再次，突破这些障碍因素，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又产生新的起支配作用的障碍因素;最后，上一阶段破除障碍因素、促使资本主义积累进行下去的解决方案，在本阶段不再有效，还会成为本阶段资本积累的障碍因素。赖特把资本主义分成六个转轨阶段：从简单商品再生产到扩大商品再生产的转轨阶段(早期的原始积累阶段)、从原始积累到工厂生产的转轨阶段、从工厂生产到机器大工业的转轨阶段、垄断资本兴起阶段、高级垄断资本阶段和国家导向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中，在工厂生产到机器大工业的转轨阶段，资本有机构成迅速提高，虽然剩余价值率增加，但利润率仍趋于下降。垄断资本兴起阶段是从19世纪过渡到20世纪后，资本越来越趋于积聚和集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趋于缓慢，到20世纪的最初25年资本有机构成趋于稳定，但剥削率继续上升，这就导致剩余价值实现问题和消费不足问题出现。在高级垄断资本阶段，垄断资本开始国家化和国际化，国家应对剩余价值实现和消费不足问题的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失效，非生产领域支出和成本增长导致长期滞胀，国家需要从对有效需求的凯恩斯主义干预转向对生产过程本身的管理。[67]克拉克也认为，危机趋势内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形式之中，一旦资本主义不能克服积累的障碍，危机趋势就变成现实的危机。[68]

四、结语：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内核、外围与节点

对经济危机具体原因的不同理论阐述，反映了“马克思究竟有没有一个完整的经济危机理论，还是有几个不同的经济危机理论”的争论。克拉克认为，阐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面临三个困难：第一，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第二，如何确定马克思理论中不同成分的重要性;第三，马克思几乎所有关于危机的讨论都深植于其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中。[69]杨健生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演化史认为，“没有一个由马克思本人做出的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整表述;现有的文献中马克思本人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各种表述，理论上具有向不同方向阐发的可能性;现有的关于马克思本人经济危机理论的各种表述存在争议。寻求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最正宗的表述，理论上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70]但应看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经济危机具体原因的不同理论阐释，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认识。虽然“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问题的论述具有理论上的多元性，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观点，也是这种多元中某一方面的阐述、放大，甚至是极端化”，[71]但不同理论阐释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而这些被揭示的矛盾又都是资本主义本身内生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这一基本矛盾的显现。正如杜冈指出的，“长期以来，经济学界之所以不能解决危机问题，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只是从社会经济的某一个别领域——生产、交换或分配领域中去寻找危机的原因。实际上，危机是在社会经济各现象总体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不能把危机只局限于社会经济的某一个别的领域。”[72]从危机理论的综合趋势也能看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各种问题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共生关系，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的特定历史时期，一些矛盾和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本身就应是一个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体系。

从理论体系的视角看，资本主义内生的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或经济的私有产权制度是经济危机(包含金融危机)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根源，所以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根源论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内核位置。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个体企业生产虽然有计划和组织性，但从整个社会生产或市场看，国民经济整体和宏观经济却处于无计划和无秩序的盲目状态，产业结构、部门结构、供需结构、虚实结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等处于失衡状态成为常态。如果这种失衡状态超过一定限度，造成普遍生产过剩进而导致普遍生产停滞，就会出现经济危机。这是社会生产的无计划论和比例失调论的必然逻辑。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的供需失衡问题不在于需求大于供给，因为社会扩大再生产就可解决需求大于供给问题，还会因此促进宏观经济的良性发展。问题恰恰在于供需失衡的另一面，即供给大于需求并超过一定限度。从供给侧看，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受到需求的限制而无法进行;从需求侧看，通常并不是一般居民合理的实际需求小于供给，而是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严重小于供给，导致社会生产与消费循环的普遍停滞和中断，从而出现经济危机。这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论的理论逻辑。观察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并不是说美国居民实际不需要那么多住房，而是美国房地产商提供的住房超过了有支付能力的住房需求，虽然先期通过次级贷款即把贷款贷给还房贷能力较弱的人以解决住房供需矛盾，但最终还是因为这些次级贷款人无法还贷而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并诱发了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同样，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资本生产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满足需求，而是实现资本的最大增殖。但资本增殖总是受到市场上竞争对手、上下游产业结构不协同、劳动者生存工资、劳动者有效需求等限制，所以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通过直接降低产品价格，或通过采用新技术并进行固定资产投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以降低单位产品价格、扩大市场规模;或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或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来压低劳动者收入等，以此获取竞争优势。其结果一方面，表现为利润率下降趋势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最终还是受到有效需求的限制而难以为继。当社会资本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积累超过一定限度，社会资本普遍不再进行投资和生产，就会出现经济危机。这是资本利润率下降趋势论和资本的过度积累论的理论逻辑。每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因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的各种矛盾得到强制性解决，经济结构和供需重新恢复平衡，伴随新一轮固定资本投资，经济得以复苏，又开始新一轮的资本主义矛盾的积累，直至下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这是固定资本的更新论的理论逻辑。

可见，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根源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内核理论，社会生产的无计划论、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失调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论、固定资本的更新论和资本的过度积累论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包裹着内核的外围理论，它们不仅与内核理论之间紧密联系，需要以内核理论为基础来阐释，而且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联系、相互阐释，与内核理论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主体架构。至于资本家的贪婪、政府的监管不力、虚拟金融的过度发展、信贷消费过度、经济金融风险低估、市场信息不对称等经济危机的诱因，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枝节或节点，⑥并与内核和外围理论一起构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

注：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目“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

注释：

① 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等人认为太阳黑子的运动会影响气候，从而带来农业丰欠收成的变化，并以之解释经济周期。

②当然，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马尔萨斯、霍布森也同样都看到了经济危机中存在的消费不足问题。(参见：宋承先《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批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6页)

③参见考茨基的《危机理论》，转引自赵洪的《国外(资本论)研究》，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④对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斯威齐曾提出批评：“不能笼统地推测，说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相对地大于剩余价值率的变化，以致前者将支配利润率的动向。相反，似乎我们应该把这两个变数看作是大体上同等重要的东西。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表述方式是没有很大的说服力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说，曾经有人想证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要伴随以利润率的提高，这种打算同样也是难以置信的。”(参见：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2页)

⑤该文是赖特1978年所着《阶级、危机和国家》第113—124页的缩写版(Class，Crisis and the State，London：Verso，1978)。

⑥在电信网络中，一个节点(英语：node，拉丁语：nodus)是一个连接点，表示一个再分发点(redistribution point)或一个通信端点(一些终端设备)。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节点表示不同危机理论的交织点，以及外围危机理论与内核危机理论的连接点，且基于此点可以延伸出更多外围经济危机理论或更外层的经济危机理论。如，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看，信贷消费过度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为解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即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问题，而过度发展消费信贷即透支未来收入以满足当前消费而产生的。这虽然暂时解决或延缓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但从长期看，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反而因为消费信贷的过度发展，导致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延伸至金融领域，并在更大范围内积累。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并诱发经济危机。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的消费信贷过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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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中保，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首席教授。察网(www.cwzg.cn)摘自《经济纵横》2018年第3期。原标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体系的构成与发展》】